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公社小社员：

一个读书人不及格的务农生涯

文  竹

我是公社小社员：

一个读书人不及格的务农生涯

我自幼体弱，很像林黛玉，成为家长们的一块心病。四五岁的时候，我听到奶奶和母亲说，等我长大后想办法让我干缝纫铺，砸衣裳，这活轻快。我上学后学习成绩很好，长辈们的愿望是，让我多念点书，将来找个轻快工作。可是，我们这一级学生，只上到初中二年级，就在史无前例又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中辍学了。

我的长辈们都是老实人，不善于交往；加之我的家庭出身是“中农”里的“上中农”（“中农”又分“上中下”三等，“上中农”接近“富农”，“下中农”接近“贫农”，“贫下中农”一词即源于此。那时最好的出身是“贫农”“雇农”，有所谓“金牌的贫雇农”之说）。所以，尽管我的初中二年级的学历在当时的农村就算是文化人了，但是，我在村里不独当不上“赤脚医生”（乡村未纳入国家编制的非正式医生，形象地指那些光着脚丫下田种地的半农半医的农民），也当不上“民办教师”（乡村未纳入国家编制的与农民一样挣工分的非正式教师），连个“记工员”（生产小队负责每天给社员记录劳动时间的人员）也当不上。一九六九年和一九七零年，我务农两年。

每天早晨，我自惭形秽地走到我们第七生产小队的集合点“庙上”，拘谨地站在一路横队的排尾，举起“红宝书”《毛主席语录》，和社员们一起“早请示”：“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敬祝林副统帅身体永远健康！”然后等待队长派活。有一次，全部社员都被安排了活儿，只有我一个人没有活干，我踽踽地低垂着头回家。

那时农村生产队的劳动强度仅次于大寨和生产建设兵团。男劳力的日最高工分是十二分，女劳力的日最高工分是七分五。我和最高工分的女劳力是同龄人，但我的工分和比我小好几岁的小姑娘一样高——四分。我对此很满足，毫无意见。因为即便是这样，我干起活来还是力不从心、捉襟见肘。我下坡回到家，不是汗包露水，就是蔫头耷拉，往床上一趄，不思饮食。我父亲在供销社工作，我们家没有劳动力。母亲对我这一天挣四分工的半个劳动力精心伺候。

●大寨田

寒冬腊月，全村的社员在南河大会战，整修大寨田。母亲早早起来，做粘粥、做菜，烧煎饼。吃过早饭，我头上包上那块方围巾，扛上锨，跟在社员们最后面。大寨田里搭着帐篷，插着红旗，挂着标语，喇叭里广播着战天斗地的口号，响彻云霄。男女劳力两人一伙，男劳力用镢刨土，女劳力用锨除土。没有人愿意和我一伙，我走到一个男劳力跟前，人家扛起镢来转移了；我再走到另一个男劳力跟前，人家也扛起镢来转移了。最后是我打游击，这里除一锨，那里除一锨。社员们的午饭是自带的煎饼或窝头，就的是咸菜。有一个老汉一手拿着窝头啃，一手拿一个咸辣椒吃。我带的煎饼里有一丁点儿豆腐干。

●种地瓜

从“龙潜沟”的水洼里灌上两桶水，从接近九十度的大堰坡的羊肠小道上往地里挑。从地瓜脊和地瓜沟里迈腿，前面一只水桶磕膝盖，后面一只水桶碰脚后跟。大家互相替换着挑水，但因为我们家的水桶又大又皮沉，没有人愿意替换我。常言道：“人巧还不如那家具妙。”说来也怪，爷爷是种地的老把式，但我们家的农具很不好使：系筐结实但皮沉，镢、锨和锄头也不如别人家的轻便锋利。大概是因为家人没有把我当成一个劳动力，爷爷则多是干技术活：扬场上垛、扶耧撒种、赶集换挂面、干饲养员、干代销处，所以他对于农具不太重视。

