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初中时光：

风暴来临前的中学时代

文竹

一九六四年暑假的一天，村里人说淄博十中来了个送录取通知书的老师。我胸有成竹地跑到大队办公室去问，果然有我。

那时的农村，高小毕业生就是文化人了。考上个初中的轰动效应不亚于现在考上个大学。我的邻居家一个七八岁的小男孩一见了我就喊：“高条（小）毕业生，干啥啥不中。叫他拾大粪，他嫌臭哄哄。”这歌词应该来源于他的家长。

在录取通知书中，我还收到了另一张通知：开学前到学校参加三天的干部培训，我被任命为文娱委员。这个任命的依据应该是：我在小学当过学习委员、文娱委员。这在别人是很荣耀的事，却没有使我激动万分，反而使我忧心忡忡。我是个极度内向的人，怯场，不愿出头露面。我在小学当班干部，主要是因为学习成绩好。让我当班干部，无异于赶着鸭子上架。

三天的干部培训，对我来说简直是度日如年。三个年级的女生班干部住在一个大宿舍里，比我高两级的河夹庄老乡曹爱玲大姐姐热情地照顾我，让我夜里若上厕所叫起她来和我作伴。我哪里好意思麻烦人家，不上就是了。大会讲了些什么早已记不得了，会后分组讨论，我一言不发。有两个小男生特别活跃，后来知道他们是十级三班和四班的体育委员。看着同学们侃侃而谈，我有点羡慕，也有点自卑，更有点讨厌这个培训班使我想家想得这么厉害。培训班终于结束，我步行十华里回家。走到村头，对村子有“一日不见，如三秋兮”之感，我感觉我外出远行了好长时间，“少小离家老大还”。走进胡同，我眼里涌出泪水。

开学后的体检，我视力听力嗅觉都很好，但体重身高皆不达标，握力尤其差。负责测握力的一位漂亮的女教师叹息道：“你这个文竹啊！这么没有力气！”

我们十级三班五十四个学生，十一个女生。我的身高在女生中倒数第一，在全班更是如此。我的座位自然是在前面第一排。我的同桌是一个和我一样个子倒数第一的男生。他总穿一件黄色上衣，因此得过一个雅号。他的头常常被大个子男生们摸来摸去。记忆中他虽然没有在桌子中间划一道三八线，但我俩也从没有说过一句话，更没有互相借半块橡皮。毕业五十周年的聚会上，我走到大礼堂门外，听见门里面几个同学在说：“咱班还有个小闺女没来呢！”我一边往里走一边说：“来了！”当年个子倒数第一的我，后来竟然成了高个子。我的同桌也成了一米八大个子的矿级领导，英俊潇洒，上台讲话侃侃而谈。

“个子矮”成为我在初中最自卑的事。别人经常晒被子，我晒得很少，因为我够不到铁丝，每次都是大个子同学帮忙。宿舍墙上放干粮的架子，我够不着，拿干粮放干粮也要大个子同学帮忙。桂芹年龄比我小一个月，个子仅高于我，座位在我后边的一排。上操站四路纵队，我俩都在第一行。后来，她不断长高，座位由靠前而调到中间，再由中间而调到后面。我周围举目无女生，四路纵队里也只剩我一个女生。我央求桂芹回到原来的队伍里，无奈她对她的个子说了不算。相邻的四班也有一名个子很矮的女生，我们在操场课外活动时，我班的一个大个子女生抱起我，她班的一个大个子女生抱起她，凑在一起让我们两个“小孩”逗着玩，弄得我们两个“小孩”挣扎不已。为期一周的劳动课，同学们都被安排去学校的地里干农活，我这手无缚鸡之力的小矮个子被安排“打钟”。如果是现在，那简直是求之不得的事。但在那个年代，这个工作只能说明我在劳动课上的不及格。我拘谨地坐在教导处里，认真地看着墙上的钟表。羞怯地走到校园里那口大钟下，握着绳子，敲响预备铃、上课铃、下课铃。同学们说我：“全校都听你的指挥了！”为了掩饰我内心和外表的自卑，为了表现我的思想进步，我写了一篇稿子，贴在教室的壁报栏里。稿子的题目是——《打钟也是干革命》。童年无小事，“个子”问题竟使我在初中阶段如此的愁苦和烦恼。

