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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读赵树理（连载十九）

　郝怀明

19、“农民中的圣人，知识分子中的傻瓜”

现在，先来看看赵树理写给陈伯达的第二封信：

为《红旗》写文章，当然是光荣的任务。可惜自去年冬季以来，发现公社对农业生产的领导有些抓不着要处，而且这等事又都是自上而下形成一套体系的工作安排，也不能以公社或县来加以改变。

在这种情况下，我到了基层生产单位的管理区，对有些事情就进退失据。例如每天听到电话上要追肥、锄苗的亩数（一日或三日进度），管理区干部怕担落后之名就报一个像样而并不确实的数字。我要代表党向作汇报的党员提出实事求是的要求，很可能马上就使他受到批评。真是他的错，也就应该受批评，如按当天的具体情况，他要安排劳力做其他的事，不能在追肥、锄苗上安排更多的劳力，所以不能算他的错。要把这客观情况具体说明是否可以呢？那也要受批评，因为打电话的那个具体干部此时的任务是专统计这两项数字准备向县委生产办公室汇报的，所以他只能管这个，说其他理由是县委生产办公室不要的。正因为这样，我在管理区就失去了作用——我要是根据当地情况帮着管理区干部安排生产管理上的事，往往有许多不是公社布置的，也有许多是与公社布置有抵触的。我到公社去说，公社说上级要那些东西，公社无权变更。我就在这种情况下游来游去，起不到什么积极作用，有时候或者还得帮一帮管理区整理点对实际生产无补的材料。

在这种情况下，我不但写不成小说，也找不到点对国计民生有补的事，因此我才把写小说的主意打消，来把我在农业方面（现阶段的）一些体会写成了意见书式的文章寄给你。

在写这文章时候，因为要避免批评领导的口气，曾换过四五次写法，最后这一次虽然把这种口气去掉了，可是要说的话也有好多说不进去了。即使如此，这文章仍与现行的领导方法是抵触的，我估计不便发表，请你看看给我提出些指正——说不定是我思想上有了毛病。不过即使是那样，我也应该说出来。请你指正。

余请面教！

敬礼！

赵树理

1959年8月20日

再来看看赵树理送上的《公社应该如何领导农业生产之我见》一文，长达万余言，现在能看到的只是收入《赵树理全集》第5卷的部分文字。文章在“小序”中说：“一切事物内在的规律只能从事物的发展中来寻找，办公社自然也不能例外。我于农业合作化和公社化两个阶段的改革运动中都曾在农村住过一个时期，对其内部情况也都接触到一些，也探索过其中的一些小道理。现在就把我摸索到的小道理写在下边以供办公社的同志们参考。”文章主要阐述了以下四个问题：一、重新认识政治挂帅的重要性；二、劳动在现阶段农业生产中的决定作用；三、农业上集体所有制特点的利用；四、任务交换、分配不公、生活（消费）等问题。在谈到第二个问题时他说：“我们的农业生产，在机电化尚未占到一定比例以前，劳动力的多寡、出勤率与劳动生产率的高低，对每年农产品的总产量多寡这是主要的决定因素。能把每个人的劳动出勤率与劳动生产率在一定时间内都发挥到最高限度，就是大跃进。”在谈到第三个问题时，他重申在农业生产方面，应该由生产单位自行规定的事多一点，不要管得过死的观点。他说；“在制定实现这种指标的年度生产计划时候，连同指标数字均由各管理区自行规定，公社可以派人参加做顾问性的协助，也可以不派人参加而根据其计划草案做顾问性的建议。但最后决定权要留在管理区的全体社员大会上。”“集体所有制的多劳多得，就是个无限度的争取指标，其中没有人是想把可能争取的收获量降低的。”公社“不要以政权那个身份在人家做计划的时候提出种植作物种类、亩数、亩产、总产等类似规定性的建议，也不要以政权那个身份代替人家全体社员大会对人家的计划草案作最后的审查批准，要是那样做了，会使各管理区感到掣肘而放弃其主动性，减弱其积极性。”在谈到第四个问题时他说，向国家出售产品，实质上是个交换关系。不论生产还是生活，都要依据并利用那些规律，造成有利的条件。“本此，领导生产不是群众的司务长，而应该是群众生活方面的参谋长。”“所说‘抓生活’，就是以搞好生产作为物质基础，通过思想教育和时间安排，使群众有钱花、有粮吃、有工夫伺候自己，可以精神饱满，心情舒畅地参加生产。”（《赵树理全集》第5卷343-344、346、349、350页）

