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又上学了！”

我在淄博师范的“工农兵中专生”

学习生活

文 竹

一九七三年，全国大中专招生由“推荐选拔”改为“推荐选拔和文化课考试相结合”。我被村里推荐为选拔对象。公社教育组召开的座谈会上，要求被推荐者发言。我用三十二开纸写了一页发言稿，读后得到负责人王老师的大加赞扬。我写东西一向简明扼要、主题突出。我那篇发言稿没像别人那样对在农村务农或当民办教师的情况作繁冗的描写，我主要是感谢党、国家和人民给了这次机会，并表态：如果被录取，将好好学习，努力提高为人民服务的本领；如果落选，一定不气馁，继续干好本职工作。

考点设在淄博四中。后来我在淄博四中工作，我教的重点班的教室，就是我当年的考场。

开卷考试。作文题是《记一次批判会》。怎样开头？时间不等人，干脆来一句：“七月十六日，刘瓦联中批判会开始了。赵校长大步流星走上主席台……”

在报志愿上，我祖父主张报医校，比如淄博卫校。他多年来一直有个愿望，让子孙中有人学医。我也很愿意学医，医生这个职业，于己于人都有好处。但因我是民办教师出身，为稳妥起见，我只好第一志愿报了师范类，第二志愿才报了医学类。那时学校盲目上马，“淄博师范”升格为“淄博师专”，我被“淄博师专”录取。几年后“淄博师专”又下马还原为“淄博师范”，搬到了地处淄川的“淄博十八中”校址。我们的毕业证直至八年后的一九八三年才补发，落款盖章是“淄博师范”，中专。

1983年补发的毕业证书

我们刘瓦联中的老师们凑了钱，委托女教师们和我赶了一趟博山，一是为我买一件礼物，二是照一张女教师的合影。女教师们为我挑选了一个精致的小提包。

为了答谢老师们，我买了一包袱苹果，拿到学校办公室，请老师们吃苹果。我班的学生非要我的照片，我照了一寸的照片，每个学生给他们一张。漂亮的王艳玲小同学送给我一块漂亮的手绢。

当年送给学生留念的照片

我村一位初中比我高一级的男同学接替了我教的三年级二班。我向这位新教师介绍了班里的情况，把班里还剩的七张稿纸转交给他。学校的一本小词典我上交给赵校长，赵校长没有收，让我拿去用。

我背着行李，走出生活了二十二年的故乡刘瓦庄。到淄博市政府所在地张店求学。“淄博师专”校址在当时下了马的“山东工程学院”。我被分在了“文史一班”。

听人说：我们文史一班全班化学只得了一分。我毫无自知之明地想：这一分说不定是我得的！我虽没学过一天化学，但开卷考试，我翻着借来的陌生的化学课本，抄上了不少答案，而且自感正确率很高。我思维敏捷，阅读、书写速度快。年近半百时，我曾代同事参加业务考试。开卷考试的那一次，同事说：“开卷我也考不了！一是我找不着答案，二是我一次只能看几个字，写字又慢。你一次能看一句。”我心里说：“我一次岂止是看一句，我一次能看一段。”

后来听说张铁生和我们是同龄、同级、同年的考生，他被批判为“白卷英雄”。对此我很不平。我们这一级刚上完初中二年级就在文革中辍学了。我们不是智商低！我们不是笨蛋！化学、外语我们一天都没有学，连课本都没有见过。张铁生能在试卷上写篇文章，很不简单。我就没有想到，想到了也不敢写。

我酷爱语文，不喜欢数学。但我想从文史班调到数学班。比我高一级的老乡秀芳和素霞陪我去找班主任韩昇祥老师。韩老师问我调班的原因，我不会撒谎，有啥说啥：“我喜欢语文，语文又完全可以自学，数学自学就难了。我想调到数学班学数学，再自学语文，这样我就拥有两门学科的知识。”这当然不能成为调班的理由，班主任韩老师没有同意。回来的路上，两位陪我去调班的同学批评我“实话实说”，如果我说“我语文水平太差，又不喜欢语文”，调班也许能成。

我们班从数学班调来一个文人才子，姓刘名上恭。他文科很棒，字也漂亮，他调到文史班真是如鱼得水，他学文科，真是“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毕业后他先在淄博五中任高中语文教师，后调到淄博市电视台，做记者，做编辑。他文采飞扬，妙笔生花，是电视台的笔杆子。我曾请他为我那所谓搞“摇滚”的犬子录过相，他下班后开车匆匆赶来，她漂亮的夫人跟车来做助手。我这呆子竟然不知道问问人家吃晚饭了没有，在录相前不知道请人家吃个饭，在录完后也不知道请人家吃个饭。

我的班没调成也好，如果我学了数学，将比较吃力：一则我不爱好数学，二则我逻辑思维远远比不上形象思维。不像我弟弟，文科理科都很拔尖。

我们班的生源构成是：绝大部分来自山东生产建设兵团，另有几个插队知青，几个农村复员军人，两个工人，一个生产队长，两个代理老师，两个民办教师。来自兵团的女生一律是黄军装、齐肩小辫，我那别两枚最简易的黑色发卡的齐耳短发和一身灰色“的确良”衣服自然是有点“山”。

