夕阳下回眸已逝的岁月

                      文/张军/甘肃

   第三章广阔天地里的磨练

    七 父辈画在家乡山头上的彩色画

    我的家乡在陇东地区西北部，这里沟壑纵横、山头林立。我的家住在一条不足两百米宽的塬上，像一条弯曲的带子。说它是塬，其实就是一条山岭，孤零零地立在两条大山沟的中间，视线非常得开阔。向东远眺，崇山峻岭，那是相邻的孟坝地界；向南望去，近处孤峰突起，那是本村的一座独立山峁，很像群山包围的“台湾岛”，更远处重峦叠嶂，那是几十里外临泾的管辖范围，隐隐约约的不怎么清楚。西面群山连绵、悬崖峭壁，是相邻的时河、挂山村所在，隔着一条大沟，直线距离也就三四里路程。夕阳西下，太阳落山了，她的半边脸搁在六盘山上，血红血红的，没有亮光。 高耸入云的六盘山和蓝天相接，朦朦胧胧的。

    站在大山的脚下，看到无数的田地，像一条条不规则的带子缠绕在山腰上，缠绕在山的胸脯上，缠绕在山的脖子上。站在高处四周环视，数不清的大山气势雄浑，气象万千。那些山，有些像无数不规则的馒头，大大小小，高高低低，圆圆扁扁。有些像一条条卧龙，长长短短，粗粗细细。待到天气晴明，阳光映照，群山格外清晰，只见那连绵的山五花八门、形状各异。有些像披着绿袍的巨人，有些像红光照顶的和尚头，有些像一匹匹骆驼，在沙漠中跋涉，有些像一匹匹骏马，在草原上飞奔，有些像擎天的柱子，直插云霄，有些又像咆哮的波涛，汹涌翻滚。

    看到这里，你会不由得赞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如果你再能有幸观赏到大山中的云雾，你一定会击节赞叹，拍案叫绝。夏秋之际的早晨，乳白色的云雾，弥漫了整个大地，高楼大厦，田野万物，行人车辆，都在一片迷茫之中。太阳出来了，弥漫在山沟里的云雾，慢慢升起，一团一团的，在山谷飘荡，有的像蘑菇，有的像羊群，有的像丝带，大山披上了轻盈的、朦胧的羽纱。太阳光越来越强， 穿过羽纱，穿过薄雾，淹没在沟底沉凝的灰铅中。沟壑之间，云雾架起了一座座银桥。使人恍恍惚惚，似乎跨上银桥，驾着云雾 ，通向了琼楼玉宇的天宫。这情景仿佛置身于海市蜃楼之中，会让你不由得想起苏轼的诗句：

东方云海空复空

群仙出没空明中

荡摇浮世生万象

岂有贝阙藏珠宫

    渐渐地，云雾向天空慢慢升腾，和天上的白云汇合一起，向远处飘去。雾完全退了，眼前豁然开朗，大地万物一览无余，让你从神话中回到了现实。

    大山沟壑这样的地理条件，造就了信息的闭塞和交通的落后。那时候，生产队有时发出临时通知，队长须家家上门。那些住在深山底下的人家，队长就站在山梁顶上，扯着嗓子高声地喊，如果院子无人，把人从窑洞里喊出来，嗓子都有点嘶哑了。遇到听觉不好的，气的你只能跺脚。住在隔沟两岸的，遇事都是用这种方式传话的。到了七十年代，家家都安上了广播。那广播是一个边长六七寸左右的方匣子，黑色塑料的。从公社广播站里传来的声音，有革命歌曲、时事新闻、国家领导人讲话，基层领导的通知。广播停播的时候，有调皮的小孩常常凑近喇叭，在里面喊几句，家家的喇叭里，都能听到隐隐约约的喊话声。队长有时向社员们通知事情，也是对着喇叭，用这种方法。

     那时交通非常落后，最常用的交通工具是毛驴。上了年纪的人出门，女的就骑一头毛驴，毛驴有披鞍子的，也有光身的。男的不管走多远，都拄着一根拐杖。山大沟深崾岘宽，近在眼前走半天。

