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阳光雨露滋润着我成长》
文｜宋厚健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春回大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胜利召开。这一年，我将满20岁，高中毕业不久，开始走入社会。
我于1959年7月4日出生在北京。作为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的共和国第三代人，我经历了太多的坎坷和磨难。就在我出生的那一年，正赶上我国“三年自然灾害”，也叫“三年困难时期”。1959年至1961年，由于大跃进运动以及牺牲农业发展工业的政策所导致的全国性的粮食和副食品短缺危机爆发。历史记录：《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在叙述到“三年困难时期”群众生活状态和人口变动情况时：粮、油和蔬菜、副食品等的极度缺乏，严重危害了人民群众的健康和生命。许多地方城乡居民出现了浮肿病，患肝炎和妇女病的人数也在增加。由于出生率大幅度大面积降低，死亡率显著增加。据我的母亲回忆：“由于生活拮据，营养不良，生下我之后，她的奶水很少，我基本上是一口米汤、一口米汤喂养大的……。”上小学的那一年，1966年10月，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使我幼小的心灵遭受了沉重的创伤和打击。作为生长在革命干部家庭的我，父辈曾出生入死打天下，然而，像我父辈一样忠于党、忠于人民的老同志，在这场文化革命中受到了不同的劫难和冲击。为此，我曾一度痛苦、迷茫、彷徨、挣扎，也发出了《人生》的吶喊:“无情的人间，动荡的画卷，惊心动魄的大混战，似波涛起似浪澎湃。十年的腥风血雨，有多少人泪蒙双眼。民主法制遭受严重的践踏，国民经济蒙受巨大的损失。沉重的灾难，多少人彷徨、消沉、毁灭，残酷的岁月，夺走了多少人的黄金时代。”
1978年，“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心向前看”改革开放的春风唤醒了中华大地，全国人民意气风发，斗志昂扬，万众一心，团结奋战，为实现中华民族的腾飞，实现国家“工业、农业、国防、科学技术”四个现代化，携手并肩、励精图志、奋发向上、砥砺前行，科学发展的春天在向我们招手。
一、改革开放的历史使命，让我们的青春绽放光芒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就像一股强劲的春风，向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发出了战斗的号角，作为改革开放的亲历者和建设者，我们有理想、有抱负、有责任、有担当，国家才会有前途、有希望，民族才会有发展、有力量。
1980年1月，我被分配在人民教育出版社印刷厂，满怀对新生活的期待、对国家美好未来的向往走上了工作岗位。
人民教育出版社印刷厂是人民教育出版社的生产经营单位，负责整个人教社的印刷业务。人民教育出版社是教育部所属的一家大型专业出版社，主要从事基础教育教材和其它各级各类教材及教育图书的研究、编写、编辑、出版与发行。作为人民教育出版社的主要生产经营单位，1979年国家刚刚恢复高考不到二年的时间，各项基础教育百废待兴，尤其是各类高等院校和中小学校教材印刷任务十分繁重。
经过三个月的短暂实习，我被分配在四车间（装订车间）烫背组，与韩湘生同志分在一个机台，负责烫背工作。湘生长我七岁，是我的兄长。他为人朴实、忠厚，做人谦逊、低调，工作吃苦耐劳，勇挑重担，我们性情互补，很快就融合在了一起。烫背，单调乏味，劳动强度很大。
冬练三久，夏练三伏。年复一年，日复一日，我俩都患上了键翘炎。就是在这样的艰苦环境中，我们相互理解，相互支持，相互鼓励，相互信任。经过一段时间的了解和交流，我才知道湘生是北大荒插队回城的老知青，在黒土地付出了青春韶华，吃了很多的苦，为北大荒的开发和发展做出了贡献。为此，我对他格外的尊重和敬佩。他也了解到，我是一九七八年才毕业的高中生。在一次闲谈中，他疑惑地问：“你高中毕业为什么不去报考大学？”我把当时自己的真实想法原原本本地告诉了他。从小我受奥斯特洛夫斯基《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部小说的影响，长大就想当一名好工人，早日为家庭排忧解难、减轻负担。听完我的话，他极其反对我的想法，并给我讲了一些中外古今仁人志士立志的故事，这对我启发很大。这时，我才发现湘生不仅是个返城知青，他的骨子里有着远大理想和抱负。经过一段时间的艰苦劳动和生产实践，我也认识到当初的想法，虽然朴实，但很幼稚。既然，科学的春天已经在向我们招手，我们就要坚定信念，不负韶华，努力改变自己的命运，增长知识和才干，为热火朝天的四个现代化建设做出更大、更多的贡献。
理想与信念，使我们坚定不移、奋发向上，我们的关系也更加地紧密儿。我俩的最大爱好就是热衷文学，稍有闲暇，哪怕是中午吃饭的一点时间，也会聚在一起背诵唐诗宋词，探讨古今中外的一些文学现象和文艺作品，孔子、屈原、三曹七子、唐宋八大家、曹雪芹、冯梦龙、鲁迅、但丁、巴尔扎克、雨果、莎士比亚、高尔基、泰戈尔……都是我俩永远聊不完的话题。我们的工作条件虽然十分艰苦，然而，我俩的精神世界却非常的充实。
