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光潜、冯至、水夫、孙绳武
——从一张照片说起
马家骏
《文艺报》载：6月9日，97岁的翻译家出版家孙绳武无疾而终。这使我想起他给我们拍的一张照片。照片拍于1978年11月下旬。那时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广州召开“全国外国文学规划会议”，25日开幕后的一天，会议组织游白云山，会议组织者、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副所长、《青年近卫军》译者水夫让我多照顾一下朱光潜老先生。在景点“三叠泉”，孙绳武给朱光潜、冯至、水夫、我以及我的老同学周乐群五人拍了合影。朱光潜和冯至坐在前排，我们三人站在后面。照片中的四个人都故去了。现在摄影的孙绳武也逝世了。剩下我一人茕茕孑立，不由得回忆起和乐群之外的前辈短暂接触的情景。
朱光潜先生（1897-1986）
1956年初，我经过西安师院领导批准和北京师范大学严格考试后，到教育部委托北师大办的苏联文学进修班学习。进修班归中文系管理。系主任黄药眠组织了“美学讲座”，除了他自己讲之外，还邀请了外单位的朱光潜、蔡仪、王朝闻、李泽厚等人来作报告。这些讲座很开眼界、长知识，我是场场都听的。朱光潜人瘦小，声音也不大，从来没有激动的神态，讲得逻辑严密，娓娓动听。记得当时《文艺报》上曾讨论他的美学观点。但是我听他讲得很有道理。作为听众，我没有与他交谈。20多年后，在广州却与他有短暂接触。除了扶他上山时，一两句寒暄外，主要是我协助北京大学英文系李赋宁教授为吴宓平反事到宾馆后楼朱光潜住处请他签名。他问起了吴宓的情况，对吴宓的去世深表惋惜。
我读过朱光潜写的书，尤其是他的《西方美学史》对我教学外国文学课很有帮助
两年后，一位姓凌的青年给我写信，说他是朱光潜教授的研究生，向我询问的什么问题已不记得了。但是他说，我的地址是朱光潜老先生告诉他的。
冯至先生（1905-1993）
我读大学二年级时，讲《中国现代文学史》的郑伯奇老师在讲到“五四”后的文学社团时，说到“沉钟社”有位诗人叫冯至。鲁迅评价他说：冯至是“中国最为杰出的抒情诗人”。 我至今还记得冯至诗中“我是一条小河，无心地从你身旁绕过”这样两句。1953年我本科毕业留校教一年级的《现代散文选》课，为了照应师范生未来的教学，我选讲了一篇中学《语文》课本上的课文——冯至的《马铃薯甲虫和蜜橘》，在课堂上和讲义中作了分析。觉得冯至的文章写得思想深刻、文笔细腻。我学古典文学，自然读过冯至的《杜甫传》。1977年众多高校联合编教材，老同学们都把俄苏文学课题挑完了，剩下的让我写《海涅和<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我先用艾思奇的译本，觉得哲学家翻译得很硬。后见冯至的译本，不但体现诗人译文的柔韧，而且有大量研究性的注解。我实在佩服这位中外古今都精通的专家。
直到1978年我去广州参加全国外国文学规划会，才有缘见到冯至先生。这时他从北大教授转为外文所所长。会上成立中国外国文学学会，选他为会长。真是名至实归。游白云山时，他问起我是哪里人，我说“河北清苑”。原来他是涿州人，我们都是河北保定老乡。无形中亲近了许多。1982年，在西安召开全国学会的扩大理事会，我被遴选为西北唯一的理事。在会议开幕前一天，我陪姜椿芳、伍蠡甫、冯至等几位老先生参观乾陵、兵马俑等地，这才与冯至先生交谈的多些。会后，《西安晚报》发表对他采访的报道，想配上冯至的照片，但会已散，人回了北京。于是辗转找到我，我把孙绳武拍的五人合影给报社，他们摘取冯至头像登在文章前。1987年11月，我出席在南京召开的学会年会，并去冯至先生住处看望他。他告诉了他在北京的住址，希望到他家做客。可惜，我1994年去北京出席学会年会时，得知头一年冯至先生去世了。真实遗憾之至。
水夫先生（1920-2002）
先生姓叶，是苏联小说《青年近卫军》的译者。我是1951年读这本小说才知道他的名字的，以为他姓水。因为北师大对要进修的人考试，故而我又读了他翻译的《苏联文学史》，认为帮助很大。见到水夫也是在1978年广州规划会上。水夫人很开朗，他是会议的主要负责人，对外地来的新人总是很亲切的询问一番。他见过我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在《延河》杂志上发表的文章，知道马家骏这个名字。去白云山游览时，我们交谈得多。我说您是搞苏联文学的前辈，他说咱们都是二十年代出生的人，是同辈。他告诉了我：他在北京的住址，希望我去他家玩。