●剜谷苗

我学文化课能举一反三、触类旁通，务农却呆头呆脑、笨拙无比。剜谷苗，一个同伴热情教我，先“间苗”（间，读四声。按照一定株距留下幼苗，其余的拔掉，谓之“间苗”），再用小锄从两边扒些土把谷苗培住。队长检查时，我的垅里有拔断的谷苗根被埋在土里。人家没告诉我若有谷苗被拔断了要把根挖出来以防它再生长，我就不知道把拔断的谷苗根挖出来。

●锄麦子

比我小五岁的大妹妹比我锄得快。她锄到地头后，就赶忙转身走到我的麦垅头上，向着我的方向往回锄迎我。

●割麦子

社员们在我们七小队最长的一块地“南洼”的北头一字儿摆开，队长一伸镰刀，只听得“刷刷刷刷”的声音，瞬间就割到了地的南头。地中间只站着我那一垅孤零零的麦子和孤零零的我。我想象着在地头稍作喘息的全体社员的眼光都射向我，我恨不得找个地洞钻进去。为了自我解嘲，我装作镰刀的镰头与镰把松动，走到堰边的石头旁作出楔镰的动作。好心的小伙伴玉芳教我：“割麦子要‘上搭镰’，不能和割草似的‘下搭镰’。”我按照“上搭镰”一试，果然很顺手，割得快多了。

●拉麦茬

现在的人聪明，早已淘汰了“拉麦茬”这项农活了，麦子收割后，用“镢”把麦茬“刨”出来，很省力。我们那时是用“锄”把麦茬“拉”出来：把锄头往前面（大约半米左右）一搭，锄头进入土里，然后平直着往后面拉，麦茬就被“拉”出来。那些棒劳力拉起麦茬来，动作是很优美的。队长检查时，我的垅里常常有麦茬没有被全部拉出来，这叫留下了“脊梁骨”。

●出粪

两人一伙，到各家各户出粪。人下到猪圈的“下栏”里，把“下栏”里湿漉漉的粪往“上栏”的大箩筐里除。抬着一大箩筐粪从猪圈里拐弯抹角往外走，我两手扶着扁担，东倒西歪。

●拉车子

给男劳力拉车子，没有人愿意和我一伙，最后是我和也没有人愿意和他一伙的五十多岁的王爷爷一伙。在场院里晒干砸细了的粪，要堆成一个大堆，形成一座粪山。粪山高到一定程度时，往最高处推，粪堆上的车子压出的羊肠小路就十分陡峭了。一车粪推到粪山半腰，任凭王爷爷怎么用力推，任凭我怎么用力拉，车子纹丝不动。社员们在一旁议论：“你看这两个人！！”众目睽睽之下，我无地自容。终于队长宣布歇着时，我这外行说：“赶快装满车子，歇着了——”队长说：“你说得好，装满车子，叫一车粪压着轱轮？”

●抬豆棵

从南河抬刚割下的一大捆豆棵。我是右撇子，我的伙伴玉芳是左撇子。扁担斜在我们俩的右肩左肩上，很不得劲。半路上大雨倾盆，我俩在雨中步履蹒跚、东倒西歪。路滑，摔倒了，挣扎着爬起来，浑身是泥。我想象着：那些走得快的早抬到了场院了，甚至已经到家吃上热饭了。

●打夜工

晚饭后，队长吹哨子，打夜工。从“包袱地”往场院里扛棒槌（玉米）秸，男劳力扛三个，女劳力扛两个。我不好意思扛一个，也扛两个。扛到半路，实在扛不动了，我就扔掉一个，打算扛第二趟时把扔掉的那个扛到场院去。没想到扛了一趟队长就宣布歇活。第二天队长说：“夜来后晌知不道是谁，把一个棒槌秸撂到道边上。扛不动就少扛个，乱撂！”

●场院

麦收秋收安排到场院里干活的社员，一般都是劳动技能强的人，或是人们所说的“有头有脸”的人。可是，有一次队长竟然派我到场院里干活。我进场院后毕恭毕敬地对那位老贫农场长说：“老爷爷，队长叫我来场院里干。”那位老爷爷瞪了我一眼，说：“叫你来干啥？一脚踩（踩：我们方言读“chai”）不煞个蚁蛘（蚂蚁）！”

