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钓情”的妙用

作者：朱双顶

        什么是钓情？唐代思想家赵蕤在《长短经》中，专辟一章“钓情”而论之。他之所论钓情，是说作为臣下的，要如何能够做到猜度君主心中的隐情，而让君主高兴接纳自己、听取劝说的。“钓情”就成了通过一定的手法让他人将心中隐情泄露出来，从而投其所好有针对性地进行说服。赵蕤认为“说难”就在于难在不知对方心中所想，解决的办法就是“知将语者，必先钓于人情”。就是说，凡要劝说君主的人，一定要先掌握对方的情况和态度，这是自古以来游说者成功之道，而人的隐情一定会通过外在的事物显现出来。为此，他提出了七种“钓情”之法，大体如下：

        一是物钓，就是利用赠送物品的方式，来探寻对方的喜好，以显露对方的隐情而投其所好。春秋时，齐威王的王后死了，他打算册立新的王后，心中有了意中人，却不便于自己明说出来，就让大臣们一起商议。可谁也猜不透齐王心中的意图，但薛公田婴却有了自己的办法。他给齐王送去了十副耳环，其中有一副特别精美漂亮。第二天，田婴先是暗中了解这副精美的耳环被赐给了哪位妃子，由此而知齐王意图，就建议齐王立这位妃子为王后。这让齐王特别高兴，由此开始重用薛公田婴。这便是物钓。

        二是言钓，就是利用他人进言的方式，来探寻对方的偏向，以显露对方的隐情而谏其所重。战国时，申不害与韩王初始交往，不知韩王的喜好而怕自己所言未必能合韩王的心意，当韩王问他“我们与哪个国家结盟会好一些”之时，他不冒然建议，而是说：“这是关系到国家安危存亡的大事，请允许臣深思熟虑之后再回禀大王。”他下来之后，就私下悄悄地对韩国时下的著名辩士赵卓、韩晁说：“你们二位先生都是能言善辩之士，但作为臣子，所说的为何定要与大王的意见一致呢？只要尽到自己的忠心就可以了。”于是，二人就各自向韩王呈述了自己对与哪个国家结盟的意见。申不害在暗中观察韩王听哪个人的意见高兴，然后就拿这个意见向韩王进言，让韩王非常满意。这便是言钓。

        三是事钓，就是以某些事端的方式，来探寻对方的态度，以显露对方的隐情而采取对策。春秋时期，吴越交战，越国被打得大败，越王勾践被围困在会稽山悲天长叹，大夫文种劝说道，这说不定是转祸为福的开始。后来越王被吴王夫差赦免回国，卧薪尝胆决心报仇，是十年生育、十年教训后打算一雪前耻。但文种认为吴王虽然在治国上已经非常骄横了，但还需进一步观察了解具体情况，以确认是否到了报仇的火候。于是就以向吴国借粮，来试探吴王的态度是否高度戒备越国。结果吴王不听伍子胥之劝谏，执意借给越国粮食，后来竟听信太宰伯嚭的谗言，将伍子胥赐死。越国以此探得吴王隐情而实施了报仇。这便是事钓。

        四是志钓，就是通过了解兴趣的方式，来探寻对方的志向，以显露对方的隐情而把握时机。淳于髡是战国时著名的博学多才之人，从稷下学宫走出，被人推荐给梁惠王。梁惠王屏退左右随从，单独接见了他两次，但他始终都没说一句话。这让惠王很郁闷，就责备所推荐之人。那人也觉奇怪，就问淳于髡是怎么回事。淳于髡说：“我第一次见大王，大王一心想着骑马驰骋；第二次见大王，大王的心思全在欣赏音乐上。所以，我才沉默不语。”惠王知道后叹说：“淳于先生确实是圣人啊！第一次见他恰好有人献来宝马，我还未来得及试骑他来了；第二次见他时又正好有来献歌者，我还没来得及试听他又到了。我当时虽然屏退了左右，但心思确实不在这里。”这便是志钓。

        五是视钓，就是通过观察神情的方式，来探寻对方的心理，以显露对方的隐情而加以推判。春秋时期，发生“三家分晋”重大事件。原本是晋国权臣智伯率领韩魏两家灭赵家，结果反被韩魏两家反叛而联合赵家将智家灭掉，最后导致韩魏赵三家分晋而进入战国时代。事发前，赵家的家臣张孟谈去策反韩魏两家出来时，被智家的智果撞见，智果进去拜见智伯时就说：“韩魏两家恐怕有背叛的可能。我刚才遇到张孟谈，见他态度傲慢而趾高气扬，见韩魏两家君主神色也与往日不同，一定是要背叛您。”但是智伯不听智果的劝告。张孟谈回去后对赵主赵襄子说：“我在辕门外遇到智果，看他的眼神，已经有了怀疑我的心思。今夜如果不发动进攻，就来不及了。”赵襄子说：“好！”于是三家联手，杀掉智军守堤官员，放水倒灌智伯的军队，将智伯灭掉。这便是视钓。

        六是贤钓，就是通过贤者行为的方式，来探寻对方的环境，以显露对方的隐情而测定兴衰。东晋时期的殷浩，是一位著名的大臣与将领，有名的清谈家，都认为他是个贤者，为官的名声很大。当时的人们，就通过观察他是出来做官还是辞官隐居来预测东晋的兴亡。正如《吕氏春秋》上所说的：“国家将要灭亡时，有德行的贤者就会事先离去。”这便是贤钓。

        七是色钓，就是通过察言观色的方式，来探寻对方的现状，以显露对方的隐情而判别真伪。唐人赵蕤在《素书》上说：“内心高兴，脸色就显得怡然自得；心中生气，脸色就显得蛮横轻慢；心存私欲，脸色就露出燥动苟且；心怀恐惧，脸色就显出胆小畏缩；心有忧虑，脸色就现出寂然沉默。”这便是色约。

        臣子对君王之所以要“钓情”，是因为取悦说服国君太难。战国时的韩非子就说过：“游说的困难，在于要了解所要游说对象的心现状况，然后才能用自己的话去顺应他。如果用丰厚的利益去游说，会被人认为是志节低下，不被人所看起而疏远；如果用清高的名声去游说，会被认为是不懂人情世故的糊涂迂腐，又必定不会采纳你的意见。”

        所以，说难有其因，祸从口出有其果。讽谏君主过失有触犯龙颜之罪，劝勉君主有要挟威逼之责难；话正确会因你胜过他而感到羞耻，说的不恰当会认为你愚蠢而轻视你；早说会认为你有意显摆而厌恶你，迟说又讲你是毫无主见而跟风行事；听上的说你是阿谀奉承，顺下的又讲你是附合众人而讨好；说一样的话则被看作是随大流，发表不同的见解又被说成是图取美名；说得浅显直白被认为是简单浅薄而被轻视，说得精深宏远又会听不明白而为难你；说得过人一点则嫉妒怨恨你，见解相同又说你随众从俗；言语谦让则是没有新点子，言语强硬又说是锋芒毕露。如此等等，举不胜举，是万人万说，只要不乐意，你说的正确也是错误。说人难，难就难在诺人喜欢而接受上。

        所以，“钓情”就有必要，揣摩就显得非常，应变就显得关键，取悦则是说服之肯綮。而“钓情”就是解决“说难”之钥。在今日，将它用在人际交往上，以此争取他人支持，也是一种智慧。

2023.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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