1979年，北京广播学院邀请我去讲一个月的《俄罗斯文学》课。我抽空去了王府井附近的水夫家。这是一座四合院的平房，院子里不少花盆，正房玻璃窗很亮，房内非常洁净。水夫的夫人许磊然热情地接待我。我年青时读过她翻译的《真正的人》、《日日夜夜》。原来我以为“磊然”是男的。后来才晓得是水夫的夫人，姓许。她高高的身材，看来个头儿比水夫略搞。水夫说，夫人虽比他高一点点，也大他两岁，但家里还是男的说了算。水夫说：你们陕西省应该成立外国文学学会，他回去努力一下。
1980年经过多方奔走，11月上旬陕西省外国文学学会终于成立了。下旬在成都金牛坝召开中国外国文学学会第一届年会，会上，我向水夫汇报了情况，他说什么时候在西安开一次全国年会。1982年，外文所科研处长、全国学会副秘书长胡湛珍女士飞来西安，到我家后，我请学校派车拉我们到陕西省委宣传部，联系好，10月份召开了“中国外国文学学会理事扩大会议”。那次来许多老专家，会议开得很成功。水夫称赞我的努力。
1994年北京西山八大处的年会，是我见水夫的最后一面。
孙绳武先生（1917-2014）
认识孙绳武先生是他在广州给我们五人拍合影，是水夫向我介绍他的。这我才知道他就是我读过的苏联教材三卷本《俄国文学史》的译者孙玮。我和孙绳武在外国文学会上、俄罗斯文学会上，没有少见面。他为人和善，语言亲切。他是河南偃师人，我在洛阳住过几年，北方人在一起很谈得拢。他又是在西北大学学俄文的，而我在西北大学读了几年书，毕业时学校还叫“西北大学师范学院”，我们是校友，又多了一层亲切。在西大学俄文而成绩斐然的还有卢永福、刘辽逸。这二位只见过一面，不熟。而与孙绳武每次会议相见，我们会互相去住处访问，无拘无束的交谈。他说咱们都属蛇，他大我一轮——12岁。
1995年我退休后，就很少外出开会了。到1999年，孙绳武还来电话，说要出《普希金与我》要我写文章。我忙于杂事，只好拿旧文改改寄去。别人都是讲如何受普希金的影响，讲如何翻译普希金是作品等等，书上刊登我的却是一则短论《普希金与文学的民族独创性》。孙绳武认为别开生面。
多年不联系，不料广州会上合影的摄影者，他最后也仙逝了。
2014.6.27
（福建师范大学的温祖荫教授告诉我：人民文学出版社要出《孙绳武先生纪念文集》，要我写文章寄去。出版社张福生先生来函，要我把孙绳武拍摄的照片附上。我由上海赶回西安，下车后第一件事就是找出照片寄给了人民文学出版社）
——从一张照片说起
马家骏
《文艺报》载：6月9日，97岁的翻译家出版家孙绳武无疾而终。这使我想起他给我们拍的一张照片。照片拍于1978年11月下旬。那时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广州召开“全国外国文学规划会议”，25日开幕后的一天，会议组织游白云山，会议组织者、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副所长、《青年近卫军》译者水夫让我多照顾一下朱光潜老先生。在景点“三叠泉”，孙绳武给朱光潜、冯至、水夫、我以及我的老同学周乐群五人拍了合影。朱光潜和冯至坐在前排，我们三人站在后面。照片中的四个人都故去了。现在摄影的孙绳武也逝世了。剩下我一人茕茕孑立，不由得回忆起和乐群之外的前辈短暂接触的情景。
朱光潜先生（1897-1986）
1956年初，我经过西安师院领导批准和北京师范大学严格考试后，到教育部委托北师大办的苏联文学进修班学习。进修班归中文系管理。系主任黄药眠组织了“美学讲座”，除了他自己讲之外，还邀请了外单位的朱光潜、蔡仪、王朝闻、李泽厚等人来作报告。这些讲座很开眼界、长知识，我是场场都听的。朱光潜人瘦小，声音也不大，从来没有激动的神态，讲得逻辑严密，娓娓动听。记得当时《文艺报》上曾讨论他的美学观点。但是我听他讲得很有道理。作为听众，我没有与他交谈。20多年后，在广州却与他有短暂接触。除了扶他上山时，一两句寒暄外，主要是我协助北京大学英文系李赋宁教授为吴宓平反事到宾馆后楼朱光潜住处请他签名。他问起了吴宓的情况，对吴宓的去世深表惋惜。
我读过朱光潜写的书，尤其是他的《西方美学史》对我教学外国文学课很有帮助
两年后，一位姓凌的青年给我写信，说他是朱光潜教授的研究生，向我询问的什么问题已不记得了。但是他说，我的地址是朱光潜老先生告诉他的。
冯至先生（1905-1993）
我读大学二年级时，讲《中国现代文学史》的郑伯奇老师在讲到“五四”后的文学社团时，说到“沉钟社”有位诗人叫冯至。鲁迅评价他说：冯至是“中国最为杰出的抒情诗人”。 我至今还记得冯至诗中“我是一条小河，无心地从你身旁绕过”这样两句。1953年我本科毕业留校教一年级的《现代散文选》课，为了照应师范生未来的教学，我选讲了一篇中学《语文》课本上的课文——冯至的《马铃薯甲虫和蜜橘》，在课堂上和讲义中作了分析。觉得冯至的文章写得思想深刻、文笔细腻。我学古典文学，自然读过冯至的《杜甫传》。1977年众多高校联合编教材，老同学们都把俄苏文学课题挑完了，剩下的让我写《海涅和<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我先用艾思奇的译本，觉得哲学家翻译得很硬。后见冯至的译本，不但体现诗人译文的柔韧，而且有大量研究性的注解。我实在佩服这位中外古今都精通的专家。