我的文娱委员的职务也使我非常苦恼。入学不久，就听说文娱委员要先到音乐老师那里学歌，学会了回到班里教。我忧愁极了，这倒不是因为我音乐不好。我音色不错，学歌也很快。问题还是在于我的怯场。在小学，我这文娱委员不过是在讲台上打打拍子而已。我于是没等到学歌，就辞职。班主任老师批准了我的请求，我不再在班委了。但又把我弄到了中队委员会，还是分管文娱。我于是又辞职。最终如愿以偿，无官一身轻。四班的文娱委员，两条大长辫子，腮上搽着通红的胭脂。她活泼开朗，是当文娱委员的好手。可惜她父亲早亡，家境困难。开学不长时间，她就被迫辍学，回家挣工分养活母亲和她自己。也许，她当了农民后日子过得不错，但淄博十中却少了一个人才。

虽然我在班里个子不高，但我学习成绩不低。白居易的《荔枝图序》，我至今仍能全文背诵。我的作文经常被侯金蓉老师在班上宣读。

关于侯老师，一九九八年教师节我在发表于《淄博日报》上的《难忘恩师》一文中有所描述——

侯金蓉老师是我在淄博十中上学时的语文老师，也曾经是我叔叔的语文老师，我叔叔是一级，我是十级。侯老师家访，我奶奶冲了一碗白糖水端到侯老师面前，千恩万谢她对我们家两代人的培养教育。侯老师上课，教室里鸦雀无声。她文质彬彬，和蔼可亲，普通话又极好，讲起课来“润物细无声”，再调皮的学生也被她深深吸引了。“童欧寄者，郴州荛牧儿也，行牧且荛……”，当年侯老师讲读文言文《童欧寄传》的音容犹在。我常常为遇到了一位优秀的语文老师而深感幸运。更幸运的是，毕业后，我与侯老师又有了十几年几乎是日日能见面的机会。她儿子在淄博四中工作，她退休后住在儿子家，我们就住在同一个楼上。我们师生两人常常于晚饭后在校园散步交谈，我们谈社会、谈人生、谈事业、谈家庭……她对不正之风的疾恶如仇，对高尚情操的推崇呼唤，对人生家庭的深刻见解，都使我有“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的感受。当年，侯老师每隔一段时间就到我们宿舍与学生同住，她手把学生内衣在灯下细心捉虱子的母亲般的形象，永远留在我心中。如今，她又以母亲般的情怀，与我谈工作，谈生活，谈大人，谈孩子，使我有幸较其他同学更多地沐浴了老师的恩泽。每天早上我出去买饭，总能看到侯老师在校园中或是赏花观鱼，或是优雅地打着太极拳。每当此时，我总在心里说：“侯老师，愿你健康！长寿！”（编者注：侯金蓉老师是北京人，其兄长是著名文学评论家侯金镜。）

王芝芸老师是我们的班主任、数学老师，她爱人张智茂老师是我们的体育老师。据说王老师是天津资本家的二小姐。每年假期回天津，她总是烫了头发回来。她与教音乐的安忠莉老师同住三间北屋，她住西间，安老师住东间，两家合雇的保姆住外间。我们几个女生经常到王老师的宿舍去玩。我们见过她母亲，一个雍容高贵的老太太；也在她桌子的玻璃板下见过她姐姐妹妹的照片，大家闺秀。她的女儿们的名字很好听：鹏娜、鹏坤。王老师经常督促学生们要“入菜伙”，要买“炒咸菜”，吃点油，以防止近视眼。困难学生减免学杂费，我家不是太困难，有一年，学杂费三块四毛钱，给我减免了一半，一块七毛钱。

