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运似乎总有跟人开玩笑的时候，可它究竟是啥东西，谁也说不清、道不明，人们看到的只有命运的造化结果，却找不着预测命运的造化路径。命运总以它的变化莫测而天马行空，虽不为人所知，却能够为人所左右。唐代的思想家赵蕤就认为，命运可以借助“三势”来作粗略的分析。

        赵蕤的运命“三势”说，就是借用《论语》中的“死生有命”、“不得其死”、“幸而免者”的三句话，作为立论的依据，说是“死生有命”是普遍适用的规则，“不得其死”与“幸而免者”，则是个例的适用，“不得其死”是本不该死的却死了，“幸而免者”是原本该死却没有死，这是命运的三种态势之理。他以死生之结来划分命运发展的三种态势，有了简单明了之说。

        可命运的三种态势又是如何决定的呢？以我之鄙见，三种态势的发展，说到底还是内决于自身的把握、外决于大势的使然，两者相偕才有好的结局。这便是说，命运不可违但可抗争，命运不可测但可掌握。何以明之，请看下说：

        《论语•颜渊篇》中子夏说：“商闻之矣：‘死生由命，富贵在天。’”子夏说这句的意思，是劝说正为无兄弟而发愁的司马牛，不要为没有兄弟而担忧，只要你像君子那样做到“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意在表达顺其自然，何必杞人忧天，是对司马牛的一种安慰，并非在传达一种天命观。但这种“死生由命”传着传着就变了味，变成了宿命观。赵蕤截取其中的“死生由命”，来作为人生命运发展态势的第一种情况，并强调为普遍适用的规则，却是用来强调命运发展的自然态势，而非是宿命论的消极观，死生就成了命运的自然之势。

        孔子就用自己的一生努力之为，否定了“死生由命”的天命观。可以说，孔子的一生，是勤奋好学的一生，是不懈努力的一生，是自我抗争的一生，这在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中有详细的记载。他不信天命，信自己，出身贫贱却好学，以自己努力而走上仕途，身居高官而不恋位；周游列国却坦然，以“仁”昭示天下，却四处碰壁而不失志；命运多舛却无怨，老归家中却一心教授弟子从事教育，著书立说作《春秋》。从他一生的行为之中，没有看到他有顺天命之行，有的只是怀揣“仁爱”理想而四处奔波、终身作为，毫无懈怠之情，毫无倦悔之心，终成为人们心目中的“圣人”。他始终将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临死也要以一部《春秋》而留名青史。他的“仁爱”理念不被当时所接受，只是因为不合“春秋无义战”、各诸侯都忙于称霸之大势。如果说这是人的命运话，那就是天下大势的“势”作祟，是生不逢时。

        由此可见，如果是“死生由命”，那也是命在势，更是命在人。在势，是“时事造英雄”；在命，是“英雄造时事”。所以，《庄子》上说：“当尧、舜而天下无穷人，非智得也；当桀纣而天下无通人，非智失也。时势逼然。”这都是时事对人的影响，势促人成，所以有顺势而为之说。人不可与命强，讲的就应是人不可逆天下之大势。

        春秋时期的晋文公重耳的一生，很能说明这个问题。重耳生在王侯之家，却又生不逢时，晋国到了他父亲晋献公之时，由于父亲宠爱骊姬而导致王位争夺战，重耳不得不避祸外逃，这一流亡就是十九年，让他历经坎坷、倍偿艰辛，在手下一帮人的辅佐下，硬是不服命运的安排，闯过道道难关成大道。重耳在狄国一待十二年而躲过晋国内乱被害之危，路过卫国忍住讨土为食之饥，在齐国虽得到申明大义的妻子却被无奈灌醉送出国境，途径曹国却遭到曹共公非要看并生的肋骨之辱，到了楚国虽受厚待却留下被逼许下“退避三舍”之诺，最后在秦国又不得不娶侄子之妻为妻，在秦国的鼎力相助下，才得以回国继位为晋文公。可此时的重耳已经是六十二岁了，是典型的“时事造英雄”。继位后的晋公，不以“英雄老矣”而懈志，迅速平定内乱，任辱负重带领国人励精图治，以“英雄造时事”之姿，终将晋国带向强大，成为“春秋五霸”之一而荣耀历史。可以说，晋文公的命运，是将势踩在脚下，把命运握在手中，用自身作为创造后来称霸的一切。

        孔子在《论语》中又说：“若由也，不得其死然。”意思说，像仲由这样，是得不到善终的啊。这便是“不得其死”的来源。孔子为何要说这话呢？原来，孔子生病时，他的学生们都前去看望他。孔子仔细地看着他们，就忍不住对弟子们给予了一番评价，他认为闵子骞性格外和内刚，冉有和子贡和顺不足、刚直有余，他们均能自保，唯独子路（字仲由）刚直不阿，日后不能善终，就情不自禁地对子路说：“像你现在这样子，恐怕得不到善终啊。”可见“不得其死”，是孔子出于对弟子相爱的一番苦心，意在警醒刚直的子路今后不可鲁莽用事。赵蕤将其中的“不得其死”，用来作为人生命运发展的第二种态势，意在表达不该死的却死了之类。