经过不懈的努力和不断的学习，1981年湘生考上了艺术院校，我也于1982年考上了北京广播电视大学中文专业。我们之间的友谊和文学之路也更加地坚实和宽广。
二、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关怀和教育下茁壮成长
1983年电大毕业前夕，我调入国家司法部工作，做了一名司法行政工作者，开启了自己全新的生活。
1987年2月20日，司法部办公厅秘书处党支部一致同意我为中共预备党员；1988年3月2日，司法部秘书处党支部作出决议同意我按期转为正式党员。那一年，我光荣地成为一名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
调入司法部后，我始终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身边工作、学习，耳濡目染和亲身感受了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光荣传统和坚定执着的井冈山精神。入党三十六年来，无论是在国家司法部、国务院侨务系统还是在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关单位工作直至退休，我正是在坚定执着追理想，实事求是闯新路，艰苦奋斗攻难关，依靠群众求胜利的井冈山精神鼓舞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继承和发扬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光荣传统和作风，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大背景下，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牢固树立坚定的革命理想和信念，忠于党、忠于人民，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在工作岗位上兢兢业业，尽职尽责，任劳任怨，努力拼搏，有一分热发一分光，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贡献力量，充分发挥了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退休赋闲的我，活到老、学到老，不断地充实、完善自己，用手中的笔讴歌社会主义，歌颂党、歌颂人民，宏扬新时代、新征程这一主旋律，为社会主义文学事业加油助力，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在领导身边工作学习的日子里，让我感受了温暖，使我坚定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理想和宗旨。
调入司法部时，当时部机关各司局刚刚组建完成，各项工作方兴未艾，尤其是文件印制工作，它是部机关一项很重要的机要保密工作，是政府的喉舌，它的正常运转关系到党的方针、政策和各项工作的贯彻执行。
司法部重组之初，部机关在西直门附近的国务院第二招待所办公，由于条件的限制，为了做好安全保密工作，铅印室只能安排在学院路附近的中国政法大学校内一所独立的小院建设，当时，我是参与筹建的8位元老之一。
铅印室隶属于办公厅，筹建之初，领导高度重视，办公厅主任鲁坚同志多次莅临现场指导工作。鲁坚本人是秘书出身（原张鼎丞同志秘书），办事积极、主动，雷厉风行，工作细致、认真，不打折扣，作风严谨、务实，一丝不苟。对待同志谈笑风声，细雨润物，就像春天的一缕阳光，温暖着我们。尤其是对我们参加一线建设生产的几位同志格外的关心和爱护，他的嘱托和教诲，使我深受鼓舞和鞭策，工作中总有一股使不完的劲。
1983年底铅印室筹建完成，第二年，我们承接了全国司法厅（局）长工作会议文件资料的印刷任务。我们八位同志，在领导的鞭策鼓励下，克服重重困难，吃住在现场，发挥了敢打硬仗的工作作风，连续奋战七天七夜，圆满完成了司法部恢复重组以来，在北京第一次召开的全国性司法行政工作会议文件资料的印刷任务，受到了中央领导同志的好评。会议期间，鲁坚同志在百忙之中，不顾眼眉撞伤，身体疲惫，二次来铅印室探望慰问。尤其是会议间歇，下班之后，他从西单丰盛胡同中组部宿舍的家中骑着自行车专程赶来问寒问暖，关心我们的健康，吃、住和各项工作的进展情况，那一年，他已经52岁老龄，操着江浙口音，可蔼可亲，使我们倍感亲切。当时的我，一边（电大）学习，一边工作，老人家经常鼓励和鞭策我，体现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待同志的关怀和体贴，在我的成长道路上就像一盏指路明灯。
1984年鲁坚同志任司法部副部长以后，仍然始终关心我们铅印室几位老同志的成长和进步，为我们圆满完成中美法学经验交流会和中欧法学经验交流会文件资料的印刷任务打下了基础，为国际大型会议的成功举办创造了条件。尤其我在教育司分管政法院校毕业生分配派遣时，他在工作上给予了我许多的具体的支持和指导。
1985年8月电大毕业，我转了干，调任办公厅秘书处从事文书管理工作，在办公厅主任李必达同志身边工作了三年。他的言传深教影响带动了我，使我在人生的成长道路上更加坚定了共产主义的理想和信念。
