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躬救父的诡信
作者：朱双顶
《吕氏春秋》上讲了一个直躬救父的故事，听来让人回味绵长。说楚国有一个叫直躬的人，他的父亲偷羊，他把此事告发给楚王，楚王派人抓获了他的父亲，打算杀了。直躬请求代替父亲受刑。将被杀时，他对执法官员说：“父亲偷羊，我把此事告发给楚王，这不是诚实不欺吗？父亲要被杀死，我代他受刑，这不是孝吗？这样诚实且孝德的人都被处死，那国家还有谁不该被处死呢？”楚王听说后，就决定不杀他了。
《吕氏春秋》之所以要写这个典故，就是想告诉人们，所谓诚信是有大义的，不是用来诡辩的，与其有这样的诚信，还不如没有诚信的好。所以，孔子听到这件事后，就直接地给予了否定，说：“直躬这样的诚实奇怪了！一个父亲而一再为他取得名声。”后来楚国的叶公有一天对孔子说：“我的乡里有一个叫直躬的人，他的父亲偷了人家的羊，他便去告发了父亲。”孔子揶揄地说道：“我乡里也有个以正直著称的人，但他的做法和你乡里那个人不一样。父亲为儿子隐瞒，儿子替父亲隐瞒，正直已经在其中了。”这件事被记载在《论语•子路篇》中，从此“父为子隐，子为父隐”就流传千古。
从这个典故里就引出了一个忠信与诡诈之辩问题。当你的忠信是二选一时，忠信一方就一定背弃另一方，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这时忠信的标准就看是不是符合道义就可以了，不一定非要信守诺言。春秋时，楚庄王围攻宋国，宋国向晋国求救。晋侯派解扬先行去告诉宋国不要投降，晋国大军在后马上就到，可解扬在前往的途中被郑国抓获献给了楚国。楚庄王用丰厚的财物贿赂收买解扬，解扬答应了楚庄王的要求，说是愿意向宋国传达晋君的相反的话。可等到解扬登上攻城的楼车向宋人传话时，却仍是晋君的“不要投降楚国”的话。楚庄王以其背弃诺言就要杀掉他。解扬毫无畏惧地说：“国君以制定并发布正确的命令为义，臣子以承担并执行君主的命令为信。我接受国君的命令来出使宋国传话，就一心想着以死报国，接受您的贿赂收买只是假意伪称而已，为的是完成国君的传话命令。我现在以牺牲自己来完成使命，让国君能有诚信之臣，是我做臣子的福份，也是死得其所而无所遗憾了！”楚王被其话语所打动而放回了他。
所以孔子说：“君子贞而不谅。”就是说，君子是讲大义的，却不拘泥于小信。孔子之所以对直躬救父的行为反感，首先他违背了父子之间的“父父子子”人伦大义；其次以救父之名两次为自己捞得盛誉，有欺诈诡辩而谋取私利之用心，是带坏社会风气之恶行，不应提倡。
这个典故，到了战国时，又被韩非子写入《五蠹》之中，只是改变了结局，有了另一种结果与利用。文中说：“楚国有个叫直躬的人，他的父亲偷了人家的羊，他去向官吏告发了自己的父亲。令尹说：‘一定要杀了他！’认为此人对国君忠诚却背叛了自己的父亲，因而把那个儿子抓起来治了罪。由此看来，一方面是国君的忠臣，另一方面却是父亲的逆子。”在此，韩非子又讲了另一个故事，说：“鲁国有一个人跟随国君去打仗，是三次三败三逃跑。孔子问他为什么会是这样，他回答说：‘我家中有老父亲，我要是战死了，就再没人养活他了。’孔子认为他是孝子，便向国君举荐他，此人因此受到重用。由此看来，一方面是父亲的孝子，另一方面又是国君的逃兵。”两种情况的结果是，楚令伊杀了告发父亲的人，楚国的坏人反而变得越来越多；孔子赞赏那个逃兵并推荐给国君重用，鲁国人变得打仗时更易投降了。韩非子由此评说：“国君既要推举百姓的利己之行，又企图求国家社稷的安康，这是必然不能实现的。”
到了唐代，思想家赵蕤又将直躬求父的典故写入了《长短经•诡信》中，引用的就是上面所说的《论语•子路篇》中的故事，以及韩非子在《五蠹》中所说的故事，来论证他的观点：“由此观之，故知谲即信也，诡即忠也。夫诡谲之行，乃忠信之本焉。”就是说，从某种情况上说，欺骗就是诚信，诡诈就是忠诚，欺骗诡诈的行为就是忠实诚信的根本了。赵蕤认为，诡诈反被认为是忠实诚信，或许这就是通晓变化之理，适时而动，是所谓的见机行事，并非是那些明日复明日而最终都无所成者；忠诚与伪诈是因人的站位不同而相异，从这个人的角度看是忠诚，从那个人的角度看就是伪诈。所以，要行忠义，就看是否符合君臣之间的大义来定；要讲诚信，就看是否符合上下级明确的职分来定。
一个典故，走过两千多年，是忠君还是逆父，蕴涵着忠信与诡诈两难之论，或许到今天也未必有清晰的答案。可人世间就是这样，存在的未必都能黑白分明，都能分明的未必就一定是合理的，而两全其美往往只是一种理想向往而已。或许直躬救父就是这样。
2023.5.11
【作者简介】
朱双顶，网名东香人，安徽省直机关退休，中国传统文化业余爱好者，浸淫书海，不时写点感悟，先后在微号公众号多家文学网站平台及报刊杂志上，发表文章及诗歌数百篇首、上百万字，推出读史札记《大江东去》与《长河拾贝》、文化杂谈《随感叨絮》与《名作墨香》、散文随笔《找寻花鸟》与《我读〈诗经〉》、诗歌集《走向胜利》与《感悟时代》等八部电子书。
换一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