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字文》中有这么一句：“推位让国，有虞陶唐”。有虞即舜帝，陶唐即尧帝。说的是尧舜这两位贤明的帝君，是将天下传给了贤明的大臣，而不是传自己的儿子，这就是千古传颂、被后人高推圣境的禅让制，也就是公天下的国家制度了。

自禹之后，人心不古，公天下演变成了家天下，帝位从此是传嫡亲直系，而不是择贤而让了。当然，后人对此也有持怀疑态度的，譬如曹丕逼汉献帝诏告天下，将帝位“禅让”给自己，并得意洋洋的说如今总算明白了尧舜之事。这是画虎类犬，不足为训的了。

后来的帝君虽然也高推尧舜为榜样，但大抵只是叶公好龙，不会真的效法尧舜将帝位禅让给别人。当然，世事无绝对，也有例外的，譬如燕王哙就是个禅让迷，他真的效法尧舜将君位禅让了宰相，但燕国太子怎么会甘心呢？结果闹到国家大乱，齐国趁火打劫，内忧外患一齐夹攻，结果将燕国几乎搞垮了。

所以说时代变了，公天下那套是真的无法持续。后世强臣夺主改朝换代，大多都做下表面文章，要求末代皇帝下诏将帝位“禅让”给他，说什么天命所归之类，这些无非都是掩耳盗铃，做给世人看的，其实人人都清楚是怎么回事。在后来家天下的政治环境中，犯上作乱弑君上位的可以说是层出不穷。

春秋那段历史，礼崩乐坏，史迁在《史记》的自序中说：“（春秋）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这种事在后来南北朝和五代十国等乱世也是很普遍的。为了争夺君位，父子相杀、兄弟相残，已成了几千年封建社会的一道血腥风景线，英明如李世民都不能避免。

世俗洪流固然是如此，但世间总也会有一涓清澈，会让人在俗世中能感受到一丝丝温馨，从而觉得这世界并非完全那么残酷，人生也并非总是如此的灰暗。在拥有至高无上权力、令人目眩失性的皇位面前，也有谦让的翩翩君子。其中以伯夷叔齐最具代表性。

伯夷叔齐是孤竹国的王子，伯夷将王位让给叔齐，叔齐不接受，结果是两兄弟将王位让给了更小的弟弟，双双弃国出走了。他们原打算去投奔周文王，不巧文王死了，半路遇见武王伐纣。他们认为这是犯上作乱，不是臣子所应为，但劝谏无果后，他们便上首阳山采薇为食，义不食周粟以明志，结果双双饿死在首阳山。

这个世界上，固然需要吊民伐罪的周武王，也是需要守节不渝夷齐的。没有前者，那恶人就为所欲为，有恃无恐了；没有后者，就礼崩乐坏，人心惟危了。

关于兄弟谦和让位的，在周朝之前也发生过，因为古公亶父觉得孙子姬昌（周文王）能兴周室，便有意将王位让给小儿子季历（姬昌父亲），以便将来姬昌能接位，另二位儿子太伯与虞仲晓得父亲的用意，便自动逃离自西岐，到了太湖流域，并断发纹身，示不可用，而后来他们的子孙也开创了吴国的基业。所以吴太伯哥俩主动让位给小弟，在历史上也是享负盛名的。

而到了那个礼崩乐坏的春秋时代，还有两位兄弟也是推位让国的仁义贤德之士，这就是宋襄公茲甫与其庶兄目夷，但因为宋襄公后来的“仁义经”念得有点歪，却成了后人的笑柄。以致他们兄弟之间让位的高风亮节，反多为后世人忽视了。茲甫与大哥目夷是同父异母的兄弟，茲甫是嫡出，目夷是庶出。依照当时的规矩，小弟茲甫才是法定的继承人。但茲甫认为目夷为兄长，忠厚仁义，比自己贤良，他才是最合适的继承人，便要求将君位推让给大哥。

父亲宋桓公见他主动谦让，也有了这个意思。但目夷也是一位仁厚无私之人，他说弟弟能主动让贤，这就是最大的仁义，是他所望尘莫及的，而且废嫡立庶，也是破坏了宗法制度。所以他不但拒绝了，还偷偷逃避到了卫国。宋桓公死后，茲甫没办法，只好接过了君位，这便是宋襄公。

宋襄公上位，马上就将目夷这位大哥从卫国接了回来，让他担任宰相。这两兄弟，一番推让，结果弟弟做国君，哥哥任宰相。推心置腹，坦诚相待，这种手足之情，在历史上并不多见，是值得称颂的。尤其春秋那个父子兄弟相残上位的时代，更是难能可贵了。