李必达同志曾任军委总参谋长黄永胜的秘书，因“李必达”事件，蒙生不白之冤，被捕入獄广州军区监狱。“九.一三”事件后，周总理亲自过问此事，李必达同志才得以出獄。参加中越反击战回国之后，李必达调入司法部任办公厅副主任（主任鲁坚），后担任办公厅主任。中央对他的评价是：李必达同志是捍卫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好同志。
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李必达同志是我参加工作以来，接触过的最为勤奋的领导干部之一。在我担任办公厅文书的那段时间，部机关由西直门附近的国务院第二招待所搬迁至三元桥附近的牛王庙宾馆办公。李必达同志所居住的地方虽然离机关较远，但他每天坚持赶头班公交汽车上班，每天7点不到就进了办公室。在他的带动下，我也坚持每天从惠新南里一号院司法部宿舍赶过来上班。由我经手的各类文件资料，每天早早地送到李必达主任的手里，他的批示也在第一时间，由我反馈到各司(局)文书和部长秘书们的手里，做到了重要批示的上行下达。李必达主任多次告诫我：业精于勤荒于嬉。文书工作是司法行政一项很重要的工作，做好这项工作必须要求眼勤、嘴勤、手勤和腿勤，这样才能当好领导的参谋和助手，保证各项工作的贯彻落实。
在他的谆谆教诲下，我努力学习，勤奋工作，政治上要求进步，积极靠拢党组织，组织参与了司法行政系统文书档案各项验收工作 ，受到了国家档案馆的好评。1986年被评为司法部暨直属单位先进工作者。
无论是在学习上还是在生活中，李必达同志始终都是我的好领导、好老师，他是我学习的好榜样。李必达主任每天工作之余，坚持读书，坚持书法，而且数年如一。他的字眉飞色舞 ，以行草见长，自成一派。记得，当时与我同一办公室的张鸣起（邹瑜部长的秘书）多次就书法问题请教于他。几十年来，李必达同志朝夕相伴笔墨纸砚，在书法和绘画上，刻苦钻研，学无止境，他的成功经验不断地激励和鞭策着我，使我在文学发展的道路上更加的刻苦努力，去拥抱文学创作的星辰大海。
生活中的李必达同志，也很有情趣。一次，我们帮他搬家，他的爱人给我们做了一桌子的拿手好菜，我们都夸嫂子的厨艺好。李必达同志不甘示弱、极其幽默地说：“我烧的汤比你们的嫂子更加的拿手。”果不其然，不一会儿的功夫，一盆热气腾腾的西红柿蛋汤就端上了餐桌，他烧的汤是我一生中感到喝的最为鲜美的汤，至今还令我回味无穷。
由于司法部成立之初，没有设立老干部局，一切后勤保障工作都由领导秘书和办公厅文书具体负责，这期间我有幸接触了司法部许多老领导、老同志，如魏文伯、李运昌、刘尚之、谢邦治、王悦尘等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们对革命的信仰、忠诚和谦虚谨慎的做人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让我终身受益。
三、优良的家庭教育是我成长的基石
家庭教育是人生整个教育的基础和起点，对人的影响最为持续而深远。我的父亲虽然没有出生在书香门第，爷爷也仅是当地农村的一名老中医，但从家中收藏的线装竖版古典主义文学作品《水汻传》、《西游记》、《三国演义》、《春秋故事》、《战国故事》、《西汉故事》、《东汉故事》、《罗成》、《秦香莲》、《窦建德》等书籍来看，家中也有良好的读书习惯。这些书籍的纸张都已泛黄（也就是过去俗称的马粪纸），留下了几代人的印迹，但是，保存的完好，都包着厚厚的书皮（牛皮纸书皮），破损的地方也有修补的痕迹。
在我少年时代的记忆中，父亲是一位严父。他在我和姐姐弟弟的培养教育上总是严格要求、严格约束、严格教育、严格管理，经常利用晚上的时间辅导检查我们的功课。每次家长会父亲总是亲历亲为，并与学校建立了良好的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的沟通桥梁。父亲经常教育我们：人生追梦而生，快去学习、快去创造，只有认真学习、勇于创造才能有所收获。为此，在父亲的培养教育下，我特别珍惜少年时代的美好时光，以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作为自己学习上的座右铭。父亲还时常给我们讲一些古人立志的故事，如愚公移山、铁杵成针、卧心尝胆、头悬梁，锥刺股和闻鸡起舞，等等，这些艰苦奋斗、战天斗地的传奇故事，一直激励着我刻苦学习、勤奋耕耘。
我的父亲1925年9月9日出生在山东省荣城县。1942年，日本军国主义侵战了胶东半岛。年轻的父亲与其堂兄、堂弟，为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保家卫国，先后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八路军，投身到火热的抗日战争之中。父亲的军旅生涯，我虽不能亲眼目睹，但从长辈的言谈话语之中，我多少可以得到印证。
