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 ／李长塨老师》
重庆 ／罗华（白塔村夫）
今天上午，我刚走到收发室门口，收发室的老赵师付递给了我一封厚厚的信。我一看信封上工整的字迹、友好的称呼和熟悉的寄信地址: 这不正是我小学和中学时的老同学、现在仍在家乡工作的密友刘盛的来信吗!我急急折开信封，一行标准的方块字立即映入了我的眼帘:
“亲爱的向明友: 你好! 好久没给你写信了，近期一切可好？今天我来信，专门告诉你一件大好事。你还记得教我们小学时的李长塨老师吗？首先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他现在幸福了。" 我怎会不记得呢！他是一位慈父般的好老师，是我人生道路上的第一位启蒙者和领路人。是他首先拓开了我心灵上这块荒芜的处女地，播下了第一粒知识的种子。是他呕心沥血的浇灌和耕耘，才使刚刚萌芽的幼苗长成了一棵有用的塑材。现在我也成了一位人民的园丁，担起了培育下一代的重任，正在为着孩子们美好的未来而辛勤地工作。我有今天，孩子们有今天，除了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以外，没有第一位拓荒者和带路人能行吗？我怎会忘记我的第一位恩师长塨老师呢！ 读着刘盛老同学的来信，长塨老师培育我们成长的情节又一幕幕地浮现在我的眼前……
(一)
那还是1953年的事了。9月1日，我穿着一身母亲为我洗净的旧衣服，背着头天晚上母亲为我在油灯下缝制的小书包，光着一双小脚板，到离家4公里多远的大崖乡小学去上学。在校门口，来迎接我的是一位年轻、英俊的高个儿男老师，他就是后来教我们语文课、又当我们班主任的李长塨老师。
由于学校的其他老师都喊他长塨老师，有时还只喊他长老师。时间久了，我们也就都亲切地只喊他长老师或长塨老师了。
那时，长老师才20多岁，他个儿高大，身体壮实，一双浓浓的黛眉下总是闪着两只黑白分明的大眼睛。他五官端正，气宇轩昂，方方的大脸上总是挂着年青人爽朗的笑容和聪明的睿智，叫人一看，就觉得他既是一位精明能干的年青人，又是一位和蔼可亲的好园丁。我是一个农村孩子，从来没有见过市面，小学一年级开学时，我刚到学校，一切都感到很新鲜和陌生。上课时，别的同学都背着手，端坐着听长老师用宏亮的嗓音教授课文。第一课: “开学，开学了。”老师认真地讲读着课文，每个同学都听得入了迷。可是我一会儿看看左右的同学，一会儿又看看讲课的老师，一会儿又看看书本上的娃娃画。一句也没听进去，也不知老师到底在讲些什么。一节课下来，我一个字也不认识。
下午放学了，同学们都背着书包回家了。我可急得快要哭了。这时，长老师来到我身边，看着我着急的样子，就手把手地、一个字一个字地教我。边教边讲，直到我把几个字都认熟了他才放了心。老师看看天快黑了，外边还下着毛毛细雨，本想就留我在他处住宿，又怕我家中父母担心。我一人回家他又不放心，就拿上雨伞和手电筒亲自送我回家。一路上，我滑倒了，他立刻把我搀扶起来。后来，他干脆就背着我走。一直把我背到我家门口。他的裤子全被我的双脚蹬脏了。我父母热情地招呼长老师进屋坐，希望他当晚就住在我家。可是长老师水没喝一口，烟没抽一支，只说了一声“没关系，我走了。”就冒雨打着雨伞和手电回学校去了。我父母在黑夜中看着长老师远去的身影，连声称赞:“这位老师，真是一位好老师。”那时的我，还不知怎么感谢，也不知要怎样做才叫感谢。在我年幼的心灵中，只觉得长老师是一位好老师。
(二)
