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子之间
佳义
我怎么也不会想到，自己跟母亲竟会到了这种地步。
我与母亲的“矛盾”由来已久。尽管我深知“家丑不可外扬”这个再简单不过的道理，可我心里憋闷得难受，实在是不吐不快。
说来话长。我才降生不久，母亲休产假刚过，就把我这个在家可是长子长孙的大白胖小子丢给我奶奶，一门心思扑到单位“抓革命，促生产”去了。而这一丢就是十八年，可以说是奶奶把我从小带大的。母亲生下了我，把我带到这个世上，给了我生命，这是千真万确一点不假。可过后培养和教育我的任务，全是由奶奶代母亲来完成。
当然，这些都是后来我听奶奶和长辈们说的。母亲顶多也就是在哺乳期午休时回来给我喂回奶。在我的记忆中，我小时候常患扁桃腺炎爱发烧，每次都是奶奶和叔父们背我去医院看大夫。母亲也只不过是下班抽空过来看看我，给我买点喜欢吃的水果和点心，送几张盖着单位大红戳儿看病免费的医疗“三联单”，叮嘱我多喝白开水，完事骗腿骑车就走。母亲单位和家里总有做不完的事由。
那时候，我爷爷奶奶住的是老式平房，父母住的是铁路新分的楼房宿舍，不跟爷爷奶奶在一起住。特别是自从有了我俩弟弟之后，我和母亲见面的机会就更少，只有每周末回家一次，直到我技校毕业参加工作。奶奶对我说：“你如今已经长大成人了，也该回到你妈妈身边去了。”别看奶奶没有文化，大字不识几个，但说这话的时候却显得很有胸怀很有气度。可我注意到，奶奶的眼圈儿好像还是有点发红，眼睛里有些许的晶莹在闪动。
我如鲠在喉。也就是从那时候开始，我才正式回到母亲身旁。其实，我跟母亲之间并无太多感情，反倒不如我跟奶奶的感情那样深厚。
在我的印象中，母亲只往上“疼”不往下“疼”，实属是个别少有。比方说，家里有什么好吃或稀罕的东西，她不先给我和俩弟弟，却先记着爷爷、奶奶、姥爷和姥姥。父亲有时也帮我们“争嘴”，母亲就说：“老人都上了年纪，说句不好听的，吃一回少一回。小孩子往后路还长呢，吃的机会还会有。”您瞧，这就是我的母亲。
做为家长来说，母亲也是属于对子女管教特别严格的那种。
记得小时候。有一次母亲用木制手推车带我去托儿所接我俩弟弟，想让我当众出点“彩儿”，给托儿所的阿姨们唱一段革命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选段。可我小时候最怵见陌生人了，一见生人就脸红。我赶紧低着头，感觉脸颊燥热难受，说什么也张不开口。母亲见状二话没说，只得用车推着我们兄弟三人悻悻而归。我个子稍大，只得自己蜷坐在手推车的一头儿，俩弟弟则挤坐在手推车的另一头儿。
回家的路上，母亲阴沉着脸，严肃地批评我，说：“你在家里不是唱得挺好吗，怎么见了生人就拿不出手？亏你在家还是老大呢，这样怎么给俩弟弟起表率作用？！”
我当时感觉窘迫之极，见到马路上的地沟井盖儿，真想一头扎进去的心思都有。可母亲却不管不顾我的感受，依然是我行我素，对我教育起来没完没了。
我常住奶奶家，每周末才回家一次。我们兄弟三个好不容易凑到一块玩儿，就在家用面板搓板和桌椅板凳搭起临时的乒乓球台玩打乒乓球。正当我们玩得兴高采烈忘乎所以的时候，母亲突然下班回来了，见此情景冲着我们发一通“连珠炮”，吓得我们赶紧物归原处，就跟小消防员似的，以最快的速度把屋子收拾利索。我知道，一向喜欢干净整洁的母亲是容不得我们在家里这样造次折腾的，好在每一次都是父亲替我们解围圆场。人们都说是“严父慈母”，可在我们家正好相反，堪称“严母慈父”。
