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革命生涯”：

一个懵懂少女激情燃烧的岁月

文  竹

我的“革命生涯”：

一个懵懂少女激情燃烧的岁月

在同学中，我年龄小，胆子更小，只会学习，不懂别的。对于“文革”中的淄博十中，我懵懵懂懂，一知半解，能记起的只有几个零零碎碎的片段。

●万人大会

全校师生步行十华里到淄川开万人大会，会址在淄博四中操场，主席台坐北朝南。淄博四中后来成了我的工作单位，我在这所高中教学三十一年，在校园内宿舍区居住二十六年。万人大会的内容记不得了。但这是一次全区闻名的大会，家喻户晓。万人大会不久，我上大北锡走姥娘家，和姥爷在八仙桌上吃饭。姥爷问我：“你上西关开万人大会了吗？”我说：“没上西关，俺上淄川开的万人大会。”姥爷说：“西关就是淄川。”我听了，面红耳赤，支吾道：“啊，西关就是淄川啊？”淄川的中心叫“城里”，四面有城墙，各有城门，门外谓之东关、西关、南关和北关。一九七五年我到淄川工作时，还能见到西关残缺的城墙。我们家乡人把淄川叫西关，把淄川大集叫西关大集，是因为淄川的大集设在西关。

●大字报

我是个很谦虚的人，但因为我的字写得比较好，同学们就让我执笔写大字报。革命时期，我不好推脱，我就斗胆挥笔弄墨，按照同学们的旨意抄写了一张。大字报是批判刘校医的，大意是说他工作不负责任。我们几个同学捧着大字报疾步兴奋地走向校卫生室。卫生室是两间南屋，刘校医带着他的儿子住里间，外间是工作室。大字报没有贴在墙上，而是铺开在地上，门前已铺了很多张，内容大同小异。那时药物种类少，学生肚子疼，就给点“十滴水”。又因常用“二百二”，所以校医的外号就叫“二百二”。总务处东山墙上的大字报贴得满满的，是批判老师的。一张写某女教师出身资本家，婆家则是贫农。娘家妈来，她做鱼给妈吃。另一张写着“猴反革命老婆”，批判的是我们优秀的语文教师侯金蓉老师，把她的姓写成“猴”。她爱人是所谓的历史反革命，降职教小学。

●批斗

物理实验室里，一群红卫兵围着光着一只脚的大个子校领导批斗，鞋子是被推推搡搡弄掉的，小将们是不会允许他穿上鞋子再挨批斗的。一个小男生伸手打了校长的头一下，应该不太疼，因为他是跳了一下才够到校长的头的，动作看起来不像是打，而像是摸。

●背语录

校门口，两边各站着一个手拿红缨枪的红卫兵。出入校门的人要背诵一条毛主席语录方可放行。一位校领导的老革命出身的夫人提了菜篮子从街上走来，不等红卫兵发号施令，她就停下脚步主动背诵起来。她背得沉着、从容、熟练。她不像别人那样只挑简短的背诵，比如“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她背了一条很长的语录：“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不管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为人民服务》）

●大辩论

校园里，对立的两大红卫兵派别在搞大辩论，站在椅子上，用食指指着对方，唇枪舌剑，声嘶力竭，哑喉咙破嗓。我傻乎乎地站在最外围观看，像看一场演出一样。

●请愿

半夜酣睡中，突然传来命令——“上淄川！”据说是去请愿。同学们手忙脚乱穿衣服，整队跑步向淄川出发。半路上又突然传来命令——“回校！”于是跑步回校。回到宿舍，一名女生大骂脏话，原来是有个女生慌乱中穿错了鞋子，致使骂人者不得不穿那个同学的鞋子。

●红卫兵组织

淄博十中的两大对立组织是“红卫兵团”和“延安公社”。我则加入不了组织，因为我出身不太好。毛主席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按照财产把农民分为五个等级：地主、富农、中农、贫农、雇农。我的家庭出身是中农。地主富农的子弟考学基本不被录取，我这中农出身在学校里就是最孬的了。那时又分“红五类”和“黑五类”，红五类是：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军人、革命烈士；黑五类是：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我既非红五类子女，也非黑五类子女，总之是属于最中间阶层。这倒符合我的思想和性格，我喜欢中庸，不偏不倚。加入了组织的红卫兵都戴着红袖章去闹革命了，我一个人躺在空荡荡的宿舍里睡大觉，有点自卑。后来，比我高一级的一位李姓女同学成立了一个红卫兵组织，只招收女生，取名“娘子军”。总务处会计建议改名为“多奇志”，依据是毛主席的诗歌《为女民兵题照》：“飒爽英姿五尺枪，曙光初照演兵场。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我认为“娘子军”改为“多奇志”，由俗而雅，改得太好了。我这无组织的散兵被热情批准加入了“多奇志”，我的胳膊上终于戴上了红袖章，兴奋极了。那时印发传单是各个红卫兵组织的主要任务之一。在“多奇志”里，我被大受重用，这位李姓女同学让我在办公室里刻钢板。她多次人前人后表扬我字写得好、刻钢板速度快，批评高年级的同学字不如我写得好。我的长处得到了发挥，很是惬意。