●赶小驴

我赶过小驴。一九九五年十月，我写过一篇《赶小驴》，发表在《淄博晚报》上，全文如下——

看了《淄博晚报》“人生脚印”的征文，突然就想起了赶小驴。

我初中未上完就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辍学务了农。那时，大队隔三差五往小队派任务——出几个男劳力推“礁宝石”。这就相应地需要赶小驴“迎车子”的，于是我们小队就有几个半大孩子成为“迎车子”的专门人才，而当其中之一请假时，队长则往往派我去补缺。

我是个胆小如鼠的人，在驴子面前胆战心惊。小伙伴们很照顾我（说是小伙伴，其实并非同龄人，她们才十四五岁，而我则已年方二九了。这皆是因了我的弱不禁风，所以被划入此一等级中，我的同龄人早已是挣女劳力的最高工分——七分五了，而我与小伙伴们才挣四分），总是把最老实最能干的大灰驴让给我，并帮我给毛驴往嘴里带拉锁什么的。用牛时就把脾气最好的老黄腱让给我。

牵着牛上王村迎车子，来回五六十里。有一次回来的路上大雨不停，浑身上下淋得湿透湿透。

从昆仑迎车子往回走，那位最老实最能干的大灰驴在宋家坊和许家庄之间的那个长长的下坡路上撒欢，撂开蹄子就跑。我拽不住缰绳，只好松了手；推车的王爷爷也攥不住车把，只好松了手。驴子拉着东倒西歪的车子跑出去二三十米才慢慢停下，车上的煤撒了一路。我想这下一定会遭到王爷爷的批评了，但没有。

一次，驴子“架了腿”（套驴子的两条绳子应该在驴腿的外侧，如果绳子进到了驴腿的内侧，就叫“架了腿”），我从驴的腿“后面”往外拿绳子，推车的张老爷爷呵斥道：“你从后头拿绳子，你待叫它Juan 煞(Juan :踢的意思）你啊！！”我这学过《黔之驴》的人，竟然忘了驴子的本领就是“踢”——“蹄之”。后来我观察小伙伴们对“架了腿”的处理方法：从驴腿“前面”握住绳子，用绳子轻轻碰驴腿几下，嘴里同时说着：”抬！抬！抬！……”驴子能听懂人话，就抬起腿，人就趁机把绳子拿出来。

有个小伙伴名长杰，按照老乡亲我叫他爷爷。他举手投足很像《小兵张嘎》中的张嘎。他爱说爱唱，风趣幽默，心地特别善良。当他发现我要让驴往左走时就拼命挣缰绳，要让驴往右走时就拿肩膀用力扛驴头时，就对我说：“想叫它住下你就喊‘吁——’，想叫它上左走你就喊‘移——’，想叫它上右走你就喊‘WAO——’，这叫‘左移右WAO’。你又挣又扛，你哪能扛得过它？”他的耐心讲解使我非常感动。

在去迎车子的路上，小伙伴们总是骑驴的。他们看我步行那四五十里路实在可怜，就一再鼓励我骑驴，可我说啥也不敢骑。终于有一回，我斗胆被小伙伴们七手八脚地抬上驴。我瑟缩在驴背上，战战兢兢地跟在小伙伴们的驴后面。这毛驴本是公认的老实驴，可是因为我比它还老实，所以没走几步，它就驮着我径直进了玉米地，远处地里干活的“坡子村”的人便大声吆喝：“哎——那驴啃了棒槌了——”小伙伴们听了哈哈大笑，而我则“骑驴难下”了。我只好以颤抖的声音喊道：“快点——快点把俺弄下去！”小伙伴们一个个翻身下驴，哈哈大笑着把我从驴背上抬下来。自此，我再也不敢骑驴，不管路途多么遥远，我都是安步当车，与驴同行。

