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诗学”：楼河｜随笔：一个诗歌稻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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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关于“中国当代诗危机与困境”的讨论在继续，参与讨论的批评家、诗人们相续提出了一些诗学观点和主张。编者认为：这场讨论还需更广泛和深入，既需要针针见血，更需要惺惺相惜。期待更多的批评家、学者、诗人参与。

我认为“90年代幽灵”一说是虚构的，是因为我从自己和身边人的经验出发，并不承认它对后来的诗人有那么大的影响力，我认为“90年代诗学”这个概念主要停留在学院，它更是批评家的问题而不是诗人的问题。

我在批评“历史主义诗学”的文章里谈到90年代的诗歌相对于80年代进入了更加常规的写作空间，指出80年代的诗歌写作具有过渡性。有人可能认为90年代诗学对我很有影响。事实并非如此，我敢说包括我在内的同代及更年轻的诗人，都只是把90年代成名的诗人当作诸多诗歌前辈中的一员，他们的诗歌影响是诸多影响之一（这种影响实际上还没有国外诗人影响大），对他们的诗学更是十分陌生。今天的我们实际上只在用“知识分子”“民间”这个90年代论争的概念，而这个概念和诗学理论没有关系，它只是指出了一种功利性的事实而已。我没有听说哪个同辈及更年轻的诗人拿着“中年写作”（包括经验写作）概念那么当回事，有些诗人甚至没有听过中年写作这个词。在我看来，诗人自己提出的诗学主张有自我辩护之意，往往只能说明自己的写作，并不具有很强的普遍性。另外，我只关心具体的某个诗人的看法，但不会将它们视为一种特定年代的总体性观念加以接受。

按照我对自己提出的诗歌动力学的观点，真诚的写作是感受先在于观念，因此我并不认为有哪个优秀的诗人是在某个观念的框架下进行创作——也许某些具有规划性的长诗的确如此，但更多的诗是在充足的感受下发生的。意思是说，所谓90年代诗学的强大影响具有幻觉色彩，因为在具体的写作中它并未存在。

但我承认它同样具有真实性，这种真实性不是反映在写作过程中，而是反映在评价阶段。这种真实具有功利性，一方面批评家为了批评的生产需要理论化，而另一方面提出那些观点的诗人也需要强化自己的立场以捍卫它的真理形象。在这种功利性动机下，它的真实性也在某些时刻反映在写作阶段，当一个诗人缺乏自己成熟的诗歌立场时，或者他渴望被这个强势的诗歌体制吸纳时，就会主动采用这套被理论化的观念。但我相信，当他变得更加成熟或对自己的地位有了信心，就会舍弃这种做法。

我认为批评家的职业化已经让他们脱离了群众（诗人），一方面职业化导致了诗歌批评与诗歌写作的分离，另一方面这种职业化实际上就是体制化。我们可以看到，尽管这些主导身份是批评家的作者也写诗，但他们的作品明显与主导身份是诗人的作者的诗歌作品十分不同。就像你们能看到我的批评文章在批评家的作品体系里十分业余一样。这种相互脱离，在形式上表现为大量地使用行话，而在内容上则表现为对诗人的关心无动于衷。批评家要打倒那些“老家伙”，但他们的目光里并没有真正地关心过年轻人。换句话说，批评家关心的是他们内部的事情，这些事情与诗歌究竟有多大的关系值得怀疑。

批评90年代诗学的批评家大部分是这一诗学所属的学院体制下的既得利益者，所以我不对他们的批判抱有什么期望。他们当然可以辩解说即使动机不纯洁也不影响论述的正确性，的确如此。但如果他们的批判只是集中在这种具体的诗歌主张而不是这套观念背后的体制，那么这样的辩解就没有力量。

在我看来，我们遭遇的体制是积重难返的，它最大的问题是不公正。我并不要求或期望批评家或私人通过批判就能改变它，因为我自己也被它深深地裹挟和影响，我更期望的是人的真诚能够矜持他们的行为。无论是批评家还是诗人，都需要艰难地克服自己的虚伪和自恋。换句话说，我们仍然有种消极能力。

这种体制化更要求我们能够真正掌握实情，批评家或者诗人都不能想当然地将某个现象当成得到普遍默认的共识，来作为他论述的前提。

某种意义上，我比批评“90年代诗学”的批评家更加否定90年代，因为我（或许可以加个“们”作为一种总称）自认为从未像这些批评家一样进入到一个拥有话语权的诗歌体制中，没有维护它的动机。我也不认为90年代诗学对我的写作有多么深刻的影响。如果有影响，那也是名声上的影响，因为如果不先去肯定它、接受它，就无法进入那个把持了文学史话语权的强势体制。我对90年代诗歌的接受是具体的，而不是整体性的。

换句话说，所谓的“90年代诗学”是学院派批评家与当年的知识分子诗人共同建设的一套话语体系，它在很大程度上还不能等同于学院这个诗歌体制，而只是这个体制中最有竞争力的一个符号。

作为诗人，我没有接受90年代诗学，自然，我也不会接受批评家将来发明的新的诗学。我本人以往所谈论的一些诗歌观念，我也不认为它们是什么诗学。因为一种具体的诗学通常只在阐释阶段有效，诗的发生由感受驱动，具有偶然性。

诗歌和理论的关系是相互启发的关系，理论可能启发诗歌，但不可能是指导性的制约。一首诗如果包含了某种理论，这种理论也不会是它的目的。

因此，每个有志气的诗人关心的都是真正的普遍的诗学问题，诗歌中永恒的部分以及它与当下世界的变动性的关系。在这种普遍下，那种对90年代诗学的论述以及90年代诗学本身只是一种特殊诗学。在我看来，将这种特殊诗学视为圭臬的有三种人：提出者自己，批评家，渴望被强势的体制化诗歌场域吸纳的诗人。因此，在这些讨论中有一个内外之别，讨论的前提集中于这个内部，在这个内部中似乎很有道理，但对另一些诗人则属于完全没有关系的事情。每个诗人可以自问，那些所谓的中年写作、及物性、个人化等等真的统治了你的写作观念吗？可能除了提出者出于本体性安全焦虑的原因而不断强调之外，绝大多数诗人并非如此吧。换句话说，作为诗人的我在这种讨论中实际上是个外人，关心它是荒谬的，也是尴尬的，那是批评家自己的事情，这一事情还直接与他们的kpi有关，将它重大化是种行规导致的结果。它们和真正的诗歌写作也没有关系。

蒙晦说的有道理，90年代诗学对今天诗人的写作并没有产生什么实质影响，因此谈论它就是为它招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