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贤亮在多种文本多种场合，反复说过一句话，“我没有那份为文学而文学的闲心”。不知文学圈内他的研究者、读者怎么理解这句话。“闲心”实际上是西北地区特别是宁夏境内最底层老百姓的一种方言用词，估计取自谚语“咸吃萝卜淡操心”，多为贬义。完整的表达通常是“没那份闲工夫”“没时间操那份闲心”以及“闲扯淡”“瞎操心”等等。为文学而文学，乃至为纯文学而献身，不要说在世界文学史，就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也绝对是成一派成一独特思潮力量而存在的。相关文学人物常是如雷贯耳之徒，在某些历史紧要关口及时生产新审美元素，矫正某种审美偏差，以保障文学的学科纯正性为己任。怎么能说为文学而文学就是“闲心”呢？张贤亮肯定不是在一般性情况或文学的一般意义上否定纯文学，也并非他1990年代以来深度介入文化产业市场，因“实体”而藐视“务虚”的一种无意识表露。否则，他也就不会一边自信满满自夸平均一年发表10万多字算得上“完成任务”，一边还不无戏谑地常拿“我不靠文学吃饭”来搪塞纠缠不休的媒体。张贤亮这句话其实是他对文坛严肃而认真的回应。“闲心”别有用意，不可不细察。

一

     现在来看，批评界及他的一些读者，恐怕没真懂他的“闲心”一说。若再翻一遍最早的“争鸣”集《评<男人的一般是女人>》①及几部文学史教材对他的相关史论②，方知“闲心”实在有确指。他的“爱情三部曲”及其他相关题材小说和“改革三部曲”及其他相关题材小说，均是1980年代初同一时期所完成。也许一边写作发表“文革”中的“爱情”，一边为着稀释“苦难”的沉重而去写“改革”；或者反过来一边无法平静因“思想解放”而释放出来的话语激情，一边叙述不堪过往提请人们注意以应有历史感对待来自不易的好时代。总之，两者在张贤亮那里，无法断然分开，本就是一体两面。可是诡异的文坛偏执地加之与张贤亮的，似乎只有前者。一时间，导致关于张贤亮性叙事与苦难叙事的纷争四起，造成了张贤亮就是擅长这两点的阅读意识形态。另外，这两个题材创作之后，确有一段时间张贤亮未曾拿出新的作品，“江郎才尽”成了人们对张贤亮某种“意料之中”的预判，所谓“沉寂”“过气”一类说法接踵而至，这中间不但“冷落”了他亦很上心的改革文学，而且日益误解、歪曲了他通过“性”或“爱情”，以及自身苦难或特殊年代普遍性苦难，所意欲揭示的历史真相和所意欲达到的思想目的。即是说，当他亲眼看见他变成了一个简单的符号化、标签化作家时，说出“闲心”，确有了如许雅致高量般的“愤怒”。这时候，他再次由1990年代“讲述话语的年代”，返回到1960年代“话语讲述的年代”，实在是倔强的一意孤行，也实在是别样的壮士断腕。从这一侧面看，张贤亮确是当代作家中对自己的写作最终要干什么达到什么目的最清楚的一个，也是最富有历史感、主题最专一、思想要求最严格的一个。

     此种情景，恐怕是理解张贤亮《我的菩提树》的基本语境，也是了解他创作意图的切实条件。斯人已逝，无以回答。更要命的是，作为历史文本，虽则标明是昔日“日记”和对昔日日记的“注释”，就一定能完完全全当作日记认证那些“真实性”吗？虽则自认为并以“小说”的创作为出发点，就一定能彻彻底底当作“虚构”技术性地谈论其“叙事性”吗？乃至虽则明知文学轰动效应早已不再，人们的健忘已然神速彻底，在先前自叙传基础上更进一步刮骨疗伤拿出绝没有消费性、娱乐性、话题性的生命印证就一定能唤醒沉睡着的良知吗？仔细思量，均似未可知。那么，首要问题显然需要搞清楚《我的菩提树》的文体和文本性质。

