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未艾、草婴、智量等——上海的俄罗斯文学的专家

马家骏

         我认识一些上海的俄罗斯文学研究专家，打算按照接触的先后来讲他们。

当然我最先接触的是老同学新伴侣金留春。对她我就不在这里说了，要说的是她在华东师范大学时的同事倪蕊琴。我知道倪蕊琴这个名字是在1958年看到上海《学术月刊》上倪蕊琴的一篇谈托尔斯泰的文章。后来听说是她留学苏联时的论文。文章讲托尔斯泰和中国的关系，资料还是很丰富的。继而，金留春1963年送给我四卷本的《外国文学作品选》，倪和金都是编委。“文革”中，看到上海的报纸上，有倪蕊琴和翁义钦二人写的批判“苏修文学”的文章。给我印象，好像这位专家是很“进步”的。1972年，“上面”提出“复课闹革命”，据说上海师范大学与华东师范大学合并后，编有“外国文学”的教材。不过是不准外传的。有位贵阳的学员，带了一本回家后，给谭绍凯看过，谭绍凯就复写下来，寄一份给我。1973年夏天我去哈尔滨开东北地区高校《外国文学史》教材协作会带了复印件给老同学看。曲阜师范学院的李永庄拿回去想印几本给友好。我手头就没有可参考的东西了。于是，1974年，我贸然给上海师范大学写信，询问此教材何时能对外发行。结果，不相识的倪蕊琴以个人名义给我寄了一份完备的教材和附信。我于是写信感谢，和倪蕊琴开始通信。1978年初，在太原开《外国文学简编》会议，倪蕊琴来了，我第一次见到这位很体面的中年女同志，因为有过书信来往，见面显得颇亲切。会间，我同老同学说起：以前认为：托尔斯泰的思想是矛盾的，其中有进步的批判成份，又有反动的托尔斯泰主义。后来我上课再次研究列宁的文章，发现：托尔斯泰主义就是托尔斯泰思想，就是托尔斯泰学说。说法不同都指托尔斯泰的世界观。它是反动的，是指开时代的倒车，不是说维护沙皇制度。作者就是用这种反动的思想或主义批判俄国社会的。托尔斯泰主义又反动又批判。老同学小诸认为很有意思，于是晚饭后，她召集了22个人来我住处，大家讨论这个问题。结果，以倪蕊琴为首11个人坚持老看法，10个人赞成我。反对我的几位要好的老同学。我们观点不同，友谊长存。倪蕊琴是托尔斯泰专家，想再和我理论，我说，我在《陕西师大学报》上有篇有关这个问题的文章，回头寄给你看看。这篇文章是应谭绍凯寄来他们贵阳师院文艺理论教师关于马列文论问题的解答，其中关于托尔斯泰思想、学说、主义的段落说的不少。对此，倪蕊琴来信继续他的看法。她又说：希望把两个人来往的信件在我们《陕西师大学报》上发表。学报主编说，私人信件有无关的事，不好发表，希望倪蕊琴写篇正面表述看法的文章直接寄编辑部。我将此意告诉她，她却写了篇批判我在学报上回答贵阳马列文论教师问题的文章，而且寄给了我。我不能不交给学报编辑部，但主编说：只发表单方面观点不妥，要我写篇答辩文章，我写了对前一篇马列文论“浅注”的“浅说”附在后面，一并发表后，引起了同行们的关注。1978年在广州“规划会”上见到倪蕊琴，竟然形同陌路了。聚餐时辽宁大学的刘雅文对同桌的倪蕊琴和我说，你俩提的问题有意思，可以继续讨论。倪蕊琴面有愠色，大家只好埋头就餐。此后多次开会与倪蕊琴相会，均以远离为妙。我听到不止一个上海人对倪蕊琴的议论。我想那是他们之间的矛盾，也就当作了耳旁风。过了20多年后，忽然收到倪蕊琴由澳大利亚来的邮件，她说她在女儿家，丈夫冯增义还在上海。她向我打听国内俄罗斯文学界的动态和熟人的情况。我因为已经退休多年，没有再参加全国外国文学界和俄罗斯文学界的活动，无以答复，只是问问好而已。她告诉了我：她澳大利亚的地址、电话、电子邮箱以及上海的住址和电话。我由于没有什么事情，所以没有再和她联系。2010年我到上海来与老伴儿金留春颐养天年。2011年，金留春获得“中国资深翻译家”称号，出席颁奖会议，那次得奖的也有冯增义。但会上人多，没有向老冯打听倪蕊琴是否回国了。2013年，我看到《上海翻译家》报上报道纪念戈宝权诞生100周年会议的照片，上面有倪蕊琴。估计是外孙子大了，她就回国了。2014年听说她丈夫冯增义去世了。留春说：不要打电话给倪蕊琴添麻烦了，倪蕊琴这个人还是不错的。别人的议论也会有偏见。