山区的冬天来得非常早，小雪刚过，铅灰色的天空就不时飘起了纷纷扬扬的小雪花，一股冷飕飕的寒风总是毫不客气地扑打着路上的行人。清晨，我光着二片脚丫，踩着冰冷的雪水去上学。长老师看着我冻得发木的双脚关切地问:"向明，你的鞋呢？脚不冷吗？"我诚实地答道:“老师，我没有鞋。好象脚也不觉得怎么冷。”长老师没再说什么，下课后，他用他的工资去商店给我买了一双胶鞋和一双袜子，拿回办公室后，从教师食堂打来热水，让我洗了脚穿上鞋袜后再去上课。过去，由于家穷，我一年四季白天都是光着脚，只有晚上睡觉前洗了脚才穿上哥哥传下来的旧布鞋去上床睡觉，所以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白天穿上鞋袜，真是暖和极了。从此，我再也用不着打赤脚上学了。我穿着崭新的鞋袜，看着老师和蔼的面容，两行滚烫的热泪，淌下了我的双颊。这件事，过了许久许久，我父母亲都还总是唸叨:“长老师真好!长老师真好！”
(三)
长老师不仅在学校里无微不至地关心着孩子们的健康成长，而且，还经常到学生家中进行家访，关心孩子们的校外生活，希望孩子们在校外也健康成长。平常的星期天和每学期的寒暑假都是长老师进行家访的极好时机。无论他工作怎样繁忙，都要挤时间到学生们家中进行访问。而且从不在学生家中吃饭，也绝不收受学生家长送的任何物品。长老师每次到我们家家访，总是看见什么活就干什么活，利用与我父母劳动的机会询问我在家中的表现。例如，每天放学是不是按时到家?孩子在家中爱不爱劳动?喜不喜欢做家庭作业?愿不愿意认真复习功课……他总是希望家长们要严格要求自己的子女，督促孩子们每天放学后按时回家，回家后多帮助家中劳动，晚上认真做好家庭作业和搞好预、复习功课。他经常对我父母说，“一定要教育向明从小热爱劳动，遵守纪律，讲究文明礼貌，勤奋学习，长大了才能有利于国家，有利于人民，有利于社会(也有利于孩子自己)。”我父母深感长老师讲的不错，是为人之道。但又悔恨自己一字不识，对子女的学习爱莫能助。长老师非常感慨地说：“你们现在没文化是多么恼火啊!连自己的名字都不认识；对孩子们的学习也没法辅导，这都是解放前那个旧社会造成的。现在社会制度好了，穷人家的孩子也能上学了，你们虽然不识字，可是你们可要多促促，多敲敲，促孩子们搞好学习，热爱劳动，热爱人民，热爱国家，热爱共产党。可不能让孩子们象你们一样再当睁眼瞎啊！”长老师的话是多么言简意深啊。在长老师的悉心教育下，在长辈们的严厉督促下，我终于由一个不懂事的农村孩子，从小学读到了大学，成为了人民教师中的一员。今天，我能站在课堂上为下一代传道、授业、解惑，没有师长们的心血能成吗？叫我怎么不时时思念我的第一任启蒙老师一一李长塨老师呢！
(四)
1955年秋天，学校刚开学不久，就放秋季农忙假了，我们都回家帮助家里劳动。那时我才9岁多，实际上什么农活都不会做，有时只是随母亲在自家自留地里帮着扯点猪草。一天上午，长老师又来我们生产队参加义务劳动，又到我们家来了，他穿着一身洗得很旧的衣服和鞋袜。秋收季节，我们当地既要挖红苕，又要播小麦，大人们忙得不可开交，常常连家中扫地的时间都挤不出来。可是长老师并不计较满屋乱糟糟的，一进屋就坐在沾有泥土的板凳上，叫我给他找把镰刀和锄头，他要去地里帮着割苕藤和挖红苕。我家那一带挖红苕可不是轻松活儿。地都是粘性黄泥土，也就是人们常说的黄泥巴，这种土壤，下雨一泡糟，天晴一把刀。挖红苕那段时间，正是秋雨绵绵道路泥泞之时，红苕藤都是水淋淋的。一割一身水。挖红苕更加吃力，一锄挖下去，泥土全都沾在锄头上，锄头非常重，举都举不起来。挖一下两下就得用手去把锄头上的大沱泥土抠下来。挖出来的红苕也都全部包在黄泥土里，还得用手把它们一个一个地剝出来。长老师可没干过这种农活，还没干多久，他的衣服就被汗水和毛毛雨全湿透了，满身都沾上了泥土。可是长老师却满不在乎，只是一个劲地干，干，干……中午12点，下班吃中午饭的时间到了，长老师戴着一身泥土坚持要回他几里以外的自己家中吃午饭。我母亲一再挽留，他才答应到我家去吃中午饭。我们山区农民的习惯，即使农忙季节，也是要掺粗吃杂的。当天中午，我们家吃的是大米红苕饭，就是在锅里先放上生红苕块，再在上面盖上薄薄一层已煮过一道米汤的生分子饭。当下面的红苕完全熟透时上面的生分子米饭也全熟了。这种做饭法，既可节省一些大米，米饭下的红苕也比较好吃。盛饭时，我母亲考虑到长老师可能吃不惯红苕，就给他盛了一碗净米饭。但是长老师可不依了:“伯母，你可不能把我当外人。”说着，他自己去厨房重新盛了一碗红苕饭美美地吃起来。下午天快黑时生产队收工，长老师才踩着泥泞小路回家去，临走时还给我们家留下了2角钱的午饭钱。
