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之一 一次支农活动——捡豆粒
高山流水
在太平中学读书期间，为了全面落实党的教育方针和毛主席的五.七指示，做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学校会按年度教学计划开展适当的学农学军活动。学农活动通常是寻找机会到乡下同农民近距离接触，并帮助做一些农活，以培养学生的劳动观念和热爱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所有这些对于我们这些来自农村的孩子来说似乎算不了什么，何况每个学期的拾粪拔豆根这些为学校冬季取暖兼创收的活动，已经把大家搞得焦头烂额了。毋庸置疑，那时中学生的劳动强度是很大的。至于学军活动，在我的印象中我们好像并没有系统开展过，因为地方没有部队驻扎，公社武装部也不负责这项工作，充其量是体育课代替了学军。捡豆粒便是发生在这样的背景下的一次支农活动，是一种临时指令性行为。活动地点就是我家所在的生产队——土窑子大队西新立四队。
时间大约是中学毕业的前一年，即1971年国庆节前后。
当时西新立有四个生产队，即一队、二队、三队、四队。每年收成最好分红最高的是一队，其次是三队，再其次是四队，一个工分可以分到一块左右，二队分红最低。这一年四队为了打翻身仗，选出了新的生产队长，就是因病卸任的原土窑子大队的大队长，大家都称他为“安大队长”（亚忠姨父）。他患有肝硬化，经过治疗病情有所好转，在大家一致推举下，当了四队的生产队长。四队社员因此有了希望，因为安大队长，抓农业不仅经验丰富，且有超强的组织能力，有威信有迫力。果然这一年没使大家失望，在干部和社员的共同努力下，四队的庄家长势格外喜人，不仅玉米、谷子、高粮这些主要农作物长势良好；就是经济价值比较高，产量相对偏低的大豆，长势也令人欣喜。四队西大桥那片一望无际的肥沃的黑土地种的都是大豆，远处望去，绿油油的一片。入夏，大豆壮硕的枝干上长满一簇簇豆荚，籽粒清晰可见；肥硕的大豆叶子呈墨绿色，覆盖大地，整片豆地宛如深绿色的海洋，微风吹拂，泛起阵阵涟漪。
深秋，豆叶全部脱落，成熟的毛茸茸沉甸甸的豆荚籽粒饱满，悬挂在枝干上。秋风过处，千铃齐奏，旷野飘荡着令人陶醉的交响曲。
按经验大豆成熟后，应该在第一时间及时收割，迅速拉回场院保存，以免出现意外，农时不可误。但四队从干部到社员都被丰收的喜悦冲昏头脑，忽略了这一点，加之当时几乎没有准确的天气预报，因此大家对极端天气出现的可能性普遍估计不足，虽然决定明天就抢收，但还是晚了一步，恰在此时，意外发生了。那天晚上突然下起暴雨，漆黑的夜空电闪雷鸣，瓢泼大雨由空中倾泻而下，如银河决堤，雨点像狂风卷起的巨浪，猛烈地冲击着窗户，感觉整个屋子就像波涛汹涌的大海中的一叶扁舟，随时都有倾覆的危险，十分恐怖。雨接近尾声，突然又下起冰雹，这是致命的一击。冰雹砸在地上、猪圈的瓦片上、酱缸的铁皮盖上、水泥窗台上，发出令人心碎的响声。那一年四队社员的希望也在这首恐怖的交响曲中破灭了。
第二天清晨，雨停了，队长带着几名班子成员，来到这片豆地查看，令人欲哭无泪，其景象远比想象的还要惨。所有的豆荚都被冰雹打开了，金黄的豆粒洒满垅沟，株株豆杆如同残兵败将，以一种悲壮的姿态，接受着对其寄予无限希望的四队领导班子成员和社员的检阅。怀着满身伤痕的豆秆在冰冷的秋风中摇曳，带着“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壮烈情怀，诉说着昨晚的遭遇。
这一场天灾终使四队社员陷入困境。
目前，队长所能做的就是在第一时间把情况汇报给大队领导，大队领导知道问题的严重性，第一时间迅速把情况汇报给公社。公社党委研究做出决定：想尽一切办法把损失降到最低。于是动员先锋中学的全体师生前往土窑子四队捡豆粒，这恐怕是在当时条件下唯一可能挽回一些损失的办法。于是便有了这次先锋中学应届毕业生前往土窑子四队的支农行动。