再一个，也是未见面先联系的王秋荣。1978年李永庄在曲阜召开华东高校教材会议，请了贵州的谭绍凯。上海师范大学的王秋荣与老谭住同室，他向老谭打听我，问认不认识马家骏，想要和我交往。老谭说：太认识了。于是从山东就写信告诉我此事，还说：王秋荣与老同学汪靖洋、陈元恺大学时代就很熟。信中附有王秋荣的信。于是我同王秋荣建立了联系。1979年王秋荣给我寄了一本他编的中国当代新作品的文集。1980年，杭州大学的陈元恺在西湖边上召开“巴尔扎克、托尔斯泰学术会”，我第一次见到王秋荣。很亲切和善的老王说一口地道到上海话，我得费劲地听。他人稍黑、略胖，抽烟很凶。以后，在各种会议上常见到他。他编辑《西方诗苑揽胜》、《外国文学精解》，都向我约稿。我出的书，也寄他。1984年我的研究生方汉文毕业答辩，我请老王来指导，并陪他游历了西安的名胜。请他来我家吃饭后，我故妻说：这位上海老王朴实诚恳，可以交往。1986年我到上海出席陀思妥耶夫斯基学术会议，王秋荣请我去他学校，对他们办的外国文学进修班做场报告。我参加主编教育部部颁师专教材《外国文学》时，也请他写《果戈里》一章。1987年该书定稿会在成都开，他说这是他第一次做四川之游。1995年我退休后，与他的交往就很少了。新世纪，我寄他一本《马家骏诗词选》，他写信说：搞外国文学的能写旧体诗词的人不会很多。2010年我来上海定居，首先打电话到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问王秋荣家住哪里？办公室的人说不知道有这样一位老师。隔日再次打去，刚巧有位老教师来办公室，这才告诉我：王秋荣早去世了。

说起华东师大的专家，得提到王智量（笔名智量）。我知道这个名字还是在北师大进修时读到《文学研究集刊》上王智量的文章《托尔斯泰的世界观和创作》，同刊还有一篇文美惠的论托尔斯泰的文章。后来，知道王智量当过北大文艺理论进研班苏联专家毕达可夫的翻译，1957年被打成“右派”，之后再也没有了消息。1980年，在杭州“巴尔扎克、托尔斯泰会议”上，第一次见到王智量。1983年秋，在厦门“屠格涅夫会议”上又遇到他。他到我的住处，二人谈得很愉快。他说人家是吃过洋面包的，咱们是土八路。他很愿意同我们北师大苏进班的来往，我们老同学合影，他也参加进来。又谈起他被打成“右派”后，开除了公职，老婆文美惠同他离了婚，他被发配到山西的山沟里劳改，困难时期差点饿死。回到老家南京后，带着两个儿子，拉过车，钉过鞋，捡过破烂。“文革”后，华东师范大学的夏校长，请他到学校的教育研究所当翻译，改革开放后，派到中文系教俄罗斯苏联文学。他知道我在汉中读过书，又讲起他的身世：他祖父王世镗在汉中镇巴做县长，儿子娶了汉中姑娘，生下王智量。回到南京后，不久，抗日战争爆发，于是，又回到汉中。他在读完城固“国立一中”后，1947年考上北京大学英文系，离开汉中后再没有回去过。还说他家汉中的房子托一位姓马的代管过，他与这位马先生的儿子在国立一中同过学。我说那位马先生是我的族叔，他的同学是我族兄。这样我们就又接近了一层。有一年我到汉中师院讲学，与中文系系主任说起王智量，他说：汉中党校的领导人戴天是王智量的同学，找他找了四五十年了，今天才算知道他的下落。1986年初，我出席在上海召开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学术会”，王智量也参加了，带着一位年轻的女同志，大家以为是他的研究生。会间我去他家，原来他和一位女医生结了婚。吃饭时，王秋荣也拿着一盘酱鸭腿来共畅谈。1987年8月，新疆外国文学学会成立，同时举办全国师范院校外国文学教研会的暑期讲习班，从北京邀请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的法国文学专家张英伦、意大利文学专家吕同六，从上海邀请了复旦大学的俄罗斯文学专家夏仲翼、华东师范大学的王智量，再有从西安来的我。在宾馆休息时，王智量和我说起他的汉中之行。他说：老马！和汉中联系上得感谢你。汉中举办纪念张骞研讨会，市政府出面邀请王智量兄弟俩带着夫人去了汉中。他旧地重游，见了熟人和舅舅家亲戚；政府发还了以前没收他家房子的赔款；找到了他爷爷的字画，由香港出版了《王世镗书法集》，得了大批稿费。还说：在南京郊区找到他祖父的墓碑，被一位农民拿去磊了猪圈。为讨回这通于右任题的墓碑，动了政府才拿回来，重新修了王世镗到坟墓。新疆会后，他与我同行到西安，我们共同出席在西安外国语学院举办的全国比较文学学会的年会。他来到我家做客，点明要吃我故妻蒸的凉皮，还和我家人与邻居一起打麻将。晚上，我故妻对我说：这位上海老王和前年来的上海老王不一样。此人太聪明了。他看到我在《扬州师院学报》上评查良铮翻译的普希金的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的译文，几年后他新出版的《奥涅金》译本（《普希金文集》第5卷）请我提意见。我认为他翻译得很好，按照原文的韵脚期押韵，是不容易的事。1988年底，高等教育出版社约我去北京商量编一套《世界文学史》和《世界文学名著选读》，北师大来了东方文学教育专家陶德臻，华东师大来了俄罗斯文学专家王智量，加上我，三人主编。东方部分由陶德臻设计，西方部分由我设计。出版社意见是：主编排名按年龄是陶、王、马。王正式提出：陶的名气不大，应该王在第一位。出版社以为此教材是北师大发起，东方文学又在第一卷。北京、上海、西安的顺序是可以的。我心想全部西方文学的设计王并未出力，争名次有些过分。我多次劝王就按出版社的意见办。王声明退出。最后，为了不缺华东师大，于是补了陈挺为副主编。这次与王智量没有合作成，十分遗憾。不久，他寄来他出版的小说《饥饿的山村》的订书单和广告。这是根据他在劳改时度过三年困难时期的实录（我没有见书，只是根据广告介绍得知大致内容的）。我老老实实跑到新华书店找领导人，替王智量推销他的书。这书什么样子，至今我也不晓得。贵阳谭绍凯来信说，在贵阳开全国比较文学会议时，王智量找谭，说编本《托尔斯泰词典》。之后王就回上海了。其余组织人员，联系贵州出版社与作者，以及编辑等等，谭绍凯找胡日佳帮忙来做。胡跑南京图书馆抄《托尔斯泰全集》目录，忙不过来时又找区品圣参加。谭、胡不断给王智量汇报进展情况，请指导。十多年后，一百多万字的巨著《托尔斯泰览要》出版了。主编排名是：王、谭、胡、区。