母亲喜欢整洁干净，家里不多的几件摆设总是擦得一尘不染。休息天搞起卫生从没有时间观念，总是经常忘记何时给我们做饭吃，饿得我肚子像蛤蟆一样“咕咕咕”地直叫。父亲在家的时候还好，见时候差不多就赶紧给我们张罗做饭。要是赶上父亲哪天上班或者加班不在家，那样就会比较糟糕，我们可就惨透了，吃饭没个准点不说，除了帮母亲做些家务，稍有不满情绪，还要随时接受母亲的“帮助”。
那时候，每周日只休息一天。我最怵头星期天回家，让我去采买购物。拎着个草编的大篮子，什么油、盐、酱、醋、白糖、味精、火柴、洗衣粉、肥皂、碱面儿、麻酱，这些全都是凭本凭票供应，全都统统买好往篮子里装，还得计算好找零的钱数。到了冬天，还得排长队买大白菜、山芋和土豆，冻得跟三孙子似的。再有就是拉着平板车去煤店买劈柴和煤球，再将剩余堆积的煤灰用水活好，往楼道外的砖墙上贴煤饼子，再帮大人装好烟囱和炉子，准备好取暖过冬。唉，天知道那时的家务活儿怎么会那么多。这也是我不愿意回家其中一个重要缘由。
长大以后，我曾经忿忿不平地这样问过母亲：“怎么所有家务活儿总让我一个人干，却从不指使我弟弟他俩呢？”
母亲回头诧异地看着我，就像看个陌生人似的，半晌，才自言自语似的嘟囔一句：“这孩子！”，却没作任何正面回答。
很多年以后，当我也有了孩子，也当了家长，也让孩子采买购物或出去办事的时候，答案竟无意中被我自己找到了。
那一年，我正是快要小升初的年龄，也是人生最叛逆的时期。父亲生怕我跟母亲之间会发生什么不愉快的事情，他不在家的时候，总是想方设法把我和母亲分开，尽量不让我和母亲单独相处，生怕在我和母亲之间会发生什么不愉快的事情。
然而，终于有一天，父亲的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不可逆转地变成了现实。
那是一个初冬的傍晚，天气出奇的阴冷，外面还“呼呼”地刮着西北风。原本是星期天，父母应该休息在家，却双双去单位加班开会，很晚还没回来。两个弟弟在床上玩儿“搭房子”摆积木。
常言道：“日头落墙，孩儿找娘”。很可能是由于在家等候时间过长，小弟有些饿了的缘故，开始显得焦躁不安，怎么哄也哄不住，进而哭闹不止。大弟看样子也是饿了，一个劲儿地“嗦啰”手指头。幸好家中点心盒里还有几块大黄油饼干，我赶紧从饼干盒里拿出来，分给俩弟弟吃。看着俩弟弟吃得香甜的样子，我忍不住直咽口水，感觉肚子也“咕噜噜”地直提“抗议”。于是，我开始在柜橱里翻找吃的东西。然而，除了小半袋儿藕粉，却一无所获。
我抬头四处搜寻。蓦然，发现高柜上的瓷瓶后面有一个小纸兜儿。我赶紧伸手取下来，打开一看，啊，里面竟装有“挂霜”的柿饼，虽然不多只有几个，这在当时可是个稀罕物儿，难买不说还相当的馋人。
毕竟，我那时候才是个十来岁的大孩子，无论如何也不能像成人那样把控住自己，真的无法抗拒柿饼这稀缺美食带给我的甜美诱惑。尽管我知道这东西在当时不好买，也听说是母亲专门买来给我们兄弟三人当“偏方儿”，用柿饼来给我们刮舌苔去毒火，治疗口疮溃疡的。我寻思，就算吃一个，也不至于被母亲发现吧。
可万没想到的是，母亲回到家，拿过纸兜儿一看，立时就发现柿饼少了。原来买几个柿饼母亲心里早就有数。
我心里当时就“咯噔”一下，心想这回可真要坏事。
母亲立刻把我们兄弟三人叫到跟前，在母亲的面前站成一排。我耷拉着脑袋站在那儿，此时此刻心揪成了一团儿，随时准备听候母亲发落。
母亲板着脸，紧抿着嘴唇，瞪着我们，眼镜后面还有一双眼睛，问我们兄弟三人：“你们三个老实说，是谁吃了柿饼？”声音不大，却很威严。
“又怎么啦？”这时，刚加班开会回来的父亲见状一脸茫然，急匆匆赶紧过来询问。母亲跟父亲简单说了事情的经过。
“咳，我以为孩子们犯了多大的错呢”，父亲直给我们打圆场，“算啦算啦，反正不是外人吃的，你就别追问了。啊，兴许还是你记错了呢”
我知道，父亲一向是我们的“保护伞” 和“挡箭牌”，遇到类似情况，总是想方设法帮我们“开脱”和“解围”。
