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曲《致军礼》

蔡庆生

手相携，心相依.

不离不弃半世纪。

仰槐拾枝寻常事，

相濡以沫生死里。

再约千年笑含泪，

金婚日，致军礼！

    这首《致军礼》，是我在金婚日那天向回族老伴说出的心里话，其中隐藏着许多风风雨雨——大多是只有我们两人知道的私密。到了新生的共和国进入第70个年头的日子里，它即似一个时空隧道里浮动的光球，不时耀亮我们共同沉浮过来的路。

一

    1953年初秋，抗美援朝进入生死决战最后一场大战的磨刀擦枪时期，我所在的军工兵营，正在日夜运送粮弹上前线，为“金城战役”夺取上级布置的“要成团成师消灭敌人”的胜利。那一天，在一条交通壕的拐角处，迎面碰着营部文书两手捧着一大摞祖国寄来的慰问信，喜滋滋说“：快，我腾不出手，自己拿一封去，好好向祖国汇报战场的捷报！”

    我随手取了最上面一封，只见信封右下方写着“上海延安中学”，便知道这是学生们的爱国热情了。刚打开信封，掉出了一张照片。一寸见方的照片上，一个戴红领巾的小姑娘歪着脑袋，一副调皮摸样。信的第一行工工整整写着“敬爱的志愿军叔叔”，字体纤细认真。自此之后，捎带着我们心声的鸿雁在战火中往返不息，我会把战场上的所见所闻不厌其烦地向她描述，她也将国内的建设喜讯如数家珍一一告知，详细得连自己考试得了好成绩也当成是祖国的新成就。渐渐，当她得知我也才只18岁，与她才差两岁时，便将对我的称呼由“叔叔”改为“哥哥”了。当她在学校里，听到我写词的歌《再见吧，阿妈妮》在初中音乐教材里教唱时，心里是多么惊喜；可又当我写词的歌《告诉我，来自祖国的风》在《人民音乐》上展开批判时，心中又是多么的疑惑，她的喜怒哀乐一定和我相距不远，甚至可能同步。

    朝鲜停战，卸甲归田，我们曾一度失联。直到她在上海的《萌芽》杂志上读到我的组诗《新安江诗抄》，署名前头还印着“新安江水电工程局”，她才按照这地址写了一封查询的信。不料此时，我已经告别水电站建设工地，还乡插队当新农民了。这封贴了四五张试投邮签的信，竟然还能到达我手，实属万幸。这番重新联络，感情的水银柱直线颷升，当她第一次用“亲爱的”代替“哥哥”称呼时，我的心情如万里晴空，分外亮丽。当晚，即草下了仅只有四行的《海和天》：

“蓝天为什么这样晴朗？

大海又为何如此深沉？

因为大海怀抱着蓝天，

蓝天在大海心中永生。”

    第二天，我去找了临海师范学校的美术老师张一山，请他设计了一幅碧海蓝天间有白鸥银帆的速写式图画，又去请翻簧店老板，将图画雕刻到毛竹制作的照相架上。照相架的小方框里，嵌装着我在朝鲜鱼隐山阵地全副戎装的半身像，这一组“艺术品”，成了我们家最珍贵的收藏之一。

二

    1962年8月1日，我们结婚了。

    那又是一个祖国最为困难的时期，我正在山乡插队当农民，借住在大队书记一间草披为墙、四面透风、睡在床上可以欣赏星月的茅棚里。婚礼在上海棚户区的岳父家举行，到场的宾客，仅仅只有上海一师附小的几位妻之同事。工会主席李乃元安照苏联民俗喊了声：“苦呵！”大家便在轰笑声中进着一项项预定的玩乐。婚礼上，当大家“逼”着新娘谈谈恋爱经过的时候，新娘大大方方说了个笑话：说我们在漫长的十多年通信的日子里，有闺密悄悄劝我：“当心，别慌忙作决定，不要在初次见面时是才发现是一个烂麻皮（麻子）。”大家又是一场轰笑。是夜，风大雨狂，同事们如此勇敢顶风冒雨赶来祝贺，我们欠了多大的人情！我们为什么要挑选8月1日，就是因为那天是建军节，战士情怀里的神圣节日。