2010年我来上海定居，没有再联系他。2011年老伴儿金留春获得“中国资深翻译家”称号，在颁奖会上远远看见王智量，她也没有去打招呼。

知道草婴的名字是1957年我在北师大进修时在《译文》杂志上读肖洛霍夫的《一个人的遭遇》，认为翻译得很好，注意到译者是草婴。1978年广州规划会、1980年成都“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年会”上都见到他，但没有讲过话。熟人告诉我：草婴姓盛，本名是盛草婴。1981年，在大连中国俄罗斯文学研究会召开“高尔基学术会”上才开始交谈：他问起我们北师大苏联文学进修班，又问起我的学校和工作。这样我俩就算熟悉了。1982年9月，在西安召开“中国外国文学学会扩大理事会”，会间，我请草婴来陕西师大作报告，他一口答应。于是，学校派来车子，我陪他由丈八沟陕西宾馆到雁塔校区的积学堂（那时叫“联合教室”），中文系全体师生早就等待着名家讲演了。我对大家介绍完草婴，草婴开讲《关于<安娜·卡列尼娜>》。不几年前，他在中央电视台“文化生活”节目讲过《安娜·卡列尼娜》，这次，分析小说更为详尽，加上他如何重译这部名著的先后情况介绍。大家听得很有启发。1983年，厦门“屠格涅夫学术会”上，他告诉了我他上海家的地址，欢迎去做客。但一直没有机会拜访。2010年，我到上海定居，这时，知道耄耋之年的草婴已不能动了。我就不好去打搅，所以也就听其自然了。

我在北师大进修时，苏联专家柯尔尊让我做有关“奥勃洛摩夫性格”的报告和答辩，于是我认真地读了《杜勃罗留波夫选集》两卷。见到译者辛未艾的译笔是那样的优秀，深深地敬服了。二十年后，也是和见到草婴一样，几次会上点头，才知道他的本名叫包文棣。一直到大连会才开始寒暄交谈。包先生比我要年长十岁不止，身体瘦弱，他不善言辞，谈话中总是打听西安的情况。我就介绍古城的名胜古迹。1984年的一天下午，包先生突然来到陕西师大我家中，原来，他是到长安县蝴蝶手表厂看儿子的。现在要回上海，火车晚上才开，顺便来陕西师大看看我。谈起来才知道，“三线建设”中，他儿子的工厂是从上海搬迁到内地来的。这造成了生活的不方便，只好顺从命运了。真是折腾人哪！