     1990年代还没有“非虚构”文体一说，2010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首次引进由美国自由作家雪莉·艾力斯编著、著名翻译家刁克利译较的《开始写吧!非虚构文学创作》一书，该书囊括了写作灵感培养、拼接式写作、人物刻画写作、场景(空间)写作、多线并程写作、隐喻与展现写作和“感官式写作”在内的几乎所有第四类写作培训和技巧练习。2011年4月，在中国实力派调查记者纪许光和北京大学、武汉大学一批学者倡议下，中国第一个非虚构文学创作(应用写作技巧优化)教育工作室在广州成立，取名“路边社第四类写作教育工作室”。至此，“非虚构”不胫而走，以《人民文学》为代表的各大文学期刊相继开设“非虚构”栏目以助推，“非虚构写作”遂成为一个热点话题，至今不衰。与人们熟悉的“纪实文学”概念的不同在于，“非虚构”更强调支持作者以个人视角进行完全独立的写作行为，不应依附或服从于任何写作以外的(包括政治)因素。2022年4月18日《探索与争鸣》杂志主办了“文学与历史学跨学科对话”论坛，与会者对“非虚构写作”又提出了新的认识。南帆指出，“非虚构写作”对于社会实践的重视程度远远超过了对个别人物性格形成过程的重视，在非虚构作品中，交替出场的众多人物与纷杂线索的交汇共同组成一个公共事件。吴义勤着眼于整个中国当代文学在社会真实性的表达上遭遇的困难和障碍来理解“非虚构”，认为该概念的提出和写作实践，针对的是当代文学的“三重不满”。1950至1970年代的现实主义写作实际上包含着某种失真，这是一重不满；1980年代的先锋小说在主观上呈现出一种对现实的排斥态度，一定程度上切断了文学与现实社会生活的联系，这又是一重不满；1990年代以来的报告文学成为一种对时代的同步记录，而不再是1980年代意义上的反思性文学，这从文学的角度来讲也是令人不满的。 

     1960年某农场及其劳改队，是偶然事件；1960年全民“低标准瓜菜代”波及下的某农场知识分子犯人遭受非人的皮肉之苦，是特殊事件；1960年由“反右”而全民性“文化大革命”，则必然是重大的公共事件。《我的菩提树》中的“日记”所记即为作家对1960年的亲历，“注释”所释则是站在1993年对1960年代以来的回望，是建立在1960年“日记”基础上对现实和历史的重构。这看起来无可置辩，但自1993年直至今天，关于《我的菩提树》的看法乃至无看法，其实颇为扑朔迷离。其中所聚焦的无言无声乃至漠视、遗忘，不是一句误读和健忘能解释得了的。因此，《我的菩提树》虽则几乎可视作是生成“非虚构写作”概念、蕴藉理论内涵和实践模范的前文本，但当时张贤亮写此书的初心可不是单纯发明一种什么别出新裁的文学文体，这还得从他自身的思想状态说起。

     直观印象，好像就张贤亮本人在为《我的菩提树》说明、解释甚至辩解，这些文字通常夹杂在他的散文随笔和其他小说文本叙事结构中。每当大发议论时——张贤亮喜欢在小说叙事中突然打断叙事人或小说人物，干脆代替他们议论，这些议论涉及对文坛时风的看法，也自然包括对文坛冷落该作的辩驳和解释。这一点他本人清醒且乐此不疲，研究者更是全当回事，一本正经地进行批判，暂且不说这个问题。