    其实，恋爱经过中最为隐秘的思想斗争，她又怎能公开道及，而作为当事人之一的我，当然是最清楚不过的了。妻的童年，如一片烂黄菜叶，菜场里遍地遗弃，不值半文。她出生在1937年7月日军飞机狂轰烂炸苏州城的那一天，全家都躲到防空洞去了，仅仅丢下刚刚出生草草包裹的她，在一所木结构的板房里。家人归来时，只见附近房舎轰炸造成的烟火未息，周边高楼全夷为平地，仅留低矮的板房摇摇欲坠，新生婴儿满脸尽是房顶上被震落的灰尘。当即，她即被年长14岁的三姐抱着，全家日夜兼程流浪回苏北老家，而后又去上海投靠以蹬三轮为生的大哥生活。到了入学年龄，她却不能上学，因为大哥有6个孩子，一个一个从老大开始到最小的“阿六”降生，都是由她轮流抱着背着带大的。在小学校门前，她曾背着“老大”在教室窗外“旁听”上课，见有学生被老师赶出课室“罚立正”，她还曾上去劝导：“你有这样好的机会听课，应该好好读书。你看像我却无钱读书，多苦啊！”后来，有了个隔三差五能上夜校听课的机会，读完小学课程。要考初中了，她去向母亲讨四角钱的报名费时说：“妈妈，让我去试试吧，考中了我也不读。”结果，前后弄堂仅仅只录取了她和另一书生门第的孩子，她妈从外头归家，一路有人奉承：“你家出了个女秀才啊！”妈妈觉着光采了，同意她上学读书，于是同学间便有人称她是“草棚公主”了。

    她与我的婚姻，有着重重障礙，过三关斩六将当可比拟。大难关便有三重：首先即是回族不允许与外族通婚，这不仅仅是因为生活习惯不方便，更是为的要保持民族的纯洁性；二是大都市与穷乡僻壤的差异；三是工薪阶层与农民的距离。而我在那时，偏偏是一个每天劳动只能记比普通妇女还低一两分工分的“带医疗金还乡”的军人，而这些与一生命运相关的“头等大事”，她都向父母隐瞒了，独自承担心理重压，无人商量，自我搏斗。当她去向民政部门办理将户口从上海迁往浙东山乡时，办事的长者劝她：“把户口留在上海更好。”可她却还是如“鲤鱼脱却金钩去，摇头摆尾再不回”，欣欣然不肯留下尾巴，彻底将人事、户口、粮食等关系，全转到我所在的山窝窝了。同我一起抗美援朝过的战友、诗人高钫，曾在长诗《忠贞》中这样赞扬她：

………………

于是，像一枚熟透了的果实，

在秋夜里悄悄坠落在山岭，

像初中女学生跑步时，

随手把汗湿的鬓发捋至耳根，

你从繁华的s城，

来到尚有点凄清的山村。

三

    婚后，妻面临两种选择：一是留在全国最大的城市过现代化人生，二是到历史上流放李白朋友郑虔的浙东山乡去当农妇，她当然选择后者，这是她婚前早就下定了的决心。她的决心是，要到我的身边来当“田螺姑娘”！这“田螺姑娘”的典故，是另一则苦中作乐的故事了。

   1962年，国家困难时期中的暑假，妻随我回乡以度密月为名来过她的“田螺姑娘”生活，这是她梦寐以求的最高精神享受了。近年来，当我们的恋爱进入“拍板成交”时，她就做好了在山乡当农妇的命运安排。当我在信中，透露了每天劳动中，别人都有家属送点心的情形时，她的心就揪起来了，一直在说：“什么时候，我也能做一个在你劳动中送点心、回家来有热菜热饭招待你的田螺姑娘？”田螺姑娘，是一则浙东民间故事里的人物，它本是一只田螺，为报恩天天从水缸里出来化身为人，来服侍有恩于她的青年。青年每天劳动回家，都有一桌子热气腾腾的饭菜在等待着他……在这个新婚的暑期，我享尽了从未有过的“家的温暖”，果然每天劳动休息时，也有人陪同吃点心了，回家必有热菜热饭在等候着我，且是“田螺姑娘”不会再变回田螺隐去了的。

    安家后，妻常常得意地说：“我们虽然是物质生活中的乞丐，但却是精神领域里的富翁！”那会儿，我在山乡当民办教师，每月仅只12元工资，不到妻的三分之一，供养上有父母下有一双稚儿的6口之家，尚是处处捉襟见肘。我们曾有比“仰槐拾枝”更心力交瘁的艰难，如到荒山挖树根、在路上拣洒落的煤渣、等靠退医院里药瓶的押瓶费来买米等等。我家的唯一家具，便是那一只从供销社讨来的毛边空荔枝箱，被我用板条隔出两层当碗橱，真所谓“纯无产阶级”。我门的心愿，从给两个孩子起的名字中可以看出，大儿单名叫禾，小儿单名叫耘，皆是农业生产上最为平常的词，也是安身立命之词，毫无“雄心壮志”。

    那个星期天，我们带着才只10岁的大儿子上山砍柴，他也腰挂大砍刀，肩扛竹尖枪，一副“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模样。刚动手砍柴，禾儿便在砍一条青藤时，未能一刀砍断，刀口从藤条上滑向大腿，在嫩肉上砍出一道好几寸长的裂口，鲜血喷涌。奇怪的是，他并未大喊大叫，也没有哭闹，面对吓青了脸的母亲，反而劝慰道：“妈妈，你别怕，我自己来包扎。”这便是从小穿着我旧军装长大的孩子，常常从山上一筐一筐背回毛柴供我们做饭。