只要我们仔细读读一下赵树理的这篇带有学术意味和艺术色彩的理论文章，就不能不佩服他从农村、农业的实际出发进行理论思考的深度，他在深入调查研究基础上得到的这一系列远见卓识是多么可贵。毛泽东曾这样称赞赵树理：“他最深入基层，最了解农民，最能反映农民的愿望，”可谓知人之深。他对公社存在问题的透辟分析，提出的精准建议，不仅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而且更具有深刻的理论意义。

在我国作家中，对农民、农村、农业的了解，没有谁比赵树理更深。在“文化大革命”中批判会上，翻出了他当年在会上说过的一些话：“在初级社时期一切都顺手，公社化以后就不顺手了”；“互助组、初级社，我和党的路线、农村工作认识是一致的。从高级社以后，我就钻不进去了，农民不安心，生产秩序乱，写东西好题材没有，坏东西不能写”；“统购统销，高估产，统购过头，农产品价格低，影响农民生产积极性。农民心中有数，种自留地积极，知道种多少，收多少，吃多少；种集体地心中无数，种得多，收得多，统购多，吃得少，他怎么有心劲种好地呢？”；“吃粮靠集体，花钱靠个人，和农产品价格低有关系”……

赵树理的这番话，都是真话实话。完全出于真心实意，讲的全是真情实况。

赵二湖也说：“我父亲在初级社的时候，就有想法，他认为搞早了。他对互助组是积极赞成的，因为那时候，为支援解放战争，壮劳力大批的参军，以妇女为主力了，不组织起互助组，地里就没法耕种了。那时确实需要互助组。那么打完仗以后，农民都回来了，各种各的地，而且刚分了土地，这是农民用命换回来的胜利果实，现在又收回去，农民接受不了。合作化有它表面的合理性，比如我父亲写过一个泽州秧歌剧《开渠》，农民土地一块一块，没法过去，你怎么搞水利化？……完全可以迟几年，你比方现在搞水利化就成熟了。”（陈为人：《插错“搭子”的一张牌》第118、119页）

赵树理在合作化初期的这些真实的想法和看法，实际上也就是当时绝大多数农民的想法和看法。后来高级社以至公社化以后出现的一系列突出问题，在在证明了大家的这些想法和看法的正确性。赵树理敏锐地看到了高级社以至公社化以后在经营管理制度方面存在的严重问题，并提出合理解决的办法，这无疑是他的一个重大发现和创造，采取的一个重要举动。他当然知道自己这样做的风险，很有可能会给自己带来麻烦。他在写这篇文章的过程中，思虑再三，反复斟酌，“因为要避免批评领导的口气，曾换过四五次写法”，且行文十分注意掌握分寸。他分明感到，“即使如此，这文章仍与现行的领导方法是抵触的”。但是，他毫不退缩，他坚信自己的意见是正确的，是为了把公社搞好，对人民有好处，最后还是不避风险，以一片赤诚之心，把文章发了出去。

1959年7、8月间，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八中全会在庐山召开。彭德怀因为写了万言书反“左”，被打成“反党集团”，随即在全党全国掀起了“反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

8月下旬的一天，就在赵树理发出上面的《致陈伯达》、《公社应该如何领导农业生产之我见》的第三天，他接到了中国作协要他回京的通知。路过太原时，他听了八届八中全会精神的传达，发现自己的想法竟同彭德怀相一致。可是，彭德怀的意见并不错呀？！

赵树理回到北京，8月29日出席中国文联主席团（扩大）会议，座谈八届八中全会公报和决议，会上有人提出赵树理给陈伯达的那篇《公社应该如何领导农业生产之我见》和彭德怀“一唱一和”，是“攻击三面红旗”。