(五)
长老师由于经常家访，与街坊邻里们也都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大爷大娘们都夸他：“长老师真好，到农村是见啥干啥，一点不象城里人。”其实，长老师不但是城里人，而且还是大城市的呢。他家住C城，父亲是个有一定资产的小资本家。1948年他高中毕业后，在共产党地下党的宣传、教育和鼓励下毅然决然地离开了自己的富有家庭，到远离C城几百里的山区小学当了小学教师，走上了自蒙生计的道路，在距学校不远的大崖山下场边安了家。大崖山是一座风景非常忧美的山麓，山上长满了郁郁葱葱的松树。山顶上，还有一棵挺大挺高的青松，据当地人们讲，它已经生长有几百年的时间了。它比所有的松树都要高出老高一截，是真正的出类拔萃的不老松。既象万人丛中的巨人，又象千军万马的指挥官。每当狂风吹过，油绿的松林随风起浪，犹如大海中的万顷波涛，迸发出嗬嗬的声响。大青松就象万顷碧波中的灯塔高高矗立，又象一位威武挺拔的指挥者，潇洒怡然，傲立其中。盛夏，我们常去大松树下乘凉，憩息，有时还要在大松树下避避风雨(其实，这种避雨方式并不安全，但是当时不懂)。大崖山下就是大崖乡场，几家零星的店铺就座落在其间，大崖乡政府亦设在此处，长老师的家也就安在这安宁的大崖场边。长老师家中，只有他，他的爱人和小女儿姗姗。长师母和长老师是中学同班同学，她与长老师一块儿从C城来到这遥远的山区场镇，在同一所学校当体音美老师。她有一副金嗓子，每当放学以后，她们家就经常响起男女声二重唱的嘹亮歌声。真不知他们家谁更有音乐天赋。也不知他们到底谁是谁的音乐老师。姗姗是个才两三岁的小姑娘，长得十分天真可爱。有时星期天，我们去长老师家玩，一进屋她就热情地搬来小凳子叫我们坐，扑到怀里一个劲地喊哥哥姐姐，还缠着要抱。无论任何人，一跨进长老帅家的门，都会受到他们的热情接待，都会让人感到这是一个非常温馨，幸福，欢乐与甜美的小家庭。老师爱学生，学生敬老师。这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形成的传统美德。长老师在教学中倾注了全部的慈父之心，同学们在老师的辛勤培养下茁壮成长，师生之间建立了极其深厚的感情和友情。1956年秋天，上级为了进一步培养长老师，决定让他到蜀祥师范学院深造。我们怀着依恋的心情，满含着泪水，在校园门口送别了朝朝暮暮培育我们的可敬可亲的老师。长师母和小姗姗也一块儿调到师院附近的一所小学去了。自己连做梦也没有想到，这次我与长老师的分别竞成了我们师生间几十年音讯全无的最后一面。
（六）
1957年秋天，正当我们在学校里天真无邪地生活和学习的时候，突然从校长那里传来了长老师在师院已犯错误的不幸消息。说什么长老师和学院的教授打得火热，与他们一个腔调，借我们党开门整风之机，攻击党的领导，攻击党的政策，充当资产阶级向党猖狂进攻的急先锋，为自己的资产阶级家庭鸣冤叫屈，已被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下放到僻岭农业合作社劳动改造去了。要求他通过为山区农村孩子办教育来洗涮自己的资产阶级世界观;长师母被要求为了要和他划清界限也离婚了。天真活泼的小姗姗也因病离开人世了。听到这些不幸的消息，尽管当时因人小还不太清楚“整风反右”究竞竟是怎么一回事，但也觉得长老师的遭遇太不幸了，长老师的命太苦了。从此，长老师的消息就完全中断了。长老师这个名字也就慢慢地从我的熟人和长辈中消失了。只有我的父母偶尔还要念叨二句:“长老师真好……”
