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近年来，路遥小说研究似乎进入了一个复杂的然而又是十分狭窄的空间，突出表现在对路遥个人“隐私”生活的考订和眷顾上，这就把路遥小说叙事思想导向了歧途。如此旨趣对于另一路文本细读式路遥研究显然构成了某种遮蔽。文本细读式路遥研究，其最终目的在于“重评文学史”，在于引起人们对相当势利却总以“非如此不可”来搪塞读者的批评惯性的深入反思。但是，就路遥重要小说叙事而言，由“城乡交叉地带”而产生的思想张力，却最终指向了对社会分层中农村青年文化人命运的凝视。乡与城、下与上之间的流通困难，直接制约着农村青年文化人的价值生活和价值想象，路遥在形象叙事基础上抽象化处理了这一时代普遍性危机，这是目前为止，诸多路遥研究很少正面审视的一个问题。本文在以往路遥研究前提下，比较系统梳理了路遥的这一叙事意图，并指出了其文学思想的超越性。

     截止2003年，有学者①对路遥研究情况，归纳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当代》1980年第3期发表中篇小说《惊心动魄的一幕》，到《收获》1982年第3期发表中篇小说《人生》。这一阶段是路遥“轰动”文坛时期，主要集中在对其作品的评论上。公认高加林是“这一个”典型人物形象，指认路遥小说具有深沉、宏大的美学特征，明确了路遥善于在“城乡交叉地带”建构小说世界、表现审美理想的创作特点。第二阶段是1991年出齐三卷本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到荣获第三届茅盾文学奖的时期，路遥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和创作心理，成为了重点关注对象。第三阶段是路遥逝世至2003年，路遥研究进入系统化阶段，主要标志是一些路遥研究评传和专著②的问世。

     时间又过去了二十年，现在再来梳理路遥研究，情况恐怕就很不一样了。2003年以前所开启的研究路子，当然还在持续。但那种致力于文学史惯性知识的作品分析和创作心理研究，也很难说一定比之前更深化了。因为这一路的研究主力军，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广大的农裔青年学子，或者城市人生颇感失败、受挫的青年知识分子，他们的研究也就因烙上过重现实经验，研究中被格外强化的乡村道德优越感、理想主义、个体超意志，反而遮蔽了理性审视。有时经验论甚至走得更远，直接把路遥重要小说《人生》《平凡的世界》，读解成了“励志故事”，这就基本算是简化、浅化路遥文学思想了。如果稍作回顾，新世纪以来，其实这一路研究并不是以单数形式出现，几近成了路遥研究的强劲风潮。要分析这种现象的背后原因，至少会牵扯到剧烈的贫富差距和社会分化，农村青年文化人的“去农村化”，似乎成了这类研究的当然旨归，实际上是把复杂问题简单化了，留待后面再说。这一类路遥研究成为风潮的最直接原因，是“80后”乃至“90后”学人开始大量进入学界了。虽然他们所面临的困窘现实，完全不同于高加林、孙少安、孙少平等，但这不妨碍他们通过分析这些文学人物来委婉表达他们的价值诉求。如此，路遥研究，一边好像重新又热起来了，一边却又显得相当单薄。

一

     更重要的变化自然不在这一路研究里，而是一些重要的主流批评家③开始慢慢“回过神”来了。他们开始对当代文学史教材的模式化和势利化，感到了某种难以言表的尴尬。这使得他们的路遥研究，从一开始就带有强烈的反思色彩。首先是对既定文学史教材的反思。针对高校通用当代文学史教材对路遥的简化处理和“冷漠”态度④，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纠偏。既然如此，这一类研究也就包含有对中国当代文学，乃至世界文学史上同类作家纵横向的对比。反思、审视的目的直接指向教材“非如此不可”的痼疾惯例，大有“重写文学史”的架势。其次是对路遥小说的文本细读。虽然这批批评家不是当年撰写文学史教材的人，但他们却是那些文学史教材的当然使用者，毕竟属于同一知识共同体。文本细读为着从路遥小说本身论证其可持续开发的意义空间和价值可能性，最终目的也是返回到文学史。第三，路遥处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与新世纪的过渡阶段，他们的重读、重新阐释，也就隐含了对八十年代到当下文学思想连续性的呼唤，路遥小说的叙事经验是标志这种连续性的最坚实存在。向前必然衔接着“五四”启蒙——对“五四”所谓的启蒙，似乎多有质疑和辩难，至少含有以情感的温度对鲁迅乡土文学劣根性的冷峻审判的矫正意味。顺理成章，向后指向未完成的新乡土文学。他们不约而同用经典现实主义的创作精神标尺来衡估路遥小说叙事，价值选择不言而喻。说明在他们眼里，自路遥以来并不短的新乡土文学书写历史，对应于相关现实社会，并不是深层介入的积极姿态。由他们分析、论评、勘探的理性态度和解读、鉴赏、诠释的情感热度不难看出，他们对当下新乡土文学凌驾于社会历史之上的故事化处理，乃至于有选择地讲好社会现实故事的趣味定位，多有不满。在他们看来，只要从深处脱离社会历史和社会现实实际，无论“讲好的故事”，还是“讲好故事”，都不足以享有颇富分量的思想话语的再三眷顾。由此可以感受到，这批批评家对路遥的论评和研究，是带着深沉的情感和忧患的历史感的，其中三昧，值得文学批评界整体反思。