二

     回到《我的菩提树》，张贤亮的说明、解释或者辩解，不外乎两个原因。一是该作倾注了他特别的心血，自1993年发表以来，单行本亦有多种版本出版行世，可就是没得到文坛较为上心的关注，更别说像他“爱情三部曲”那样轰动的争论了。于是他觉得读者、批评界严重忽视了它的重要性，自己有必要说明它的重要性以引起注意，毕竟他认为此书不单是文学抑或本质上不是文学内的事；二是不同于别的作品，他心知《我的菩提树》一定意义上决定着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作家或者一个什么样的知识分子的大事。而且写作这本书的心态，几乎不是为他既有的文学积累增添什么，像他说的，对自己肉体和心灵主动“再折磨一次”，因而此书实乃不得不说、非说不可的产物；同时他也有预判，他的写作会得到大多数知识分子，至少得到跟他有共同遭遇者的支持，并且自信从这部书开始，面向历史，中国当代文学乃至思想叙述应该有个根本性转向，打开更加广阔更加深入更加彻底的书写格局。然而，错位还是在他的意料之外发生了。《我的菩提树》一经面世，的确出现了令他想都未曾想到的落寞，这甚至让他对他的文学盛名也产生了深度怀疑。为此，他曾对此书的艺术表达方面还做过检查，“我一页一页地翻下来，就我的文学水平来说，我并没有发现此书在艺术的表达上有什么明显的不足”。③于是，他不能不王婆卖瓜似的反复重申此书的重要性，特意提请读者和文坛注意，不能仅仅停留在文学叙事上，特别不能封闭在文学圈，只盯着“小说”人物形象的艺术完成情况来衡量。“当社会的大环境粗暴地把人们一切似乎多余的线条都砍掉之后，把人们从历史中所继承和形成的所有异于动物的那种细腻的、多层次的情感和思考，也即我们现在通常所谓的有关‘文化’的那部分都剥光了之后，把人们还原为最单纯的生物人之后，所有的人只能是这样粗线条地、以极简单的形式来活动或死去。如果要观察和研究‘人性本善’和‘人性本恶’的问题，要了解人性的原始标本，那么1960年中国的劳改队便是最佳的实验室”④。

     说上面这些话时，他自己是把《我的菩提树》当作小说来说的，所谓“粗线条”，是他误认为文坛对此书的印象就是如此，故而从艺术对人物刻画的要求和此书所面对劳改队活人的实际状况来辩解的。

     关于此书的评论,虽不多但不能说没有，张贤亮可能忘了或压根儿没读到。1995年到张贤亮去世前的2014年，2014年至2018年之间，均有评论出现。不过，这些评论一直把此书当作小说来读，不知这是受作家本人界定所影响，还是此书就该是小说。总之，作为小说评论，所触及基本不超过这样两个方面。一是与20世纪90年代普遍性文学价值倾向对比，及从张贤亮个人前后创作对比中来说此书。认为在平面化的文学艺术四处播散的时代，在丑陋的、貌似轻松而内心布满了恐惧和紧张的消费性写作比比皆是的九十年代，在虚假的幻觉文化的大潮中，此书表达了作家既真诚批判极左思潮，又有能力识别自己曾也是那一“文化信念”“潮流”和“隐含的权力意志”之一部分的新的理想主义姿态，因此此书真正完成了新思想的深刻和历史细节的真实性⑤。二是在社会学结构的角度来衡量此书内涵，认为根据张贤亮的个人经历，《我的菩提树》的情节发生在《绿化树》与《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之前；然而，张贤亮的精神重心却是从马樱花、黄香久或者海喜喜那里转向了章永璘的内心。换言之，章永璘成了中心。这不仅是指人物在故事之中的主角位置，而且表明了张贤亮如何从社会关系的意义上集中考察章永璘们的身份、历史、内心世界及其现今的价值。“很大程度上，后者成为了前者的依据，社会学的考察隐蔽地投射到文本结构中。”⑥

     由此可见，拘泥于小说，除了自说自话的“深刻性”“真实性”“新旧理想主义”及作家个人文学史的“进化论”式变化外，对实有历史及更深远思想可能性的进一步探讨，均无法展开，或者马上处于言说的失语状态；即使意识到张贤亮前后作品可能存在一种社会学的前提，即个人与社会、故事与叙事、现实与历史之间的互证关系，但由于关注点是中心人物形象问题，社会学也便仅仅是一种论述陪衬，文学话语放不进刺耳的社会学话语，文学叙事的自洽要求也摆不进历史逻辑的断裂和破碎。很不幸，不是《我的菩提树》是烫手山芋，而是文学学科不允许杂音的干扰。