（七）
老同学的标准楷书字继续往下写到:
“关于长老师1956年秋到蜀祥师范深造后，我因人懒事多，也未去联系长老师。虽然偶尔也听到一些传言，但也未去仔细考定。他离开大崖小学后的详细情况我也是最近才完全知道的。下面我就给你讲讲吧!1957年夏天，长老师在师院学习时，因为给学校领导提了意见，就被戴上了右派分子的帽子。接着，就被下放到僻岭村小教小学去了。僻岭村小地处大山区，全校才40来个学生，却要分成好几个年级，长老师一人既当老师，又当校长，语文，算术，体音美等功课全由他一人教。还要自己种菜，打柴，挑水，煮饭和经常向村干部汇报思想。但是，长老师在繁重的工作负担和思想负担面前，没有气绥，没有牢骚，没有屈服，总是用顽强的毅力去生活，工作和劳动。经常每天天不亮就起床下地挖土种菜，准备一天的生活，上午和下午认真给孩子们上课，晚上抓紧时间批改作业和编写教案。星期天不是种地，就是家访。家访归来途中就顺路多捡些柴禾以作煮饭之用。山区由于文化奇缺，他又成了僻岭社的会计兼‘笔墨先生’，社员们算个帐，写封信，总要找到他头上。他无论是闲是忙，总是有求必应，社员们总是高兴而来，满意而去。1958年，1959年，‘共产风’、‘瞎指挥’的歪风刮到边远的僻岭大队，有些人的头脑也跟着发热，不按照种南方庄稼的客观规律办事，不搞育秧栽插，而要搞什么点播，撒播。一个劲儿地追求‘密’，有的年青人竟把稻谷整箩倒在田里再用耙子铺开。老农民们对这种劳命伤财的做法非常反感，纷纷去找长老师解释党关于农业生产的方针政策。长老师说，党的政策是‘因地制宜，合理密植’。也就是既要克服过去那种落后的种植方式，但又要根据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种植庄稼，才能增加单位面积产量。社员们又问:‘现在一些年青人种水稻的方法符不符合这种精神？’长老师说:‘根据我个人的看法，这不符合党的政策，也不符合客观实际，是属于少数人在搞瞎指挥。’没想到长老师的这几句实事求是的言论竟成了后来拔他的白旗的‘钢鞭材料’。为此，长老师又被戴上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帽子。白天，他戴着‘帽子’给学生们上课；夜间，接受社员大会拔‘白旗’；深夜归家，还要批改作业，准备第二天的教案……”
是呀，那场“共产风”和“瞎指挥”是搞得太厉害了，就说我家乡吧！农村要搞什么万斤亩，要搞什么吃饭不要钱，还要搞什么土法大炼钢铁。本来就不含有一点儿铁的矿石，却硬要挖来炼什么铁，还美其名曰“全党全民大办钢铁”，把大崖山上粗粗壮壮的松树也全部砍了，说什么这是炼铁的重要燃料。结果，树砍光了，山搞秃了，生铁却一斤也没炼出来。要不是当地农民一再反对，连那棵大青松也被诛灭了。一场“共产风”和“瞎指挥”过后，大崖山上就只剩下了那棵孤零零的不老松了。每当北风吹过，它便发出一阵阵低低的哀鸣，好象在向人们无助地诉说：“我太孤单、太寂寞了，砍树者们的心太狠了。”
老同学的信继续写道:
“冬天，人们戴在头上的帽子，到了夏天，就是自己不想摘，别人也会提醒你摘掉。但是，戴在人们头上的政治帽子，就象孙悟空头上的紧箍咒，自己摘不掉，别人也帮不了忙。只要观音菩萨不发慈悲令，就是进入坟墓也休想得到解放和自由。“
长老师被扣上‘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帽子以后，连说话，走路也要低人三分。虽然每天他都在竭尽全力教育学生，一批批的孩子在他的教育下走出了僻岭村小，以优异的成绩走进了高小，走进了区县中学；一个个的‘土会计’担起了生产队的财务重任；许许多多的大老粗摘掉了文盲帽子，也成了业余的土教员;虽然他经常都在为社员们当‘笔墨先生’，但是，向组织上经常性的‘思想汇报’是不能不搞的，节假日干部们对他的‘思想改造’是不能不进行的，‘思想教育’之余，给队里‘尽义务’打柴以作冬天开社员大会时烤火燃料的‘惯例’是绝对不能取消的。”
