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文学】精选刊发著名作家蒋子龙《往事散记》

（202301078期）

往事散记

蒋子龙

冯牧先生

作家欠文债，习以为常。但有一种债极沉重，会让你背负一生。我就欠了一笔这样的债。1985年秋，接到冯牧先生的信：

“许久不见，时在念中。前些天我去内蒙古，在火车上一夜读了你的《燕赵悲歌》，害得我一晚未睡好。这篇东西，我以为是近年来难得一见的佳作，它的影响，可能再过一段时间才会看得明显。希望你再鼓余勇，多写几篇这类令人荡气回肠之作。有一事相请：作家出版社开张了，明年要出一本大型刊物《中国作家》，初定了要我来管事。我不想一亮相就打不响头炮。因此，恳切地希望你为这个刊物写一篇（无论长短，无论题材）作品，作为对作协的支持，也作为对我的支持，使我不至于在去到后就陷于困境。现在已经够‘困’了……十月的中美作家会，还要烦你来参加助威，谅无推辞。”

冯牧先生是中国作协的领导，我只是地方上的一个普通作家，这封没有官腔、没有套话，诚恳、平等的约稿信，给了我巨大的压力——因为冯先生对我还有知遇之恩。1979年，我生活的城市市委机关报，连续用十四块版批判我和我的小说，无论大会小会，市委主管文教的书记只要开口讲话“必先批蒋子龙和他的乔厂长”。而冯牧先生在北京公开支持我，肯定我的小说，并亲自主持讨论会。因此我们市的那位文教书记在一次全市的干部大会上，竟点名批评冯牧和陈荒煤两位先生，还把曾担任过文化部副部长的陈荒煤说成“陈煤荒”，成为文化界的笑话。

1982年，冯牧先生率领七八位中国作家赴美国参加第一次中美作家会议，历时一个多月，我得以接触和近距离观察他。他雅博多识，厚善大气，是领导群中难得一见的谦谦君子。主持中美两国作家会议，其中有已经获得世界声誉的美国大作家和“美国颓废派的领袖”，还有诸多旁听的学者和作家，冯牧先生竟是从容温润，游刃有余，赢得美国作家的赞誉，于是才有了后面许多年的中美作家的交流。

那时我还是个工厂的业余作者，从冯团长身上学到很多东西，长了见识，特别是待人的那种自然雍和、心地清明。此后不久，我被强行调离工厂，到天津作协“主持日常工作”，操办的第一次文学报告会，冯先生从北京赶过来为我撑台，以至于想听他报告的人太多，大厅挤不下，只好临时转移到礼堂。这样一位有恩于我的前辈向我要稿子，我岂能不受宠若惊？他虽然在信里说“无论长短，无论题材”，我却不能以一篇短文或随意写个短篇去应景。他如此高抬《燕赵悲歌》，我必须拿出一个不低于这部中篇小说的作品，才对得住前辈的嘱咐。

但，我当时的创作状态在长篇里，曾专为此放下长篇写了两个中篇小说，自觉都不是很理想，不敢寄给冯先生，只得又拾起长篇……就这么一拖再拖，转眼两三年过去了，大约是1988年夏，接到冯牧先生第二封催稿信：

“我不久前开了刀，还在休养。我们的情况你可以想见。写信给你是想寻求你的支持，免使《中国作家》面临危境。因此你曾答应支援的大作，希能抓紧时间搞出来，以便赶上第五期（这一期是关键，影响到明年我们的命运问题）发表。最佳时间，也可能是最紧张的时限，是六月底或再拖两三天，否则工厂就会出麻烦。这是关系到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刊物能否生存下去、不被挤垮的大事，千万请你帮一下这个忙。”

我当即回信，讲明自己的全部兴趣和精力都用在长篇上了，还有半个月的时间怕长篇收不了尾，实在不行我可以把长篇的前半部先寄去……因为没有最后完稿，我对这部书能否配得上前辈的厚望和《中国作家》，心里没有底。没有接到冯先生的回音，但社会有一种文学以外却又与文学息息相关的气氛越来越紧张，文学刊物的质量已经无关紧要，我的创作也停了，我本来在写作上就没有大志向，于是停笔，天天到海河游泳。

到文学秩序渐渐恢复正常，刊物陆续复刊，我又因文学以外的事情，和发表当时被称为“敏感人物”的王蒙、刘心武小说被撤掉《天津文学》主编，我自然知趣地也给作协主席团以及宣传部写信，辞去天津作协主席的职位。当时无论是被撤职还是辞职，都不是简单的事，又折腾了两三年，我才真正全身心投入创作。

