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汶口文化与中华文明

文/子丁

      每一棵树都有根，每一条河都有源，每一个伟大的民族都有璀璨的文明史。

      中华民族是优秀、伟大、悠久的民族，中华文明是世界文明的佼佼者、引领者、先驱者。可是，中华文明的根在哪里，中华民族的源在哪里，中华文明的起点在哪里，一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需要说的是，中华文明的根只有一个，中华文明的源只有一个，中华文明的起点同样只有一个。

      文化是文明的载体，文明以文化的形式表现出来。文化又分有形的文化和无形的文化，二者就像“人”字的一撇和一捺，互相支撑起来，成为世界的主宰。那些非物质文化遗产，那些渗透进骨髓里的民族精神的东西是无形文化，它们不但具有超强的韧性，而且也具有超常的刚性。而那些先人创造、流传至今、可视可触的有形文化，有着大量的信息、丰富的内涵和无穷的价值。可是，在大汶口文化遗址未发现之前，中国的文明史一直是扑朔迷离的，是断层的，是瘫痪的，自从发现了大汶口文化遗址，出土了那些世人从未见过的、凝聚着先人超常智慧的形形色色的物件，中华文明这个巨人就一下子复活了，站起来了，在世界文明之林中，犹如一位身着铠甲的武士，不仅高大，不仅年长，不仅鹤立鸡群，而且闪闪发光，熠熠生辉。

      大汶口，不只是一个地理坐标、空间概念，也不只是中华文明发展史上的丰碑，她更是中华文明的源头。在相当长的时光里，这里是东夷文化的中心，是东方人类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中心，早已奠定了她神圣而不可动摇的地位。在六千余年的中华文明发展史中，她始终都是敬天祭地之所，堪比伊斯兰人心中的麦加，佛教徒心中的菩提迦耶，基督徒心中的梵蒂冈。

       文明探源是个特别严肃、极其慎重的问题，来不得感情用事，不能够敝帚自珍，必须以史实为依据，必须进行比较和甄别。笔者作为大汶口人，很怕因这篇十多年前就想写的文章留下身后诟病，粗略地查阅了有代表性的中国古代文化遗址相关资料，按照人类文明起源的标准，拿它们最具特色的文化现象跟大汶口文化相比较。即使我们把中华文明起源时间节点的下线和上线定在4000-7000年，除大汶口文化遗址外，符合要求的也只有仰韶文化遗址、龙山文化遗址、马家浜文化遗址、崧泽文化遗址、良渚文化遗址、河姆渡文化遗址、三星堆文化遗址和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在这些类型中，地处浙江余姚的河姆渡文化后继断流，地处辽宁西部的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中虽有大量的积石冢、重要的女神庙、神秘而又精致的玉器，是最具代表性的红山文化，文明程度不可小觑，但也是孤掌难鸣对其后中华文明的发展影响甚微。良渚文化继承了崧泽文化，崧泽文化继承了马家浜文化，史学界认为，马家浜文化是江南文化的源头,但后继脉络尚不清晰……而地处黄河下游的北辛文化、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则一脉相承，仅大汶口文化遗址中就具备这四种文化类型，且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延续中，一直处在中心区域，一直处在引领地位。

       值得一提的是三星堆文化遗址。它是四川境内目前所知一处范围最广、延续时间最长的古蜀文化遗址，其文化内涵在同期遗址中是最丰富的。不仅有精美别致的青铜器、金器，大量的玉器、象牙等，而且有城市、文字符号和大型礼仪建筑。自1986年第一次发掘到2020年的三十多年中，在人们的印象里三星堆文明犹如天外来客，突然而至，又突然之间消失得无影无踪，找不到其来源的蛛丝马迹，寻不到其去向的点点滴滴，神秘得不可思议，也给人们留下一串串难解的千古之谜。尽管20年后金沙文化遗址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但专家们只给出了一个模糊的结论：它和三星堆可能有着密切关系。有人据此怀疑中华文明的原发性，甚至提出中华文明来自于西亚文明、来自非洲文明。看过三星堆青铜面具和黄金面罩的游客在深受震撼之余，也无一例外地证实，那些面具或者面罩根本不具备华夏人的面部特征。直到近期第二次发掘，那个硕大玉琮王出现，才将其和良渚文化联系起来，确定由良渚文化发展而来。而据专家考证，良渚文化和大汶口文化有着一定的渊源，由此可见，三星堆文化间接地承继了大汶口文化，一下子成了有源之水，有根之木。另外，长江中游的石家河文化遗址、大溪文化遗址、屈家岭文化遗址，虽然呈现出了“城市群”和“中心城市”，构成了长江中游完整的原始文明序列，可是它们的前承后继在哪里？对后世的影响在哪里？答案不明。

      我不是史学家，也不是考古工作者，我言之依据采取的是拿来主义，尽可能客观地取其精华，去其谬误，尽可能地达到客观、公正、真实。是的，之前史学家们的论述，包括我们的教科书，包括一些形成了定论的东西，现在，已被一些新的论据纠正。譬如，古人所指昆仑山、东山、若水、奄国，被人进一步证实，昆仑山即泰山，东山即徂徕山，若水即大汶河，奄国则在泰山以南，曲阜以北，以汶阳田为中心的区域，其都城就是如今的淳于遗址。只有当这些确定了，好多悬疑的历史问题才会迎刃而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