清晨，大家在学校操场集合，之后排成队伍向土窑子方向进发。从先锋公社到土窑子大队是12里地，但实际路程的长度要比这个数字大得多。中间要经过中安、东南堡，才能到达西新立。大概到达目的地的当天下午，在老师的带领下两个班的同学就来到受灾现场。景象触目惊心惨不忍睹，黄豆地差不多成了棉花地，被冰雹打开的豆荚，白花花的挂满豆秆，垅沟洒满金黄色的豆粒。在准备好装豆粒的器具后，大家便开始了捡豆粒的活动。这项工作远比想象的要困难的多，虽然豆粒是一粒一粒用手去捡，动作并不复杂，但地是潮湿的，坐不下，只好蹲着，无形中增加了劳动强度。不知不觉太阳快要落山了，到了收工时间。一个下午收获还不小，捡了几麻袋豆粒。晚饭自然是在生产队吃，少不了高粱米饭豆腐汤，夜里同学们都分散住在老乡家。百十多个学生，着实也给老乡们带去一些困难。但社员们的觉悟都很高，知道同学们是来帮助他们的，因此对同学们的招待格外热情。
第二天又重复了前一天下午的工作。晚上大家又自发组织到“南二节子”拿个子，就是捆稗子抑或糜子。因为大家都干过农活，技术不成问题，很快就有了可观的成果。大家踏着晚霞前往，披着月色归来，非常有趣。
随着时间的推移，新的问题出现了，地里的豆粒在雨水的浸泡下状似从老鼠洞里挖出来一样，变得“浮肿”起来，似乎再捡下去已无太大意义，只好草草收兵，使捡豆粒的活动变成一个“烂尾工程”。
回忆之二.回乡之后
高山流水
到现在我还清晰地记得，70届毕业生是向着两个方向分流的，一个方向是择优就业，另一个方向是回乡参加劳动生产，决定权在班主任，民主评议不过是一个幌子，纯粹的暗箱操作。实际上在班主任刘财那里，每个同学的去向都是确定的。后来所进行的班级干部调整及一系列匪夷所思的操作，明眼人看得出，都是为其目的服务的。当然，现在回过头来再客观地审视那段历史，所有结果都是必然的和符合逻辑学的。我正是抱着这种平和的无所谓的心态愉快地回到家乡，当上了一名暂时的农民，但我当时预感到以后还有机会。家乡的人都很纯朴，没有人瞧不起我，至少我个人的感觉是这样的。
我当时也没放弃学习，书还照样地看着。当时甚至想到当一名民办教师也不错，但仍需机会。后来果真有了一个机会，土窑子小学一位在职女老师休产假，需要找一位临时代课老师，我刚毕业便成了“最佳”人选。我上课的学校是在北沟子。当时一、二年级是在本村上，三年级以上的要到前土上，前土是土窑子大队小学所在地。我代课的这位老师是在北沟子教二年级的教师，所以我也只好到那里去给二年级上课。校舍是在北沟子村东头的一块空地上，两间小草房，孤独而幽静，窗户是纸糊的，没有玻璃，上课时教室很昏暗。屋内也没有桌子，只用几个土台子搭起几块板，权当桌子。一共有七、八个学生，我一会给他们讲数学，一会给他们讲语文，好不惬意。有时看哪个学生头发长了，我还给他们理一理。我当时19岁，那些孩子6、7岁，如果他们都能健康地长到成年，现在恐怕也有60岁左右了。现在，我也记不起他们，他们也不会记起我，这次相遇，不过是一次邂逅，但孩子们纯朴天真的笑脸一直留在我的记忆中，以致于现在回忆起来，还有些恋恋不舍并带有久别未逢的遗憾和伤感，和孩子们在一起永远是快乐难忘和激动人心的。无独有偶，恰在此时又发生一件对我触动很大的事情。有一天，突然在教室窗纸上出现“骄兵必败”四个字，这几个字显然是写给我的。当然不是孩子们写的，合理的解释应该是某些对我有些许了解的人对我的评价。其实他们哪里知道，我哪有什么骄傲的资本，一切不过是误会而已，但我同时也明白了加强个人修养的重要性。
一个月的代课时间很快结束了。那个月我挣了40块钱，我把钱悉数交给了母亲。因为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挣到钱，母亲非常高兴。
这个时期还发生另外一件事情，使我从迷茫中彻底走了出来。当时吉林省文教界正在批判典型白专分子李剑锋。我有机会看到一个辑有李剑锋言论的小册子，上面有他的一些观点。比如，有他向王力索求音韵学的书信；还有他的语录如：中美苏三足鼎立，乃当今新三国之势也，西方霸星射彩，东方禳星暗淡；胸展五州之将军，潇洒飘逸之诗人，继往开来之史家，脚踏实际之工人均为我所崇所慕云云。这是我当时所能看到的最富才情的文字了。记得当时我对批判李剑锋反倒没有太大兴趣，而对李剑锋的才气更加注重起来。李剑锋的话用到现在确实不合适，因为我们国家已经强大了；但在文革时期，我们国家比西方发达国家如美国还相差甚远，所以当时李剑锋的话也不无道理；至于想成名成家，虽然大家嘴上都反对，但骨子里何尝不是这样想的。后来上大学以后，我们班有一位同学和李剑锋是老乡，他说李剑锋就是老高三学生，通过自学使其在文学上有较深造诣，本人很傲慢，引起周围人的嫉恨和不满。后来批判一阵子，也没什么大问题，就不了了之了。
