夕阳下回眸已逝的岁月

                   文/张军/甘肃

       第二章  艰难的求学之旅

     四 洒在沟路上的眼泪

    每个人都会把生命中的难忘镜头，珍藏在记忆的最深处。或踌躇满志、功成名就的得意，或一帆风顺、马到成功的喜悦，或怀才不遇、生不逢时的愤懑。在我的记忆中，最清晰的莫过于我人生中发生的那些举步维艰、困难重重的经历。

   上初中后，除了学习、劳动外，还有一件最苦的差事，就是下沟挑水，每周一次。在小学时，下沟取水，都是几个人一组，抬一桶水，大家说说笑笑，从来没有感觉到疲倦劳累。到了初中，一个人挑一担水，对于一个十二三岁的少年来说，弱小的身体根本吃不消。

我们挑水的地方在离学校几里远的寨城庄沟里。从学校大门口出去，向东经过街道不远的地方，就开始走下坡路，路不宽，不算陡峭。天气干旱的时候，路面上有一层厚厚的土，稍不留神，土就钻进到鞋框里。路的两旁有农家，有梯田，有大树小树，还有许多叫不出名字的野花。

    到了沟畔，沟里的景象一览无余，沟边下的悬崖有将近一百米高，路就是在这悬崖上弯弯曲曲的凿出来的，形成无数个 “之”字形。沟渠向东延伸，由高到低，一股小水流慢慢流着。沟滩洼有断开的，有相连的，上面长着高高低低各种各样的野花野草。

   沿着“之”字路，下到相距沟渠十几米的一个平台上，就看到一眼水泉，水泉里的水非常清澈。站在水泉边，能清楚地看到自己的倒影。水泉里有青蛙，它一会儿在水里游泳，一会儿又跳到水泉边的斜壁上。还有蝌蚪，也在水里游泳，成群结队的，在水里冲过来突过去。我们舀水的时候，一些调皮的小蝌蚪就会跑到马勺里。

    小孩子大多数没有挑过水，连水担都很少摸过。水挑起来掌握不了平衡，前一磕，后一碰，水弄湿了鞋，洒湿了半截裤子。到了冬天，鞋上裤子上都结了冰，本来穿得薄，就更冷了。

    挑水也讲究技巧，首先得学会换肩膀。就是在行走的过程中，前桶变后桶，后桶变前桶。这样两个肩膀轮流承重，以缓解肩膀的疼痛。会挑的人，行走时扁担轻轻一旋，就换了肩膀。走起来肩上的扁担发出“吱呀、吱呀”和谐而有韵味的声调。我们孩子都不会，换肩膀时，先停下来，把水桶放在地上，换完肩膀后继续行走。每次一担水挑上来，在路上歇无数次。一个来回用三个多小时，一担水一半都洒在沟路上了。咬着牙挑回来，肩膀成红的了，摸一下，生疼生疼的。那一年每次挑水，就感觉一座山压在肩膀上，压得我一路走，一路哭。如今想起来，仍然有着无限的感慨。

    一九七六年的秋天，学校在椒树岔生产队办了农场。那是一座独立的山头，名叫白大山。白大山几乎像一座孤岛，三面临沟，后背的山腰和其它起伏的山相连。山顶有一座城堡，城堡的墙高而且厚，当时修筑时肯定是花费了很大的力气。在动乱匪患的年代里，这城堡是周围人的护身符，不知保护了多少生命。我不知道它矗立了多少年，我也不知道它曾经的辉煌。如今在和平的年代里，它早已失去了自己的价值作用。但它依然矗立着，会使我们和后人，只要一看到它，就会想象它曾经的作用和功劳，目睹现在的破败和沧桑。

     在半山腰上，住着一户姓刘的人家。学校组织学生，用了将近一个月时间，在另一座山上修建了一处庄子。姓刘的人家搬到了新修的庄子里，他的老庄变成了学校农场的驻地，整个山头的田地成了学生的学农基地。在修庄子的那段时间里，老师安排我和其他两个人专门给驻地挑水。中午、下午同学们劳动结束后，回到驻地洗脸饮用。每天五六担，一天下来，肩膀磨破皮了。

    五 操场、音乐课上的快乐

    校园的生活是丰富多彩的，校园的少年是朝气蓬勃的。在校园里有很多的苦，可是还有很多的快乐至今回味无穷。每天下午，操场上成了男孩子的天下，唯一的活动是打篮球。几十个同学，一个篮球，一副篮板。有时你抢到球，抱着跑到上篮去投球，他抢到球又抱到了下篮。其他人一窝蜂似的，跟着跑来跑去。有的小点的同学，一个下午连篮球都没有摸上，路却跑了不少。操场上是高个子同学的天下，他们年龄大，有力气，站在篮球板下面，从蓝板上下来的球，全被他们控制了。只有弹出界外的球，我们这些小个同学有幸会抢到一个。

     除了打篮球，还有更加快乐的事情，那就是上音乐课。初二时，调来了一位姓马的女音乐老师，个子不高，穿得整洁。一头乌发，在脖子上形成了波浪，人算不上漂亮。她教我们唱歌，教我们唱简谱，声音婉转，悠扬动听。每教一首歌曲，她先唱简谱，同学们跟着唱歌词。她唱完简谱，同学们却把歌词唱的走调了。大家都笑了，她也笑了。马老师的音乐课，让我第一次知道“一二三四五六七”，还有另一个名字“哆来咪发嗦拉西”。