     但事实却是，《我的菩提树》中根本不存在一个一以贯之的主人公，一举一动一颦一笑不但推动情节发展，还无一例外指向一个预设的意义框架；也根本不存在一个从头至尾顽强游走的情节草蛇灰线，叙事者犹如长坂坡激战曹魏三军的赵子龙，如入无人之境，几进几出，天上地下无所不知；更不存在一个或一群听命于作家主体性暗中操控的多角力量，虽起起伏伏、曲曲折折，但至始至终服膺或反抗既有历史、现实、政治，留下错综复杂的价值镜像，构造完整的虚构世界供人们释放象征与隐喻的力比多。非但如此，从根本上说，《我的菩提树》还是反小说的，凸显的是与通常的小说叙事不完全相同的另一模样。读之，枯燥，苦涩；品之，辛酸，心碎；念之，惊悚，恐怖。既无审美之愉悦，也无趣味之涵咏，更无体验之超然。有的只是视觉之错位，皮肉之紧绷，心灵之战栗。

     “日记”加“注释”是其基本结构形式。先有日记，后才有注释，没有日记就不会有注释，这应该是该书的自我规定性。可实际上，日记本身并不统一，相应的，注释也就随之在不断变化。总体上是以1960年7月11日至12月20日长达5个月左右的流程为时间线索结构全书的，但就日记而言，7月11日至9月10日日记普遍较短，有些甚至只一句话，客观陈述事情，绝不过多缠绕。9月11日至12月20日日记，内容不断增多篇幅也就随之较长。当然，这只是外表变化。更大的变化是注释，这时候的注释早不满足于仅仅解释日记了，它几乎成了独立于日记的另一套文本体系。究其原因，自9月11日以来，劳改队的劳改犯人因肉体被折磨、煎熬已超出人能承受的最大极限，于是只能彻底放弃做人，变成一个简单的动物或生物而活着。有了这个“彻悟”，转向内心来顺势消化处理极限，便成了顺理成章的事。看起来，改造接近成功了，其实是改造更加残酷了，也就彻底走向了它的反面。这样不按作者事先构思和基本意图，而是遵循重大公共事件本身发展状态的叙述，内中容量，显然早已超出了小说文体应有的负荷。界定它是不是“非虚构”已毫无意义，重要的是理解它的非预定性和真正的公共性。

三

     话说为什么非得是1960年7月11日开始写第一天的日记？这既是读者颇感神秘的地方，也是作家最终完成这本书的真正目的。该书是不是小说，答案全在这里。7月11日日记是这样解释的，“从我一九五八年五月十八日投入这个劳改农场以来，到今天已经过了七百多天。我已经完全习惯了这里的生活，好像我一生下来从小到大都过着这样的生活似的。”⑦这样的生活，特指“在劳改农场，一样东西的交换价值完全要看它是否有助于生存，与生存毫无关系的东西便毫无价值。  除了钢笔，其余多少有利于生存的东西，我已经换了食物吃掉了。这时对我来说，能够保存一具纯粹生理意义上的‘活’的躯体，才是最重要的。如果人不怕冷，像猴子一样光着身子也能‘活’，我会把裤衩都脱下来换了吃掉”⑧。饿，是主要问题。可是即使饿到如此程度，对于7月份转移到“陆地”干“基建”（“打土垒”盖房子）的活儿，犯人们还是难掩内心的兴奋。日记多次写到“好天气，好月份”“天气好，活儿也好”，庶几“都怀着一种幸福感”。原因何在？这是与5月到7月一直泡在稻田的“泥汤”里，天天忍受钻心的痛苦的对比而来的感受。“你只要在里面泡上半天，腿上就会长出一层红色的小泡。我只能用‘一层’来计数，因为那绝不能用颗粒来计算，整条腿上，水所浸到的部位以下，密密麻麻的都是；然而那又不是全面的红肿，隐隐约约地还能见到许多小颗粒”。这种叫做“痒疯疙瘩”的东西，顾名思义，就是痒，“还不是一般的痒，痒得钻心，痒得催人发疯！有的犯人常常会交替地抱着两条腿跳着狂叫，像被火烧了一样”。当然，“基建”不全那么令人有好心情，没完没了背土坯，只剩下骨头的后脊梁与土坯相撞击，那种疼是硬碰硬的干疼。坚硬的棱角在脊背上揉来搓去，很快会把脊背的表皮肌肉搓卷起来，不断地渗出血。只是再疼，因着看不见，“所以总能忍受得过去”。两相比较，“基建”之苦显然还只是停留在皮肉上，能说清楚也毕竟挺得过去；泡在“泥汤”里，那就已经接近心灵的疼痛或煎熬了，是持续往深处浸透且无法表达滋味的情状。因此，为着纪念巨大转折的一天之故，久矣复7月11日麻木的心才回过神，记下“上岸”，“就像那些水手终于到达了目的地似的，也只有在这种心情中，我才想得起来写字，想得起来记日记”⑨。