入学后，我才知道，那个到我们村送通知书的老师就是我们的植物课动物课老师柏建德。柏老师和蔼可亲，讲课很受欢迎。他家是王村，我曾见他吃力地推了一车煤从我们村头经过，三十多里路。文革中他妻子到学校看他，红卫兵不让住宿舍，安排他们在教室的桌子上住了一宿。

那个衣着朴素讲课从容不迫的政治老师，常常使我和桂芹两手做着动作学他的讲课：“社会主义建设——”他把“社”字念成三声。

年轻的地理老师衣冠楚楚，戴了眼镜，文质彬彬。他是南方人。他每节课的最后一句话总是：“斗（多）下来的时间，看看酥（书），复习复习。”同学们根据他的口型，把“复习复习”说成“呜呀呜呀”。

梳着大背头、头发熨贴得一丝不苟的物理老师带领我们在实验室解剖活的青蛙，青蛙的头部和四肢被用大头针钉在案子上，让人目不忍睹。淄博十中的男排和女篮在区里是数得着的，这位物理老师曾卖力地训练过女子篮球队。文革中，有学生写大字报，说他是“一心为了争锦标，披星戴月育女篮。”

美术课，黑板上挂一幅美术老师的范画，用被炸毁的飞机的残骸构成的两个字：“优势”。讽刺美国佬自诩的“空中优势”的下场。

漂亮的音乐老师烫了漂亮的发型，穿着裙子，走起路来风度翩翩，气质非凡。庆祝长征胜利三十周年，学校演出《长征组歌》，她的领唱动人心魄：“雪皑皑，野茫茫，高原寒，炊断粮……”

体育课上踏步走，我两腿抬得不到位，两条胳膊甩得也不到位。体育老师走进队伍，拿起我的胳膊一前一后大幅度地甩着，令全班同学哈哈大笑。另一位体育老师、我们的副班主任冯老师，颇有音乐天赋，嗓音浑厚宏亮。他教我们参加学校汇演的歌曲：“歌声震荡着万里山河，山河也唱起欢乐的歌，这支歌献给亲爱的党，献给我亲爱的祖国……”

那时初中开俄语课，但我们淄博十中没有开，大概是因为师资缺乏。化学课我们一天也没有上，初中三年级才开化学课，我们初中二年级还未上完，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一辈子对外语化学一无所知，是我终生的遗憾。

课外阅读方面，我没读过几本书。那时正是美国侵略越南的激烈阶段，我从图书馆借的书是《南方来信》，描写越南人民和美国入侵者殊死斗争的。学校组织的校园夏令营，听几个同学讲高玉宝的《半夜鸡叫》和战争小说《三进山城》。

我这个农村的孩子，第一次见到校运动会的入场式，竟激动得热泪盈眶。运动会要求人人参加，而且每人必须报三项。田赛径赛我一无所长，岂止是一无所长，而是项项皆短。我只好胡乱地报了六十米短跑、跳远和手榴弹。参赛时，我毫不做准备，我知道准备和不准备效果是一样的，我穿了棉裤就上场了。比赛的结果当然是：三项都是第一，倒数。高年级那个胖胖的小个子男生，年年报三千米长跑，年年倒数第一。当跑道上只剩他一个人时，全场一片“加油”声，一片喝彩声。他展示的不是体育成绩，是参与意识，是意志和毅力。