现在尚不清楚陈伯达看了赵树理的信和文章后是何态度，有何说道。只知道人民公社的“发明权”属于他。1959年7月23日，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说大办钢铁是他建议的，“发明权”属柯庆施；又说人民公社，他也没有发明之权，北戴河决议是他建议写的，“人民公社好”也是他讲的。但“发明权”是谁的呢？毛泽东没有披露。是后来陈伯达在接受《陈伯达传》的作者叶永烈采访时说，这个“‘歪点子’的发明权”是他的。他在《红旗》杂志1958年第3期（7月1日出版）发表《全新的社会，全新的人》一文，说这“实际上是农业和工业相结合的人民公社”，比毛泽东考察河南七里营，赞“人民公社好”早了一个多月。陈伯达是“人民公社”的“发明”人，想来赵树理不会知道。不管他知不知道，反正他给陈伯达送上的信稿不是歌颂“人民公社好”，而是专挑人民公社的毛病，大讲人民公社的坏话，同他陈伯达大唱反调，这岂不是在“太岁头上动土”吗？信稿当即被转到中国作协，《红旗》杂志的编辑还特意在“来稿处理单”上面写下这样的判词：“我觉得这篇文章中的一些观点很怪，有的甚至很荒谬。”这不仅仅只是某个编辑的个人行为，可以说是陈伯达和编辑部的共同认知和意见，将来稿转给中国作协，其意图明显就是责成他们对赵树理的错误进行批判。

赵树理是个老实人，对党忠诚，主动找作协党组书记邵荃麟说：他不敢看彭德怀给主席的信，怕引起共鸣，说他也有过“农业生产领导方法的错误是上面来的”和“浮夸作风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想法。他还主动交出了尚未发出的给陈伯达的第二封信。这样，所有这些材料，再加上他早先写给邵荃麟的信，等等，统统成了他被批判的依据。

10月11日，作协党组组织，开始了对赵树理长达一个多月的大会批判和小会帮助。

陈徒手在《一九五九年冬天的赵树理》一文中写道：赵树理走入“批判怪圈”，也有自己的独特方式。听了庐山会议传达后，别人不轻易表态，他却向党组书记邵荃麟说，他不敢看彭德怀给主席的信，怕引起共鸣。邵荃麟问他为什么？他说他也有过“农业生产领导方法的错误是上面来的”和“浮夸作风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想法。后来党组责成他去看，并和他开了一次谈心会，对他进行了初次的批评。这样，赵以他自己的不顾风险的率直，不由自主地踏上被批判之路，这是他事先万万没有想到的。

他弄不明白怎么事，在挨批之前，曾找山西省委领导陶鲁加、副总理谭震林谈过有关公社的问题，依然无所适从。整风会一开始，赵表现了令人惊诧的顽强性，他相信自己的眼睛，坚持原有的观点。11月24日，作协给中宣部的报告中记载了这一场面：

此次整风会上，许多同志对他作了严正而诚恳的批评。但到11月18日的会上，他仍然认为他的意见是“基本上正确的”，并且公然说：“关于粮食总产量问题，我们打外交仗时可以说粮食问题解决了，但外仗打完了，对内就应该摸清，我们的粮食究竟有多少？”又说：“六中全会决议，我认为中央对成绩估计乐观了一些。这不怨中央，是大家哄了中央。”又说，办公共食堂“只是为了表现一下共产主义风格，在食堂吃不如回各家吃的省”等荒谬的话。邵荃麟同志严厉批评了他这种无原则态度，责成他检讨。到会同志都很气愤。

邵荃麟是一个温和、书生气十足的领导人，在这次会上却少见的发怒。他自己在11月22日大会上上说：“我不太容易激动，那天我激动了，是要求老赵要有一个态度。”他说话的措词已相当严厉：“老赵今天不像个作家，会开了很多次，许多同志满腔热情帮助老赵，为了发言，看了书。许多发言都心平气和，讲道理。直到前天，老赵还说他‘基本上是正确的’，也就是说，大家基本上是错误的。我想，我们的发言能否说服他呢？但另一方面，作为一个党员，应该帮助他，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还是应该发言，不管他听进听不进去。”

翻开当时的会议记录，可以闻见浓烈的火药味，已难以见到邵荃麟所说的“心平气和”：

“赵树理采取与党对立的态度，有些发言是污蔑党的，说中央受了哄骗，这难道不是说中央无能，与右倾机会主义的话有什么区别……”

“我们要问树理同志，你究竟悲观什么？难道广大群众沿着社会主义前进，还不应该乐观，倒应该悲观吗？树理同志，我们要向你大喝一声，你是个党员，可是你的思想已经和那些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沿着一个方向前进。”