所以宋襄公虽然后来在政治、军事上虽然闹了不少笑话，但司马迁对他的评价还是蛮高的，赞他“修行仁义，欲为盟主。其大夫正考父美之，追道契、汤、高宗殷所以兴，作《商颂》。襄公既败于泓，而君子或以为多。伤中国阙礼义，褒之也宋襄公之礼让也。”

这是什么意思呢？原来纣王当年有三位很贤能的仁亲，即微子、箕子与比干，王子比干因为强谏触怒了纣王被剖心而死；箕子披发装疯避祸，武王灭纣后被封于朝鲜，赐他可以不向周朝称臣，所以箕子乃是朝鲜的始祖，远在西周，朝鲜便是华夏的附庸国了；而微子见纣王无道，是避祸隐遁了，武王灭纣后让他官复原职。

那时王师注重兴灭国、继绝世的理念，殷商虽灭，武王还是封纣王之子武庚于朝歌延续商祀，但为了防备他怀恨作反，又在朝歌周边设置了卫、鄘、邶三国，分别让管叔、蔡叔与霍叔三位王弟任国君，让他们监视武庚。

在灭商四年后，周武王死了，监视的心腹竟成了大患。因新上位的周成王还是个小孩，无法从政，周公于是摄政。对此管叔蔡叔心中不平，于是到处散布流言说周公图谋篡位，到后来管叔、蔡叔与霍叔这三位监视殷商遗民的诸侯一起串联武庚作乱，史上称作三监之乱。

周公于是东征，诛杀武庚、管叔，流放蔡叔，废霍叔为庶人。武庚死后，鉴于微子的贤良，便让他取代武庚继承了商朝的奉祀，建国于宋。所以周朝的宋国其实是殷朝的延续，始祖是微子。这就是上文史迁评价宋襄公是“追道契、汤、高宗殷所以兴，作《商颂》”的原因了。在殷朝，契、汤、高宗三位先王中，契是始祖，汤是开国之主，高宗武丁是中兴之主，三者功德最大，是宋襄公效法的榜样。

宋国作为一个殷商继绝祀的小国，其诞生乃是当时的王道政治理念的产物，灭人国而不灭人祀，这一点不像后来的朝代更替，为了杜绝死灰复燃而务必斩草除根的凶狠做法。但这也并不等于因为继绝祀便信任放心不管，反而从一开始便给武庚周边设立了三个监视国。后来微子的宋国替代了武庚，对于周朝天子来说，别的诸侯可以坐大，但宋国是不可能的，因为自己的天下原本就是从人家祖先那里夺过来的，不提防才怪。宋国又是四战之国，被大国包围着，平时只能看别人眼色过日子，处境自然是不容乐观的。

但宋襄公上位后，却做起了霸主梦。他将当时的霸主齐桓公视作自己的人生偶像，将他巴结得非常好，自己的父亲宋桓公还没下葬，那边齐桓公在葵丘聚合诸侯约盟。依礼节，宋襄公重孝在身，是不应该撇下父亲的丧事去参与会盟的，但他还是去了。齐桓公见他如此忠诚，自然满心喜欢，也觉得自己老了，便委托他将来照顾自己的太子昭。宋襄公也不负厚托，齐桓公死后，竖刁等奸臣作乱，齐国五公子相残争位。齐桓公这五位儿子跟宋襄公、目夷两兄弟实在是截然相反的两类人。因为有当年齐桓公与宋襄公的约定，太子昭便逃亡到宋国寻求宋襄公的帮助。

宋国毕竟是个小国，掀不起什么大风浪，于是宋襄公便号召天下诸侯一起护送公子昭回国继位，但他人微言轻，那些大国根本就不买他的账，根本没当回事。其中只有卫国、曹国、邾国这三个弹丸小国派了些人马来。实力虽然不吓人，但四国合力造的势还是起了作用，齐国也渴望太子昭能接位，这事居然做成了。

宋襄公这笔买卖成功，为他赚了第一桶金，便想步齐桓公后尘，做起霸主梦来。齐桓公死后，霸主的位置出现了空缺，宋襄公便打起这个算盘来。这时大哥目夷认为宋国只是很小的一个诸侯国，小国争夺盟主，这是惹祸的事。目夷是个明白人，俗话说弱国无外交，国际往来想争取个平等权利都不容易，更别说要凌驾于强国头上做霸主了。