但我却通过这件事强烈地感受到，我还应该继续上学读书，以拓宽自己的视野，丰富自己的知识。于是在哥哥的努力下，我去了五棵树中学读高中。五棵树高中当时有一批优秀教师，如教数学的曲连科老师，教物理的李盛昌老师，教化学的杨中甲老师，在业务上都是一等一的极富才华的老师。前两位还是东北师大本科毕业，是刘凤郁老师的同届校友。后来榆树成立重点高中时，他们都被调去重点高中任教。曲连科老师还担任了榆树重点高中数学教研组组长（刘凤郁老师是语文组组长）。我的高中课程就是跟他们学习的。物理的力热电光；数学的三角函数、解析几何、立体几何还有代数，无一例外都是在那个期间学到的。
这期间也吃了不少苦。五棵树到土窑子30多里路，每天骑自行车要跑一个来回。遇到雨天自行车不能骑，或扛着或放到什么地方自己走回家。我记得有一次在放学回家的路上，天很晚了我才走到赵家窝棚。正值秋天，天突然下起雨来，自行车也不能骑，我只好一个人走回家。我走在赵家窝棚通往新立屯的毛道上，两边是高高的青纱帐，天空乌云密布，透过被呼啸的北风吹开的青纱帐的浓密的叶子，一道闪电从天而降，接着便传来轰隆隆的雷声，这时雨也越下越大。我心里可谓五味杂陈，是恐惧抑或是浑身湿透的难耐，不得而知。特别是中间要经过两块坟地，平时白天到地里挖野菜都不敢光顾这阴森森的地方，这次要在漆黑的夜里去面对，想起都毛骨悚然。我下意识地让自己成为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一个无神论者，真也凑效，一直走到家也没看见灵异事件中出现的鬼怪，这时我确信人间无鬼。
我还想要说的是我和显中最有缘分，甚至在不可能或概率极低的情况下都能相遇，有一次我放学往家走，一场大雨刚过，我推着自行车走到赵家窝棚村前，一回头显中也推着自行车走过来了，我们俩在赵家窝棚生产队住了一宿。在吉林大学我们也见过面。后来他去法国留学，直到定居加拿大，这期间基本没有联系。直到有一天，我正在上课，突然接到一个长途，原来是显中回国，从北京打来的，这样就又联系上了。显中孜孜不倦的进取精神，对我是一个极大的鼓励。
在五棵树中学读书期间我也有了些进步，在学校入了团。但毕业时，形势发生很大变化，基本政策是，有城镇户口的下乡，农村户口的回乡。蒋立勋（有的同学可能认识）就是我们那一届的学生，他下乡到先锋公社，后来我在先锋公社还看到过他。那时他就和公社领导关系很好，说说笑笑，嘻嘻哈哈，领导也很喜欢他。后来他当了吉林省税务局局长，看来当官是要有潜质的，有的人天生就是当官的料，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高中毕业以后，我又回乡了。但突然有一天传来消息，让我到五棵树中学去一趟，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来到学校，见到了教我的原中学老师。曲连科老师接待的我（当时他是五棵树中学数学教研组组长），他说最近咱们学校缺一名数学代课教师，大家首先想到你，怎么样，能来吗？我当然爽快地答应了，结果在五棵树中学又代了一年左右课，教数学。而我教的班级中，有一位女同学正是当时先锋公社党委书记苏书记的女儿，结果又通过这个途径和苏书记认识了。但一年后，代课结束了，我又回家了。但很快又有了另一个机会，先锋公社要成立民兵指挥部，归属武装部领导。民兵指挥部成立两个组——作训组和宣传组，我被从土窑子大队调到公社民兵指挥部宣传组。后来我问相关领导，为什么想到我，他说，上次开党代会时，土窑子大队写来一篇贺词，大家都说写的好，一问才知道是你写的。这时我才记起，写的是一首诗，是应大队书记要求写的。后来书记开会回来说，土窑子大队贺词被选挂在大会会场。 在民兵指挥部宣传组的任务就是写报道，整理宣传材料，由公社宣传部直接领导。当时梁坤是宣传部干事，负责宣传报道工作。梁坤大家都熟悉，在先锋公社很有名气，写诗写剧本且有手抄诗集在众多人手中传阅。有一次我写一个小报道，是关于土窑子大队如何在农忙季节组织木匠、瓦匠以及其他小手工业者参加一线劳动的事情。报道交到梁坤那里，没过几天长春日报就登出来了，内容就是我写的那些，但署名变成了梁坤，看来名人也刷存在感。