我深为长老师的不平遭遇愤愤不平，也深为当时某些人极“左”做法而痛心。长老师何罪之有?!竟要受这般如此凌辱。真是天理不公啊！
“但是长老师就象我们小学附近那棵不老松一样，不管盛夏严冬，风霜雨雪，心中总是蕴着无穷的力量，始终在那里顽强地生长着，坚定地挺立着。”
人就应该有这种志气！绝不能一身媚骨，苟且偷生于人世。活着就要象个人，站着就要象棵松。就是死，也要死得坚贞。既不能被淫威所吓倒，也不要被金钱所掳掠。人活着，就要做一个坚持真理、坚持正义、光明磊落、振兴中华、献身人民的人。任尔风狂雨暴，我自矢志不移。这就是我们做人应有的坚定信念和祟高道德。
老同学的信中又说：
“前人曾说，‘漏屋偏遭连天雨，破船又遇打头风。’正当长老师与当地社员们的关係又开始有所好转和逐步改善之时，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不明真相的小孩子们在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的搧动下，也投入了‘造反’的行列，向他们慈父般的长老师发起了‘跑轰’和‘火烧’。长老师已经是‘老运动员’了，他刚刚才开始抬起的头，在‘砲轰’和‘火烧’中又被狠狠地压下去了。紧接着，教师队伍内部又开始了系统的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长老师又成了小学‘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总代表，成了‘推行十七年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黑典型’。按照上级‘上批黑主子，下打活靶子’的旨意，长老师又被在公社完小挂黑牌、戴高帽、游太街、走乡场，进行了不堪目睹的人格和人身侮辱。最后，用一顶‘十七年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忠实抗行者’的帽子把他扫地出门，开除工职，交由当地的贫下中农监督劳动改造……"这才是人走倒霉运，处处都悖时。长老师的经历真是太惨了。
“一九七五年春天，长老师总算看到了一线新的希望，根据‘教育要整顿’的指示，县教育局复查了1968年对长老师的处理决定，认为当时开除公职处理过重，长老师在农村劳动改造的几年中又无错误行为，决定恢复长老师的公职。那时正好县里缺中学教师，就调他到离“劳动改造”地不远的县里二中教初中语文课。长老师接到通知，没有一点儿个人意见，立即全力以赴地投入了紧张的教学工作。可是，好景不长，1975年下半年，天空又升起了一片乌云，批判‘回潮’、‘复辟’的运动又开始了，1976年春末夏初达到了高潮，长老师又成了‘复辟’、‘回潮’的典型和‘右倾翻案’的代表，又成了大批判的对象……
“黑暗终有尽头，曙光就在前面。这是人类社会的必然。1976年10月1日，一声响雷，惊散了满天乌云。猖獗一时、不可一世的捣蛋鬼垮台了。随着时间的推移，‘左’的错误被不断纠正，加在长老师身上的一切污蔑不实之词统统地得到了纠正，长老师终于彻底平反了，光明终于来到了长老师这位无辜者的身边。”
看到这里，我也激动得热泪盈眶，从内心深处久久地为长老师舒了一口气:世界总算公平了，好人总算盼来了好时光。
“向明，你大概还想知道长老师的个人生活吧!”我怎么会不想呢！1957年长老师被划成右派分子后，听说师母和他离了婚，小姗姗也离开了人世，也不知这些是真是假？现在长老师已经是50多岁的人了，我们这些当年的小娃娃，现在我们自己的孩子都快进初中了，难道他还不应该有个幸福和愉快的晚年吗?