“我问孩子们呢，你别跟着乱参乎好不好？”看来，母亲这一回还真有点较真儿认死理儿，有种打破沙锅问到底，不达目的不罢休的意思。
“老实说，你们仨到底是谁吃的？！”听母亲低沉的语气声调，再看母亲那架势和脸色，如同电影里公安人员正在审讯坏蛋差不多。
“老大，你说！”见没有人吭声回应，母亲直截了当地朝我点名。
我当时就“咯噔”一下，心里猛然一惊，紧接着小心脏立马就紧缩了，眨巴眨巴眼睛，磕磕巴巴且有气无力地回复母亲：“我我------我没吃。”
大弟弟和小弟弟俩人也跟在后面学我，大着舌头都说自己没吃。尤其是小弟弟，哪见过这阵势，早吓得咧嘴哭出了声。大弟弟也吓得不停地眨闪着一双好看的大眼睛，用小手儿不停地来回捻搓着身上绿布褂的衣角儿。
唯独我低头不语，自己心里有“鬼”，知道俩弟弟是被冤枉的，可我当时又没有勇气承认，既然已经走到了这一步，我也只能是硬着头皮往下扛，看看能否蒙混过关。
“柜子那么高，俩弟弟都那么矮小，能够得着吗？”母亲显然开始在怀疑我，并对整个柿饼“事件”的细节和过程进行逻辑推理。
“行，都不说是吧，那就挨个漱口！”
母亲说着站起身，端来一茶缸凉白开水，又拿来一个白瓷碗，让我们兄弟三人轮流漱口查验。
还别说，母亲这一招可真叫绝，简直胜过英国推理小说作家柯南道尔笔下的大侦探“福尔摩斯”。真不知道母亲当时是怎么想的。
不一会功夫，漱口结果出来了，自然是不言而喻，一切都真相大白。
那一刻，我惊恐万分，感觉两腿都在发软打颤，额头上的汗也出来了，心想今天这顿“小炖肉”（挨揍）肯定是躲不过去了。
“好啊，让你不说实话！”
果然，母亲气急败坏，操起笤帚疙瘩，将所有的愤怒都狂风暴雨般泄落到我的身上，竟把笤帚疙瘩都给打飞了。父亲上前劝阻也无济于事。母亲是容不得我们小小年纪有半点撒谎的。
“凭什么打我？”我抵挡着、抽泣着，委屈地哭诉，“您不在家，我饿了，找吃的有错吗？！”
母亲闻听，忽然停住手，也许是打累了，站在那喘息着，丰满的胸脯一起一伏，直愣愣地望着我。
突然，母亲一下子朝我扑过来。
坏了！母亲一定是见我顶撞还嘴，气极又要打我，我心里这样思忖。于是，我咬紧牙关，浑身的肌肉紧绷着，随时准备抵御母亲那来自于外部作用力对我身体的惩处。
但是结果出人意料。母亲没有再打我，而是一下子抱紧我，说声：“我的儿子------”言罢，大滴大滴的泪珠儿就像是断了线的珍珠一般，扑簌簌地滚落到我的脸上------
事情就这样过去了。但尽管如此，从那时候开始，我心里却对母亲充满了无尽地怨恨，而这种怨恨似乎已经到了一定的程度。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在我心里都无法抹掉。
我开始远离母亲，除了吃饭和睡觉，尽量减少在家停留的时间，宁可下班之后跟同事一起去游泳和打乒乓球儿。直到结婚成家有了孩子，我都没回家住过一宿。除了逢年过节家庭聚会，我也很少回父母家。我跟母亲之间似乎有种难以言状而又无法消除的芥蒂与隔阂。
我不知道，自己和母亲怎么会到了这种地步？
直到父亲于几年前患病去世以后，我回家的次数才逐渐明显增多。再见到母亲，恍然一下子觉得母亲老了，头上的白发多了，原本白皙光灿的面容也开始变得褶皱憔悴。母亲年轻时乘车摔过的腰伤复发，原本挺直的身躯也开始弯曲变形，走路也是慢腾腾的，每往前挪动一步，都需要借助手杖之力。许多时候，母亲吃着我送来的可口的饭菜和新鲜果蔬，总是美得像个小孩子似的乐呵，絮絮叨叨地说些“谢谢儿子”“谢谢儿媳”“妈真有福”之类感激的话，就跟对外人说话似的，弄得我心里很不是滋味儿。
那天，我正忙着接待客户。大弟弟突然打来电话，说是母亲摔着了，头上流了好多血，让我赶快来医院。
