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 的 戈 壁 我 的 团

作者／王宽鹏

       在建军96周年来临之际，又勾起了我对自已军旅生涯的回望。

       岁月如梭，白驹过隙，蓦然回首，我已步入花甲之年。盘点60年人生路，其中30年是在部队服役的，但令我难忘的最初3年，是在茫茫戈壁滩独立守备团度过的。这3年，是我奉献青春的3年，这3年，是我不懈努力的3年，这3年，是我强基固本的3年，这3年，也是改变我命运的3年，令我终生难以忘怀。

      1983年2月，奉中央军委命令，成立兰州军区独立守备团，驻防中蒙边界的青山头地区，主要任务是担负守护8座人造山，外防“北极熊”（前苏联），内卫航天城（即现在的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团队编成以青海省军区独立团机关（原兰州军区工程兵建筑第139团机关）及直属队、宁夏自治区固原独立营（原兰州军区工程兵建筑第139团一营）、陕西省军区延安独立营（原兰州军区工程兵建筑第139团二营）、19军57师169团一个步兵营和两个守备连、19军57师炮兵团一个炮兵营为基础，完成组建任务，隶属于19军57师代管。

      这个时候，我已在陕西省军区延安独立营一连服役了1年，于1982年赴吴起县执行国防施工任务，主要是防止苏联入侵，筑牢防御屏障，开控战备坑道。我所在的连和机炮连官兵齐心协力，昼夜作战，仅半年多时间，就完成了艰巨的任务，为党的十二大胜利召开献上了一份厚礼。

       1983年3月，我随延安独立营从宝塔山下的延河边出发，奉命向独立守备团集结。当时部队移防保密性极强，我们只知道新单位驻地在兰州市，可到了兰州，只是在军供站吃了顿饭，上了闷罐车向西走了一天一夜到一个叫清水站的地方，又沿着一条神密的军用铁路专线向北走了一天，才到达一个叫东风的地方，紧接着又换乘汽车，走了1个多小时才到达真正的目的地一一青山头。4月，全团集结完毕，并举行了隆重的成立大会，我被编入该团二营五连。

      当时根据保密工作的指示和要求，上级给团里对内的代码是八号、师里的代码是九号半；对外的通信地址是兰州市28支局（后来又改为27支局）×委×号。就这个地址而言，还有许多哭笑不得的故事。有一年，在陕西省粮食局工作的表哥去兰州出差，想顺便到部队看看我，但问了许多人，都不知道在那里，最后询问了一个部队干部，告诉他说这个部队在距离兰州一千多公里的地方，这个通信地址只是个代号而已。还有一个年轻排长谈了个对象，姑娘想给他个惊喜，便千里迢迢乘火车从济南到兰州，拿着信封上的地址，找了两天也没找到部队住在啥位置，到邮电局挂电话，话务员说军线电话无法接通，一气之下，她写了封“吹灯信”，就此和排长拜拜了。那个时候，官兵的保密意识非常强，不能说的坚决不说，就是对家人也不能透露半个字。干部家属来部队探亲，也只能到千里之外的张掖留守处，夫妻过段牛郎织女生活，又各奔东西了。那个时候，我们与外界的联系只有相互写信，给老家的信快则一个星期，慢则需要十天半月才能收到，所以说，战友们把能收到家里亲人的来信，特别是热恋之中对象的情书作为一种企盼。

     我们独立守备团的驻地在河西走廊北部、巴丹吉林沙漠深处、茫茫戈壁滩上。一年一场风，从春刮到冬，天上不飞鸟，地上不长草，风吹石头跑是这里的真实写照。尽管条件这么艰苦，环境这么恶劣，但全团官兵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特别能忍耐，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奉献，扎根戈壁滩，战严寒，斗风沙，顶烈日，冒酷暑，默默无闻，在激情燃烧的岁月里，谱写了多姿多彩的青春乐章，圆满完成了上级赋予的守备任务，锻造了过硬的优良作风，取得了显著的优异成绩，涌现出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一批又一批的模范人物，为部队全面建设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军师团职干部，为地方经济建设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有用人才。高讯、边保民、赵立荣3位战友，先后跨入军职行列，被授予少将军衔，是我们这个团的荣光和骄傲。

      独立守备团刚成立时，团机关及直属队和一营、二营都住的是土木结构的破旧房子，三营住的是地窝子。1983年6月，我随连队到3号山，吃住在潮湿的坑道里，给三营修建砖混结构的营房，经过4个多月的连续奋战，三营营部和3个连队住进了宽趟明亮的新房子。