     有了这批学者、批评家的加盟，近些年来的路遥研究才真正摆脱了某种狭小的空间，也摆脱了某种似乎只属于贫穷的黄土高原农村，以及此等农村青年文化人人生遭际的小圈子现状。

     谈到这批批评家的路遥研究，究竟该如何评价其贡献，现在下断语恐怕为时尚早。因为我们还不可能预见到这些研究，对以后的路遥研究到底能产生哪些影响。不过，结合之前很长一段时间的路遥研究积累和路遥重要小说叙事事实，以及人们对当下新乡土小说的大致预期，也并不难提炼出一些一般性的判断。毫无含糊，积极一面的作用是肯定的，而且这个作用应该在未来当代中国文学史的层面来论说。最直观的一点是，他们的研究从根本上扭转了路遥研究已经暴露出的一些端倪，那就是通过大量新出土路遥日记、住院事宜、与友朋亲人的交往关系和特殊年代路遥本人的具体行为言论等的考证、推断，有把路遥文学研究引向狭隘心理学乃至病理学的倾向。这种研究关注重心在路遥创作心理动因上，这没有问题。可是，随着路遥生前的一些记述、见证人回忆文字的不断曝光，另一种指向路遥本人“心性”“心理动机”的所谓原型人格或原型形象，便慢慢浮出水面了。这些以路遥生活知情人自居的研究，不管初衷多么热爱文学，实际上却把路遥文学，特别是路遥小说叙事思想研究引向了歧路。

     这种思路，在讲述路遥生活坎坷故事和婚姻悲情故事时，以解构的思维，下意识里植入路遥小说人物形象和小说故事情节分析，从而把路遥对特定时期农村社会运动，以及相应政治意识形态的力量，在个人超意志主宰下，被消化、稀释成了路遥个人经历、遭遇的某种旁证。这时候，路遥小说叙事中的十年农村现实，尤其是十年里的农村政治运动和运动中农民的普遍性人生苦难，就此被收缩进路遥想象性的“疗伤”美学而几近于取消。显而易见，这类路遥研究，实际上正是当下颇为流行的“个人化”经验趣味思潮的直接反映。对于这类研究，很容易想到研究者年龄代际原因所造成的隔膜。一直以来我们并不认可“80后”“90后”的农村经验，认为他们不了解过去的农村，因而更会成为个人趣味的拥趸者。其实细读这类研究就会明白，沉陷在该思潮中的研究者，与年龄大小并没有必然联系，只与价值选择有关。把路遥研究定位为通过讲路遥故事，来还原“真实”路遥和“真实”路遥文学的研究者，即属于资历上绝对掩人耳目的一拨人，他们的“故事”也就多了一份特别的诱惑力。上面提到的重要批评家，之所以多致力于文本细读来“重评”路遥，大致原因盖在于此，是对路遥叙事重心的严正纠偏，这一点格外重要。

     至于重要批评家把路遥文学提到经典现实主义，乃至与世界一流文学对比的层面，这不能简单以矫枉过正来加以指责。他们的初心，不外乎提请人们注意，路遥小说是别样一种宏大叙事，其价值和意义在于接续了百年来乡土文学最可宝贵的思想根脉。所以如此，在他们看来这根脉是被当下新乡土文学叙事强行掐断了的。或者，极端一点说，他们认为路遥小说是对鲁迅式启蒙乡土文学的进步。虽然他们的文论中并没有明确以鲁迅为反证或参照，但能感受到面向鲁迅式启蒙乡土文学叙事，是他们的基本立论前提，其进步当然是通过对鲁迅启蒙思想的“反写”来实现的。这是更高一层的启蒙，因为他们认为路遥的叙事视野转向了农村社会及相伴而生的政治意识形态。在八十年代，就路遥承上启下的位置而言，这个转向本身就具有重大意义。因为它悄然间打破了“文化”的重要性，或者从深处质疑了把“文化”凌驾于社会、政治之上的普遍现象，这一属于八十年代特有的认知定势。当把“文化”看得高于一切之时，个体意识便成了文学叙事的首选项目，社会历史、社会政治、社会现实自然仅成了整个叙事的陪衬和布景。

     尽管如此，在这里，我们仍不得不指出这批研究内中所隐藏着的一个逻辑陷阱。一方面构成了对路遥小说叙事事实的某些遮蔽，另一方面或许会对今后路遥小说叙事思想研究造成某些方面的误导。这两个问题合起来，简而言之，是在“大”中还原路遥小说叙事对象的同时，取消了路遥小说叙事对象本来“小”的特质。这个“小”当然不是再回到起始阶段路遥研究中，人们凭着朴素感情和下意识经验确立的西北的黄原地区、石圪节公社、双水村及其农民、农村基层干部和地市级领导，而是以这些具体空间为切实生活环境呈现的分层社会格局。前者是本事，后者是叙事；前者建构了真实的农村世界，后者用概念建立了抽象世界。无论高加林、孙少安、孙少平，还是兰香、田晓霞、田润叶，他们生活再不如意，到头来总还是要结婚、过日子乃至生老病死，这其中有别于其他人群的地方在于，他们更艰辛更苦难，尤其内心世界更折磨更令人心酸。或者叙述他们不一味如此的生活，即他们亦有艰辛中的欢愉，苦难中的胜利，折磨中的坦然和心酸中的自我满足感，这便产生了理论阐释上的浪漫主义、理想主义，甚至个人英雄主义。然而，这些还不就是小说叙事的终极目的，终极目的是对这些过程和结局的追问。这个环节中最关键之处是，这些人物几乎都是最朴素最一般的愿望被阻断的人，他们中间无一不横亘着分层社会这座巨大坚实的大山。他们凭着顽强意志和超人的吃苦精神，跨过过无数生活的艰难，可在此无形无色大山面前，无不望而却步。这里，既是产生美学的地方，更是生产危机和困窘的地方。