我内心一阵惊慌，打车以最快速度赶到医院的时候，母亲已经躺在急诊室的病床上，头部流着血，眼睛破肿受了外伤，医生和护士正在忙着救治上药。
事后才知道，母亲是不愿给我们儿女添麻烦，瞒着我们哥仨，自己出屋下楼，去小区外的社区卫生院取药，突患脑梗缺血昏厥，才一头栽倒在地上的，造成头部和眼睛严重外伤。是路过的一位好心的大姐及时拨打110报警，民警开着警车及时赶到，又及时将母亲送往医院，才挽救了母亲一条性命。
望着胳膊上插着输液管儿的母亲，我心里感到一阵负疚和酸楚------
这是我的母亲吗？我这样问自己，我记忆中的母亲可不是现在这个样子，我的母亲好看多了：齐耳黝黑的短发，光灿白皙的脸颊，微笑的眼睛像是一弯清澈的月牙儿泉，挺直的鼻梁上戴着一副金丝边儿的眼镜，面容和善而慈祥，谁见了都说母亲一定是位人民教师，而实际上母亲一直是在一家国营单位做财务工作。
早在1976年地震的时候，父亲带着我们哥仨住在马路便道上的防震棚里。说是防震棚，其实就是用砖头、竹竿和塑料布临时搭建的简易棚子，赶上下大雨顶棚就会被雨水压得出现一个“大水包”，我只得帮助父亲用手使劲地往上托，及时排掉积存的雨水才行，不然防震棚瞬间就会坍塌泄漏，我们父子四人便无容身之处。而母亲却不顾余震的危险，也不听父亲和邻居的劝阻，独自一人住在楼房的家中，理由是为了在家方便洗涮，还有露宿街头蚊虫叮咬无法睡觉。在我的心目中，母亲是个名副其实的“捏大胆儿”。
十年前，母亲不幸患了乳腺癌，为了保全性命，无奈只得做了切乳手术。术后几年时间需要吃药辅助治疗，尤其是做完手术伤口刚刚愈合以后，还要反复进行手臂“爬墙”等各种康复锻炼。每每这时，母亲都是大汗淋漓，衣衫被汗水湿透，却从不叫一声苦、喊一声疼，依然咬牙坚持。
疫情期间，眼看就要过年了。母亲所在社区旁边的一个小区，突然发现有新冠病毒“密接”者，很快被一群“白大褂儿” 将小区牢牢封控，所有人待在自己家中不能出门，每天按时做核算检测。母亲靠着家里剩余的果蔬和冰箱里仅存的食物，硬是一个人支撑度过了包括大年三十在内的整整十七个日夜。虽然我们哥仨自始至终每天轮流通过电话与母亲联系，随时了解母亲的身体状况及生活需求，最大限度地让母亲得到精神的安慰。管控降级之后，我第一时间为母亲送去急需物品，并想方设法通过旁边最近的邻居下楼代取，最后转送到母亲手中。我们兄弟三个和亲友们为母亲担惊受怕之余，内心无不充满对母亲的赞叹与佩服。很难想象，面对这么多艰难困苦，母亲居然都奇迹般地挺过来了。
然而，是什么让母亲便成了现在的样子呢？
我冥思苦想，却始终找不到答案。也许，答案是没有的。正像我这样一个也是做了父亲或母亲的人，似乎更容易做出十分确切地回答------
作者简介：佳义（笔名），本名：刘家毅。天津市作家协会会员。《中外经典文学艺术》签约作家。1984年开始文学创作，其间辍笔十余年。至今已在国家省市级刊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朗诵联盟等播、发各类文学作品百余篇/部/首。其中小说《眼神》荣获1998年天津市第七届“文化杯”短篇小说奖；《末日》荣获2007年天津市第十七届“文化杯”暨首届全国梁斌小说奖；有多篇作品被各种文集所收录；2018-2022年主笔编撰（执行主编）36万字的天津市《北辰市容园林志》（1986-2017年）；纪实文学《母亲被“封”十七天》荣获2022年【中外经典文学艺术】第二届“炎黄杯”全国原创文学作品大赛“最佳创作奖”。
“白鹭杯”首届文学作品大赛暨纸刊征稿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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