姨妈也是妈 亲情难分开
姨 妈
作者:赵定康
写下“姨妈”这两个字,我似乎用尽了我所有的情感,似乎这世间任何汉字都没有这两个字在我心中占据着如此重要的分量。这是因为姨妈在世时,我从没有这样当面称呼过她,而是一直按老家惯例将大姨叫作“大大”,之所以在写这段文学时,将“大大”改叫姨妈,是因为在我心里姨妈就是妈,甚至有时比亲妈还亲。
姨妈叫曹赛仙,在外爷的6个女儿两个儿子中排行老大,在不到20岁时嫁给离我们村5里路的来家庄村。我母亲排行老二,在姨妈嫁出两年后从外爷的曹家嫁到本村的赵家。
姨妈生有5个子女,有比我大几岁的表哥表姐,还有比我小几岁的表妹和两个表弟。按说,以普通平常的亲戚关系衡量,我和姨妈不会有多少令人难忘或刻骨铭心的交集及故事,更何况在那个生活十分困苦的年代,6个姨姨、姨妈和母亲共生养了20多个孩子,她们还有一个与我同龄的弟弟也就是我的小舅。那时家家缺吃少穿,连自己的孩子都照顾不过来,哪有多余的给别的孩子。但从我记事至今,在20多个年龄相差不大的孩子中,姨妈总是对我疼爱有加,总是待我比亲生的还亲,甚至到现在姨姨们还时常说姨妈“遇到啥好处都忘不了你”,母亲也常念叨“你大大(姨妈)把你疼扎咧”。姨姨和母亲说的这些我深有体会,心里像明镜一样知道姨妈给予了我人世间最无私最博大的慈爱。
如今,姨妈离开我们已有15个年头了,我甚至仍然有姨妈就是我亲妈的错觉,仍然疑心是不是姨妈生下我后把我送给了她的大妹也就是我的母亲,有时候竟然冒出做亲子鉴定探个究竟的冲动,要不我实在不明白姨妈为何惟独对我那么地偏宠那么地疼爱呢。
从我四五岁影影绰绰懵懵懂懂地能记住一点事时,除了外爷,我没有感觉出周围的人包括父母对我有什么特别不一样的照顾,却明显能感到姨妈每次见到我时都流露出的那份发自心底的由衷的爱怜,明显能感到她对我和对那些表兄弟表姐妹不一样的特殊情感和特殊的优待。
每年春节后,我们都是在正月初四去外爷家拜年。这一天,不管我啥时到外爷家,姨妈都会趁机把我一人拉到无人的屋子或大门外别人看不到的旮旯处,给我衣兜里塞两角钱,说这是压岁钱,不要当着那么多娃娃往出掏。而偶尔给其他孩子们发压岁钱时,每人只给三五分,还当着那么多人的面,照样依然给我一份。那时候三五分钱可买两支铅笔或一大把水果糖等,两角钱便是一个学期一多半的学费。后来我上初中后,她每年额外给我的压岁钱慢慢地成了5角,从高中毕业的1976年到我当兵时的1979年这三四年,她每年又多给我一元钱的压岁钱。姨妈每年不但额外多给我压岁钱,几乎每次回娘家她都要想方见我一面,如果来我们村呆的时间短,等不及我放学,她就会专门拐到学校,给我一点糖果或一把干枣、几块饼干等,便又匆匆地赶回她们村。
记得1967年的冬天,因为运动中父亲成了“走资派”,蹲了“牛棚〞(被关押批斗的地方),我也被迫辍学,而且因为每天三顿饭除了吃红薯再没有别的可吃,吃得我白天黑夜口吐酸水,严重的胃疼常常使我爬在炕上左右翻滚。那时全家人因为父亲的事整天提心吊胆,顾不上找医生给我看病,本村的医生也不敢给我这个“走资派的孝子贤孙”治病。
在这个冬天的三九严寒的一天,雪下得很厚,我爬在炕上用枕头顶着胃部,母亲在厨房蒸红薯准备午饭。姨妈冒雪来到我们家,看见我在炕头放的吐酸水的瓷碗,一边把我往起拉,一边埋怨母亲:“娃都成这样了咋不找医生?”母亲说村里医生没人敢来,姨妈生气地吼母亲“活人能让尿憋死吗〞,接着将我背起就朝外走。
那天,姨妈背着我冒着大雪和刺骨的寒风没有回她家,而是在满天飞雪中艰难地走了近两个小时八九里路,来到金水沟边的坡南村。当她背着我推开一位姓吕的老医生家门时,吕医生十分吃惊:“这么大的雪你咋能来?”姨妈说我娃胃疼得厉害,求您给看看。看完病,吕医生包好中药,姨妈背着我又冒着狂风大雪走了四五里路才回到她家。就这样每隔7天拿的中药吃完后,她就拉着我去坡南村再拿7天的中药,我印象中有时她实在太忙,就让比我大几岁的表哥领我去找吕医生。这个冬天我就这样在姨妈家度过。由于有胃病,每天我不但能吃上麦面馍,姨妈还专门将馍烤成焦黄色,说吃烤馍对胃好,而表哥表姐表弟表妹只能吃玉米高梁等杂粮馍。
在姨妈家住着治了两个多月胃病后,因为父亲仍被关押批斗,若在我们村上学会常遭欺辱,姨妈便决定让我先在她们村的小学跟着学一段时间。记得有天傍晚姨妈拿了几个鸡蛋,和姨父一起领着我找到他们村的严老师家,给人家说好话,求人家让我跟着其他学生一起听课。这样我大概在来家庄的村小学上了有大半年的课。
那个年代物资极度匮乏,看病是需要花钱的,而且姨妈家也是吃了上顿愁下顿,多一个人在家吃饭,多一个孩子需操心照顾,没有视若己出的爱肯定是做不到的。后来,随着运动的结束,我才回到我们村继续上学。这期间每隔两三周她就让顺路的人捎话,让我在周末去她家,每次去时她都给我准备一些好吃的,避开表兄弟和表姐妹,让我悄悄地一个人吃了再出去找他们玩。