那段日子，我不独赶过小驴，还干过机房（织布房）、粉坊（做粉条粉皮），甚至走村串巷叫卖过粉皮粉条。过去常常就觉得“往事不堪回首”，现在倒觉得往事很值得回味了。一次，教研组的朱老师开玩笑说：“你赶小驴的那段时间可不算工龄啊！”同事们听了哈哈大笑。我的承受困难的能力的不断提高，也许正是得益于那段当时颇以为苦的经历。人生短暂，贪婪地咀嚼生活吧，哪怕是苦，因为，经历是一笔财富。

●织布房

我们生产小队织“再生布”，我摇着纺车打“芦芙”。芦芙也就是一种线穗子，体积小，半个胡萝卜大，织布时放到梭子里。“络玥子”（摇着纺车把线缠在木质的玥子上）我不太会，总不能像别人络得那样饱满好看。“牵机”我也干不太好，两个人并列扳一个缠线的大轮子，我用力赶不上另一个人大，常常使线缠不好。

●粉坊

我被小队安排到大队的粉坊（做粉条粉皮的作坊）去，这在农村无疑是一项好活。亲戚中一位很会说话的老太太对我母亲说：“这外甥闺女好歹有了好工作了！”粉坊的院子有一棵香椿芽树，树冠由八枝组成伞状。俗语有云：“人无十足，树无九枝。”对于“人无十足”，我所见多矣；“树无九枝”，今始见。

粉坊里最没有技术性的活是看着毛驴拉磨。拉磨前，毛驴被用“捂眼罩”捂了眼，只能机械地逆时针转圈。拉完磨，毛驴的“捂眼罩”被摘下来，毛驴才得以重见天日。粉碎成丁的生地瓜，从磨眼里下去，磨成的“糊子”从两片磨轱轮之间淌到磨盘里，再从磨盘里淌到磨嘴下面的水桶里。这“糊子”用很大的包袱包起来，挂起来，“糊子”里的液体就从包袱下面渗漏。等到液体渗漏完了，“糊子”就形成了固体。把包袱扯下来，一个十斤左右的“粉坨子”就出品了。把“粉坨子”搬到院子里晒，晒干后砸碎，“淀粉”就出品了。用淀粉做粉条粉皮。

做粉条，那简直是在创造艺术品啊！“打芡”，左手攥着三根同样粗细的木棒，三根木棒要并列，不能呈三角形。把大盆里开水浇了的淀粉用木棒挑起来老高，在空中形成瀑布状。然后是再往大盆里加淀粉，“和面”。我们初学者没有技术，只能“揣面”。妇女们围着直径一米左右的大盆，逆时针转圈，步调一致，双手交替地揣面，那简直是优美的舞蹈。后来学了《中国文学史》，知道文学艺术起源于劳动，忆起当年揣面的场景，回味无穷。揣面完毕，只留一两个初学者原地不动地捣着盆里的面，其他人各就各位。“打瓢”者爬上锅台，坐在小板凳上，左手握住吊在顶棚上的一个底上满是小孔的铁瓢。“递面”者从盆里揪一块大约半斤重的面，两手心朝上不断地团弄，团弄，团弄到朝上的一面非常光滑时，手一翻，一下子放到铁瓢里。“打瓢”者用右手的拳头虚空着打瓢里的面，一条条的粉条就从满是小孔的铁瓢里落在大铁锅里。“拨粉”者用两根比《红楼梦》里刘姥姥夹鸽子蛋的筷子还要长的高粱葶子，把煮熟的粉条从锅里拨拉到大盆的凉水里。“逛粉”者像逛毛线一样把粉条逛成大圆圈，把一根半米长的细竿子穿进圈子，放到旁边的架子上。”运粉“者用力揉搓粉条，使粘在一起的粉条散开来。最后，把粉条抬到场院里去晒。我们几个初学者常常央求老手们让我们打点瓢、逛点粉。我“打瓢”拳头用力过大，致使粉条下落得不通畅。我“逛”的粉条很短，不太合格。后来，我们小队也开了粉坊，我几乎成了骨干，受到了小队长的表扬。