我们女生宿舍是一个大教室，一打头的通铺。同学们都是经历过集体生活见过世面的，我这农村出身的人在言语行动上自然是有点“懦”。在挑选床铺上我心身都慢，最后就在剩下的靠门的一张床上放下了行李。

我们入学后的第一篇作文题目是：《当我接到录取通知书的时候》。在公社召开的教师会的休息期间，教育组领导牛老师向我走来，通知我被淄博师专录取的消息，我心情之激动的情景还记忆犹新。所以，我写这篇作文毫不费力，如实写作而已。入学第二周，作文讲评课上，韩昇祥老师读了我的作文。第二篇作文题目是：《运动会一角》。我写的是跳高场地，描写了我们班郑笑兰同学的跳高风采。其中有一句当时很时髦的政治语言：“随着跳杆的不断升高，笑兰的思想觉悟也在不断提高。”第二次作文讲评课上，韩老师说本来不想再读我的作文，但还是读了我的作文。后来我的作文《山村教师》也得到过市里检查教学工作的领导的好评。

因为我是民办教师出身，老师让我在班上讲课。我这个人是在陌生人面前不怯场，在熟人面前怯场。面对着全班同学，我面红耳赤地讲了一堂课，题目是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

那年代的语文教材无非是些政治文章，古文则是法家著作，比如韩非子的《五蠹》。那时把荀子归为法家。记忆深刻的是马拱正老师讲的荀子的《天论》。风度翩翩颇具文人气质的马老师走上讲台，在黑板上板书题目——天论。只这两个字，就使我们佩服的五体投地。据说马老师的父亲书法极好，是青岛有名的“一支笔”，马老师是“青出于蓝”了。我和好友小耿常常在黑板上学写马老师的字。“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马老师用青岛口音翻译讲解的这些名句，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马老师提问我朗读古文，我句中停顿正确，古文读得流畅，得到了表扬。

那是批林批孔的年代，学习抓得不紧，女生大都用铁针钩背心之类，男生则热衷于在树下的地上寻觅蝉窝。我这笨手笨脚的人，竟然也钩了一个背心一个网兜。

两个文史班要开批孔会，韩老师安排我发言。我写了发言稿《孔子是全民教育家吗》，韩老师把题目改成《全民教育家，还是奴隶主的代言人》。晚自习时间，在校园的树下，同学们围成一个大圆圈。我上台发言。尽管批判会发言应该是声色俱厉，但我没有那个气魄，尽管我努力发声，但我想我的声音肯定是软弱无力的。我下台后，同学小耿笑曰：“你发言时有一只蚊子在你头上盘旋，我真想上去把它打死。”

作文也要“批孔”。老师布置写“批孔”的作文。很多同学写故事，描写孔子周游列国的狼狈相。有的对孔子进行肖像描写，写他长着一个葫芦头……我不善于写这种作文，也很反感这种作文。我于是从杂志上找了一篇文章，原文抄在了作文本上。马拱正老师在批语上委婉又严厉地批评了我：“你的作文一向是很优秀的。但此文却不是你自己写的。参考是可以的，但不能全文抄袭。望三思之！”我对马老师的批评丝毫没有意见，反而因得到了马老师的墨宝而庆幸。我把马老师的批语剪下来，贴在课桌上，对那些漂亮的行楷字欣赏了又欣赏，摹仿了又摹仿。

那时国家供给师范生的伙食费是每月十二元五角。我们分小组吃饭，每个小组一个篮子盛馒头，一个菜盆打菜，一只小桶打稀饭。对于来自兵团的知青来说，饭菜不过是小菜一碟，但我们来自农村的学生，对伙食则很满意。清明节每人一个鸡蛋，配之以两个窝头，虽然此顿饭没有馒头，但能吃到鸡蛋，还是不错的。我和小耿常常到学校北边的道庄小店买萝卜干咸菜，毛头纸做包装，一次买两毛钱的，又咸又辣，好吃极了，我俩边走边吃，辣得“嘶嘶啦啦”。

毕业前，我们到农村学校实习。我们几个同学分到四宝山公社隽山中学。两个男生住在一位姓隽的男教师家里，我们几个女生住在王大娘家里，吃饭在村里的知青点上。隽老师经常邀我们到他家吃饭，隽大娘变着花样给我们做饭，包水饺，炒虾酱。实习结束时，为答谢隽大娘，我们给她买了袜子、绑腿带子。

隽山中学建在村外，很安静。我以为学校就不应该在闹市中。学校的张校长写得一手好字，周、于两位语文老师课讲得也好。张校长在听过我的课后，非说我是老高中生。我一再说明我上到初二就文革回家务农了，他最终仍不相信。上课期间，会有一位棉袄上没有钉扣子、棉袄外扎着“麦约子”（用麦秸拧的绳子）的老汉突然从教室后门走进教室，趾高气扬地在教室后面的空地和课桌的空间走来走去。这是一位在旧社会苦大仇深的老贫农，“贫下中农管理学校”，文革时期的产物。