但冯牧先生已遽归道山。我欠先生的账却不敢忘，长篇小说《人气》完稿后，寄给了他创办的《中国作家》。几年后我自己最看重的一部书《农民帝国》，也照样给了《中国作家》。倘若冯老有自己的墓地，而不是位列八宝山，我当到他的墓前焚烧这两部书稿以祭。令我意想不到的是，《农民帝国》获得了“鄂尔多斯文学奖”，并授予我“鄂尔多斯荣誉牧民”的称号，随赠一匹鄂尔多斯草原上的马。

中国文学刊物多，奖项也多，我写作大半生，自然也获得过一些奖励，其中令我觉得最沉实而具冲击力的，就是鄂尔多斯文学奖的奖杯——它是用青铜制作的一尊“苏鲁锭”。此物原是安放在成吉思汗的金帐顶部和大旗的顶端，代表战神和至高无上。鄂尔多斯是成吉思汗的永生之地，取“苏鲁锭”代表鄂尔多斯，立意不俗。

我还十分珍惜鄂尔多斯草原“荣誉牧民”这个称号。我来自农村，当过农民，眷恋土地，喜欢庄稼、草原和“六畜兴旺”，曾写过一篇文章《去趟草原一年不生气》。许多人都认为，草原能治疗忧愁、抑郁和愤怒。颁奖大会就在鄂尔多斯乌审旗举行，这里原是大夏国的国都所在地，时称“统万”。十六国时期，匈奴左贤王刘卫辰与桓文皇后苻氏之子赫连勃勃，姿容俊美，多谋善战，东征西讨，攻南凉、灭东晋，创建大夏国。天津才子梅毅，以“赫连勃勃大王”的名号叱咤文坛，连中国作家协会换届，都被多次推举做总监票人。

乌审旗的发奖会，也是至今我见过的最盛大的文学颁奖典礼了。在草原上搭起一个主席台，主席台两侧是观礼台，因为颁奖穿插在大型文艺表演之中，吸引了从四面八方聚集来的牧民，台上台下可谓人山人海。从鄂尔多斯草原各部赶来的马术队、摔跤手、乌兰牧骑演出队以及穿着漂亮的各种样式和花色的蒙古服装的模特队……在草场上举行了隆重的入场式，草原上一片欢腾，几十匹骏马依次风驰电掣般一圈圈掠过主席台，骑手们在马背上闪转腾挪，上下翻飞……演出中有两个年轻小伙子演唱“二人台”，模拟一对老夫妻斗嘴，嗓音高亢婉转，响遏行云，又惟妙惟肖，极是入耳入心，使我迷醉。不禁想到冯牧先生懂戏，尤爱京剧，自己也能唱。我曾在《厉慧良传》里见到一张照片，冯先生站中间，右边是厉慧良，左侧是关肃霜。能让这两位京剧大师如此敬重，足见冯牧先生的“票友”水平和在戏剧界的地位。这个发奖会有他在，会更圆满……我正走神，似乎听到主持人喊我的名字，但听而不闻，并未意识到蒋子龙跟我有什么关系。待现场沉寂下来，经旁边的人提醒才回过神来，赶紧起身离座，疾步趋前领奖。

热闹归热闹，兴奋归兴奋，但发奖会自始至终我都在怀念冯牧先生。这一切都因他创办了《中国作家》，才有了跟鄂尔多斯的合作及这样的发奖会。我想《中国作家》的编辑们和我一样，心里是想把这个盛大的发奖会以及苏鲁锭杯和马，献给冯先生，作为对他的纪念！

人生是一连串的阴差阳错

世上或许真有一帆风顺的人生，一辈子安稳度日，大道平直。我的生活轨迹，却是一连串的阴差阳错。却又不是用“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能解释的，其命运曲线是不能简单地用“福”和“祸”可考量。1960年8月，我从天津铸锻中心技术学校毕业，平生第一次拿到了三十六元的工资。当时这笔钱省着点用，可养一个三口之家。父亲在农村几次饿得周身浮肿，命悬一线，家里太需要我能挣钱了。

就在这时候工厂武装部通知，全厂高中和中专毕业的适龄青年都要报名参军，符合条件而不报名是政治态度问题，没有人敢逃兵役。我自然也不例外，但心里有数，这种讲政治的事没有我的份，在当时被打入社会最底层的五种家庭中，我出身富农，排在第二位，只这一条当兵就不够格。1957年“反右运动”中，我是全天津市唯一一个受处分的中学生，因为当时上边有规定，中学生不打右派。这第二条算“政治错误”（后面细说），也够厉害，部队怎么可能要这种人？在学校被批判时因气性大，吐血，当兵对身体要求很严格，不可能要我这种肺上有钙点的人。所以，我报名应征不过是跟着走个过场。