    我记得上初中时的一个周末，放学回家，我们同村的几个同学走在路上。邻村一位年近七旬的长胡子老翁，从后面赶上了我们。他拿着一根五尺长的熊竹木长棍，横在后腰上，两只胳膊背向后面，揽住长棍。大家都认识他，听说他练过拳脚，只见他走起路来脚下生风。我们一群孩子跟在他后面，不服气地小跑着。他依然稳健的迈着脚步，速度和原来一样。一会儿大家都上气不接下气，只好眼看着他的身影在远处消失了。

     信息和交通并没有严重影响人们的生活，土地的贫瘠才使人们吃尽了无穷的苦头。

     我的父辈就在这样的大山里生活。月复月来年复年，家家户户苦种田，几十年的奋斗，他们也没有走出贫穷。这里土地贫瘠，广种薄收。 “山顶和尚头，雨水几边流。”“山地滚牛洼，滚起落不下。”这些顺口溜就是对这里土地的形象描述。流水的冲刷，让大山露出无数条肋骨，宽宽窄窄，深深浅浅。

    在这样的土地上，先辈们不知道出了多少力，流了多少汗。 苍天不开眼，他们的努力都付诸东流。上世纪七十年代，一位公社书记，用一个顺口溜，概括了农民辛苦一年之后的收获：种了一liαo料子，收了一抱子，打了一帽子，烙了一nαo鏊子。（这里的“一liao子”方言指的是庄稼从种到收一季。“一nao子”方言指一大块圆形的烙饼，两个方言字在普通话里找不到，用拼音替代。）这个顺口溜虽然有点儿夸张，也很形象。

    为了改变土地贫瘠陡峭，雨过地皮干的现状，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党领导广大群众大搞农田建设。阳光灼烧炽烈的天空，冬雪覆盖辽阔的大地。农田会战，都会像战争年代的战役一样，随时打响。工地上，红旗招展，人山人海，担笼的，推车的，铲土的，热火朝天。高音喇叭响彻云霄，《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一曲接着一曲。

    进入深秋，天气渐渐凉了，农田大会战才刚刚开始。一座山头，稍有点儿陡峭。全大队十几个生产队的社员，在这里已奋战半个月了。山头上，有一个临时的办公地，那里可以随时通过喇叭传出通知，大队干部就坚守在那里。山头到山底，人就像浪花一样。大队根据劳力划分任务，每个生产队的社员，集中在一起。

    我们生产队的劳动地点，在山腰的两块田里，社员分成小组劳动，每组四五个人。队长有时劳动，有时踱着步，到各组转转，看看进度。会计帮着家人推土，有时拿起一根木尺，丈量土方。那尺子五尺长短，是木匠加工的，尺子很结实，上面有刻度。社员们的工作量由大队决定，每人每天最少十个土方量。当天任务不拖欠，会计丈量后，才能放工。小刘学校毕业不久，他和别人不同，不是一锄头一锄头地挖土，而是大手笔。土坎有三米多高，他先把和别人土方的交界处， 挖二尺左右的深壕。挖几下，就在手掌上吐两口唾沫，搓两下。又挨着地面挖同样深的壕，最后在上面挖几锄头。那土开了一个口子，越来越大。他赶快跑开，相邻的人也向远处紧走几步。土“轰”的一声，扬起一阵土雾，地上滚下来大大小小的土坷垃。他把大一点的，用锄头破开，一个一个地抱在架子车上，有时抱起来，有点吃力，丢在车上，车身都会摇晃几下。 