     自然，比之百年农村社会变迁和百年乡土文学叙事历史，此处的危机和困境似乎是“小”的，但比之这些人一天一天的煎熬日子和在煎熬中不灭的盼头，百年也未见得就有多么“大”。即使目前，再梳理其他众多路遥研究者的成果，也仍然发现，路遥小说中的这种“小”，是被当作某种可有可无的东西来处理的。非但被轻轻滑过，而且还大有路遥研究已穷途末路之感。最突出例证是一些研究者为着“学术增长点”的挖空心思操作。比如以才子佳人的爱情模式、贤妻良母的婚姻模式，解读出路遥小说的“男权意识”⑤；以巴赫金“参与性”观点为理论武器，指出路遥小说人物对边缘生存观念、生活意识的自我确认⑥等。当然，“民族理性”⑦，“红卫兵”经历形成的受难情结、政治情结、绝望意识是直接影响路遥创作心理及其作品的具体写作⑧，以及把具体人物的具体遭遇读解成作家“道德批判意识”⑨，把社会分层造成的命运悲剧归纳为作家对“知识”体认而生的叙事分裂⑩等，均是对路遥小说中“小”的证伪和取消。这进一步表明，随着政治意识形态话语的转移和学术热点的日新月异变化，路遥研究发展到今天，差不多已经与路遥当初的思想意图越来越远了。

二

     路遥取“小”而小“大”、取“轻”而轻“重”，这首先是他对自己切身的农村经历，特别是他自己较长时期生活在他所谓“城乡交叉地带”⑪社会现实经验的聚焦。其次也是他推出重要小说前，经历过的并不短的中短篇小说创作所历练出来的叙事选择。二者相互磨砺、相互激发，最终形成了路遥观察社会的独特的视角。他在“城乡交叉地带”奔波的年月，几乎等于他从离开家乡求学到陕西作协成为专业作家，以及不多几年便逝世的全部时间。因为后来即使到了西安，创作《人生》《平凡的世界》仍然在这个地带完成。所以，“城乡交叉地带”实际是路遥真实生活的现实社会。这个前不进城后不入村的空间——类似今天所说的“进不了的城，回不去的农村”，正是他短短一生的写照。即使调入陕西作协后，不说别的，单是农村老家没完没了的事情，都需要他这个进了城的农村人去关照。家人闯了祸，给弟弟解决招工问题等等，都需要他这个“干部”“公家人”出来，哪怕隔山驾岭找关系、递纸条，也得全力找人解决⑫。与农村理不清扯不断的联系，结果只能是人虽然进了城，心却一直被庞大的农村根系所羁绊，这是农村的旁观者或城市的农村闯入者这样较为单纯的、单向的和猎奇的经验，不管怎样都不会有的一种奇异体验。直观理解路遥的内心状态，很容易把问题的全部归在人情世故上。一方面认为路遥看重农村情感，以致拌在其中无法摆脱；另一方面我们也许会觉得是农村亲人对他的要求太高、期望值太大，背过脸去不就完了吗？其实这里面包含了太多农村人的无助，也说明农村人看起来生活静止、稳定，实则只是对前途无望之后的漠然和安于现状罢了。一旦有一线“奔头”，那种静止和安于现状便马上被打破。在如此骚动不已的世界里，引起其骚动的动因真可谓千头万绪。作为农村出来的青年文化人，一个致力于献身文学的写作者，路遥恐怕不单是对具体疑难问题的纠结。从农村人的终端诉求逆推回去，从结局开始沉思他们之所以如此的元动机、元期待，似乎更合路遥本人的气质。因为像他弟弟招工那样的具体问题即便如愿解决了，他也知道也绝不意味着对别人弟弟类似情况就可以冷漠地背过脸去。显然，这至少是一个普遍性社会问题。但是，起初，路遥感受最深的并不是后来明确了的社会分层问题，而是其间和他一样的青年文化人的“劳动”和“爱情”。

     在路遥看来或者在他的经验履历上理解，这两件事情是农民一生中最堪惊天动地的大事。前者关乎生存能否持续，后者关系生活是否有意义。对于一般的农民青年，可能只有前者，后者却只有农村青年文化人才有，这是路遥几乎所有小说中一贯叙事的一个现象，即这批青年人开始有了懵懂的内心世界，表明他发现了农村社会最具有可塑性的一面。这既拜国家大势所赐，也离不开知识的启蒙。之于个体，国家大势创造了流动的机会；之于内心，受教育产生了内在性生活憧憬。对于那时候的路遥而言，爱情只是祖祖辈辈劳动路上他这一类人发现的“美州新大路”。它仍然服膺于劳动这个外在的、合理性的、正统的农村生活法则。只是当爱情的惨败被真切感知到之时，才意识到此物并非能藏住掖住。这时候，对爱情的渐深反思，反过来成为了对劳动本身的质疑。因为劳动的空间和劳动所需的知识储备，实际上不足以动摇祖祖辈辈既有的婚姻模式。只有在流动中，在知识的洗礼中，爱情这个似乎在“远方”才有的尤物，才配一跃而成为人生的全部价值意义。