“你还执迷不悟，进行辩解，这难道不是一种抗拒党的挽救的态度吗？难道你把毒放在肚子里，就不怕把自己毒坏吗？我觉得赵树理同志也太低估了同志们的辨别能力，太不相信同志们有帮助他消毒的力量了……”

“……赵树理的态度很不好，到了使人不能容忍的地步了。他对党和党中央公然采取讥讽、嘲笑和污蔑的态度，实在太恶毒了。仿佛应批判的不是他，而是党和党中央……”

“真理只有一个，是党对了还是你对了？中央错了还是你错了？这是赵树理必须表示和回答的一个尖锐性的问题，必须服从真理……”

……

就这样，上纲上线，轮番冲击，狂轰滥炸，使会议的斗争气氛直线上升。11月18日，赵树理在会议开始时首先表达歉意：“大家为了帮助我，准备时间比我长，看了不少书，很对不起大家。”在经过几个小时的猛烈炮轰后，他最后嗫嚅地说了几句：“这篇文章（指给陈伯达的信）我写了两个月，像农民一样固执了两个月。住上房子，现在马上把它拆掉，不容易。”这是真心话、实在话，可是在批判者看来，就是固执己见，不肯检讨认错。邵荃麟再次责问：“老赵和同志们的认识相反，遥遥相对，究竟谁是谁非……这是一个原则问题，否则，不会开这样大会批评你。你狭隘的农民世界观会影响千百读者，所以不能不帮助你。”

赵树理迷惘地、似懂非懂地听着那些个发言。他有时也记几个字，常常什么都不记，有时只是不停地摇头。他对事实部分很坦然，所提建议似乎亦并无害处。他在会上，一边听着批判，一边嘴里叼着他的烟锅，有人注意到，他手上不断地划火柴，一盒火柴划完了烟还没有点着。看来，他心里很不平静。

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他知道自己已处于极其危险的境地，弄不好就不是人民内部矛盾而成为敌我矛盾了。他被迫不得不做违心的检查，对自己进行“政治宣判”。

11月23日，他写了《致邵荃麟并中国作协党组》，全文如下：

荃麟同志并转党组：

在党组整风会议会场上的发言中，对中央决议、粮产、食堂三事说了无原则的话，经你和好多同志们提出批评，使我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全党服从中央是每个党员起码的常识，把中央明了的事随便加以猜测，且引为辩解的理由，是党所不能允许的。别人是那样说了我也会起来反对，但为了维护自己的右倾立场（固执己见的农民立场）竟会说出那样的话来，实在不像多年党龄的党员。为了严肃党纪，我愿接受党的严厉处分。

　　　赵树理

一月二十三日

赵树理受命开始写检查，长达数千言。他当时情绪非常波动，曾对友人说：“我是农民中的圣人，知识分子中的傻瓜。”他连夜赶写检讨时又冒出一句：“我54岁了，怎么还写这种文章？”

话不多，很精要。头一句，是他的自评。后一句，是他在自嘲。这是他发自肺腑的人生感慨，是他真实感情的自然流露。

赵树理确实可以称得上是位“农民中的圣人”。

第一，他既不迷信权威，也不迷信本本，奉行“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深信只有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农业生产是否真正能够得到发展，农民是否能够获得真实的利益，是判断党的农村政策是否正确的唯一标准，符合这个标准的，就是正确的，就应坚持；否则，就是错误的，就得改正。要把“人”当人看，他们的权利和利益，他们的自由、尊严和幸福，神圣不可侵犯，这就是他的根本价值观。作为农民、农村、农业问题的思想者、探索者、实践者，他是作家中无人可及的农民的权益最积极、最忠诚、最勇敢的代言人。他相信用他那一整套管理办法，保证农副业收入年年增加，每个农户都能达到富裕中农水平。当然，他的愿望不仅不可能实现，得到的只能是无情的斗争和批判。

第二，赵树理不仅是干农活的行家里手，而且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农业生产组织形式方面的专家。中国农业究竟以一种什么样的形式组织起来最合理、最能发挥效率，而贫富差距又不致太大，对我国农民、农村、农业问题有着长期深入考察和研究的他，最有发言权。他不仅是三农问题的思想者、探索者和实践者，而且也是立足三农并由三农出发，对整个国家的经济前途和命运的思想者和探索者。他是农民中的一员，又远远地超越了农民，他的独立人格、自由思想，他的大智大勇，他的远见卓识，使他成为了农民中的现代“圣人”。