粉皮无疑也是艺术品。做粉皮技术性不太高，我一看就会了。两个人一伙，一个“轮粉皮”，一个“扒粉皮”。一口大锅里的开水上面放一个铜锣似的器皿，舀一勺“糊子”在器皿里，转上几下，一张粉皮就在器皿底上形成了。往器皿里灌点开水，待粉皮熟了，把器皿放到大盆的凉水里浸一下，然后把粉皮扒下来，放在高粱杆做的箔杖上晒。

有时，我们要两个人一伙推着车子到四外八庄吆三喝四地换粉条和粉皮，记忆中是三斤半地瓜干换一斤粉条或粉皮。我和玉玲一伙。上康家坞村时，大街上遇到比我矮一级的初中同学翠香，人家早已经是受人尊敬的赤脚医生，穿戴一新，背着药箱子，叫人羡慕，令我自卑。换完粉条粉皮，我们推着重量是粉条粉皮的三点五倍的地瓜干，到村外的堰边坐下，就着一丁点豆腐干，吃上两个干煎饼，喝点军用水壶里的水。我车技很差，一次车子推到三台庄桥上，我越是让车子靠中间点，车子越是靠边上，车辘轱距离桥边只有一寸，差一点点就掉到河里。在大百锡村，姥娘叫我们到家里吃饭，并且把我们剩余的粉条全部换下，省却了我们的时间和脚步。我内向，不好意思吆喝，多是玉玲吆喝。她嫌我不吆喝，我只好学着她吆喝：“换干粉了——”她听了就哈哈大笑。我再学她另一种吆喝：“来换干粉！”她仍旧是哈哈大笑。弄得我吆喝也不是，不吆喝也不是。我想，我的声音在别人听来一定是赖声赖气像赖猫喵呜。玉玲的声音洪亮有力，后来她进了村里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在革命样板戏《沙家浜》里扮演沙奶奶，演得很好。

●全体社员大会

大队晚上在学校的院子里召开政治方面的全体社员大会，八个小队的社员每个小队排成一路纵队，坐在小板凳上。有个女社员上台发言，紧张得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最后是笑着跑下了台。另一个女社员发言说：“我要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特别是四卷。”她把“卷”字念成三声。我坐在七小队的队伍里，为台上人的紧张而紧张。

●娱乐

务农两年多，干活时我基本上是沉默寡言，休息时我则是离群索居。后来我的性格稍有改变。生产队开会，队长叫我唱样板戏，我唱了一段《红灯记》中李奶奶的《学你爹心红眼亮志如钢》，得到了表扬。在三台山上种花生，女社员们让我教她们唱歌，我教她们唱：“毛主席的书我最爱读，千遍那个万遍吆下功夫。深刻的道理我细心领会，只觉得心眼里头热乎乎……“我自编动作，给几个青年女社员排练关于大寨的舞蹈：“一道清河水，一座虎头山，大寨那个就在那山下边。七沟八梁一面坡……”。“俺学那大寨的铁姑娘（郭凤莲），毛泽东思想牢记在心坎上……”我给本家的三婶和四婶排练节目，剧名忘了，大意是两亲家见面，她们每人挎一个竹篮，从戏台的两边上场：“……满山的好庄稼望呀望不到边……今天俺去把亲家看……”

●转机

我的体弱务农一直是家里的一块心病。后来，我们小队加工煤矿上用的一种小垫子，我家里买了缝纫机，我一早一晚做几个交到队里换工分。再后来，在磁村干供销社的父亲想问问供销社领导，让我上理发店干临时工，学理发。我爷爷奶奶非常支持父亲这个打算。此举尚未实施，我的命运来了个转机。

2018年10月于静虚庵

【作者简介】

      文竹， 原名孙奉玲，女，淄川人。中学从教三十余载，学文教文作文化文，俨然“文痴”。其书斋始名“苦竹斋”，后名“静虚庵”，自号“静虚庵主人”。退休十余年，犹笔耕不辍，坚持以诗意情怀来对抗琐碎庸俗的现实生活。其文笔清新自然，情感真挚细腻，意境雅致悠远，体现了她世界、对生命的思考，以及对真、善、美的向往与追求。

投稿热线：13325115197（微信同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