      这即是“城乡交叉地带”中路遥的真实心迹，这心迹悉数成了他重要小说出来之前，其他短篇小说开始有所察觉、有所有意聚焦的叙事重点。

     通过统计2010年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路遥全集》可知，从1972年开始到1984年精力转向长篇写作为止，路遥所专攻的短篇小说共计16篇。其中“文革”中创作4篇，是《优胜红旗》《代理队长》《基石》等，“文革”后创作12篇，包括《姐姐》《风雪腊梅》《月夜静悄悄》等。李建军把“文革”期间路遥的短篇小说称作“双浪主义”（“道德浪漫主义”和“美学浪漫主义”）⑬写作，也对其中人物超负荷的唯意志论劳动提出了批评。在审美和人性论上不无道理，但路遥对劳动的叙事定位，可以说自那时起直到后来，基本未有太大变化，这恐怕不能简单说是时代局限下的被动叙事。观其叙事态度，是与他后来创作成熟期的思想表达密切相关的。没有前者的发现与建构，就不会有后者的聚焦与深入。

     《优胜红旗》中有个老人叫老石，是一个身体与劳动成绩构成巨大反差的劳动能手。他身体瘦小，力气却大得惊人。小说中写到，他的胳膊“铁钳似的”，正面描述其是“吃钢咬铁的老汉”。老汉不仅身体结实，视劳动为信仰，他还是个劳动艺术家。所干活儿为修梯田打塄子，他打过的塄子“硬得像铁壳壳”，这就不只是能干了，还有如许精巧技术的成色了。所以，每每“劳动竞赛”，他及他所在的小组总能拔得红旗。至于这样经常“半夜里”才结束的劳动，其成果何在呢？小说虽也有质疑意味，但叙事主体却仍然是老石这样老老实实、一丝不苟只想把活儿干好干漂亮的劳动者的劳动，主题符合小说题目“优胜红旗”。《代理队长》也基本如此，是把劳动者对劳动成果的捍卫境界发挥到接近极致的主题。赵万山是一个连端碗吃饭眼睛、心思都不离开集体劳动成果的人。第一次刚端起饭碗，看见懒汉偷枣子，于是立刻放下碗，过去劝退。第二次刚端起饭碗，又看见渠水脱口了，自然也是再也顾不得吃饭了。现在的读者读这样的描述，也许觉得好笑。其实那个年代，对于一个只顾劳动的农民来说，珍惜一点一滴的劳动成果，不只是份内应该，还多了一份对劳动的崇高感和神圣感。久而久之，所谓视土地为生命，视劳动为信仰，便成了农民诠释自己人生价值和意义的全部。我们离开具体语境可以批判其愚呆、机械和麻木，但设身处地去想，其他世界未被打开之前，农民守着那种很难想象的本分，本身就充满了意味。

     本性决定了价值态度，对待爱情，路遥早期短篇小说也视同于劳动来叙事。一旦爱情发生变故，对于当事人可谓牵一发而动全局，几乎所有事情都会随之而动摇，乃至于改变方向。这些叙事主体涉及爱情的短篇，属于20世纪八十年代初创作，《姐姐》《月夜静悄悄》等再明白不过地体现了这一点。姐姐名唤作小杏，是《姐姐》中被男子抛弃的农村姑娘。她属于像我们熟悉的刘巧珍（《人生》）一个类型的女子，不是全村数一数二，就是陕北酸曲所唱的“人梢子”。可她偏偏爱上了高立民，此人属于阶级敌人范畴，是被专政的对象。他父亲原是副省长，现在被打成了“特务头子”，高立民受牵连而来插队，自然是被改造的对象。小杏不但不避讳这些，而且还格外同情，以至终于爱上了高立民。事情的发展在读者的意料之中，高副省长获得了平反，官复原职，高立民也从插队中考取了大学。离开农村，意味着分手，果然高立民来信表明了一切，两人爱情就此结束。信中其他理由可视为高立民的借口，但“商品粮”和“农村户口”却是谁也跨不过去的钢铁条件。小杏自然心知非自己能力所能争取，只好把苦往心里咽。

     如果《姐姐》中是城市干部对农村姑娘的抛弃，那么《月夜静悄悄》则是城市干部对农村姑娘的接纳。高兰兰本是村支书的女儿，他却爱上了村里人见人嫌，又懒又笨的大牛。然而，最终高兰兰却被城里来的迎亲轿车接走，大牛受到重创，突然变成了一个纯粹的哑巴。

     现在我们不去讨论痴情程度和道德伦理问题，因为这些内容并非路遥叙事的侧重点，他也许轻轻带过但实际上却在小说叙事中起到扭转方向的地方在于当事人身份和社会地位。《姐姐》中的小杏，是普通农民的女儿，长相在爱情的结果上并没有多加几分，决定爱情成败的核心条件是农村还是城市户口、农民还是城市干部。《月夜静悄悄》也同样是如此，高兰兰眼里是没有什么身份意识和地位意识，可她却是村支书的女儿，这不是她给自己赋予的身份，而是她父亲或者直接说是她家族历史资源给予的。在高兰兰恋爱的时代，村支书手上的权力仅次于公社书记，因为村里推荐工农兵大学生或招干，村支书就是直接执行人。由此可推知，那时候的村支书，其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是由其家族自20世纪八十年代之前历次的政治运动中，积累起来的，这种资源甚至一定程度超过了城市一般干部家庭。基于此，路遥对高兰兰突然远嫁城市干部家庭的叙事，其实是相当简略的，这是无需多说，也不需叙事其原委的约定俗成。爱情叙事中另一重要信息是，农村姑娘都有一定的文化，小杏起码能读信件，高兰兰也上过学，村人的眼里已经写明了高兰兰与大牛是瞎胡闹，不可能修成正果。有文化，长相又格外出众的高兰兰，爱上大牛，恐怕只表明高兰兰本人很纯真，并无世俗功利概念。然而爱情上升为婚姻，别说纯真，即使是痴情，在一个讲究身份、地位乃至于资源份额的社会，也得碰得头破血流、一败涂地。说到底，高兰兰不是攀高枝嫁给了城里干部，而是门当户对之婚姻的必然，这是与小杏的本质区别。说明爱情而婚姻卡脖子之处，即是身份、地位盘踞价值中心，进而发挥决定性作用的时代。这批农村青年女性文化人，不幸生在了这样的时代，流通就此中断，意义生活就此搁浅。