据说以往征兵先体检，这次却是先进行文化考试，像高考一样，全市报名应征青年分在几个中学的考场。我不怕考试，加上知道自己不会被选上，心里也很轻松，交了卷就回厂上班，把招兵的事彻底扔到脖后了。过了大约一周多的时间，武装部长李永明，突然急呼呼地把我叫到办公室，很客气地请我坐在他对面，他面前摊着我的档案袋，眼睛直瞪着我说：不要再回车间上班了，你被批准应征入伍了。我心头一惊，眼睛可能比他瞪得还大：真的，假的？

“假的还找你到我这儿来干什么？”他告诉我，负责招兵的海军上校季参谋，专门来工厂一趟，看了我的档案，说蒋子龙这个兵不管什么出身、受过什么处分他都要了。原因是我在全市征兵文化考试中得了个第一名。读书时我在班里考第一是常事，但不可能在全市考第一……许多年后才想明白，或许有些城市青年不想当兵，故意不好好答卷。那一年天津市只招了三十个兵，编成一个新兵排，又是根据分数，季参谋让我当了新兵排的排长。我带着队伍上军车时，不知为什么想转头再看看天津市，却猛然发现三哥躲在胡同口的拐角，一脸凄苦地看着我。我知道他的心思，其实就是我自己的心思，富农子弟当兵不是白耽误几年工夫吗？要少挣多少钱！不然我转过年每月就是41.64元，家里正指望着这笔钱哪。

入伍后继续上学，进入“海军制图学校”，才知道招兵时为什么那么重视文化考试了。每月津贴6元，正好是我在工厂工资的零头，除去买牙膏、牙刷等零星的生活必需品，我几乎不花钱，每两个月给家寄一次钱，十块八块也是好的。从海校毕业后参与绘制首张中国领海图及太平洋图集……这让我终生为傲。对中国的海域了然于胸，并实实在在地绘制成图，自觉对得起此生及自己的祖国。以后根据海图，中国政府一次次抗议外国舰艇侵犯了中国领海……渐渐世界都知道并承认了中国的领海线。

领海及太平洋绘制完成了，我也超期服役多时，命运常会阴差阳错，惟我家的“成分”却始终不变，在部队不可能升官，当兵当到头，就复员了。我复员却不想回天津，已经“胸怀四海”，还想见识祖国的河山，便带着全部证件和近两百元的复员费登上了西行的列车，想当然地认为凭自己的测绘技术，到新疆勘测大队一定会受到欢迎，不想在兰州等候转车时打盹儿，证件和钱被偷光，多亏“兰州荣复转退军人安置办公室”把我送上东去的列车。回部队重新开复员证，部队为防止我再私自“支援边疆”，特意在复员证上注明只能到天津报到。

于是又回到了原来的工厂，我的同学有的当了科长，大都结婚、分了房，那时工厂管复员军人一律称“傻大兵”，因为拿二级工的钱，却什么技术都不会。我复原了却又成了“大兵”，但我不傻，我有技术，劳资科分配我去锻压车间。车间发给我一身粗帆布工作服，黄色大头鹿皮鞋、安全帽、手套等全套防护用品，还有单身宿舍的一张床，并通知我上夜班。这正是我所希望的，高高兴兴地回宿舍休息。

晚上十点钟，我穿着一身崭新的工作服向八级工班长陈廷礼报到，他却让我回宿舍睡觉，明天按时到厂部报到。我跟他百般解释，我不是当官的转业，是当兵的复员，只能当工人，一定是哪儿弄错了，明天到厂部还会把我打回来，多麻烦……他说你跟我说这个没有用，这是上边传下来的话，你的关系都转到厂部去了，车间还怎么留你这个人？是冯厂长亲自点名让你给他当秘书。陈廷礼的话不可信，我很清楚自己此生没有当干部的命，这中间一定有什么误会。

第二天到厂部报到，果真是给厂长当秘书，也不好当面问厂长为什么选我，实际也来不及问，他简单地向我交代了几句当天的工作安排，就跟着他去新电炉试生产的现场了。我自己心里琢磨，我们厂是国家156项重大项目之一，所以派冯文斌这样的中央大员来筹建，他是长征干部，共和国建立之初主持全国青年团代表大会，并被选为团中央书记。我查《名人词典》，称他是“著名的中国青年领袖”。像他们那批老干部，没有几个是出身“红五类”，所以在冯厂长心里对我的家庭出身并不是很在意。我从1962年起，在报刊上发表点散文、小说，这些作品本不该进档案，冯厂长不会知道，但我有一篇描写部队生活的作品《西瓜熟了》，是按小说吧写的，纯属虚构，寄给了《人民海军报》。海军报竟当作通讯加花边发表在第一版上。部队每天晚上有半小时集体读报，读到我的小说一片哗然，政治部黎干事当即把我找去好一顿批评，说我瞎编，影响恶劣……此后再不敢给军内的报纸投稿。或许那次“瞎编事件”，进了档案？