     张贤亮说过，最简单的事情往往就是最繁重的。“这大约就是好逸恶劳的人类却要把一切工作弄得复杂化的一个原因。”周而复始重复一个东西，折磨的不单是肉体，其终极目的是文火炖肉，慢慢打掉精神上的一切多余想法为止。不言而喻，接下来的日记，正如作家所说，差不多是流水账。9月10日前日记，基本是随季节变化重复的若干农活，思想斗争已开始，但还间断进行，看得出也还没上升为重点。大概类型如下：运土坯，择菜，誊写《永放红光》（间断2次完成），拆炕，挖野菜，听报告（7月15日开始，几乎贯穿始终），“双反”（7月15日开始，几乎贯穿始终），割草，间糖萝卜白菜苗，写《飞机撒药》（间断3次完成），割胡麻，写大字报，斗争会（8月10日开始，几乎贯穿始终），搓草绳，学习，小组讨论，鸭子棚拆炕、菜田追肥，挖糖萝卜，起麻、运麻、晒麻，割绿肥等。其中也有空挡，包括给妈妈写信、找人捎去邮走，晚上看电影《战火中的青春》，给《宁夏日报》投歌颂稿、给《星星诗刊》投诗稿等。

     9月10日后精神状态、思想状态的记录明显成为了重点，这个重点主要是知识分子犯人因饥饿而“偷青”，因“偷青”而产生的内部矛盾乃至你死我活的斗争；记作家自己内心感受的也明显加强，对批斗会等政治活动也出现一些评价性用语。大致可分为这样几类：一是既写劳改队管理者之间矛盾凸显，动辄因分配劳动摩擦擦枪走火，情绪很不稳定；同时又大量记录因此而写材料、批判批斗，空气越来越紧张。9月9日至10日连续记录何澄和刘学如冲突，孙队长严禁向新来的犯人“散布消极情绪”，10日晚上评比可立功、受奖、表扬的人的名单，“大家都嘻嘻哈哈，一点不严肃”；9月12、13、14、15日，先是何澄对新来的犯人散布了不满情绪，写材料批判；接着逮捕了五六十人，“这是‘双反’运动的成绩”；再是搞何澄的问题又深入了一步，“郑队长说这只是开头，后面还有人”。二是一边写自己身体累、病、衰弱、渐渐受不了，不断休病假，盼望妈妈回信看是否有寄来吃的东西；一边记录整个劳改队粮食定量减了，“偷青”普遍化，病号猛然增多，不断有人饿死被抬出去。10至11月份开始，日记反复记录自己不断得病、挨打、身体越来越坏，还被郑队长说“我是全队最坏的典型，一味软磨硬泡”；12月只3次日记，其中12月1日记逃跑过一次的苏日新说“在外边要饭也比这里自由”，12月5日记“每晚学习制度文件，郑队长又发下了纸，叫每人写检举揭发材料”，12月20日记提到外面的事态，“妈妈来信说北京上海的邮局一律不许寄出食品”。显然，全社会饥饿问题越来越严重，举国上下政治空气越来越紧张，政治运动力度越来越达到极致。