文艺演出，我们组的大个子女生庆英让我这小个子和她来个两人表演唱，歌词是《红灯记》的前身《革命自有后来人》里的句子。演完后，班主任对我说：“你动作很优美！”学校文艺演出，我们班表演的是《小曲好唱口难开》：“手拿碟儿敲起来，小曲好唱口难开。声声唱不尽人间的苦……”我回家手拿碟子和筷子表演给两个妹妹看时，碟子掉到地上打碎了。全校六个语文老师全部参与的节目——四个美国兵每人背一支枪，戴着铁锅帽，耀武扬威地上台。甲：“四个美国兵。”乙：“来到越南地。”丙：“杀人又放火。”丁：“全是咱干的。”……最后，年迈的车老师和女教师侯老师扮演越南人民，上台喝令：“缴枪不杀！”四个美国兵乖乖地缴枪投降。

有一学期的劳动课，我们几个女生被分配到伙房干活。我们与一位三十岁左右的伙房工人一起，做黑面卷子，择菠菜切菠菜淘菠菜。这位伙房工人让我们猜字谜：“三山倒悬，二月并连，上有可耕之田下有水流之川。”三句话的谜底是同一个字。我从最简单的“二月并连”入手，马上猜出是“朋”；又一想：不会这么简单的！我就让两个“月”字粘在一起，猜出是“用”。这位伙房工人表扬我猜得又快又正确。文革开始，在给伙房工人写的大字报上，我看到两句诗：“伙房饭菜香又香，虫子小草都放上。”还有一张大字报的诗中写道：“历史教授大学生，为何现在到十中？”同学告诉我这两句诗写的就是伙房里那个给我们猜字谜的历史教授大学生。

我们曾经到淄博瓷厂参加过劳动。我和几个女生被分到贴花组，往碗、盘、碟子上贴花，是最轻松最文明的工作。贴花组的组长是一位四十岁左右的高大挺拔的漂亮女士。我很欣赏她的名字——薛壮松。陈毅有诗云：“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要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薛组长的名字真有诗意。一次，我打碎了一个灯泡，我吓得没敢吭声。第二天，我怯怯地把买的灯泡拿到薛组长跟前，对她说了打坏灯泡的事。她仔细看了看灯泡，温和地说：“打了个灯泡没事的——其实你不用买的。”后来我才知道，灯泡是有度数的，我买的灯泡个头不小，但度数不大，不能用的。在瓷厂劳动，我们每天带一顿午饭，两个煎饼、一页辣疙瘩咸菜。午饭前，把煎饼放到烤花炉上，烤得黄来来，就着咸菜，好吃极了。偶尔，买一次瓷厂食堂的渣豆腐，二分钱能买大半碗，质量很好。

最后得说说我们住校生的生活了。我们淄博十中三个年级十二个班，六百余名学生，住校生占大多数。每个年级女生住校生二十多个人，住在三间大通厅屋里。床铺沿墙而竖排，平均两个人一张席，四个人三张床，睡觉一律头朝外。

我们从家里背干粮。夏天干粮放不住，三天回家背一次，冬天一星期背一次，早晨天不亮就得往学校赶。在我们宿舍中，我的生活水平应该排在前三名。我们宿舍只有一个市民，她带的干粮是白面卷子，她常常带油煎的名叫“大头㸆”的干巴鱼，令人垂涎。有一个女生虽然是农村出身，吃的是煎饼，但她每星期带一把大玻璃瓶子，里面是白菜炒豆腐、葱炒豆腐之类。吃饭时，她盘腿坐在床里边，怀里抱着瓶子，一筷子一筷子地从瓶子里夹菜吃，令人垂涎。我三天十八个煎饼，每顿两个。我很少带咸菜，奶奶给我准备“就菜”：豆腐干，或是晒得油黑，或是煎得金黄；烙了的小干巴鱼；有时是一小瓶豆腐乳。大部分同学则是煎饼、窝头、地瓜和自家腌的胡萝卜咸菜。用一根铁丝把两块地瓜串起来，放到伙房的蒸笼上，市民蒸的是大米干饭。吃饭很简单，拿了缸子，到伙房锅炉接上开水，端到宿舍，泡上煎饼或窝头，就着咸菜。夏天，我们在宿舍外的空地上吃饭。一次我端了缸子，走到一块半头砖前，蹲下来要坐在上面吃饭，一位同学和我开玩笑，从后面一下子把半头砖挪开，让我坐了个空。初中阶段，我一共到伙房买过两次菜。一次我买了五分钱菜票，三分钱买了一碗白菜炖豆腐丸。我的一个亲戚比我矮一级，我上宿舍要经过她的宿舍门口，我对站在门口的她说：“你拿出碗来，我给你倒上点菜。”她说“甭家”。剩下的二分钱，我买了两次炒辣疙瘩咸菜。还有一次，我买了三条不到一扎长的小炸鱼，自己只吃了一条，那两条要等星期六拿回家给一岁多和两岁多的两个弟弟吃。等到拿回家，两条小炸鱼在毛头纸里已经被堵悠得面目全非。那时我们的物质生活那么清苦，但我们从没有感觉到苦，我们觉得生活就应该是这样。况且，比起那些上不起学的，比起那些因为家庭困难辍学的，我们就是很幸运的了。