第三，他的小说大都是为了解决“问题”而写的，他考虑的是要在实际生活中起积极作用。他不是为了解决文学问题而去关注三农，而是为了解决三农问题而借助于文学，文学创作不过是他阐述自己的理想信念和政治抱负的一个工具。他的创作的政治作用，不只是在宣传党的意识形态，更重要的是在倡导自由、平等、人权、公平、正义、民主、法治等现代价值观念，表达自己对问题的独到见地。在他那里，从事三农的各项实际工作和写作是溶为一体的。他是个超越农民的农民，但从来又是农民中的一分子，他始终是同他们一起工作、劳动和生活，是一个“共事”者，而不是一个外来的客人或旁观者。作为三农变革的思想者、探索者、实践者，他把工作看得比写作更重要，他认为即使写不出作品，也不是什么赔本的事，能在实际工作中贡献自己的力量，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所产生的社会价值也并不比作品小。他曾多次表示愿意下去当农民，不当作家。

至于说到他是“知识分子中的傻瓜”，那事情就多了去了。他是个利他主义者，完全没有利己主义的打算。印书专找贱的出版社，只要农民买书便宜点，自己稿费少得点没关系。他的稿费大部交给了公家，自己留着没用。他生活俭朴，远离山珍海味，保持旧有生活习惯，消费水平很低。胡絜青曾多次代表老舍去过赵树理在北京的三处住所，她说：“对赵树理的房子的内部装饰可以一言以蔽之——四壁皆空。”单位曾为他代购过一个有18间房子的舒适的四合院。他回来一看觉得离单位太远，时间比空间宝贵，硬是用它换了离单位较近的5、6 间房，还花了修理费1600元。王中青看后说，这房值不上那房的一半，你至少吃了五六千元的亏。赵却说：“钱这东西，是‘人民币’，来自人民，还给人民，我是从来不计较其多少的，说甚吃亏不吃亏。”后来搬离北京，他又把自己买的房子无偿交给作协。他生前没有给子女留下什么钱财，以致妻子女儿生活窘迫。这一切，在世俗的眼光看来，不纯粹就是“傻瓜”一个吗？

特别是这次给陈伯达的那个“信”和“我见”，赵树理明知“与现行的领导方法是抵触的”，不仅不可能发表，而且还很有可能给自己带来危险，可他偏偏就要自动往火坑里跳。在世俗的眼光来看，这岂不更是只有“傻瓜”才干的事情吗？“武死战，文死谏”，随他去。江山易改，秉性难移，这头倔“驴”就是这样，没得办法。此刻，他正在被迫写那个不得不写的检查，他不认为自己有什么错，但还是得从根子上深挖犯错误的原因，一遍又一遍地否定自己。他陷入了极度的苦闷、烦恼和愤懑之中。古人云：“五十而知天命。”“天命”为何物？难道人们只能有个良好的愿望，不能企求有个良好的结果吗？“我54岁了，怎么还写这种文章？”难道我不应该写这种文章吗？难道应该写这种无聊的检查，明明没错硬要去认错吗？这样的生活何日是个头啊？

历史很是有趣，有时还颇富戏剧性。谁也没有料到，就在赵树理苦思冥想写检讨的时候，突然之间，“反右倾”运动戛然而止了。

原来，由于庐山会议后整彭德怀、黄克诚“反党集团”，军队里将要整倒一大批人，军心不稳；由于本来应该纠正“左”倾错误，却来了大反“右倾”错误，农村经济情况越来越糟，饥荒发生，出现了饿死人的情况，民怨载道。中央认识到：“反右倾”，不能再搞下去了，并决定：“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一律不戴帽子，一风吹。

1960年2月21日，作协党总支在整风总结中下纲下线，但仍留了一句，说赵树理“对人民公社存在的问题及其发展前途的看法上是有原则性错误的”。不过，没有给任何处分，也没有做结论。

1960年3月，赵树理交出了他的检查，在较前缓和的气氛下向着常态回归了几步。他说：“我向各级所反映的问题，及自己建议的解决办法，姑且无论其合适与否，其精神都是想把问题解决了而把公社办好的。”“我自信我还是个敢想的人，虽然学得的马列主义不多，遇事难免有想错的地方，但是想对了的地方也还不少，不要妄自菲薄，应该随着敲紧的锣活跃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