三

     由以上路遥早期短篇小说的劳动与爱情叙事，现在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结论。在路遥眼里，地地道道的农民，分为两辈人两种意义生活选择。侍弄农活的男性农民，如果以老石和赵万山为代表，路遥给他们的意义生活的叙事主要指向传统道德伦理，并给予传统道德伦理的褒扬和肯定。这种价值定位通过负面形象被读者所体验，也感染读者最终被读者所认同。老石的坚韧、能干和工匠精神，其反面是众社员的偷奸耍滑、得过且过和磨洋工；赵万山的集体主义、大公无私、敬业和勇于担当，其反面形象是懒汉赵有贵及只扫门前雪的其他人。今天我们或许觉得这老一辈农民，过于自我牺牲，没有内在性生活。但细想，又会马上发现，作为不识字的一代农民，守正劳动，保卫劳动成果，并在劳动过程中得到自我满足，可能就是他们全部的精神寄托和期望。往大里说，他们的身上所体现出的纯正品质和浩然之气，才是对传统文化本身所裹挟着的糟粕的汰除和批判。

     相比较老一辈农民，年青一代则显然是农村文化女青年，小杏和高兰兰堪称典型。显而易见，她们身上带着浓浓的八十年代“新启蒙”色彩。叙事中虽然也强化了她们勤劳朴实的一面，但侧重点却在内心世界。无论小杏，还是高兰兰，不管选择高立民，还是爱上大牛，她们爱的出发点并无半点世俗成分，都基于同情、天真，最后发展为爱情。审美感受而言，面对她们爱的难产，我们似乎也很容易联想到悲剧即“美被撕破”，并且进行一番肆无忌惮的道德追责。可路遥不满足于单纯道德谴责，他悄然间把悲剧根源引向了远为复杂得多的社会分层。即是说，他要表达的是，尽管他们（或她们）已经做得足够完美了，对方（或主流价值持见一方）为什么仍然不可认同呢？或者即使对方获得暂时的首肯，为什么一遭遇遗传似的身份、地位，必然要乱阵脚呢？

     如此等等一连串的疑问，较短篇幅写作时期的路遥，只是意识到却并未真正找到展开叙事的充分理由。待到《人生》《平凡的世界》面世，诸种待解问题，才有了更深的追问。通过短篇的磨砺，使他认识到，云集到农民和农村的问题虽然异常复杂，但概括起来，实际也就两端。对于老一辈农民，或者忠实于土地的农民，他们的主体性化繁为简就是对传统意义稳定秩序的维护，这就需要尽可能保持发展上相对的稳定性和文化变革上相对的连续性。最麻烦的是农村青年文化人，或者基于自身经验而觉醒的农民。这一视角的叙事，显然是路遥到离世也未见得彻底想明白的一个命题。不过，他毕竟穷其毕生经验积累，在形象表达和开放结局的处理上，给我们留下了可以一直讨论下去、发掘阐释下去的余地。

     对于路遥研究来说，影响研究、创伤心理研究乃至流派风格研究等，有无必要呢？当然必要，但不见得是充分必要研究。比如通过影响研究，我们大致知道路遥所读过的书和喜爱过的作家作品，紧接着我们也可以顺着经典作品的叙事思路和结构框架，更省事便捷地找到路遥作品的“原型”；比如通过创伤心理研究，我们不但会更多一点了解路遥的童年、青少年乃至青年时代生活情状，加深对其小说叙事情节、人物形象“疗伤”的理解，还会收获一些路遥生活中意外花絮。总之都是为着折射生活中路遥的清贫和农民本色——笔者就读过一篇以“北京知青”口吻写的多少年后回访延安时，与路遥同住一窑洞大炕大惊小怪见闻的文章。文章通篇没怎么提路遥创作情况，充满猎奇地走马观花一番后，文章却仔细地描述了和路遥同寝时的发现。该作者很奇怪早上起床时，同为男性，路遥为什么用被子遮着穿裤子，最后才发现，原来路遥是没有穿内裤的。一直揭到底裤的所谓创伤心理研究，路遥还有多少隐私可言呢？比如流派风格研究，狭义现实主义或批判现实主义，仿佛有一个标准框架，只等着填充相应材料即可。我们可能会更多了解陕北黄土高原农村的民俗民风特色，到最后，这类研究一定扬言路遥小说保存了多少中国传统文化瑰宝，其中“苦难”是必不可少要突出的主题，路遥叙事预示着对过去农村社会现实的揭示，言外之意，今天新乡土文学涌现的时代“新人”，是历史性进步。

     之所以这些研究不是充分必要研究，大家都看出来了，是因为它们多半是文学史，特别是文学知识规定性内的研究。不要说路遥具体小说叙事，即使再读他的创作随笔长文《早晨从中午开始》及其他创作感想，其创作意图、理念和价值取向，也明明白白不是为文学史写作，亦不是冲着为文学研究多添几个新角色新形象，而是写出他对他经验的农村现实和农村社会的思考，所谓不面对文学界、不面对批评界的“无榜样意识”⑭“我不相信全世界都成了澳大利亚羊”⑮，再清楚不过表明了他小说叙事的立场。