      入伍的前两年，我在完成军事训练和国防施工任务的同时，刻苦学习，坚持写作，积极投稿，先后有30多篇新闻稿件被军内外报刊、电台采用，为此连队给我嘉奖一次。1983年10月，在老指导员梁重山（后任团政治处保卫股股长）、新指导员王瑞祥（之前任团政治处宣传股干事）的推荐下，团政治处宣传股股长赵宝泰（因学过俄语，后越级提升为57师政治部群联科科长）调我到团报道组，在新闻干事马光琪（后任宣传股股长）的领导下，专职从事新闻工作。

      刚到报道组那会儿，我圧力很大，虽然写了不少稿件，但上稿率却很低，愁的吃不好饭，睡不着觉，不敢见团首长和政治处主任、副主任的面。无精打采，愁眉苦脸的样子被宣传股赵股长发现后，专门找我谈话，帮我分析原因，寻找不足，给我传授怎样采访，怎样提炼，怎样写作，是我树立了信心，掌握了写作技巧，上稿率得到明显提高。报道组举办团新闻培训班之后，先后借调几名战士专职搞新闻，但上稿率却很低，他们和我一样压力很大，有的愁肠的满脸长了红疙瘩，有的一副苦大仇深的样子，有的神经兮兮，采访副团长时，竟然闹出让首长给他汇报新闻线索的笑话。有的为了上稿子，在办公室想点子，到营连找例子，写了假新闻，虽然刊登了，却受到上级通报批评。报道员史继宗写了篇反映师清水转运站招待所设施差，被褥脏的批评稿件，《解放军报》刊登后，军里和师里电话不断，兴师问罪，让他写检查，年底还责令团里安排其复员。还有一个报道员，写不出稿子，就写顺口溜，他采访一个排长回四川探亲，想和媳妇要孩子，但媳妇的条件是转业了，或者调到内地部队可以要孩子，否则连门儿都没有，就这样排长把媳妇的边也没有沾上。归队后排长在人造湖边洗裤头，很是忧愁。他以排长的口气，编的顺口溜是“娃儿娃儿顺水流，小心石头碰破头，不是你爸心太狠，而是你妈不收留。”股长知道后，骂他是球不顶，赶紧打背包回连队去。还有一个报道员，写稿子不行，但调皮口诀，不上串的话却很多。比如机关灶吃汤面条时，他编的口诀是“勺子沉到底，轻轻向前移，感到有份量，慢慢往上提。”股长知道后，骂他是日巴歘，敢快离开报道组滚蛋吧。类似这样有趣的事还很多，言归正传，在这里不再叙说了。

      1984年3月，我参加了57师政治部举办的新闻培训班，之后和炮兵团的报道员董彦成，被借调到师报道组，跟随毛录干事（后任宁夏平罗县武装部政委、宁夏自治区文明办主任、宣传部副部长）搞新闻。这年5月，有一次新闻报道员提干的机会，军里给师里分了两个名额，但因我的连队当时在民乐县扁都口军里的农场执行任务，连队一个老班长把我的档案送到师里时，已错过了审档时间，就这样我从预提名单中被无情的划掉了。紧接着，部队进行清理编制，借调人员全部回原单位，我从师里回到团里，又从团里回到连里，当时我心灰意冷，心想只有年底退伍回乡了。就在我感到没有任何奔头时，营教导员顾旭松找我谈话，鼓励我振作精神，发挥特长，创办《红柳》报，他还亲自题写报头，在营部腾出一间房子，并抽调刘文华、刘德进、王新良、侯晓东等同志，由我负责，带领他们采访、编辑、印刷、分发。就这样，我一边负责办小报，一边给报社投稿。这一年，我在《解放军报》、《中国青年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人民军队报》、《甘肃日报》、《甘肃青年》杂志等报刊上稿50多篇，年底团里给我荣立了三等功。                        