“我现在就比较详细地告诉你吧!1957年夏天，长老师在旭川师院被划成右派后，师院向长师母所在的单位转去了长老师的‘问题’材料，该学校领导就天天做“工作”，逼着她与长老师划清界限，一刀两断。长师母怎么也不会相信他会反党，因此既不愿起来揭发(根本就无问题可揭发)，也不愿一刀两断。学校就勒令她停课检查，不准回家。小姗姗在家无人照料，得了重感冒，医治不及时，几天就离开了人间。长师母在异常悲痛的双重打击下，为了保住‘饭碗’，只好被迫与长老师离了婚，‘划清了界限’。但是在长师母的心中却一直只有长老师。虽然他们之间没有通讯和往来了，但她总是默默地等待着，等待着……等待着那重新团聚的一天的到来。“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长老师被彻底解除了工职，下放到当地农村监督劳动改造。长师母单位的造反派们又一个劲地来逼她与长老师‘彻底划清界限’。长师母说:‘我1957年就与他离婚了，早已划清界限了。’‘哼!放屁。’选反派们凶狠地说:‘你们是藕断丝不断，搞假离婚。还在梦想着他东山归来。’‘我们连信都没通，他现在在哪里我都不知道，还怎么在等他哟!’‘你没等他?！年纪轻轻的，人又长得漂亮，为什么一直不改嫁?你要是真与他一刀两断了，就马上与其他人结婚。否则你就没有划清界限！我们就要天天找你。直到你彻底划清界限为止。’长师母在如此高压的强逼下，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连最后一线支持她生存的希望都破灭了。一天夜里，她满含着悲忿和怨恨，服毒离开了人世。”
晶莹的泪水迷住了我的双眼，长师母的遭遇太惨了，那些‘造反派’们的心太黑了，他们真是一群杀人不见血的魔王!
“长师母不幸的噩耗传到长老师那里，长老师悲痛欲绝。在社员们的一再劝慰下，长老师才算挺住了这又一次的沉重打击，坚强地活下来了。“长老师在下放农村“劳动改造”期间，与本生产队的一名女社员相识了，她叫杨秀姑，是一位1962年高中毕业回乡的知识青年。丈夫在兴修集体水利工程中亡故了，身边只有一个小女儿。长老师在生产队是个单身汉，除了做生产队的农活和做自己的饭菜以外就没多少事可干了(业余为学生搞义务教学也是会要招来大祸的)，看到秀姑母女俩有困难时就会主动去帮一帮。时间久了，互相的关係就比较宻切了。在本队大娘们的好心撮合下，1975年夏天，他们按照农村的习俗订了婚。打算1976年春节结婚。“1975年下半年，批判‘右倾’、‘回潮’、‘复辟’的邪风刮起来后，长老师又成了大批判的活靶子。1976年初，长老师为了不影响秀姑母女俩的未来，忍痛把婚期停下了。”
嗯！不幸之人多遭难，福到身边也难圆。
“1977年春节，长老师与杨秀姑终于举行了婚礼，两位有情人终成了眷属。婚礼那天，全生产队的社员、干部和邻近的老师们都赶来参加了，非常热闹。从此，长老师又有了一个幸福美满的小家庭。长老师和新长师母他们的工作、生活和精神也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读到这里，我的心也激动了。
“1980年，根据党的教育工作的需要，县教育局把长老师调到了县立一中任高中毕业班的语文教师。老师的夙愿终于实现了，他终于有机会为祖国的教育事业和培养下一代再大显身手了。
“1978年，秀姑师母被县教育局专门推荐去地区师院进修二年，现在她已进修回来了，在县立一中任初中三年级的政治课。她们母女俩的户口也先后从农村迁入了城市。