     除了前文提到的短篇小说积累而外，强调这一点，亦对理解《人生》《平凡的世界》叙事中路遥关于分层社会的思考很重要。因为到了这些重要小说，应该说路遥已经进入了他对他经验的现实世界的相当抽象化水平。

     农村青年文化人价值生活愿景的叙事，得到了更集中深化。表现之一是，不再把农村青年女性文化人作为叙事重点，转而聚焦到了农村青年男性文化人。既有路遥研究好像并没注意到这一变化，所以，这里可以作为重点进行一些讨论。为什么有这个变化呢？从小杏、高兰兰们到《人生》中的刘巧珍所形成的较完整人生链发现，不管女权主义者怎么看，事实情况是，农村青年女性文化人在分层社会中，始终处于底层并需依附男性而存在。小杏肯定要嫁人过日子，但她最初在高立民身上所萌芽并建立起来的理想爱情，定然不复存在；高兰兰的情况类似，她在所嫁的城市干部那里，也许能得到更好的物质享受，但不见得能获得大牛所能给予她的自由和尊严。刘巧珍也基本一样，带着高加林留给她的深深心灵创伤嫁人了，虽然看起来是风风光光出嫁的，可她总是对妹妹说，让妹妹经常过来给她说些安慰的话。这安慰的话便是妹妹这个中学生口里说出来的如何痛恨高加林，以及高加林如何道德败坏的骂语。刘巧珍不识字，算不得文化人，她尚且一直背着遗憾，小杏、高兰兰更毋庸多说了。由这些女性的人生流程可知，之于分层社会，她们的抗争或能动性几乎等于零。非但如此，价值生活的挫败，还更加剧了她们的向内回收。在折磨自己中，视角很难向外，至多也是寄托于传统道德伦理的谴责。这一点对于改变分层社会，恰好是最无效的，因为单就个人来说，改变层化限制需要切实行动。沉陷在对他人道德“缺陷”的循环诅咒中，纠缠在无休无止琐碎家务中，恐怕不止不识字的刘巧珍如此，农村青年女性文化人也难逃这个生活框架。她们唯一能做的，就是遵照父母及媒妁之言，嫁人、生孩子、操持家务。与刘巧珍不同之处只在于，由于爱情的启蒙，她们或许更懂得她们想要的生活，像她们所理解的爱情一样，在远方并且很大程度需要别人创造机会。而眼下，她们只能屈从命运甚至屈服于运气，居家伺候好公婆。

四

     这是路遥最终把聚光灯打向农村青年男性文化人的根本原因，考虑的是他们的行动力，这是第一层抽象。

     高加林背着行囊在县城转了一圈又回到了农村，唯一多了的是黄亚萍及其家庭对他的蔑视和伤害。回到原地后，赌命似的劳动，既是对自己无能的惩罚，又是对不公世道的抗议，唯独不是对刘巧珍的赎罪。原因很简单，通过黄亚萍的爱，他意识到即使黄亚萍父母不阻拦，到头来他不见得就一定娶她为妻，这个主动权他有把握攒在自己手里。关键是在此过程中，他已然换了脑子，他知道自己不可能真的像父辈那样一辈子困在土地上了。比爱情更深的意识是，他有了强烈想突破既定身份的欲望。这里面包含对基层腐败的痛恨，对层化导致的世俗势力的反抗，和对人生而不平等的浩叹。就是说，在这第一层的抽象中，觉醒的高加林很重要，至于回原地后的高加林究竟如何自处，其实并非路遥在这一阶段的叙事中想要探讨的侧重点。那些伤感的、自责的、悔恨的情节和细节，以及由此而引发的批评界的道德谴责、农村文化优越感、传统秩序优胜性等论调，也实则是自外于《人生》主旨的发挥。

     第二层抽象指向高加林们的一种普遍性。毕竟，不是所有农村青年男性文化人都能如愿变成城里的国家正式干部。情况正好相反，多数只是读完初中乃至高中，仍然要回乡当农民的地道的体力劳动者。对于这一批人怎么处置呢？这时候便出现了《平凡的世界》里的孙少安，他是高加林后半段人生的延续。孙少安自觉与城里的小学教师田润叶之间横亘着不可逾越的阶层鸿沟，他主动切断了念头，开始了自己不同于老一辈的人生谋划并迅速付诸于行动。孙少安做的实事是，娶妻成家，抵制村里残余的极左保守势力，率先领导生产队实行小队包产到户责任制，接着也就在全村推广了责任制；头脑灵活的少安又进城拉砖，用赚的钱建窑烧砖，成了公社的“冒尖户”。这当然是就小说的终端叙事来说，期间的发展变化自然远非这么直线。这里值得关注的是，路遥给发了家致了富的孙少安赐予了某种集体主义品质，即他砖厂招募村人有意给他们创造赚钱机会和慈善修建学校事宜。表面看起来这一点与作家在高加林身上赋予的个人主义是相互矛盾的，也导致一些研究者并不把孙少安当作重点来看待。其实我们仔细分析一下走入死胡同的高加林便不难理解。既然孙少安是在农的高加林，孙少安的所作所为所想，实际上起制衡高加林已经被唤醒了的自私自利个人主义作用。在路遥逻辑上，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并非层化社会的有力干预者，弄不好还是分层社会的加速器。这从回乡后高加林泄私愤似的表现多少能看出端倪，路遥也清楚地知道这一点。但集体主义却需要社会机制来完成，如果仅指望个人，哪怕是文化自觉的个人，也形不成现代社会体系，其稳定性和连续性是无法保障的。当然，现代社会体系的完善与否，在路遥认知孙少安们的时代，它还是一个陌生的概念。提出这个概念，只是强调，作为一种思想雏形，孙少安们既然有着高加林们的历练前身，他们在农村的作为理应不是集体主义就是自私自利个人主义这般的二元选项。