      1985年3月，团政治处组织股股长李虎虎专门给了一个入党指标，让五连党支部发展我为中共预备党员，我入党的介绍人是连指导员、党支部书记刘东年，炊事班班长、党小组组长陈天亮。4月，兰州军区又重视起了新闻报道工作，要求军师团三级成立报道组，抽调人员专门从事新闻工作。57师落实军区和军里指示要求，立即举办新闻培训班，培养骨干，充实师团新闻力量。我被团里推荐参加了这次培训班，之后被借调到师报道组，跟随周善锋干事搞新闻。5月，被师里选派到兰州《人民军队报》和《育才报》社学习。9月，全军实施百万大裁军，19军和57师被撤销。同时，以57师机关和直属队为基础，组建21军炮兵旅，移防到宁夏中宁县。守备团缩编为加强团，取消营编制，只编8个连队。团长张玉亭、政委徐兆才、副团长潘家平、参谋长杨占虎等首长研究决定，为了保留新闻骨干，把我从营连上报的拟退伍名单中提出留了下来。我从报社学习结束后，直接回到团政治处报道组。这时，兰州军区独立守备团已改编为兰州军区守备第四团，归甘肃省军区代管。随后，团机关带直属队也由8号移防到9号半，住进了原57师机关营房。这一年，我有80多篇新闻稿件被中央级和省级报刊、电台采用，团里给我先后荣立了两次三等功，并被兰州军区、甘肃省军区表彰为新闻报道工作先进个人。12月，被甘肃省军区参谋长兰仲杰（后任甘肃省军区副司令员、青海省军区司令员）调到甘肃省军区司令部报道组，从事新闻工作。1986年因新闻报道工作成绩突出，荣立三等功一次。1987年1月，由义务兵改转为志愿兵，1992年2月，因新闻报道工作成绩显著，报经兰州军区批准，由志愿兵破格提升为军官，历任干事、科长、副处长、团政委等职，军衔先后被授予中尉、上尉、少校、中校、上校，在部队工作30年，达到最高服役年限，光荣退休。                

       现在回想起来，我与“四团”挺有缘分的。我军旅生涯的起点是在茫茫戈壁中蒙边界一一守备四团，终点是在西北军事重镇兰州一一预备役四团，从战士到政委，风雨兼程，一路走来，奉献青春，无怨无悔。

       军旅生涯30年，转战陕蒙甘，虽然没能显官高位，但如今却衣食无忧，乐哉悠哉。回首往事，最怀念的竟然是在戈壁滩守备团战斗的那3年。因为那是一个农村青年向合格军人转变的3年，那是一个义务兵向志愿兵、再向军官过渡的3年，那是一个农村户口变为城镇户口、农业粮变成商品粮的3年，那种质朴，那种执着，那种坚守，那种纯真，竟然是那么的难以忘记。要说这生些许有点功成名就的话，我在戈壁滩守备团这3年是最关键的，也是最重要的。

      现如今，每当我回忆起戈壁滩守备团战斗的艰苦岁月，就忘不了我的许多贵人、恩人和朝夕相处的战友。现在他们有的年事已高、儿孙满堂，有的还为儿孙操劳着，有的已经不幸去世了。赵宝泰、李虎虎、王瑞祥等老首长虽然离世了，但他们的培养之恩，关爱之情，却是我终生难以忘记。

       当年在戈壁滩守备团战斗过的战友都非常重感情，讲义气，因为那时候我们住的偏僻，远离城镇，远离乡村，方圆百里没人烟，文化生活单调，白天兵看兵，晚上数星星，所以说战友之间重情重义，建立了深厚的、难以忘怀的情谊，到现在即使几十年不见面，但还是那样的留恋，还是那样的难忘。

      跨入新世纪，走进新时代，借助现代网络平台，战友们建起了好多个微信群，多年失去联系的战友又聚集到了一起，仿佛又回到了当年戈壁滩守备团战斗的时光，难忘的激情燃烧岁月又展现在眼前。这几年，在北京、兰州、西安、延安等地，我经常参加守备团战友聚会活动。去年建军节前夕，我在西安邀请老首长梁重山、陈根启，老战友王宏斌、付玉梅、朱升桥、任起超、徐得喜、刘民富等聚餐庆八一，忆往昔，叙友谊，话未来。今年五一前夕和六月初，我到四川古蔺县、陕西山阳县，借参加战友陈泽勇、朱声桥孩子的婚礼，又和守备团的战友相聚在一起，其乐融融，回忆起在戈壁滩守备团的峥嵘岁月，感慨万千，难以忘怀。

      如今，守备团已经被撤销，也没有后继部队，战友们分布在祖国的东西南北中，但我的戈壁我的团却永远镌刻在大家的心中。

       在八一建军节来临之际，祝守备团的老首长们、老战友们、老军嫂们节日快乐，幸福安康，吉祥如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