“未来诗学”：李章斌｜走出先锋及其他——诗论五则

“未来诗学”：李章斌｜走出先锋及其他——诗论五则精华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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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先锋

对我而言，诗歌来源于人的种种困境，或者更绝对地说，来源于人的失败。因此，诗的学问就是“教自由人如何失败”。

如何把诗歌写得“接地气”一点，甚至“油腻”一点？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中国当代诗歌受到八、九十年代先锋诗潮的影响，尤其是所谓“语言本体论”的影响，不停地在对语言进行“净化”，也在对何者能够入诗何者不能入诗进行窄化——当然这有其必要性——这也导致当代诗歌写作普遍地“先锋化”，甚至过于“先锋化”。年轻一代诗人也纷纷效仿这种看起来很先锋、前卫但是往往空无一物的语言风格，而生活中那些丰富的、驳杂的、不那么纯净的语言与意象却很少在当代诗中出现，很多诗人似乎一开始就不具备触动当下生活的能力，而在一些词语与意象的空转游戏中打转，经常会过于抽离地进行形而上的或者“元诗”式的表达，以至于诗歌中很少有能够触动人乃至触疼人的力量，而一些玄学表达也经常因为缺乏诗人“存在地参与”（蒂利希语）而变得毫无意义。对于我近五年的写作而言，很多作品实际上做的是重新潜入生活的努力。因为，当代诗的普遍“先锋化”已经到了让“先锋”失去意义的时候了。是时候考虑一种“生活转向”或者“伦理转向”的可能。当然，这里说的并不是以前“第三代诗人”提的“回到日常生活”，因为生活的鸡零狗碎本身并不值得吹嘘，更不必在其中自我陶醉，需要的是沉入到生活的深处与痛处，真正地“成为他人”。

直率地说，我不认同那种自居为疯子、先知、旁观者、批判者或者语言的守护人之类的“诗人人设”，实际上，大部分诗人什么也没“预言”出来（“预言者”对于诗歌而言只能作为一个隐喻而存在），有的诗人的装疯卖傻更像是一种欺骗或者掩盖自己弱点的兴奋剂，而到了利益攸关的时刻，有的人又成了彻彻底底的机会主义者或者变节者。在很多动不动把“词语”“语言”“歌”直接写进诗歌里宣扬自己的技术自觉的文本（即所谓“元诗”）中，其中的语言才能一点也不高明，甚至谈不上敏锐。在当代，诗人似乎有点过于强调自身的“诗人身份”了，这本身也没什么错，但是，一旦沉迷于此，就会导致写作中自我的持续膨胀，而逐渐丧失对他人、他物的理解力。写作者为什么不能仅仅将自己当作一个手艺人（和装修工人一样）？或者说，一个简单的“社会人”（社畜）？在这种时候，我倒很喜欢米沃什那句诗，就是不要忘记自己身上住着的那只丑陋的癞蛤蟆，这样或许会少一些放肆和自我张扬，多一些宽容和谦卑。毕竟，“你远在人类之中”（布罗茨基）。

“关系”意义上的语言革新与自我呈现

在2023年6月在青岛举行的一次会议上，我曾较为激烈地批评九十年代以来的诗歌写作和诗学理论过度集中于语言的发明与自我的呈现上，造成一种过度“技术流”的倾向和自我中心的写作方向。[1]需要说明的是，这不是反对在诗歌中呈现自我，或者反对对语言进行革新。实际上，任何诗歌写作都少不了这两个因素（包括我本人的写作），而是说，过去三十年的诗歌写作与诗学主张其实是窄化了自我呈现的领域与语言革新的手段，因而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了“自我设限”，或者说，落入自设的圈套之中。九十年代以来的诗歌的很多写法，经常把焦点集中在“方法”上，甚至把这当作诗歌写作的目的本身。从好的方面说，这是一种技术自觉和对诗歌的基本门槛的尊重。但是，它的问题在于过于强调“技术”而忽视了“内力”。打个比方来说，九十年代诗歌中的很多“名作”，颇有反复尝试“方便面的13种吃法”的意味，虽然各种吃法确实互有区别，但吃来吃去还是方便面，而忘了我们其实还可以吃佛跳墙。“技术”对于入门的写作者而言很有必要，那是他/她认识“诗”这门艺术为何物的基本路径，但是，用一个武侠比喻来说，到了高手之间贴身肉搏的时候，“招数”就变得不那么重要，因为你懂的招数他都懂，区别在于用与不用、如何使用而已，这时真正重要的反而是内力与心气了。很多当代诗人似乎不太明白（或者不太尊重）这个道理，沉迷于某种技术的反复操演，制造了大量的自我重复的文本，而这些文本大都以“语言的发明”的名义大行其道。