总之，我的父亲是一位好军人、好领导、好党员、好干部、好同志。自1942年参加革命以来，老人家戎马一生，为了全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先后参加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为了建设新中国参加了湘西剿匪，1954年复员转业，从华北空军来到首都北京，亲身投入北京航空学院的筹备建设工作，为党的国防事业贡献了自己毕生的精力，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记得在北航三住宅居住的时候，我家大屋的北墙贴着一幅大大的彩画，里面的画面是：孔融让梨。父亲经常把我和姐姐、弟弟叫到一起，教育我们孔融4岁就知道把大个的梨让给哥哥吃，让我们从小就要学会互帮互助，温良恭俭让，家是我们的命脉，是血浓于水的亲情纽带，是我们情感的依托，让我们彼此知道牵挂，懂得关爱，使我们这个家庭充满了和谐与温暖。正如孔子《论语.学而》礼之用，和为贵，以遇事都做得恰当、和谐为贵。人类之所以需要礼貌、礼仪（仪式）、礼节，就是为了使事情做得得体、恰当、和谐。
中学时代，父亲经常强调我们多读书、读好书，这样才能开阔视野，增长才干，将来做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为此，父亲不辞辛苦，专程骑自行车到王府井新华书店买来高尔基《人生三部曲》、《悲惨世界》、《青年近卫军》、《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泰戈尔诗集》等图书供我们阅读。奥斯特洛夫斯基写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本书可以说曾经激励过我们那一代的很多的人，至今我仍旧能流利地背诵书里的那段名言：人生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属于人只有一次。一个人的生命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忆往事的时候，他不致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致因碌碌无为而羞愧；在临死的时候，他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已献给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受父亲的影响，我从小就喜欢中国历史，尤其喜欢阅读一些近代思想家和仁人志士的政论文章，这对我的成长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父亲多次教导我们：梁启超先生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无论是在勤以为学，还是在信以立身方面，父亲都严格地要求我们，并用自己的一言一行教育感化我们。
记得上初二的时候，我班同学孔博今从他父亲（北航政治教研室主任）那里借到德龄公主撰写的《西太后秘史》一书，孔家父子如获珍宝，想把此书永久留存，孔博今同学苦思冥想在没有主意的情况下找到我。回到家，我把这件事向父亲一说，父亲立刻回答：这还不容易，我们把它抄录下来，赠送人家不就行了。在父亲的倡议下，我和父亲稍有闲遐就开始抄录。这时，我惊奇地发现：父亲抄录时，完全用小楷毛笔，他的书法写得特别的棒。我问父亲：你的字怎么写的这么好。父亲谦逊地说：我小的时候念私塾，先生教写字，全是用毛笔。先生站在旁边拿着板子，你的字写得稍有马虎和懈怠，就要挨板子。我的这手字就是先生打出来的。经过我们父子夜以继日的不断抄录，仅用一周多的时间，就将抄录好的书籍送到了孔家父子手里。每每提及此事，至今95岁高龄的孔博今同学的父亲还记忆犹新。
父亲告诫我们四个子女：你们出生在干部家庭，作为生活在我们这个革命大家庭的每一位成员，都要谦虚谨慎、廉洁自律、不骄不躁、洁身自好，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不断地努力改造思想，不断地提高道德修养，不断地完善自己，要警钟长鸣，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有所约束，要老老实实做人，踏踏实实做事。
中国传统文化，从来把作人、处事、从政连在一起。儒家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都是把作人、处事、从政连在一起。作人正，才能做一个好官，真正而不是口头上为人民服务。父爱如山，教我成长。正是优良的家庭教育，我才得以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茁壮成长，为国家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作者简介：宋厚健，1959年7月4日出生，北京人，中共党员，政工师。
1985年8月毕业于北京广播电视大学中文专业；1985年8月至1988年8月在中国文学函授大学中国文学专业学习。曾先后在人民教育出版社印刷厂、司法部、中国华侨旅游侨汇服务总公司、中国资源卫星应用中心工作，现在中国四维测绘技术有限公司，退休干部。
《文学月报》杂志社签约作家，《白鹭文刊》杂志社签约作家，青年作家网签约作家、青年作家网文学联盟知青分盟副主席。曾参与《毛泽东图书辞典》、《人镜丛书》等图书编辑撰写工作。责任校对了《瞿秋白与鲁迅》等图书。荣获全国文学大奖赛多项大奖。在报刊杂志发表多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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