晚饭后，我们要到村里的广播室广播报纸上的政治文章，我的广播水平也得到了贫下中农的夸奖。那时的样板戏中的主人公大都是女人——柯湘、江水英、方海珍、阿庆嫂，俗语有云：“女人当家，必定‘大差’（大差：有大的差错。差：方言读轻声）！”全村开批判会，安排我发言。我紧紧配合形势，写了歌颂女人当家的《“女人当家，必定大差”吗》的批判稿，坐在批判台上宣读。

多少年后我才明白：男女是宇宙中两种截然相反的动物，在宇宙中的角色截然不同。天和地、阴和阳、乾和坤、亚当和夏娃，是不能互换的。女人的角色应该是相夫教子（当然这要有个前提：“夫”能养家糊口）。女人当家，不符合宇宙规律。在读了法国卢梭的《爱弥尔》后，我更加坚持我的观点。

那是个不允许读好书的年代。班里有人传说我读《红楼梦》，我听了这小道消息有点害怕。班主任朱秀德老师对我们说：“你们读就是！我给你们撑腰！”其实我并没读《红楼梦》，是我们班从小就爱读书读了很多好书的才女鸣鸾在读。每天晚上，当我睡了一觉醒来后，发现鸣鸾仍趴在被窝里，枕头上摊开着《红楼梦》，她读得如醉如痴。在那个时代，她读经典读精品，让我佩服。

颇为好笑的是，我这唯唯诺诺除了学文化其他事情都习惯于往后退的人，竟然写了入党申请书。但我并不想入党，甚至怕被批准入党：一则我是个太认真的人，认为党员应该对自己高标准严要求，自己如果做得不够，会压力很大；二则我内向，党员要常常开会，开会要发言，我怯场。我写入党申请书的目的是掩盖我的“五分加绵羊”。那时批判“五分加绵羊”，我正是一只文化课成绩不错但没有魄力的“绵羊”。分配工作时，我的入党申请书被转到了淄博四中。语文教研组的司继庆老师找我谈话，他评价我在女教师中工作干得很好，说单位又缺少女党员，他要做我的入党介绍人。我以思想觉悟还不够高为由，委婉谢绝了司老师。

1975年毕业时在淄博师范上学的磁村公社籍老乡送别作者

一九七五年毕业前夕，我们文史一班的同学中传说学校要让我和文史二班的一位李姓女生留校当老师。我这呆子听了这消息，丝毫不高兴，反而忧心忡忡，心想：中专生教中专，教不了怎么办？！我们的上一级有两个同学留校，中专生教中专生；后来学校升格为大专，再后来升格为大本，留校的学生不断进修，使学历达了标，一路教下来，成了大学本科教师。

我们这一届三百六十名毕业生，据说有三十六名参加了市属分配。这三十六人分配到市属高中，有一半是任团委书记，另一半是任高中教师。我属于后者。那时的人压根想不到走门子，绝对服从国家分配。

毕业前，我和我的家人们都以为能分回老家磁村公社驻地的学校就很好，连区属中学淄博十中都没有觊觎过。没想到一介工农兵中专生，竟然分到了区委驻地的市属中学淄博四中。工作后听同事们说，淄博四中语文教研组有位业务水平很棒担任教研组长的顾修俊老师，几次要调回老家，四中都不放。这一年，四中领导到市教育局要人，与教育局交涉：必须把文史班最优秀的毕业生分给我们学校，我们才放顾老师走。

一九九六年，我们文史一班聚会，同学们轮流给老师们敬酒。我端起马拱正老师的酒杯，说：“马老师：咱们班最迂腐最无能的同学给您敬酒了！”马老师接过酒杯，说：“‘迂腐’嘛，有点；‘无能’，不对！你教学教得很好！是一名优秀的高中语文教师！”一九九八年教师节前夕，我写过一篇《难忘恩师》，发表在《淄博日报》上。里面有这么一段——

前年，我们文史一班聚会。二十多年后的老同学见面，我们围坐成一个大圆圈，逐个介绍自己的工作和家庭，大家的最后一句话几乎都是“家庭幸福”。最后，我们请老师们讲话，马拱正老师说：“同学们都说‘家庭幸福’，我看不见得都幸福，同学们有什么烦恼和不愉快，要经常找老师和同学交谈交谈，不要憋在心里！”马老师语重心长的话语使我禁不住热泪盈眶，此刻，我感到的是一位长者、一位老父亲对他的孩子们的体察、关切之情。

2019年3月于静虚庵

【作者简介】

      文竹， 原名孙奉玲，女，淄川人。中学从教三十余载，学文教文作文化文，俨然“文痴”。其书斋始名“苦竹斋”，后名“静虚庵”，自号“静虚庵主人”。退休十余年，犹笔耕不辍，坚持以诗意情怀来对抗琐碎庸俗的现实生活。其文笔清新自然，情感真挚细腻，意境雅致悠远，体现了她世界、对生命的思考，以及对真、善、美的向往与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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