虽然，从浪漫主义的某些主张以后，诗人就被冠以语言的发明者或者守护者之类的称号，诗人们也乐于被称作语言的革新者，海德格尔等哲学家又进一步加重了诗人这种身份定位。但是，请回到一点基本的常识，语言从来不是某个天赋异禀的天才蹲家里臆想出来的产物，它从来都是社会的产物，交流的工具。近代诗人或许太执迷于“诗人是世界的立法者”这类浪漫主义的神话了，往往有意无意地把自己认定为语言之神的代言人，而忘了语言之神——如果祂存在的话——隐现于所有人之中。这绝不是说诗人要向公众语言靠齐，而是要充分尊重语言的公共性、“他性”，并与之充分地对话。诗人自然要革新语言，但这种革新是对语言所包含之“关系”的革新，而不是简单地造些新词、新句，在个人的想象力的圈子里自娱自乐。对自我的表现也是如此，近三十年来的写作者太执迷于“诗人”这重身份了，而忘了其实这只是“人”的多种身份之一种罢了。其他身份呢？比如说，作为一个父亲、儿子，作为一个打工人、公务员、小生意人、小区业主或者租客，或者作为一个“凤凰男”、“拜金女”，难道这些身份就没有诗意发生的可能吗？这些身份的带入，往往意味着公共脉络与“他人维度”的重新入场，当然，诗歌并非是简单地“反映”这些脉络与维度，而是超越并革新后者，不过，这都必须建立在充分尊重它们且与其进行深入对话的基础上。

当代诗歌的语言与伦理

在前两年的文章里我曾屡次谈到当代诗歌的语言与伦理，这里再补充几句，也消除一些误解。这里所谓的“语言与伦理”，并不是要给诗人的写作加上一套道德律条的紧箍咒，不是指如何让诗人遵纪守法，惩恶扬善，做一个“好人”；而更多指向“语言中的伦理”。我想提的主张卑之无甚高论，无非是在说一条常识，即语言的发生与创造并不是一个仅仅与自身相关的孤立的“定点”，而是一项涉及到自我与他人、他物之关系的“动势”[2]——这里的“关系”更多是认知意义上的，而非“人际关系”“搞关系”意义上的“关系”——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人”与“他物”的存在，便是语言更新的开始；而他人与他物，都是深不可测而动向未知的，需要持续的探索才能略知一二。讨论这个问题主要是源于对先锋诗歌中的过度膨胀的“自我中心主义”的观察与反思。当然，这并不是在生硬地划分“有伦理”的写作和“无伦理”的写作，在现实中不存在这种截然的对立。哪怕最“自我中心主义”的写作，也无一例外地处于前述的“关系”和“动势”当中，只是写作者往往处其“动”而不自觉，误以为是凝固的“定点”，因而也就容易自设牢笼，刻舟求剑。简言之，语言往往是“伦理中的语言”，借用列维纳斯的话并偷换几个字来说：真正意义上的语言是能够容忍“他（人）”或“它（物）”从它面前通过的语言。

“歪打正着”与“一顿瞎打”