●大串联

人家都去串联了，上北京被毛主席接见。我们几个出身有点问题的乌合之众也在最后一批出发了。到了张店，传来上面的通知——“红卫兵不要再上北京了！”真遗憾见不到毛主席了。上海还允许去，就去上海吧。等火车，坐在地上，伏在行李上睡觉。到了上海，我们被安排在“上海鲁迅中学”。空空的教室里，地上铺了厚厚的草席，就是床铺。有两个缅甸姑娘和我们同室而居。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中，不知她们来中国干什么。也许她们在中国留学，也许她们的父母在中国工作。语言不通，不得而知。那时红卫兵全国大串联坐车吃饭住宿不花钱。从食堂打饭，馒头小而黑，地瓜软得像糖稀，菜甜味十足，水则十分难喝，不得不以冰糕补充水分。我们到上海音乐学院抄大字报，批判院长贺绿汀的，我们把贺绿汀的“汀”念成“丁”音。我那个长约一扎宽约四指的硬皮笔记本还没抄完，就回来了。那时红卫兵时兴返家前向国家借粮票借钱，有同学提议我们也借，大家同意。人家没有借给我们粮票和钱，借给了我们实物——发给我们每人三斤黑黑的面包。我们承诺回来后寄钱寄粮票偿还，但回来后同学们就做了鸟兽散，于是没有了下文，至今觉得不好，贪污了国家三斤黑面包。当时那些借粮票借钱的，回来后偿还的几乎没有。在火车上，我吃过两顿好饭：一顿是两根油条，价格忘记了，油条长而软，非常香；一顿是盒饭，米饭上面有芹菜炒肉。买盒饭的目的是贪恋那个铁制的饭盒，有点买椟还珠的意思——米饭加芹菜炒肉再加一个铁制饭盒，才两毛钱，实在是合算！到了下一站，上来几个工作人员把铁制饭盒收去，我们才恍然大悟。我那顶当时最时髦的黄军帽，上火车时差点没被挤掉，坐在敞篷汽车上快到家乡时却被大风刮跑了，令人惋惜！回到学校宿舍，出发前整整齐齐叠放在床里面的棉衣没了，毯子没了。奶奶说：“你个傻蛋！人家谁家那个小啥子，不光是没掉了啥，人家还拾达了一些啥来家！”没见到毛主席，非常遗憾。那些去北京的，据说也有没见到毛主席的。天安门广场人山人海，毛主席乘坐的汽车开过去了，没看见，还在等。听说那些高中生红卫兵有心眼，他们旅游了不少好地方。我们这几个初中未毕业的学生只到过上海的外滩。等电车时，我突发奇想，把一块鹌鹑蛋大小的鹅卵石放在铁轨上，心想电车来了，会推动着小石子向前进，挺好玩的。一名同学愤怒了，勒令我把鹅卵石拿掉。他狠狠批判我，原话我忘了，大意是说我这样做是居心不良，要造成车祸，是坏分子之举。我吓得可以！真得感谢那位同学，他叫王训才。

●复课闹革命

淄博十中后来和全国一样“复课”，谓之“复课闹革命”。回校“复课闹革命”的同学，据说有几个还学了几天所谓的“高中课程”。比我们高一级的同学有几个还被推荐上了中专或技校，毕业后有了工作。没有得到“复课闹革命”通知的农村同学，就在家务了农。一九六七年秋天，我母亲遭遇车祸，住院养病一年多。我就在家照看弟弟、推碾捣磨、打水做饭、挑土垫栏（猪圈）、喂猪喂鸡……后来知道了“复课”的事，想到我没有得到通知，我有点气愤。但又想，复了课的也没起多大作用，我反而由民办教师后，中专、专科、本科地一路上学，四十岁还到北京师范大学进修了半年呢。人之一生，该上多少学，大概也是有定数的。

2018年5月于静虚庵

【作者简介】

      文竹， 原名孙奉玲，女，淄川人。中学从教三十余载，学文教文作文化文，俨然“文痴”。其书斋始名“苦竹斋”，后名“静虚庵”，自号“静虚庵主人”。退休十余年，犹笔耕不辍，坚持以诗意情怀来对抗琐碎庸俗的现实生活。其文笔清新自然，情感真挚细腻，意境雅致悠远，体现了她世界、对生命的思考，以及对真、善、美的向往与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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