        颜回是孔子最得意的弟子，极富学问。孔子说他是“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称赞颜回为人谦逊好学，“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是“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孔子得知颜回英年早逝后，大哭说，这是“天丧予！天丧予！”有人认为颜回是“不得其死”之人，运命待他不公，这样又有学问又有德行的人，怎么就英年早逝了呢？带着这样的质疑，有人就问西汉的扬雄：“人可以益寿吗？”扬雄回答说：“有德之人，寿命就可以延长。”又问：“颜回的品德已经很高尚了，那为什么寿命却不能延长呢？”扬雄说：“他的高尚品德已往让他延长了寿命。假若颜回不仁，那么他怎么会活到现在的岁数呢？”再问：“可有些品行很差不讲仁义的人为什么也有长寿的呢？”扬雄答：“那是他们侥幸而已，可君子却不会虚妄啊！”这一问一答确够引起人深思的，但为什么“不得其死”之人，非要去死呢？

        南宋抗金民族英雄岳飞，就是“不得其死”的典型代表。岳飞本不该就死，可最终死在“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愚忠”之中。他面对抗金的节节胜利，眼看就要“直捣黄龙府”，收复大好河山了，却被十二道金牌召回，把自己置于死地。他不听劝阻，脱离军营，自赴临安，是自毁“撼山易，撼岳家军难”的岳家军；他明知要被奸臣所害，也不抗命而行，是自投罗网；他遭受奸臣捉拿，却断喝制止反抗，让手下人就在眼前死于歹人之手，是自绑手脚；他明知必死，也要阻止下属后来可能的背叛，将最不放心的岳云、张宪召到狱中，是自取灭亡。正是岳飞有了 “我食君禄，尽君事，既奉君命，不敢擅留”的“愚忠”之为，才让以“莫须有”的罪名而屈死于奸臣之手。一代“精忠报国”民族英雄，以“不得其死”而落下悲剧一幕，留下历史的遗憾。一个偏安一隅、苟且偷生、唯投降派是从、只贪恋皇位的皇上，有什么好忠的?不应死的人就这样死了，是命运造化吗？

        孔子还说：“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就是说，人是凭着正直而生存在世上，不正直的人也能生存，那是靠侥幸避免了祸害。赵蕤从这句话中截取了“幸而免者”之语，作为人的命运第三种发展态势，是说有的人本该死却没有死。那么这类人的命运又是一种什么情况呢？

        春秋时期的齐国，管仲与鲍叔牙俩人私下约定，各辅一主，谁上位就引荐另一位。管仲辅佐公子纠逃往鲁国，鲍叔牙辅佐公子小白逃往莒国。齐国公子无知杀君篡位后又被雍林人袭杀，国内无君，公子纠与公子小白都迅速往回赶争继位。官仲自告奋勇前往途中射杀公子小白，却将箭射在小白的衣带钩上，小白趁机就势假装而死而骗过了管仲，得以抢先回国夺得君位，成为齐桓公。齐桓公登位后，就威逼鲁国杀了公子纠。跟随公子纠的人都自杀殉死了。但管仲却没有这样做，而是甘心被囚押回齐国，最后在鲍叔牙的极力引荐下，得到齐桓公的宽赦，并优礼相待，封为大夫，官理齐国政事，终辅佐齐桓公成为春秋首霸，自己也成为史上有名的贤相。管仲“幸而免者”不死，非命也，完全是自决于自己的忍辱负重，才有了后来的苟且偷生的辉煌之为，是辱在自己、功在国家、利在百姓，所以名垂青史。

        唐时的魏征，则是另一番人生命运风景。

        魏征对于李世民，为了保先太子李建成之位，是用尽了谋害之心与之策，只可惜李建成没有听他之言而落败。所以，魏征在唐太宗继位后，无论是从哪一个方面来讲，都是一个必死之人，可他就是“幸而免者”而存活下来，而且竟然成了唐太宗的一面“人镜”。在玄武门事变之后，有人告发了魏征策划杀害李世民之事，魏征被李世民召来质问。面对已被立为太子、手握一切大权的李世民，魏征不但长揖不拜，于“你为什么离间我兄弟”呵责之下，仍旧坦然答道：“先太子如果听我的话，怎么能有今日被杀？从前管仲为公子纠的臣下，曾为替公子纠争夺王位而射齐桓公，人各有主，何必讳言？”正当众人都为此而捏把汗时，李世民听后反而转怒为喜，称赞说：“你真是说话太伉直了。”竟然任用魏征为詹事主簿，是疑而见证，罪而不究，信而用之，魏征十分幸运地遇到了开明圣皇李世民，这才有了他的直谏发端，君臣相偕开创了大唐盛世。魏征的“幸而免者”不死，也非命也，是外决于唐太宗李世明的开明宽恕，才有了日后的“贞观之治”开创，是胜在“兼听则明，偏听则暗”达君上，有着“水能载舟，也能覆舟”的治国上。

        命运三势何去何从，关键在人，左右决势。命运待我如不公，我待命运更用情。命运是何物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把握住自己的命运来顺应大势。命运可以开我们的玩笑，但我们绝不能开命运的玩笑，游戏命运。

2023.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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