1972年初,我已到公社所在地的初中上学,离姨妈家更远了。因为学校是寄宿制,每周上学时背一小袋红薯和一小袋玉米馍。姨妈知道我吃红薯多了胃疼,每隔两周最多三周,她就让她们村去公社或赶集的人给我捎两三个麦面馍,有时候没有顺路的人她就跑十多里路专门送馍给我,偶尔还在街上买一碗踅面或糊饽(当地小吃),看着我吃完,她才又赶十多里路回她们村。
在我上初中的第二年,姨妈家比我小一岁的表妹也到公社的中学上初一,这样姨妈时常让表妹给我带麦面馍。开始我以为表妹每周背的都是麦面馍,结果有一次她正好与我同时进校门,她停住将两个馍递给我,低头悄悄对我说“能不能给我半个麦面馍或拿一个玉米馍换半个麦面馍”,并让我别告诉姨妈。当时表妹看着我手里的麦面馍直流口水,我翻开她背馍的布包,看到她背的是一半红薯一半玉米馍。那一刻,我心里特别难受甚至有些震惊,便将我手里的麦面馍给了表妹一个。从此,只要姨妈给我稍馍或其他好吃的,我都分一半给表妹。
人常说,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但姨妈给我的爱既无缘又无故。直到现在我都想不明白,她对我的爱为啥那么博大那么无私。记得1977年春夏之交,我高中毕业后不久,在父母操持下,经媒妁之言给我介绍了一个邻村的对象,也就是我现在的老伴。姨妈知道后先后三次跑到老伴的村庄,了解老伴的情况,会不会擀面蒸馍、织布缝衣,能不能下地干活、整理家务,等等等等,问得仔仔细细,了解得清清楚楚,这样她才放心地告诉我父母“可以给娃订婚了”。
1979年底,我当兵入伍准备离开家乡前,专门到姨妈家向她辞行。姨妈见我后眼眶里噙着泪水,一会给我递花生一会又递爆米花,忙来忙去一直没有闲着。 那天中午她特意为我包了一顿饺子,站在我身傍看着我将饺子全部吃完,她却一口没有吃。下午我几次提出回家时,她都让我等等再等等,最后她从邻居家借来自行车,让表哥骑车去我家告诉我父母,说留我在她家住一晚上。
那晚我和姨妈睡一个炕上,半夜时我听到她在被窝里哭泣,便对她说让她放心,听说到部队满两年就可探亲回来。听我说话,姨妈合衣坐了起来,让我到部队后多听领导话,不要吃硬东西,有空多给她写信。第二天我回家时,她拉着我的手久久不愿松开,直到姨父和表哥送我出大门,她仍然站在房门口流泪,我走到村子巷口时,还能听到她哭泣的声音。
当兵后,也许应了梦从心想这句话,每当我想姨妈时十有八九便会在梦中相见。尽管朦朦胧胧,但这些梦也给我带来不少幸福的感觉。后来我在部队当了干部,大约是90年代后期,有次我到老家邻县的部队出差,抽空回家看望父母和姨妈,路过县城时顺便订了一桌饭。当我请姨妈时她死活不肯去,说我在外面有媳妇孩子,过得也不容易,不要为她花冤枉钱。无奈我只好骗她说就到附近镇上吃一碗踅面或糊饽,她才勉强答应。
到了县城的饭店吃饭时,她一再说吃碗面就行,不让我点大鱼大肉,我没听她的,硬是哄着她吃了顿丰盛的饭。后来我送姨妈回家,在车上给她留200元钱让她平常花,她推来推去不要,我硬塞到她手里。但返回县城后,我竟发现那200元钱放在她刚才坐过的后排位置上。拿起钱我心里一阵难受,又恐当面给她引她伤心,只好通过邮局寄给表哥,让表哥照顾好姨妈。
2009年初夏的一天,在与父亲用村上的固定电话通话时,父亲说姨妈得了半身不遂的病,已卧床不起。但当时我所在部队正在执行维稳任务,想着等任务结束后再请假回去伺候她,未曾想,不到一个月姨妈便永远地离开了人世。维稳任务结束后,我带着爱人一同回到老家,在姨妈坟前长跪不起。我想用悔恨的泪水和纸钱燃烧的烟尘告诉姨妈:孩儿不孝,未能报答您对我那重如泰山的恩情。
这么多年来,我常常想,姨妈给予我的疼爱,伴随我走过苦难的童年时代,走过清贫的少年时代,走过在外艰辛闯荡的青年时代。我不知道这人世间还有怎样的恩情能比得上这份疼爱,怎样的情份才能有这般的爱缘。当然我不知道别人有没有这样的姨妈,有没有像我一样被姨妈这样疼爱过。我只是觉得,有姨妈这样对待我,使我在亲情抚爱中感受到了一种许多人感受不到的人间温暖,这温暖更让我感到人生虽短,但情缘久远。因为我坚信那夜空中闪烁的繁星,一定有一双是姨妈的眼睛,她一定在看着我关注着我守护着我把这难得的珍贵情缘延续下去。
作者简介
赵定康,生于六十年代初。1979年入伍,大校军衔。曾长期从事部队新闻工作,先后任师新闻干事、指导员、组织股长、兰州军区《人民军队》报社要闻处处长、主任编辑等,发表新闻、诗歌、散文等作品数千篇,已退休,现居西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