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木箱
文/耿志平/甘肃
我家里有一只红色的木箱，它不是那种名贵的红木制造的，而是很普通的一只木箱，至今我都搞不清楚它的原材料是什么木头。它长约一尺五，宽一尺三左右，高七寸多。箱子上面的油漆有些地方已经脱落了。与家里的定制衣柜很不协调，而我却舍不得抛弃它。因为它是我从娘家带来的，是我爸自己做的。
这个木箱已经有些年头了，据说我二哥上学的时候就在使用，二哥大学毕业后，我成了木箱的接班人。看到它让我想起了30年前上高中时发生的一件事情。
那是1991年的春天，天气还没有转暖。一天大课间，一位女同学回宿舍取东西，发现宿舍的门是开着的，她也没注意。进去一看很多的箱子都被人撬过了，锁子散落在地上。 她吓了一大跳，赶紧回教室给大家说了情况。
我们回到宿舍才发现只有一两个人的箱子没撬动，男生宿舍也遭了殃，大家赶紧翻看东西。那时我们大多都没有多少钱，箱子里只有饭票和几件换洗衣服。我装在一个铁盒子里的几十斤饭票没有了，还发现少了大哥送给我的一支钢笔。那支钢笔是枣红色的，前面是钢笔，后面是圆珠笔，笔芯有一寸长，我舍不得用，没想到竟然成了贼的猎物。
大家丢的多数是饭票或者粮票，钱也就几块，那时家里都不富裕，没多少零花钱。我们一个个怒气冲冲又手足无措，咒骂着贼。饭票丢了，吃饭都成问题，又离家很远，得想法子告诉父母，让尽快捎些钱和粮票上来。后面的两节课。估计大家都和我一样，没心思听，都为丢了东西而生气和发愁。
那时条件不好，我们班二十多个女生住在一个屋子里，睡通铺，没有电热毯，每个人用一个暖水袋，暖水袋拧螺丝的那种比较小，用夹子夹的那种挺大，不过弄不好就开了，水淌出来，弄湿被褥。两排通铺，一排靠窗，那一排靠墙，大家的箱子都在地中央用砖头支起来，也是两排。箱子有大有小，最大的有一米长，七八十公分高，我的好像是最小的。我们班的人都是从林区来的，每人每个月有28斤粮票，要交几块钱加工费才能换成饭票，在学生大灶吃饭，那时吃的是八五粉，很黑，时不时还会发粘。一个馒头四两，吃不了就切一半，饭菜油水很少，和水煮的差不多。不想吃了可以去老师家属开的小饭馆吃四毛钱一碗的饸饹面，比食堂也好不到哪里去，只是不用太挤。每天有老师盯着就会乖乖排队，老师不在了，大家挤成一团，女生自然挤不过男生，打上饭的人出不来，后面的拥挤了一堆，抢着往窗口接饭票和碗，场面十分混乱。灶上有时候会有羊肉汤和油饼，更加拥挤，端错碗和丢碗的事时有发生，因为大家基本上都用绿色的搪瓷大碗，有些人就给碗做了记号，也会弄错……
这扯的有点远了，还是说说木箱吧！
我爸六十年代初毕业于兰州林校，成了村子里第一个走出农家的人，也成了爷爷奶奶的骄傲。后来机缘巧合分配到合水林业总场的下属分场，成了公家人，每月拿三十八块钱工资。与我母亲结婚后，陆陆续续有了我们兄妹五个，母亲在场里的五七队劳动挣公分，日子过得紧巴巴的。
从我记事起，大哥二哥就在外面上学，三哥回老家上学，姐也在老家上了一年，家里就剩我一个孩子。
冬闲的时候，爸就拿出一根木头，用尺子和红蓝铅笔画好线，一头搭在板凳上，一面落地，他一只脚踏着木头，在上面出力地拉着铁锯，母亲忙了，我就在下面帮忙拉锯。铁锯在木头里发出沉闷的响声，锯末在空中飞舞，我也顾不上冷，锯木头实在是个力气活，爸一会就满头大汗。放下锯子抽根烟歇会，我蹲在跟前，不敢跑远去玩耍。
等木头都解成了木板，爸就拿出墨斗，给里面倒上墨汁，用直尺画好线段，让我在一面拉着墨斗的前段，他在后面用右手拉起线，随着嘣的一声，就在木板上留下一条直线，那时我总觉着墨汁很臭。这时不用我帮忙了，他把木板放在长板凳上，用锯子把多余的锯掉，根据需要裁成长短不一的尺寸。然后拿出木刨子把板推光，一卷卷刨花就形成了，用来生火。木锉刀，手工凿，木砂子，斧子，角尺，推刨子一个个就派上了用场。我就站在跟前看爸爸忙碌。
几天后，家里就多了几个小板凳和靠背椅子，板凳有三条腿的圆的，还有四条腿的方的。
虽然爸会做家具，但家里没有立柜，只有一个写字台和板凳还有木箱。我不知道那几个箱子是哪一年做的？
如今几十年过去了，这个箱子我舍不得抛弃，尤其是父母去世后，它成了我难以割舍的纪念。红木箱子里没有金银细软，放的是我认为最好的书籍和前几年DVD流行时买的碟片，有轻音乐，还有经典歌曲，也就三四张，虽然DVD早都退出舞台，我依然保留着那几张碟片，就像我保留着这个箱子一样。有生之年，我会把它们一直保存下去……
作者简介：耿志平，七零后，原籍甘肃镇原人，定居黄河乡故乡合水，爱好读书写作，有文章在《九天文学》杂志和公众平台发表，都市头条实力作者，数十篇作品被都市红榜和热点精华推荐收录。写作出道不到半年，以文章朴实多彩受到读者关注，成为庆阳网红作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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