     1960年特殊在什么地方，这是无需过多解释的。张贤亮这本“日记”虽然记录的就是这一年的部分日子，但他也并没有像我们通常读写这一年的小说那样，恨不能给“五四”启蒙话语以加倍的思想赋能，仿佛不榨出知识分子人性的根性就不能称其为满意的叙事，也必然意味着所谓反思就不是历史的、深刻的；或者像另一批小说叙事那样，凡事推而广之让全体复数背着基督式原罪感为少数个体埋单，然后理所当然导出一个沉重的却又是极其抽象的价值理念，放心地让现代性本身去自我了结。无论哪一种，在张贤亮这里，其实都是真正不负责任的。何止不负责任，实则是不明就里的话语狂欢。他反感过剩的人文话语，主要原因就在于当人文话语自行生产时，需要的反而不是真实的历史细节，而是叠床架屋的理念。

     建立在真实历史细节之上的“注释”，一定程度上首先是对人文话语再生产造成的虚假性的拆解；其次是拆解后重建独属于那一年的历史叙事。因此，《我的菩提树》也可以视作是对小说叙事天然局限，包括他自己相关小说叙事遭遇极限后的超越。这种通过变革形式来还原1960年及其话语真相的做法本身，其实就是张贤亮写作该书的思想本意。只有拨开层层话语迷雾，那一年本来是什么，曾经是什么，究竟是什么的问题才会慢慢浮出水面。这时候，任何阐释，反而完全成了多余。不同于今天“非虚构写作”的重要一点是，《我的菩提树》注释的是具体政策或政治，一切人及人性、命运变化，一切事及事体变化，皆服膺于具体政策或政治，这与优游自如地放“历史”长线沽名钓“历史”大鱼的远距离的所谓“历史责任感”，与左右逢源游刃有余出入在社会现实中心把“文化”当作身份修辞的所谓“文化担当”完全不同。这一点，甚至可以看作是张贤亮对目前“非虚构”的超前超越和矫正。

     为着更加妥当起见，不妨以该书首尾两组日记为分析对象，对这个界定略作论证。

四

     前面提到7月11日日记，在解释为什么非得是这一天开始写日记时多次写到他对好天气、好月份的由衷感叹，终于“上岸”了是一个意思；另一层更深的意思，还因为“气候好”。这显然是关键。对农业大国来说，吃饭是大问题；而吃不吃得抱肚皮，能不能自给自足丰衣足食，气候起决定性作用。换个角度，既然被权威解释为“低标准瓜菜代”，那么，气候一定不好，除非气候不好不属于自然灾害。即是说，气候、“低标准瓜菜代”、繁重而内卷的体力劳动与人们的确信之间，必须建立强有力的逻辑说服力。否则，崩塌的不单是粮食问题，而是信念问题。日记写到，“因为气候好，于是领导上向我们宣传的由于自然灾害使得农业连年减产，所以要实行‘低标准瓜菜代’这种说法总不能令人信服。但怀疑尽管怀疑，也不会有一个人去向领导要求解释。大家都做出一副深信不疑的样子在繁重的体力劳动中用残余的生命来改造自己。很多年后，我们才知道在那整整三年中全体中国人为什么都一起陷入饥饿的深渊。所有社会重大事件的真正原因总是向我们宣布得太晚太迟。但这似乎也并没有使我们感到有什么不便，反而会让我们经常有恍然大悟的机会，在回忆那些悲剧时却给予喜剧性的处理”⑩。

     “很多年前”是作家亲历的历史，“很多年后”是“我们”意识的反应；因为没感到有什么“不便”，常有恍然大悟的“机会”和给予“喜剧性的处理”。不是“我”一个人的事，是“我们”与解释者之间达成的“默契”，“我”仍然只是一个观察者、记录者。很多年前后便产生了张力，由具体事件上升为观念形态，并且停留在该观念状态，“注释”戛然而止。

