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末的一个下午，外出刚一归来，电话铃骤然响起，来不及放下手提包，在电话里就和本英接上了头，他邀我去光明哥那里去聚一聚，搁下话筒，便匆匆地赶过去。“哟嗬，脚还没粘地，又跑了。”我边走边掉头应答妻子“我去光明哥那里玩一下，马上就回。”妻子长长地哼一声“又是神约鬼约，比赶考还积极，跑了一天都不晓得累哎，看你真像个小伢！”我一阵风似地把妻子的话远远地抛在身后。
光明哥多才多艺，尤其擅长乐礼，无论西洋乐还是民乐他都会，特别钟情二胡与笛子。每逢双休日，他就去汉口江边摆摊，把平日里收购来的各式各样的古旧乐器摆满一地，几十年前的、百余年前的都有。摊子一摆定，他随意拣一件乐器鼓捣起来，乐声随着江风四处飘荡，闻声招徕一大堆客人。任客人挑出哪件乐器，他都能一一现场演试。娴熟的技巧与动人的旋律，瞬息让人入迷，只要有请，他乐意帮初学者指教一二，深得顾客欢心。他的乐器既可现售也能以货易货，生意很是红火。
光明哥与我同住在八分山下的纸坊镇上，小城中凡爱摆弄乐器和喜欢音乐的人，几乎一大半都是他的朋友与熟人。他不知带过多少徒弟，家里常常不约而同地聚集两十号人在一起自娱自乐，乐声、歌声常常引得路人驻足，的确有人把他的家当作了剧团排练场。
去光明哥家不远，大约六、七分钟路程。刚刚进入那条窄巷，随风飘来阵阵悠扬的琴声，脚下顿感轻松，音乐总是那么容易让我陶醉。
与往常相比，今天来的人并不算多，堂屋内外散聚着七八个人，吹的吹，拉的拉，弹的弹，一片欢腾。因大家都熟，无须停下来招呼，点点头或对视一笑，曲调依然像水一样流淌。本英习惯地把那支心爱的竹笛横在嘴边，光明哥依然拉着着那把油光漆亮的小提琴。接过嫂子递来的一碗青茶，我润了润喉，合着节拍便歌起来。虽然爱音乐，我却不会摆弄乐器，只是爱唱点歌，今天正巧还无人开腔，我一来就补了缺，有了唱的，大家的劲头显然更足了，笑声不觉开朗起来。
不知是年龄原因还是个性使然，我总喜欢唱老歌，如《驼铃》、《北国之春》、《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唱了这么多年，更不知唱过多少遍，只要曲声一起，依然还想唱，那些老歌就像四季海棠一样，在我的生命里开着不败的花朵。歌声一起，心就开了，激情直冲牛斗，我不由自主地竟然唱起了一段京剧《穷人的孩子早当家》。那几句词很贴近我的身世，每当唱起这段京剧，我就想起童年的家境，心与词一同揉进曲里，曾经几次在歌厅里，还真获得过满堂的掌声。
在这个自然的组合里，奏乐的摇头晃脑，格外起劲，唱歌的敞开喉咙，尽情尽兴，琴声、笛声、歌声、笑声，盈满了整个客厅。一口气不知唱了几首歌，只觉舌苔有些干涩，便歇下来喝茶，坐在沙发里继续听曲子，有时也懂得享受。二胡与小提琴合奏的《梁祝》、《二泉映月》，竟把我带入深度的沉迷之中。后来，光明哥还特意独奏了一曲他最拿手的《病中吟》。这支曲子大家很熟，便一起轻轻地跟着曲调哼唱，真是无病也吟了 。唱也唱了，听也听了，吟也吟了，心中一片松弛，摊着身子似乎把自己躺成了一团柔软的棉丝。
“文革”期间，文化艺术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传统文化几乎在一夜间消失，举国上下时兴搞文艺宣传队，清一色地演唱红色歌曲。那时我年轻，有劲，有情，也有向往，虽然家庭成分不好，却被破格地抽调到公社宣传队里写短剧、编舞、排节目，也曾经执掌过一支文艺小队。积极工作，不怕苦，不怕累，勤勤恳恳地带着队伍去远乡里演出，到当地驻军部队慰问，也曾得到过许多鲜花与掌声。正当我钟爱文艺事业而倾注热血之时，终因出身不好，后来，不问原由地从宣传队里被贬了。顿觉未来的路上一片黑暗，什么热情，理想，一刹那间都被撕裂了。为此，我偷偷地哭过，沉痛中离别了文艺之路，但至今怎么也冷却不了对文艺事业的热望。
乐了，愁了，有时也累了，我总想对天而歌，只想把欢乐，把苦痛，把积怨，都淋漓尽致地挥洒，时儿在歌唱中情不自禁地淌下几点热泪，灵魂深处仿佛听见时光的钟摆在静静地敲，一颗心在静静地跳，舒泰之感骤然而来。
记得那是在一个夏凉的初夜，光明哥邀了几个人，带上二胡，在我家楼顶的平台上演唱起来，依旧是一堂老歌。那时，我的家还在关山桥村临乡的城边，街上还没有麻木，更没有循环班车，几里路的步行，却挡不住的激情。大家一进门，我的热情一下便潮涌上来。
夜里的月很圆，风也朗，对着门前一塘婆娑倒影的池水，我高兴得用假音唱了一曲《洪湖水，浪打浪》，还齐唱了《在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我们忘形地放开歌喉，月儿也拉起了满弓。尤其一曲《赛马》，万马奔驰的声调，在夏夜里飞扬，轻快中给心头浇来一丝凉爽。不曾想，我们的演唱竟感染了对面一群纳凉的人，他们隔着池塘与我们对起歌来。
我真不敢想象，没有歌，没有乐的生活，该是什么样子。
换一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