    送水的挑着桶过来了，大家也疲劳了，趁机休息一下。有人舀点水，咕咚咚喝下去，老李喝完，把自己的绿色水壶也灌满，有人投去了羡慕的眼光。老李是个退伍军人，他还有一个黄色的挎包，上面印有“为人民服务”五个字，字是红色的。他的这两样东西，不知道多少人渴望拥有，却无钱实现。社员们坐在地上，有坐在锄头把上的，有坐在土坎上的。大家拿出馍，或打开手绢拿出来，或从口袋里掏出来。都是杂粮的，里面混着野菜，有些纯粹是野菜的颜色。老李的馍，是从黄挎包里掏出来的，也是杂粮混野菜的。有的人拿出馍，把上面的土，“噗噗”吹两口，有的人也不管馍上有没有土，用手掬起来就吃。吃完了，把两只手一平一立，挨在一起，馍渣磕在一只手里，仰起头，灌进嘴里。

     休息起来，有人上厕所，男的稍走远一点。女的两人结伴，走到很远的僻人处，其中一个人，占取一个有利地形，可以看到远处的人群，像哨兵一样站在那里。

    几十年的改造，不规则的带子变得规则，陡峭的带子变得平坦。

    一九八三年，胡耀邦视察甘肃，提出了“种草种树，发展畜牧，改造山川，治穷致富”的伟大号召，顿时像火一样点燃起群众的激情。广大干部、农民、学生，全民皆兵。山头上、沟洼里，到处都是人的海洋。一条条林带，像一条条长蛇，蜿蜒在沟洼，蜿蜒在山头。一个个树畦，像一张张簸箕，穿插在林带之间，外高内低倾斜地放着。  

    那时包产到户，山中荒地、山沟陡洼，分给农户，称为林权地。春季农闲时，家家户户在自己的林权地里，修整林带，栽种树苗。公社、大队的领导，经常下乡，检查植树造林工作。有一天早晨，太阳挂在东天，面西的荒洼里，有些地方，已经照到了太阳光。这是生产队分给我家的山荒地，我在那里修整林带。公社蒋自颖书记、白焕智社长检查工作，他们来到了我造林的荒洼，走到我跟前，蒋书记对我说：“小伙子，要修好，不能应付，这是给你自己修的。”说着从我手中拿过锄头，用力挖了几下，把锄头递给我，拍了拍手。“也是为子孙后代造福。”白社长接着说。

   人们在修整的林带里栽上了杏树、槐树，种上了沙打旺草，那沙打旺名副其实，经受住了风沙、干旱的考验，长得郁郁葱葱，蓬勃茂盛。一个个荒山头，披上了绿色的衣装。

    如今，几十年过去了，这里的山成了翠峰碧岭，土地变得平坦。只要你来到北方，就会看到绿色的万里长城。

     八 煤油灯和家中的第一台黑白电视机

    过去，人们照明的工具是煤油灯。古灯、马灯、罩子灯、蜡烛，它陪伴着我们的祖辈，不知道经历了多少个年代。 

    古灯用陶瓷烧制做成，有大有小。后来人们不再掏钱去购买，可以自己加工，找个药瓶或者墨水瓶，一根筷子头粗细的铁管当做灯芯，捻一根棉花线穿过去，一个简易的煤油灯就做好了。野外照明用纸灯笼，钉一个方形木架，四周糊上白纸，上端留一个圆孔， 把煤油灯放在里面。纸灯笼的上端，有一个铁丝做成的手柄，可以手提 ，也可以用一根棍子挑起来，照在走路人的前面。如果遇上大风，灯芯的火，有时会点燃糊上的白纸。

    油灯曾经照古人，到了今天，只要一看到煤油灯，我就想起慈祥、悠然的奶奶和勤劳善良的母亲。

    记得小时候，奶奶家有一个小小的古灯，放在炕边的土台上。每晚睡觉前，奶奶都要悠然地吸一锅旱烟。 她盘腿坐在土台旁，身子向前倾，灯光映照着她慈祥的脸。她右手三个指头托着尺许长的烟锅，拴在烟杆上的烟袋，一甩一甩的。烟咀衔在口里，随着吧嗒吧嗒的声音，火星一亮一灭，很有节奏。奶奶咂一口，吐出一缕烟，袅袅地升上窑顶。有时烟锅里的火灭了，奶奶用大拇指把烟锅头里的烟用力按一下，斜着烟锅头，凑近灯火，用力咂几下，火光又开始一闪一闪的。

