祁连山下（九）
文/面朝大海
“凿石开山，因岩结构，真容巨壮、世法所稀。山堂水殿，烟寺相望”。这是古代地理学家郦道元笔下的云冈石窟。以地理形势造境，是佛教石窟的共同特点。
4世纪至5世纪，石窟遍布河西走廊，形成气势宏大、光彩夺目的石窟艺术，促进了石窟艺术中“凉州模式”的形成，这种具有浓郁河西特色的艺术风格在后来逐渐波及到了中原。5世纪至9世纪，中国石窟雕凿达到了极盛时期，完成了中国石窟艺术由龟兹模式（新疆克孜尔石窟）向凉州模式（天梯山石窟）再向平城模式（山西云冈石窟）的发展，并最终在洛阳龙门完成了中国化的全过程，使佛教成为中华文明的一部分。
河西走廊石窟的开凿史前后延续了将近1500多年，从前秦一直到元明清等朝，中原地区的石窟，比如云冈石窟它的建造史持续不到100年，而龙门石窟的开凿也只持续了400多年。河西走廊石窟群的代表敦煌莫高窟，经历了前秦、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北宋、西夏、元、明、清诸代的不断开凿，方才形成了流传至今的巨大石窟群。
敦煌莫高窟不仅是佛教艺术的见证者，也是中国古代社会历史的记录者。莫高窟虽以佛教内容为题材，但是也反映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诸如婚丧嫁娶、生老病死、衣食住行、甚至于像刷牙、洗脸、上厕所、打架斗殴这样的生活细节，在壁画里也得到充分的表现。
佛教的中国化，本土化，民族化，并不像春风激荡、万木葱茏哪样流畅，佛教初入中国时“大受排斥”，曾先后出现过“佛儒之争”，“华戎之争”，“佛道之争”，“黑白之争”，“神灭与神不灭之争”等一系列矛盾。但佛教极力将其思想与儒家思想、玄学思想糅合在一起，以适应当时的历史环境。因而，在佛教东渐过程中，它还有一个“入乡随俗”的嬗变。
《楞迦经》是佛教禅宗和法相宗依据的主要经典之一，据说禅宗初祖菩提达摩所传禅法即以《楞迦经》为宗旨，并传授弟子慧可云：“我观汉地，唯有此经，仁者依行，自可度也”。在慧可及其门徒努力下，逐渐形成了一批以研习《楞迦经》为业的“楞迦师”，成为禅宗先驱。
经变画是佛教传入中国后，由中国人独创的绘画形式。经变画变或变相，专指将某一部乃至几部有关佛经主要内容组织成首尾相接，主次分明的大画。经变画入唐以后逐渐成为佛教绘画的主要形式。据敦煌出土文献中《六祖坛经》载，五祖弘忍邀请画师卢玲作画，卢玲看好寺壁，准备第二天动笔。可在当天夜里，弟子神秀在拟画寺壁上题诗云：“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有尘埃”，从而引发了禅宗史上的“顿悟”与“渐悟”之争。
《六祖坛经》载，六祖慧能出家之前，以卖柴为生，一次在卖柴回来的路上，听一客人诵读《金刚经》，“心便开悟”。慧能在得到五祖弘忍亲传衣钵后，更推崇《金刚经》为最“上乘法”。从国家层面，唐玄宗曾亲自注释儒释道三教经典，儒家为《孝经》、道家为《道德经》，而佛教方面所选经典即为《金刚经》，宋代公家则以《金刚经》测验僧侣。民间则认为本经典有不可思议感应，单纯念诵时也能感召八大金刚护法。《金刚经》在佛教经典中地位甚高。
《金刚经》单从文学角度来看，也具有极高的欣赏价值，其语言精练，言浅旨远，遣词造句之间不失佛相庄严，佛法悲悯，可摘一二句加以体味：“诸菩萨摩诃萨，应如是降伏其心：所有一切众生之类，若卵生、若胎生、若湿生、若化生；若有色、若无色；若有想、若无想、若非有想非无想，我皆令入无余涅槃而灭度之。”“若菩萨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即非菩萨。”“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
河西走廊瓜州县境内的榆林石窟有两副《唐僧取经图》，画内，唐僧双手合十，躬身拜谢佛祖、菩萨。身后神猴与白马并排而立，白马的鞍鞯上有大朵的莲花，莲花上放着锦缎包裹的佛经，佛经闪耀着熠熠光芒。瓜州榆林石窟和东千佛洞六幅玄奘取经图的发现，是惜世珍宝。东千佛洞的“水月观音变”风格独特，明月高照，彩云环绕，绿水扬波，观音坐在金刚宝座上，座后紫竹摇曳，玄奘双手合十向观音膜拜，猴行者一手搭凉棚，一手牵白马紧随其后。这些壁画产生于《西游记》成书之前，是难得的极为珍贵的形象资料。
（根据相关史料撰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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