   记得马老师上音乐课时，先把一首歌的简谱、歌词写在一张大白纸上，贴在黑板上方，领着大家唱。那简谱除了哆来咪发嗦拉西外，上面和下面有时还加着一些小圆点，右方、下方加上了几条长长短短的横线，“0”也加进来了。这些知识马老师并没有讲，同学们也没有问。只是觉得马老师唱的有长有短，有高有低，如山涧中的潺潺流水般悦耳婉转，又像大海的浪花一样激情澎湃。我心里想着，这婉转的旋律是不是也与这些符号有关。

    每当马老师示范唱歌时，我的心平静的忘记了所有，仿佛心灵得到了净化。就这样，音乐以简谱的方式，让我有了兴趣，着了迷。我也试着学唱简谱，老师教会的，也能唱得婉转。老师没有教会的，我也想唱出来，唱着唱着，简谱被唱得完全走调了。有时候我也学着马老师的样子，打着拍子，口里唱着，其实手势与简谱根本不合拍，把“哆”唱得比“发”还要高。有时简谱又变得一样的高低，一样的长短，不成曲调，倒像牛哞哞的叫声一样。

    后来我回到家中，跟着放羊的三爷爷学吹笛子。三爷爷不识字，也不懂简谱，却能把笛子吹的清亮悠远，飘渺绵绵，令人神往。从马老师那里学的简谱，算是派上了用场，我也能用笛子，奏出沙哑的旋律了。

    学校的生活依然艰苦，家庭的生活依然艰难。但只要在音乐课上，歌声就会让我忘却一切困苦和烦恼。

       六  常做检讨的“名人”

    学校的生活是一首首曲子，每个学生都是曲子五线谱上的音符，有高有低，有长有短，这样流淌出的旋律，是美妙的。我在每首曲子里，都是最不起眼的那个音符，演唱的时候，往往可以滑音而过。

    我在初中两年半，教学虽不抓，政治路线却喊得紧，学生违纪也批斗，上纲上线。上初一时，我因有病，没有到校参加劳动，也没有请假，被班主任认定为逃避劳动，有资产阶级思想，在班会上检讨，还要我进行思想改造。我的一个表兄结婚，我参加了娶亲仪式，班主任说我有封建迷信思想，让同学和我划清界线。不过过了一段时间，班主任再没有提起过，看来我这资产阶级思想和封建迷信，还真的被他改造好了。

    那时，我因为好动，常常闯祸，也常常挨批。有一次，老师领我们到山区劳动。劳动结束后，同学们三三两两地自由返回学校。一条弯弯曲曲的公路，蜿蜒在一座座山腰上。同学们都劳累极了，迈着酸软的腿，散架了似的，在公路上缓慢地走着，几乎连说话的声音都听不到。

    公路上没有车辆，没有行人。走着走着，忽然听到后面有个同学大喊了一声，汽车来了。同学们都不约而同的回过头，站在原地。看见转弯处扬起的尘土中，正有一辆汽车向我们驶来。

    这汽车我见过，是东风牌运输车。驾驶室只有一排座，车厢大而高。那车很快地驶到了我们前边，留下了一片尘雾。这时很多的男同学都忘记了疲劳，在尘雾中追着车向前跑。不一会儿，大多数人都累得蹲在地上喘气呢。

   我还在车后面跑着，到了上坡处，车减速了，非常得慢。我追上车，抓着车厢底沿爬上去，再用手紧紧抓住车厢后沿的最上端。脚蹬在保险杠上。我大口地喘着气，回头看了看还在远处的同学。我站在上面，感到无比的舒服。上坡快走完了，我知道车快要加速了，就赶忙跳下去。这种汽车速度不高，上坡时很容易爬上去，但是跳下去就不容易了，那一次我跳车时摔倒了，膝盖擦破了一大片皮。有同学打了小报告，老师狠狠批评了我。

    下午晚饭时间，操场上热闹起来了，远远的能听到断断续续的呐喊声。我迫不及待的赶到操场，打球的人真多。大个子、中等个的同学都在篮板下跳着抢球，小个子同学站在罚球线以外的地方，跃跃欲试地等着捡球呢。篮球向我飞来，我去抢，和一个同学撞在了一起。他扬手给了我一巴掌，嘴里骂着：

   “踫得干啥呢？”

    我一看，他是二班的一个学生。他也喜欢打篮球，有很几次，我和他冲突过。他比我高大，力量也比我好，但是他没有我灵活。

    我不愿意吃亏，待他回转身时，在他的后腰上干净利落的袭击了几拳，转身飞快的跑回了教室。我的心突突地跳着，怕他追进教室再打我。那时的孩子都不记仇，过去就烟消云散了。

    初二时，班里转来了一位同学。瘦瘦的，圆圆的脸，留着短发，脑勺平平的，一副机灵调皮的样子。有同学说，他的父亲，是我们学校的体育老师。有一次上厕所时，忘了什么原因和他打起来了，有学生报告了值周老师，恰好值周老师是他的父亲。当他的父亲来到厕所外面，看到打架的学生是我和他的儿子后，骂了他儿子一顿，气得转身离开了。

    那时候学校讲求插红旗，每个班级里，都有一个园地，全班同学的名字列在一张表上。每周星期六班会上，根据同学们的表现，分组进行行为考评，评出红旗手。评比结果一出，在名字后边对应的那一周，贴一面小小的红旗。其他的同学都是红旗飘扬，只有我的那一栏，永远很少被红旗占领。

    因为违纪，检讨写了个没停，在全校师生大会上频频亮相，我成了学校的“名人”。后来我看对象时，对象的姐姐说他认识我，我问她怎么认识的，她说上学时，她比我高一届，你是“名人”谁不认识。

张军，60后，甘肃省镇原县庙渠人，从事教育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