     由此可见，正是需要现代社会机制叙事的地方，路遥却缺席了，他只能通过“清官”田福军的个人魅力来平衡他思想上的失衡。

     到了第三层抽象，路遥较彻底地进入了他所真正熟悉的“城乡交叉地带”，孙少平的成长就是一个有力聚焦点。孙少平对孙少安在农村就地发展经济，表面看是全力支持，可从他本人的选择看，是有保留的支持，自然很多原因来自他们破败家庭这个无比庞大的土根。这不是传统文化魅力问题，是当务之急的生存问题所决定的。路遥叙事时亦多犹豫，这种伤感基调甚至一直影响到孙少平的命运结局。

     为了铺垫孙少平人性及现代性思想的成长，路遥甚至借助于孙兰香的上大学及与省委副书记的儿子吴仲平的联姻，田润生与郝红梅的挫折情感婚姻两个极端化参照系来互证。孙兰香的恋爱看起来是成功的，但往后发展难说没有脆弱风险，郝红梅失败的婚姻就是例子。田润生折腾一圈，直到双耳完全失聪，才回到带着孩子的郝红梅身边，这和田润叶的婚姻如出一辙。身份上，李向前配不上田润叶，但李向前受伤乃至于双腿截肢后，田润叶才回归正常妻子的位置。这表明，只要是冲破各种层化障碍的农村青年文化人，他们总是带着身体或心灵的残缺，而接受一方也总是以无比疲惫的精神状态来接纳。冲破阶层之难，当然是作家叙事的应有之意，可小说整体的叙事重心，却仍然在迂回地聚焦孙少平。这里不是指田晓霞，许多研究者总是在研究孙少平与田晓霞，我认为这实际是路遥的一个败笔。如果田晓霞不被洪水冲走，摆在读者面前的问题，肯定还是孙兰香到底能否与高干子弟走到一起的老问题。路遥深知其中的困难，所以，一直等到孙少安事业有成，孙少平成为正式矿工之后，才让孙兰香的爱情浮出水面。这至少从表面看，孙兰香的家庭在经济的总量上和成员社会身份的平均值上，是与高干子弟家庭基本相匹配的。孙少平本人呢？他不像孙兰香那样可以理直气壮，他背靠的依旧是农村家庭和尚未走出大学校门的妹妹孙兰香。也就是说，除了哥哥赚了几个钱，勉强算个“农民企业家”外，他屁股后面仍然是一大堆泥腿子，怎么能和双职工独生子女家庭，且父亲是高级干部的田晓霞相比呢？等于他仍是一个游走在城乡交叉地带的活跃分子，再加上瓦斯爆炸事故以致他破相，他只能更务实地选择煤矿和师傅之妻惠英。当年高中时的青年才俊，现在一身才华只限于出好煤守好矿工岗位的技术员煤黑子了；当年英俊潇洒独出己见一身正气的白马王子，现在只是操心倒夜班保证班组不出任何事故的破了相的小班长了。诸事变故的叵测，几乎一夜之间完成，真是距离高干家庭越来越远了，而不是越来越近了。

     以上分析显示，路遥在突破层化上的双重残缺叙事，一步步佐证的无非是，既然阶层是整体对整体，那么，任何个人主义的努力，除了付出身体、道德和人格的代价外，是无法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积极流动的。整体突破阶层壁垒，必须靠现代社会机制的整体推动。这一点，即使放在今天语境来体会，仍然具有超越的思想见地和强度形象感染力。仅以此端而论，在众多作家不是忙着叙述愚昧与落后，就是忙着实验腾空而起的个人主义时，路遥貌似缓慢老旧的走法，实则已然超越了他书写的时代，走在了最前列，这是他作为一个青年作家真正了不起的地方。

      注释：

    ①梁向阳：《路遥研究述评》，《延安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

     ②截止2003年的路遥评传和专著只要指：王西平、李星、李国平：《路遥评传》，太白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赵学勇：《早晨从中午开始——路遥的小说世界》，兰州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宗元：《魂断人生——路遥论》，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姚维荣：《路遥小说人物论》，新加坡文化艺术出版社，2000年版。此时段，尚未出版的路遥评传及专著有：厚夫：《路遥传——重新开启平凡的世界》，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版；杨晓帆：《路遥论》，作家出版社，2018年版；航宇：《路遥的时间——见证路遥最后的日子》，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版；申沛昌主编：《路遥与延安大学》，新华出版社，2019年版等。