     《我的菩提树》结尾部分的“注释”，针对的日记包括11月12、13、18、25和12月1、5、20日日记，也有一段耐人寻味的“封闭式”结论。日记写到，不是我一个人的嘴，不是我一个人的胃，也不是我一个人的生活需要受到挫折，而是整个民族的嘴和胃及生活需要都受到过挫折。对一些人的剥夺可能“并不重要（很容易被替换，极少导致严重后果）”（马斯洛语），像今天仍在违反对毛泽东的科学评价，起劲地煽动崇拜毛泽东，再次神化他的那些人。“但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剥夺则伤害了他的人格，伤害了个体的生活目标、防卫系统及自我实现，从而降低了人的品质。大多数人正是组成我们民族的主体。‘自然灾害’虽然只有‘三年’，因为严重地伤害了大多数中国人，所以整个中华民族的品质都大大地降低了。我甚至认为，一个承受过八年抗日战争、三年国内战争，证明心理和意志都是健康的民族，竟然会在‘文化大革命’中空前疯狂地拜倒在一个并非空前伟大的人物脚下，同时又在这一个人的旗帜下进行空前地自我厮杀，这种空前的民族心理大变态，和这个民族普遍的人格、生活目标、心理防卫系统在前几年所受到的伤害中，已经崩溃了不无关系。事隔多年直到今天，我们仍然能看到整个民族的品质降低后给改革造成的困难，现在的‘毛泽东热’‘回归热’，也是我们民族品质低下的一种表现”⑪。

     “事隔多年直到今天”，又是一个醒目的时间概念。日记所记自然是时隔多年以前的事，记忆总有模糊甚至缺失、不实之处。所以记录者不敢以人民的名义肆意推演、任意打扮，只好谨慎地记下自己的嘴、胃和生活需要受挫的经历，以及在“气候好”的背景下，人们出于原始朴素的常识经验产生的些许怀疑，这是日记的本分；时隔多年后的今天，记录者就在改革潮流中，而且专事思考和写作，深知给改革造成困难的观念原因，此时，以同样思维回溯多年以前，“气候好”、“低标准瓜菜代”与繁重而内卷的体力劳动改造之间，就有了某种历史性逻辑关系，这是“注释”的史笔。

     不改一贯的幽默，张贤亮在这段话后，接着记录他因饥饿逃跑，又因外面还不如里面而再次返回劳改队的事。因着前面他写过歌颂老政委的文章，文章发表时虽未署他的名字，但老政委毕竟知道文章作者是谁了。当其他管理人员欲给他加刑处理时，“这不是会写文章的那个么？算了，自己知道回来就好！”老政委的话一锤定音，挽救了他。接下来他被送进禁闭室，这种处理在劳改队算是格外照顾了。原来禁闭室并非他一个人，还有一个偷吃队里粮食被抓来的犯人。倒霉就倒霉在这个农村犯人擅长偷吃上。两个饿急了的犯人一合计，那哥儿们自告奋勇翻窗而下，不料一头栽进窗下一大缸“糖稀”中。浑身沾满的干糖稀便成了两人在禁闭室的全部伙食，这东西吃多了当然拉稀，不久他俩双双窜稀住院。医疗极度匮乏，麦糊糊做的“康复丸”不但不起作用，反而更加重了病情。焦急万分的“我”问起病情，医生总是摇头不说。日记写到，“我大约死于一九六一年初春的一个夜晚。我最后看到这个世界上的东西，是一个又圆又大的月亮。我不知道这次医生在我的病历上写着我死于什么病。但我有个预感，将来，我肯定死在他偶然想起来的这种病上。”看似笑话，实则不然。再往前翻到该则“注释”的另一处“调查来的实情”，便可知这是历史，而非作家对死的浪漫想象。为了应付中央检查团来检查，“千篇一律都是因‘肠胃病’致死，那说明这个劳改农场的饮食卫生也太糟糕了，这哪能交代得过去？”怎么办呢？在检查团来的前夜，“老政委赶忙招来好些学过医学、当过护士的男女犯人，把他们关在一间房子里，叫他们连夜填写和修改死者的病历”。接着写到，“假如那些病历还在，假如你有兴趣去找来翻翻，肯定你只看见那时病故的犯人多半死于心脏病、肺结核、肺气肿、感冒转肺炎、脑溢血等等和‘肠肠肚肚’无关的疾病”⑫。