我们的宿舍有用土坯盘的土炉子，但几乎没有生过，屋子太大，生了炉子也感觉不出暖和。秋天，老师带领我们去割草，晒干了铺在席子地下。大家都只有一床被子，冷极了，就两人一伙地合铺睡。老师们常常下宿舍与学生同住，侯老师拿着一个学生的衣服，举到灯下细心地捉虱子。夜里上厕所是我最忧愁的事，我胆小。尽管有同学说上厕所可以叫醒她作伴，但我不太好意思。半露天的厕所在操场西南角，距离我们宿舍二十米左右。我是慢步走害怕，跑步走也害怕。厕所旁边种着一片向日葵。我是个想象力极其丰富的人，在夜风中瑟瑟作响的高大的向日葵，使我常常联想起听过的可怕的故事——有一座墓田的坟头上，站着一个白媳妇（女鬼），在嘤嘤地哭。

同学中，我和桂芹最好，我们两个年龄小，净干小孩事。我们两个的床铺紧挨着。午睡时，我们躺在床上面对面没完没了的说话，在她右边的舍长兰婷不断制止我们：“你们别说了！”“你们还自觉不？”一次我们午睡说话太多，下午的课上我打盹，被班主任老师提溜起来，桂芹恣得趴在桌子上笑。宿舍墙上放干粮的架子上掉下一个黑面卷子，桂芹把它放在床上，让我和她对着黑面卷子行拜交礼。一次我们一块上厕所，路上我说：“咱扎外腰吧！”桂芹欣然同意。待到上完厕所，我说：“咱不扎外腰了！”桂芹也欣然同意。她不知道我突然改主意的原因——她那时已经穿制服裤，扎皮腰带；我穿的则是老绵腰裤，扎布腰带，没法扎外腰。桂芹心地善良，活泼可爱，爱说爱唱，乐天派。她当文娱委员，如鱼得水，她把我们班的文艺演出搞得有声有色，真是“得其所哉！得其所哉”。在宿舍里，早上一醒，她就哼哼唧唧地唱，穿着衣服唱，叠着被子唱，照着镜子梳着头也唱。我就叫她“音乐家”。她父亲是电工，她物理也好，我就叫她“电工的女儿”、“物理学家”。她则叫我“小作家”，因为我的作文常常被老师宣读。

正当我们这些莘莘学子在安静的校园里快乐地读书时，一场史无前例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在全中国爆发了。

2018年10月于静虚庵

【作者简介】

      文竹， 原名孙奉玲，女，淄川人。中学从教三十余载，学文教文作文化文，俨然“文痴”。其书斋始名“苦竹斋”，后名“静虚庵”，自号“静虚庵主人”。退休十余年，犹笔耕不辍，坚持以诗意情怀来对抗琐碎庸俗的现实生活。其文笔清新自然，情感真挚细腻，意境雅致悠远，体现了她世界、对生命的思考，以及对真、善、美的向往与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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