    “仰槐拾枝寻常事”句，即是那一段坎坷贫困的真实写照。

四

    “相濡以沫生死里”，纪念着生死相依。“文革”刚开始，我便被揪出来成了“反革命”挂着，一直挂了十多年不给落实政策，因为怕我“原形显露”会占去别的民办教师转正名额，贫管会的领导班子中，半数以上为民办教师，排除“异己”最为上策。所以上级一次次拔下转正名额，我均顺理成章被排除在外，全不顾当事人的委屈和“叫天天不应”了。

   被审查最狼狈的时候，工资扣得每月仅只几角几分钱，理由是，被隔离不能上讲台，按劳取酬，该当如此。家中无米下锅，妻去民政部门求援，不料受到那位某大厂党委书记夫人的奚落：“他也想落实政策，你等着去吧！”苦泪倒流入心田，浸泡着贫病交加（此时她也因神经衰弱告假）。屋漏偏遭连夜雨，贫民出身的妻，也因我的问题而被怀疑为“联合国女秘书”而受专案调查。游行时，她想去抬毛主席像，也被以“劝阻”名义换下。置身等外公民，受人侧目而视，像有蛇在噬咬刚正不阿的心灵。

    林彪爆炸之后，中央下了一个“一号文件”，明文规定要传达到每一位公民，而我却被安排到教师会厨下去烧火，予以隔离。回到家里，妻发火了：“你是阶级敌人吗？你有没有嘴巴……”当夜，天已黑尽，她刻不容缓“逼”我去向公社党委告状，讨个说法。我奉命出门一试，本也不抱什么希望。不料十年冤案，止于几句申诉之间，第二天一大清早，公社贫管会主任上门宣布“恢复一切政治生活”，不过，最后仍吉吉巴巴加了一句：“帽子还是拿在群众手里，随时可以戴回去的。”

     直到“三中全会”召开，我的一切“铁案”“黑锅”统统“灰飞烟灭”，黑材料当着我的面焚烧个片字不留。随后，快步行军似的招工、入党、提干，调地区文联主持工作，出土文物般珍贵起来。那一天，我正在新分配的楼房东窗桌上排开一溜红红绿绿的工作证、工会证、党费缴纳证、复员证（文革中因有彭老总像被收缴，此是新换发的）、房产证……直至自行车证、门牌号证等等，朝阳通红，红到脸上，对走过来的老伴感叹道：“我不用再出门因无工作证靠打介绍信住旅店了！”老伴见我有点“忘形”，不轻不重示警：“一样，一样，你有几斤几两，我是最清楚的了！你在我心中，并未为因是‘反革命’而减轻斤两，也未因为有今天而重得怎么样了。你的分量，在我心中始终一样！”一番话，字字丁当响，重锤般落在我心头。

五

    临近金婚的日子里，我们老两口在杭州小儿子家做“保育员”，孫子即将参加中考，我门天天冒着酷暑上超市去采购舌尖上的精品。这个小孫子哇哇临盆时，我曾喜吟出四行“打油”：“鲁迅五十才得子，老汉花甲已两孫。莫道清水煮冬瓜，天伦一笑抵万金。”其中第三行系从老伴的感受中抄袭而来，这儿又有一典。那一年，作协组织我上大西北旅游一个月去了，老伴在一张残破的废纸头上，写下了几首思念的诗，其中便有感叹寂寞句：“犹如清水煮冬瓜”。老伴的小说曾在大型刊物《新月》、《江南》发表，甚至上了头条，也有小说在《回族文学》被推荐介绍。她刚分配到上海第一师范附小还曾给国外教育代表团开过课……却因我而离开了沃土。在往返超市的路上，我常常歉疚地想，我该怎样感谢老伴为是，于是才有了那首《致军礼》。

    金婚日那天，我们向小儿子请了假，去办一场世上独一无二的金婚宴。宴席设在杭州最大的清真寺——凤凰寺内，仅只一桌四席，六盆小菜，宾客也只有妹妹和妹夫，再无旁人干扰。喜庆中，我背诵了《致军礼》，征求大家评点。 大家边吃边议，随意发言，断断续续，无所顾忌，没有奉承拍马，有的只是亲情融融、痛快淋漓。最后概括起来，一言以蔽之：

一曲《致军礼》，半生战友情！

作者简介：

蔡庆生，男，笔名钢锋，中国作协会员，原浙江台州文联常务副主席、台州作协主席。抗美援朝有诗选入《1949一1979诗选》、《中国新文艺大系》、《中国新诗总系》、《初中音乐教材》等。作品获志愿军文艺 创作一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