     ③这批批评家主要以王兆胜、李建军、郜元宝等为代表。2018年以来，这批批评家展开了对路遥正面的、成规模的研究。共同点，一是带有明确的矫正既有文学史对路遥论述的冷漠和评价的偏颇的目的；二是在当代中国文学史的建构意义上，乃至与世界一流作家的对比中，来发掘路遥文学的价值；三是通过路遥文学研究，来批判批评界种种知识程式化、价值模式化、经验私密化现象，从而彰显路遥小说叙事经验的独特性；四是这些研究单篇论文普遍块头比较大，有些甚至长达五万字左右，有些则成系列论文构架，视野不再仅停留在高加林、孙少平、孙少安等主要人物身上，田福军、孙玉亭、郝红梅等以往研究几乎不曾注目的人物，在这批批评家眼里照样平分路遥文学世界的秋色。总之，这些研究均具有总结性、总体性，不再纠缠于局部、零散的解读，大有孤篇盖全唐的气势。比如王兆胜：《路遥小说的超越性境界及其文学史意义》，《文学评论》2018年第3期，《关于路遥研究的四个问题》，《小说评论》2020年第1期；李建军：《“我不愿意再像你们一样”——重读<人生>》，《文艺争鸣》2020年第4期，《哀矜的仁者与务实的改革者——论田福军》，《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1年第6期，《被命运之石覆压的蒲公英——论郝红梅》，《文艺争鸣》2021年第3期，《不成器的人与精神寄居蟹——论孙玉亭》，《文艺争鸣》2022年第2期，《大地上的苦难与阳光下的诗情——理解路遥的一个认知框架》，《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2年第2期，《论路遥与俄苏文学》，《文艺研究》2021年第5期等；郜元宝：《编年史和全景图——细读<平凡的世界>》，《小说评论》2019年第6期等。郜元宝该文长达五万字左右，与路遥创作随笔《早晨从中午开始》篇幅相当。

     ④这里指的是1990年代初三部曲《平凡的世界》出齐，直到1990年代末以后陆续出版的多部当代文学史著作与教材中，对《平凡的世界》的普遍冷落。有如下情况：只讲《人生》而不讲《平凡的世界》。孟繁华、程光炜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修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10月第1版。正文部分甚至始终没有出现路遥的名字，只在关于“茅盾文学奖”历届获奖者注释中提到《平凡的世界》（路遥）。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8月第1版，2007年6月修订版，第192页。既讲《人生》，也提到“他的长篇遗作《平凡的世界》”，却不作任何展开。陈思和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第1版，第233页，第240页。正文部分提到《人生》，只把《平凡的世界》放在注释部分的作者简介中，并将路遥这部“百万字的长篇巨著”的完成时间误为1991年。陈晓明：《中国当代文学主潮》，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4月初版，2013年9月第2版，第298页。承认《平凡的世界》是路遥“以生命铸就的长篇巨制”“作品的艺术感染力较强”，是“中国当代文学的重要收获”，但只抓住“孙少平、孙少安兄弟的奋斗史”进行简单评析，结论是“今天再来看这部小说，孙氏兄弟两种奋斗的时代局限已经十分明显”“在真挚的情感投入中，路遥描述的社会历史长卷尚缺少更清晰、更深刻的历史意识；在激情澎湃的叙写中，作品留下了一些粗糙的痕迹”。董健、丁帆、王彬彬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新编》，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8月第1版，第439—440页。基于“励志”和民间热的考虑，认为路遥的文学只适合给一些心智尚不成熟的青少年阅读，“对历史和现实的模糊认识和对农民奋斗图景的景仰与讴歌，使路遥的作品民间情感有余而历史省察不足”“路遥的作品成为诸多底层少年的人生教科书，成为理想与寄托的对象，他对劳动美德与理想爱情的书写博得了许多动情的眼泪。在路遥之前，乡间的苦难从未获得如此‘瑰丽’的诗情呈现，这也使他的作品对于缺乏问题意识与悲剧感的普通读者具有长久的吸引力”。丁帆主编：《中国新文学史》（下册），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年4月第1版，第187—188页。以上统计均见郜元宝：《编年史和全景图——细读<平凡的世界>》，《小说评论》2019年第6期。

     ⑤闫慧玲：《路遥文学中的男权意识》，《运城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

     ⑥辛兴：《路遥文学作品边缘特色初探》，硕士学位论文，西北大学2012年。

     ⑦赵婉彤：《民族理性与本土文学的世界性——以路遥文学的海外传播为例》，《小说评论》2021年第3期。

     ⑧张红秋：《路遥：文学战场上的“红卫兵”》，《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期。

     ⑨邱丽平：《论路遥文学作品中的道德批判意识——以小说<人生>为例》，《广东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

     ⑩杨晨洁：《叙事的分裂与焦虑的呈现——路遥创作中关于“知识”的体认》，《广播电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2期。

     ⑪“城乡交叉地带” 的说法，系1982年8月21日路遥给阎纲关于中篇小说《人生》讨论的复信中所提出并阐释。此复信发表时题目为《中篇小说<人生>及其争鸣（下）》“专辑”，《作品与争鸣》1983年第3期，见梁向阳、梁爽：《路遥文学年谱》，《东吴学术》2019年第6期。

     ⑫梁向阳、梁爽：《路遥文学年谱》，《东吴学术》2019年第6期。

     ⑬李建军：《时代的辙迹与爱情的心迹——论路遥的短篇小说》，《粤港澳大湾区文学评论》2022年第1期。

    ⑭路遥：《早晨从中午开始》，《早晨从中午开始》，十月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第12页。

     ⑮1985年3月，路遥与陈忠实参加中国作家协会在河北涿州举行的“农村题材创作研讨会”，路遥作了“我不相信全世界都成了澳大利亚羊”的精彩发言，精辟阐述了他只面对现实、面对读者的自己的现实主义创作主张。见梁向阳、梁爽：《路遥文学年谱》，《东吴学术》2019年第6期。

      牛学智，宁夏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所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