有一回县文化馆下来一位老师到先锋公社组织剧本审核，谁有剧本就可以参加讨论会。我为了参加讨论会，赶紧参照一篇小说的故事情节也写了一个剧本，实际上是改编。当时上会的有三个剧本，一个是梁坤的，内容大概是斗私批修，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方面的，公社小剧团已经多次演出过，是一个比较成熟的本子；另一个是刘凤郁老师写的反映中学生火热学习生活的本子，还有我写的这个。梁坤那个基本通过了，我的和刘老师的需要修改。我的本子主要是唱词不行，刘老师写的是话剧，全是对白，语言过于“文化”，莎士比亚式的语言，不太像是学生的语言。后来县文化馆老师直接帮我修改唱词，才改的稍微像些样子。之后又参加县文化馆在五棵树召开的剧本审核会议。
梁坤的剧本、刘老师的剧本、我的剧本都没上会。参加会议的大都是榆树县内写戏剧曲艺小说故事的作者，大部分是业余作者，没有专业作家。在这次会议上我还出了个小风头。那时文化界开会，实际大多数会议都是如此，不管会议内容是什么，开头都要把批林批孔内容加进去，实际是狗尾续貂，但那时都是如此。我因为以前曾背诵过人民日报的一篇批林批孔的理论文章，在发言时我就把我背下来内容重复一遍。这时有人就说有水平，还有人说赶上谁谁了。殊不知那是人民日报的水平，不是我的水平。
有时民兵指挥部宣传组也配合公社组织部调查一些案件。有一次组织部去忠善屯调查一个生产队长调戏女知青的案件，我被抽调上去了，还有刘财老师也被抽调上去了，我们俩的任务就是写材料，我和刘老师做了分工，我写理论部分，他写案件过程。实际这个案件很简单，甚至根本就称不上是案件。就是农民没有文化，说话粗鲁，没礼貌，而且还是有针对性的对特定的女知青说的，造成女知青很尴尬，并形成一定的反感。女知青之所以把问题说得严重，甚至说成是被迫害被调戏，是为将来自己回城作舆论准备。但这件事后来竟拿到全体党员大会上通报了，而且还给那个队长处分了。类似事情还有，先锋公社一个大队的生产队长家里的土豆秧被人拔光了，后来处理这个事情的民兵指挥部作训组人员问这位生产队长你认为是谁拔的，队长就说怀疑是村里的某某地主拔的，结果就把这个人抓到公社，愣说成是阶级报复，后来那个人始终没有承认，实际上这件事也未必是他干的，至少没有确切证据说明是他干的，最后只好不了了之。文革期间砸乱公检法就出现这些奇葩事件。
这期间我入了党。在当时不是党员，升学提干都是不予考虑的，被视为政治上不合格。也恰在那一年（1975年），有一批推荐上大学的名额。实际大学的名额少之又少，多数都是中专名额。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我必须牢牢抓住。于是我先回大队，参加基层推荐，这一关很快就通过了，接着就是公社党委审核。因为苏书记和管文教的李凤桐主任对我的印象都不错，不出所料公社这一关也通过了。还有一个细节到现在我也不清楚，为什么把吉林大学的名额分配给我，一定是有贵人从中帮忙，只是我不知道而已。像苏书记、李凤桐主任，还有暗中帮助我的友人都是我的贵人，是我一生都不该遗忘的人。 我一生最高兴的是前往榆树县教育局办理入学手续，实际是盖章。那天早晨我骑上自行车，迎着朝阳，沐浴着春风，经先锋公社，刘家公社上通往榆树的公路。路两旁生长着一簇簇格桑花（扫帚梅），晚春时节，正是格桑花怒放时期，春风扑面，送来阵阵花香。这时我想起了孟郊的诗句：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不同的是孟郊是策马奔驰在春花烂漫的长安道上，他或许是看花抑或是看长安的美女；而我则是孤独地行驶在柏油马路上，脑海中频闪着以往的生活场景，一幕幕有心酸也有欢乐。我上学走的那一天，心里不免有些伤感，因为父母毕竟年龄大了，身边没人照顾。孔夫子说：“父母在，不远游”真是有些道理的。正是我在大学读书期间，母亲得了一场重病，我只好请假赶回来，伺候母亲半个多月，以后参加工作忙起来反倒回家少了。没有子女在身边，父母的晚年是非常孤独的，等我到晚年的时候才懂得这个道理，但一切都为时已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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