宋襄公却不自量力，连兄长的话他听不进去了，在周襄王十二年春，他首次在鹿地号召诸侯会盟，并以盟主自居，这引起了齐楚两国的极大不满。当年秋天，宋襄公再次号召诸侯会盟于盂。目夷觉察到事情的严重性，说楚国无信用，应该带上兵马前去，宋襄公不听，说诸侯会盟不带兵马是他与楚国事先约好的，要守信用。会上宋楚互争盟主之位，楚成王一怒之下让事先埋伏好的楚军活捉了宋襄公，当作人犯押回楚国去。可怜堂堂一国之君，盟主没做成，却反成了阶下囚。

到了冬天，诸侯再次会盟，在和事佬鲁僖公调停下，宋襄公总算被释放回国。回国后的宋襄公憋了一肚气，强楚他不敢主动硬拼，听说郑国支持楚成王当霸主，便挑软的柿子捏，不听目夷的劝告，直接发兵攻打郑国。郑国因为拥护楚国而惹的祸，自然向楚国求救。于是楚成王便发兵直接攻宋，宋襄公一听，连忙从郑国撤军，回师救国，楚宋在泓水这个地方展开了一场战争。

当时两国军队分别在泓水两岸，楚军士气旺盛，直接渡河跟宋军拼杀。这时目夷发现了战机，对宋襄公道：“宋弱楚强，可趁他们渡河之际发起攻击，消灭他们。”宋襄公却不以为然，认为宋军号称仁义之师，怎么能够乘人之危呢？最佳的战机就这样错失了。楚军过了河，便开始列阵准备迎战，目夷见对方阵脚尚乱，便又建议道：“应该立即出击，攻打过去！”但宋襄公又拒绝道：“等他们列好阵再战。”于是第二个战机又错失了。当楚军列阵完毕，宋襄公这时才发起进攻。但力量悬殊，宋军根本不堪一击，被楚军一阵猛烈冲杀，溃不成军，而宋襄公的大腿也中了箭，落荒而逃。

这次大败，国人皆埋怨宋襄公，但他始终认为他没错，反驳道：“作为仁人君子，我不会乘人之危，也不会攻打没有布好战阵的敌人。”这时别人就反驳道：“战争以胜利为目的，哪讲什么君子之道？如果都按你所说去做，还不如直接投降做人家的奴隶算了，又何必多此一举去打仗呢？”

这位至死不悟的宋襄公，挨到第二年夏天，箭伤发作，无法医治，最终要了他的命。他这期间却总算是做了一件明白之事，当时晋文公重耳流亡经过宋国，宋襄公这回却慧眼识人，认定他必非池中之物，于是带伤隆重接见了重耳，并赠送了他二十匹马，为后来的宋国找到了靠山。

总结宋襄公一生，人品无可挑剔，治国上，他有件事做得很正确，便是外交上与齐桓公、晋文公这两位霸主的关系搞得不错，其他并无多少可取之处。宋襄公在会盟与战争上因为坚持他信奉的“仁义”，所以处处吃瘪，甚至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这个无论在当时还是后世，都遭人非议，他的做法，固然是不可取的，但他那种精神，却是值得称道的，只可惜是用错了地方。

在春秋乱世，礼崩乐坏的时代，宋襄公能自始至终秉承这种仁义的精神，也可以说是难能可贵的，所以司马迁也给了他肯定的评价。而宋襄公这种所谓的仁义，颇类似西方那种高贵的骑士精神。《唐.吉诃德》这部小说，便是描写了骑士精神消亡了一个世纪后，一位热衷于骑士精神的唐.吉诃德，幻想自己是一名骑士，从而行侠仗义，游走天下，作出了种种与时代相悖、令人匪夷所思的行径，结果是处处碰壁。但他最终还是走出了自己编织的那个梦。而宋襄公也非常类似，他有自己一个“仁义梦”，也将自己的信念贯彻了一辈子，甚至为此将自己的命都搭进去了，而且至死不悟。

从这个层面上说，宋襄公这种贵族式的仁义精神是最彻底的，唐.吉诃德的故事出自虚构，而宋襄公的故事却是史实，都一样的深入人心了。

【作者简介】梁国德，岭南洪拳名家，广东省社科院国学研究中心理事长，广东省武术协会会长，广东省象棋协会名誉会长，作品散见于《人民日报》《中国日报》《诗刊》《羊城晚报》《广州日报》《中华诗词》《诗词百家》《环球日报》《茂名日报》《南方城市周刊》《诗词月刊》《当代诗词》《岭南诗歌》《诗词报》《高凉诗词》《新华在线》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