许多天以后，厂长办公室的机要秘书、原空军上校转业的老陈，无意中透露了一个信息，冯厂长对我的文字有印象还是在我当兵之前。两千五百吨水压机试制大型五拐曲轴成功，当时在机械制造业是填补空白的发明，实际也是冯厂长的贡献。我写了篇比较长的通讯，发表在《天津日报》头版头条，厂长为此注意到我太正常不过了。

也正因为这次提拔，以后“文革”爆发我成了“走资派的黑笔杆子”，有时造反派觉得这顶帽子不够解气，改为“反革命修正主义黑笔杆子”，遣送车间“监督劳动”。总归还是受大累的命，大小一当干部就招祸。1955年我从沧州考到天津上中学，报到第一天分班，班主任根据入学分数任命班干部，我竟然是头一名“班主席”。两年后，一位昨天还讲课的老师，转天被打成右派，我说了一句这个老师“够倒霉的”，被同班的一个学生告到学校“运动办公室”，以“同情右派”罪遭到全校青年团员开大会批判，然后撤掉班主席职务，给予严重警告，调到别的班坐在教室最后一排的角落。所以对回车间劳动我从心里能够接受，无非是打入另册，被排斥在“工人阶级队伍”之外。从此也不必再怪罪家庭出身不好了，自己本身已经在工厂里开始享受“富农”待遇。

“文革”结束后落实政策，我又烙大饼似的成了车间领导。不想工厂的提拔，又招来一场祸，皆因我手痒痒写了小说“乔厂长”，引起一场大风波。本市大报用十四块版围剿，中央大报发长文支持这篇小说……国防科工委创作组知道我在天津的日子不好过，想调我进京，给正师级待遇，带家属、给房子……这么好的事我自然心动，但心里对突然降临的好运总有些不敢轻信。科工委给工厂发函，工厂领导正为我挨批抱不平，竟欣然同意。

科工委张大校来天津为我转档案关系，当晚在我家吃便饭。天津文艺界“进城干部”、《天津文艺》主编万力，从来没有到过我家，那天晚上不知刮哪阵风，他突然闯进来，见到张大校自然知道我明天就要调走了。他没说几句话，也没说有什么事，莫名其妙地闯进来，很快又莫名其妙地离开了。原来他是回家给市委一个领导打电话，市委连夜通过第一机械工业局给我的工厂下令，以我是“人才”为由不准放我走。第二天科工委张大校一上班赶到工厂，碰了钉子，已经说好的事黄了。

万力或许把我当“人才”，往坏里想这就是又整你，又不让你逃，捏在手心里整起来多方便。但创作本就是绝处求生之路，文学是逆境之果，越批我越写，让“文革”式的刀斧手批不胜批，毕竟不是能全面封杀我的大环境了。几年后，在作家代表大会上我被选为天津作家协会副主席，上边让我主持作协日常工作，我坚辞不干。宣传部管干部的副部长林代柱亲自给我打电话，要把我纳入干部系列，给个副局级，我当即拒绝。还是游离在干部系列之外、以写作为主心里踏实。

后来被选为天津作协主席，仍然只挂虚名，不管事。不管事，就不碍事，人家方便，自己也心静。不想虚名一挂就二十多年，到七十多岁才给摘掉。我一向不喜欢“人生如戏”的说法，觉得有些轻佻、游戏的成分。深长思之，却不无道理。戏有多种，正剧、闹剧、悲剧、喜剧，或一出戏里有正有邪，有悲有喜，剧情跌宕起伏，一波三折，出人意料……

如西哲所言：“我们是被称作人生的大戏剧里热心的共演者”。到晚年，我觉得命运为我编排的人生剧本足够丰富，我认了，没什么可抱怨的。

…选读完…

蒋子龙

1941年生，河北沧县人。曾任中国作家协会第五、六、七届副主席，现任天津市作家协会名誉主席。著有长篇小说《蛇神》《子午流注》《人气》《空洞》《蒋子龙选集》(3卷)《蒋子龙文集》(8卷)等。短篇小说《乔厂长上任记》《一个工厂秘书的日记》《拜年》分获1979、1980、1982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中篇小说《开拓者》《赤橙黄绿青蓝紫》《燕赵悲歌》分获1980、1982、1984年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2018年12月18日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党中央、国务院授予“改革文学”代表人物蒋子龙“改革先锋”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