当代诗人有不少信赖一套带有“通灵学”味道的理念，即诗人的言说往往是“颠三倒四”“似是而非”的，这样才能“歪打正着”，揭示既有文化系统内在的矛盾，因为人类的生存本来就是浑浊、尴尬的，一本正经去说反而不好。这些说法看似是有道理的，歪打正着当然是有可能的，这为九十年代以来的诗歌中大量涌现的跳跃性、含糊、悖论、似是而非的言说方式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撑，而且在某些情况下确实是一种很妙的诗歌境界。但是这类“歪打正着”的说法不能当作普适性的“定理”来看，它们实际上也给大量的“瞎打”“乱打”制造了方便法门，而且在“瞎打”“乱打”时还自我指认自己“打着了”——自立合法性。在我看来，“歪打正着”其实是小概率事件，偶尔的“正着”其实更多是长期磨练与深思熟虑的结果，就像庖丁解牛一样，“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的境界是长期观察与练习的结果，再逐渐以“神”会之，而不是上来就凭着天赋与“想象力”一顿瞎操作就能实现的。这里想说的是，“歪打正着”也罢，“颠三倒四”也罢，它的前提是大量的“正打”与“正观”，不是上来就给自己确立一套“歪打”之术，拒绝“正打”。否则结果往往是一顿瞎打，啥也打不着。当代诗人对体系性知识与严肃态度的拒绝，有时还带有一点“反智主义”的倾向，这又与一种对词语的游戏态度结合在一起，其结果是，对“唯一一词”的寻求变成了对“任意一词”的信赖，还为此冠上了“缪斯”的名义。在我们看来，这实际上也取消了写作的合法性。对“唯一一词”的寻求不仅包含着技艺的磨练和汰选，而且还需要与“事理”的认知结合起来，“歪打”即便有时是必要的，那也是因为它比“正打”更真实、更直接，而非它自身就具有什么必要性。　

“讽刺诗”与精神“势能”

从文学本身的标准来看，曼德尔施塔姆那些政治讽刺诗看起来并不高明，甚至有点“低级趣味”，很多当代诗人、读者或许很难明白他为什么要写这些不太高明却给自己带来大麻烦的诗。其实，这些诗歌作品恰好是他身上的“诗性”与“人性”对外部世界的合理的反应，就像穆旦在五十年代写的《九十九家争鸣记》也是其“诗性”与“人性”对历史的合理反应一样。说到“人性”，这似乎已经是被当代诗人遗忘的一个概念，在很多人那里，技艺是第一义的，至于“人性”如何对外部世界做出反应，这并不重要，其理由是，不能用政治态度、立场来评判一个人的作品。这个理由当然是成立的，不过，我们也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曼德尔施塔姆做出很多行动自身的逻辑。对于历史之恶，当然可以保持沉默，不去做出直接“反应”（这是聪明的，也是舒适的），但是这意味着我们需要有意忽略某些东西，还需要对自身的“人性”乃至写作做出适当的扭曲——有时甚至也能因此写出好诗——但这也就意味着他丧失了一个提升自身的精神“势能”的机会，丧失了自我磨练的机会，写作也变得过度“舒适”。当然，磨练有很多形式，并非政治的、历史的受炼才叫磨练。但是话又说回来，有某个磨练明摆在那里，我们却故意选择回避，然后还告诉自己“它很低级”或者“它不存在”，这在心理学上可以叫做“代偿行为”，为了克服这重心理缺失，往往需要付出更多的精神“内耗”，于是乎，代价往往是写作“直接性”的丧失与“势能”的弱化，换言之，即“气短”。当然，这里绝非在声称政治的受难是成为伟大的诗人的必要条件，远非如此。政治迫害带来的，更多是纯粹的苦难，而非杰作。这里只是在试着去理解，在某种残酷的历史语境下，少数诗人是如何不放过每一个机会来实现自我升华的，即，他们为什么会对外部的历史做出如此“笨拙”的反应，因为一个具有强大的精神势能的诗人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摆在面前的挑战。

注：

[1] 发言内容请见：http://www.52hrtt.com/ar/n/w/info/F1689838807958

[2]“定点”“动势”二词借用自骆一禾的诗论《美神》，见《骆一禾诗全编》，张玞编，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839页。

李章斌，学者，诗人，现任教于南京某大学，著有学术专著《在语言之内航行：论新诗韵律及其他》《“九叶”诗人的诗学策略与历史关联（1937-1949）》《走出语言自造的神话：中国新诗论集》等、诗集《像石头一样工作》等，并在海内外以中英文发表论文七十余篇。曾获唐弢青年文学研究奖、台湾第三届思源人文社会科学博士论文奖首奖、亚太华文文学评论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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