    我长大了，煤油灯从土台上挪到了木栏杆上。吃完晚饭，煤油灯昏黄的光跳跃着，母亲用手或小竹棍在灯芯上拨弄几下，灯光马上变亮了。母亲就侧着身子，坐在木栏杆的煤油灯旁，穿针引线，做起针线活来。

    七十年代，马灯问世了。它既防风又明亮，可是太浪费煤油，只有夜晚劳动时才派上用场。马灯见证了冬天夜晚农田会战的宏伟场面，见证了父辈留下的汗水和付出的艰辛。

    一九八九年，我们这里通大电了。煤油灯完成了它的使命，作为过去落后条件的见证物，被人们收藏起来。 

    “亮了，亮了”我高兴地大喊。

     窑洞里顿时明亮如昼，窑洞最里面摆放的物件也能看得清晰清楚。父亲看看我，我看看父亲，灯光下的我们，脸上洋溢着从未有过的喜悦。 我打开每个窑洞里的电灯，灯光穿过玻璃窗和每个窑洞开着的门，照在院子里，顿时光亮一片，连黑暗处也有些微光了。这是通电接火第一个晚上我家的情景。

    时间不久，家中买回来一台十四英寸的黑白电视机。几个人围着电视机，接线、插电、开开关关、转着天线，一片雪花，一片杂音。还是一片雪花，一片杂音。图像终于出来了，大家高兴地欢呼起来。

    这是我们村子里的第一台电视机。邻居们都好奇地赶来看热闹。吃过晚饭，大家赶来观看电视节目。大人、小孩都有，有的坐在凳子上，有的坐在炕头上，门槛外面也有人，年龄大一点的被请上了炕。 大家都不说话，眼睛盯着电视屏幕，随着电视画面地不断变换，情节的发展，脸上的表情也在变化。

     我坐在桌子前沙发的一端，离电视最近，只要一站起身，我的手就能够着电视的开关按钮。可以随时更换频道，虽然只有两个频道，甘肃台、宁夏台，但这也有选择性，可以选择画面清晰的，也可以选择节目丰富多彩的。

    晚上十二点了，电视停台了，大家依然余兴未尽。看着电视画面上一片雪花，奢望着能有人物从画面中再出来，但是奇迹总是没有出现。

    遇到大风了，电视雪花一片。我就急忙跑到崖背，轻轻转动着天线杆，院子里的父亲指挥着。左转、右转，终于人物从雪花中走出来了，大家就高高兴兴地，安静地坐回到自己的座位，陶醉在电视剧的情节中。

    邻居的一位大妈，住在深山里。通电几年了，儿子第一次给家中买了一台电视。老大妈高兴地眼睛盯着电视，连中间插播的广告也不放过，还情不自禁地连声说，好，好，真得好。

     当时播放电视剧《乙未豪客传奇》，虽然多达五十多集，情节繁冗，但大家都一集不拉地看完。片头曲、片尾曲，歌唱演员唱得抑扬顿挫。那首歌曲，像插上了语言的翅膀，很长时间，都在大人小孩中传唱着。

     电视上除了电视剧外，还有新闻、天气预报，更重要的是能从视觉上感受到一些风景胜地和异域风光，了解一些民族和他们的经济状况、风俗习惯。在电视上欣赏到的海浪、沙滩、险峰、森林，是我在现实中永远也没有看到的。

  有时没有播放电视剧，动画片也看。 像《聪明的一休》中那句:“休息，休息一会，不要着急”的台词，始终深深地印刻在脑海之中。

   几年后，彩色电视机代替了黑白电视机，电视锅也代替了天线，电视的频道多达二十多个，节目可以昼夜不停地播放，大大地满足了人们观赏节目的选择性。

   很多年过去了，电视换了很多台，电视剧看了无数集，只有那台黑白电视机，给我留下了最美好而深刻的记忆。

张军，六零后，甘肃省镇原县庙渠人，从事教育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