“前不久，长老师给我来了一封信，要我有空去他家玩。上周星期天我进城办事，正好去拜访了他。嘿！老同学，长老师的家就住在县城新建的居民楼内，环境舒适，地方安静，家中摆设整齐，朴素大方，比我们读小学时他原来那个家象样多了。我去时，正好小师妹和秀姑师母在家，小师妹是个10来岁的聪明小姑娘，穿着洁净的小花衣服，戴着红领巾，就象早已不在人世的小姗姗一样活泼可爱。秀姑师母是位身材俊美，年近40来岁的中年妇女，我一进门，她就热情地向我打招呼:‘你是找长老师的吗？快坐吧!’我说‘这就是长老师的家吧。’‘是的，’秀姑师母说:‘长老师出去了，一会儿就回来。’我又问‘你就是长师母吗？’她笑容满面地说:‘别客气，快坐下，请喝茶，请抽烟。’她举止端庄，对人和蔼，就橡已故去的前师母一样令人尊敬。
“我们正说着话，长老师回来了，他现在虽然已经是鬓挂银丝、额布皱纹、快50岁的人了，但是仍然精神矍铄，就和三十多岁时的人差不多。要不是他鬓边已有银丝和额上已有皱纹，谁也不会相信他已经是年近半百和受尽颠簸的风雨之人。长老师问了我们别后这许多年我的情况，我将自己的一切都告诉了他。长老师听后非常高兴，有时也发出一阵阵的感慨！长老师还特意问了你和其他同学的情况。关于你和其他同学的近况，我也知知不多，只简单给他说了一下。如果你或其他同学有空，就自己写封信或登门告诉他吧！临走，长老师还要我写信告诉你和其他同学，欢迎大家有机会时去他家玩。他们现在的住址是山南县一中。
“看到长老师，又使我想起了大崖山顶那棵老松树，虽然风雨飘零，几经沧桑，但是它总是坚韧不拔地生长着。而且在一次又一次的狂风暴雨之后，显得更加刚劲挺拔。
“向明，你还记得起那棵大松树的摸样吗？”
我怎会忘记那棵不老苍松呢。今年春节我回家乡探亲，还专门到大崖山顶去了一次，还在古老松树前留下了一张纪念照片呢！被1958年大炼钢铁时剃光了的大崖山，1965年被山下的人们重新种上了松苗。现在，这些小松苗已经是很健壮的小松树了，它们正偎依在大青松周围自由自在地生长着。在不久的将来，它们也都将要变成社会主义大厦的重要材料了。大青松在它们中问高昂着头，挺着脊梁，又当起了千军万马的‘统帅’来了。
“亲爱的老友，这封信写得太长了，就此停笔吧!祝你早日见到久别的好老师。”
（八）
读着老友的来信，我的心中起伏着，激动着，长老师年青时高大英俊的身影又浮现在了我的眼前。亲切宏亮的声音又响在了我的耳边。一株高大挺拔的不老松正从我的胸中冉冉升起，昂首直向寥廓的青天。啊！尊敬的长辈，敬爱的老师，愿你象大崖山上的大青松一样永远坚強挺拔，愿你为祖国的四化建设再培养出更多更好的有用之才。啊!我永远崇敬着你，敬爱的长老师!（1981年写于渝州;1983年春节改于故乡。）
简介：
罗昭培，罗华，字昭培，1944年12月生，重庆綦江人，国防大学本科毕业，中共党员，兵工企业处长兼基层党支部书记退休。中华诗词学会、中国楹联学会等会员；重庆市诗词学会第三届理事会理事；重庆市楹联学会副会长；璧山区金剑山诗书画社秘书长，顾问；璧山区楹联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国国家诗书画院高级研究员；重庆《新晴诗词》编委等。编著出版有专著图书《坡顶创作选》；与友人合编有《秀璧雅韵300首》，《秀璧联萃1000副》等图书和期刊许多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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