直到1978年我去广州参加全国外国文学规划会，才有缘见到冯至先生。这时他从北大教授转为外文所所长。会上成立中国外国文学学会，选他为会长。真是名至实归。游白云山时，他问起我是哪里人，我说“河北清苑”。原来他是涿州人，我们都是河北保定老乡。无形中亲近了许多。1982年，在西安召开全国学会的扩大理事会，我被遴选为西北唯一的理事。在会议开幕前一天，我陪姜椿芳、伍蠡甫、冯至等几位老先生参观乾陵、兵马俑等地，这才与冯至先生交谈的多些。会后，《西安晚报》发表对他采访的报道，想配上冯至的照片，但会已散，人回了北京。于是辗转找到我，我把孙绳武拍的五人合影给报社，他们摘取冯至头像登在文章前。1987年11月，我出席在南京召开的学会年会，并去冯至先生住处看望他。他告诉了他在北京的住址，希望到他家做客。可惜，我1994年去北京出席学会年会时，得知头一年冯至先生去世了。真实遗憾之至。
水夫先生（1920-2002）
先生姓叶，是苏联小说《青年近卫军》的译者。我是1951年读这本小说才知道他的名字的，以为他姓水。因为北师大对要进修的人考试，故而我又读了他翻译的《苏联文学史》，认为帮助很大。见到水夫也是在1978年广州规划会上。水夫人很开朗，他是会议的主要负责人，对外地来的新人总是很亲切的询问一番。他见过我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在《延河》杂志上发表的文章，知道马家骏这个名字。去白云山游览时，我们交谈得多。我说您是搞苏联文学的前辈，他说咱们都是二十年代出生的人，是同辈。他告诉了我：他在北京的住址，希望我去他家玩。
1979年，北京广播学院邀请我去讲一个月的《俄罗斯文学》课。我抽空去了王府井附近的水夫家。这是一座四合院的平房，院子里不少花盆，正房玻璃窗很亮，房内非常洁净。水夫的夫人许磊然热情地接待我。我年青时读过她翻译的《真正的人》、《日日夜夜》。原来我以为“磊然”是男的。后来才晓得是水夫的夫人，姓许。她高高的身材，看来个头儿比水夫略搞。水夫说，夫人虽比他高一点点，也大他两岁，但家里还是男的说了算。水夫说：你们陕西省应该成立外国文学学会，他回去努力一下。
1980年经过多方奔走，11月上旬陕西省外国文学学会终于成立了。下旬在成都金牛坝召开中国外国文学学会第一届年会，会上，我向水夫汇报了情况，他说什么时候在西安开一次全国年会。1982年，外文所科研处长、全国学会副秘书长胡湛珍女士飞来西安，到我家后，我请学校派车拉我们到陕西省委宣传部，联系好，10月份召开了“中国外国文学学会理事扩大会议”。那次来许多老专家，会议开得很成功。水夫称赞我的努力。
1994年北京西山八大处的年会，是我见水夫的最后一面。
孙绳武先生（1917-2014）
认识孙绳武先生是他在广州给我们五人拍合影，是水夫向我介绍他的。这我才知道他就是我读过的苏联教材三卷本《俄国文学史》的译者孙玮。我和孙绳武在外国文学会上、俄罗斯文学会上，没有少见面。他为人和善，语言亲切。他是河南偃师人，我在洛阳住过几年，北方人在一起很谈得拢。他又是在西北大学学俄文的，而我在西北大学读了几年书，毕业时学校还叫“西北大学师范学院”，我们是校友，又多了一层亲切。在西大学俄文而成绩斐然的还有卢永福、刘辽逸。这二位只见过一面，不熟。而与孙绳武每次会议相见，我们会互相去住处访问，无拘无束的交谈。他说咱们都属蛇，他大我一轮——12岁。
1995年我退休后，就很少外出开会了。到1999年，孙绳武还来电话，说要出《普希金与我》要我写文章。我忙于杂事，只好拿旧文改改寄去。别人都是讲如何受普希金的影响，讲如何翻译普希金是作品等等，书上刊登我的却是一则短论《普希金与文学的民族独创性》。孙绳武认为别开生面。
多年不联系，不料广州会上合影的摄影者，他最后也仙逝了。
2014.6.27
（福建师范大学的温祖荫教授告诉我：人民文学出版社要出《孙绳武先生纪念文集》，要我写文章寄去。出版社张福生先生来函，要我把孙绳武拍摄的照片附上。我由上海赶回西安，下车后第一件事就是找出照片寄给了人民文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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