和草婴是专职翻译家不同，包先生是上海译文出版社的。他们出版社还有一位专家叫郭振宗，笔名冯春，也翻译过普希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只是开会时见过，也打过招呼，但没有交往。

华东师范大学的倪蕊琴和王智量都是中文系的。俄语系还有一位朱逸森教授。也是多次开会见到。朱逸森是留学苏联的，他的导师叶尔米洛夫是研究契诃夫的专家，朱逸森翻译过叶尔米洛夫的著作，后来，也写过一本契诃夫研究的书。一次和我畅谈，他很真诚地给我交底说：解放初他是一个店员，三五反后，组织上保送他到俄文学校学了两年俄语，他与倪蕊琴同学，之后都分配到华东师范大学教俄语。不久，又都保送到苏联学苏联文学。一个专门研究托尔斯泰，一个专门研究契诃夫。1958年回到学校，倪蕊琴到中文系教苏联文学，朱逸森到俄语系教俄罗斯文学。他对我说：老马，给你说实话：你们中文系毕业之后改教俄罗斯文学的，没有受过俄语听说训练，就是能读书、翻译，也是哑巴俄语。在这方面，你们不如我们。可是，你们有中文底子，在中国文学、文艺理论上有基础，你们有的人分析概括能力和论著写作能力一般比较强。这种各有长短是客观存在，不得不承认。朱逸森把他翻译的他导师写的契诃夫小说研究、戏剧研究，还有他自己写的契诃夫研究专著，都先后寄给我。我也把1992年出版的《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一书赠他。他来信说：“新中国建立以来，一个人写一本俄国文学史，你是第一个，到现在也许是唯一的一本。”我们陕西省外国文学学会有位会员叫刘建中，是西北大学中文系毕业的，在商洛地区党校任教，他出版了一本《契诃夫小说新探》，很有见解。此人后来到东莞去报社当记者，又将增补的这本书寄我。我回信说：希望他向朱逸森教授求教，并且告诉了朱教授的住址，他们二人交往情况，我就不太清楚了。近来在网上发现刘建中写的文章，其中把他与朱教授来往信件内容包含在内。我由是得知：朱逸森是诲人不倦的好老师。去年，我老伴儿的合作者、人称“黄金搭档”的上海外国语大学的黄成来教授对金留春说，她遇见过朱逸森，还提到我与留春结伴的事。因为没有事情，所以我没有去找朱逸森。

说到黄成来，这位比我大三岁的老大姐，人非常和善，曾是“三八红旗手”，人缘很好。这位上海外国语学院俄罗斯文学研究所的专家与金留春合作异常融洽，她们俩翻译了茹科夫斯基的诗歌、莱蒙托夫的戏剧、屠格涅夫的抒情诗、果戈里的《钦差大臣》以及俄罗斯的童话等等，又联合写了十多篇俄罗斯文学研究论文。译著出版时，黄在先，论文发表时，金居首。她俩同时获得“中国资深翻译家”称号。二人一直合作默契，从来没有发生过龃龉。

二三十年前我出席俄罗斯文学的会议，常见到一位年轻人，他对我说他是上海外国语大学的，叫郑体武，没有交往。后来他成了这个学术领域里的骨干力量，据说研究俄罗斯现代主义文学很有成绩。

上海师范大学的俄罗斯文学专家我还见过除了王秋荣之外的四位：一、朱雯，这位长辈是多面手：作家、翻译家。我年轻时候读阿·托尔斯泰的《苦难的历程》、《彼得大帝》就是他的译本。他参编的《外国文学作品选》也是我们用过的教材。二、梅希泉是北京师范大学彭慧教授的研究生，1955年毕业。我是1956年初去北师大随苏联专家进修的，刚好错过。也算是上下班级吧。他的论著与译著也不少。老梅人不错，多次开会见面，谈起来很热火。但没有深交。三、秦得儒，这是位长我十多岁的老先生，他是位作家，国学底子深厚。解放后自学俄语，翻译不少东西。他曾经寄给我一本文集，内中有他翻译的卡拉姆辛的小说《可怜的丽莎》，这是我看到的最早译本了。四、朱宪生，他当过华中师范大学的研究生，导师是我老同学周乐群。周乐群赠送给我一本他与梁异华、朱宪生三人写的《俄苏文学史话》。武汉大学的法国文学专家郑克鲁调到上海师范大学以后，不久，朱宪生也调入该校。后来他去苏联访学。中国俄罗斯文学研究会开会时见到过他。他翻译和著作不少，是俄罗斯文学界的中坚力量。

复旦大学也有一些俄罗斯文学专家如夏仲翼、袁晚禾、翁义钦，只是开会时见过，没有交往。

上海是先进城市，俄罗斯文学翻译、研究成就非凡，名家多多。可惜我只接触了以上诸位，略加记载罢了。

201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