     类似这样的记录，又像是小说或者传奇。可细想，其实是日记的类比手法。现在没有证据表明张贤亮读过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的长篇政治小说《1984》，但由此推之，《我的菩提树》应该活用了奥威尔的一些手法。不同只是，前者大洋国的真理部公务员温斯顿在“老大哥在看着你”的世界里，从事篡改历史的工作。因长期担任篡改历史工作而厌恶该工作，并且也厌烦老大哥为首的组织。伺机逃离之后，邂逅了仁爱部专事编写黄色书籍用来麻痹大众的茱莉娅，两人曾密谋反抗老大哥，不料被老大哥盯上，甜蜜的爱情到此收场。他最终还是回到了真理部，继续参与篡改历史，因为他犯下的罪不可能被饶恕，返回去的他也就一直生活在监控之下，一颗等待良久的子弹终于射穿了他的头颅，死前他流下了眼泪，放弃了多年的挣扎，他终于战胜了自己，他热爱老大哥；后者提到口述“实情”的曾经的农场医生，可能也是填写、修改死者病历的参与者，但他毕竟活到了作家写日记的当下，并且敢于讲出真相，他也就变成了一个反思者。自然，这些意思，《我的菩提树》并不作为重点来记录，因为他写作并出版了这本书，不言而喻，已经说明了一切。他和那位医生，还有很多幸存者，都不热爱1960年。非但如此，他反复“折磨”自己乃至于似乎找不到更好的词语来形容他的诚意了，他只能把他的心声索性简化成一句说教般的口号，犹如幽灵一般始终飘荡在全书——“人们，我是爱你们的。千万不能再走那条路！”

     如此分析如果有道理，有识之士可以想想，《我的菩提树》本质上是不是单纯的文学？

五

     不可否认，《我的菩提树》中有许多笔墨记录了各色知识分子的嘴脸，无一例外都体现了张贤亮超俗的文学才华，甚至如果以解读文学叙事应有的隐喻、象征、反讽等来分析，他“注释”文本中的这些不着意的刻画，的确堪称小说人物形象塑造的精妙范本，也完全符合20世纪80年代肇事的“反思文学”对“五四”启蒙现代性的延续和再生产。知识分子群体性人性异化之根源，以及民族劣根性之源头等，都能很省事地找到其话语和价值的对应物，而且一定也是人们所熟悉的顺口溜和行话。但是《我的菩提树》的重点却不是这些，毋宁说，张贤亮通过对此书的写作，实际要表达的就是对这些惯性的质疑、反抗和纠偏。他不屑于谈具体人性的异化过程，他谈的是什么力量导致人普遍异化；他也不屑于谈具体的饥饿，即便人一个一个被抬出去主要是因为饥饿，他谈的是面对死亡某种力量何以选择背过身闭上眼的事；他更不屑于谈“我”及“我”的同类在特殊年代的具体遭遇和折磨，即使写此书的主要动机就是因为它的反复“折磨”，他谈的是同类众多的思考和写作，何以集体性以“文学”“人文”的名义走向文学和人文的反面的事。

     就此而言，不是《我的菩提树》符合“非虚构写作”，而是有了它，“非虚构写作”有了更值得参照的文本。如果“非虚构文学”的提出和实践，主要是针对当代文学在社会真实性的表达上遭遇了困难和障碍，那么，作为历史文本，《我的菩提树》所提示的，该不该看作一种重要的思想突破口呢？

     [注释]

     ①本社编：《评<男人的一般是女人>》，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

     ②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陈思和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董健、丁帆、王彬彬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新稿》，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③④⑦⑧⑨⑩⑪⑫张贤亮：《我的菩提树》，第198，第198页，第4页，第4页，第12页，第8页，第300—301页，第290页，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

     ⑤持此类观点的论文包括孟繁华：《体验自由——重读<走向混沌><我的菩提树>》，《小说评论》1995年第6期；谢冕等：《<我的菩提树>读法几种》，《小说评论》1996年第6期；陈桂兰：《严酷年代的贫荒原态，惨痛灵魂的理性悲歌——解读张贤亮<我的菩提树>》，《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2年第3期；孙静波：《理性颓退和销铄的挽歌——<我的菩提树>的一种解读》，《伊犁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2期。

     ⑥南帆：《隐蔽的转移》，见《后革命的转移》，第70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作者单位：本文系2018年宁夏哲学社会科学领域“领军人才”工程培养经费支持阶段性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