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眸往事亦柔肠
------ 好人一生平安
萧索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是我国遭受三年自然灾害后期，党中央调整了宏观政策，下放城市人口，压缩建设规模，统称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我就在这个时候下放到黑龙江省延寿县一个新建的国营畜牧场，放马、喂鹿、开荒、种苜蓿，觉得有趣，干得不亦乐乎。
在本溪时，因为常鼓道一些豆腐块文章，认识了一些文艺界新老作家，我下放时，他们谆谆告诫我，在现实生活中注意观察体验生活，积累素材，在火热斗争中是写好文艺作品的绝好机会。
1963年底，我们场长在东宁县搞社教，任分团长，春节回家过年，和我说，已经和雷书记（雷雨田，延寿县委书记）说好了，转年让我去当社教青工队员。过了年，场里决定办子弟学校，校领导县里分配，教员自行解决，结果我的青工队员没去成，到学校当一名代课老师。
这个场建初期，一度是集中“改造”那些“右派”的场所，当时有几百人，真是个没有警察的改造机关！正式农工都有监督管理责任。后来陆续“摘帽”调出，还有一些留在场里就业。这些人文化不用说，但是“一遭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不论干什么都是谨小慎微，分配到学校的几个人更是显得尤为敏感，处处小心。学校在分担课程时音乐美术课不是他们长相，没人接，我那时年轻气盛，没有社会经验，说话不计后果，竟然自动的接下这些副科，没想到后来为此吃了苦头。
1965年我在《黑龙江教育》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得到了县里的关注，有机会参加县里的一些文艺活动。这又勾起我爬格子旧习，业余时间整理了过去的资料，其中入朝作战的舅舅战友的英雄事迹引起我的兴趣。他在朝鲜战场上冻坏了双脚，（可能是长津湖战役参加者）截肢，转业回家在农场学会了开拖拉机。在辽宁时，我有机会曾经听过夏衍老先生关于写电影剧本的讲座，我把舅舅讲的战友故事又反复归纳后，还查找了一些资料，经过一年多修改，写成了电影剧本《力量》，得到了县里的关注和大力支持，几经修改，通过县委宣传部寄到长影，居然被选中，列入下一年（1967）拍摄计划！
没想到，开始了那个“十年”！剧本退回，认为写志愿军战士冻坏了双脚是“宣传战争恐怖论”，是毒草！
我的命运从此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原来学校的校长看到《十六条》怕挨整，就把方向对准我，那些曾经的“右派”更是找到了表现自己的机会，在有，我的剧本退回来，还有“战争恐怖论”嫌疑，我还给孩子们讲过公安部长罗瑞卿抓特务的故事，而当时北京“彭陆罗杨”又被“打倒”，于是学校老师写大字报，围攻我，我当然不服。他们借助场里有人支持，就发动群众开大会斗我，还把我赶出学校。
我力争无果，想到了通天，上北京告状！
这就出现了要一生感谢的第一个人， 北京——牡丹江64.65次列车车长。
这位车长至今我也不知道他的名字。
我进京上访先后去了三次，历经两年多，巧的是都是这位车长。现在想起来，他先后和我说话算起来也就是十几句！但我一直把他记在心里。
第一次，我是在尚志买了站台票，车过双城开始验票，我找到车长，说明了没买车票的原因和我为什么去北京。他听了，没说话把我领进车长室，看了我身上的唯一证据——选民证，告诉我，呆在这里不要出去。到饭点，乘务员居然给我送来盒饭，告诉我是车长买的。到北京，这位车长把我送到出站口，和我握了一下手，说，祝你顺利！
第二次，他见我有些惊讶，我告诉他，我为什么又上北京，他没让我补票，又是送我出站口。
第三次，我从尚志一上车就看见他，当时他的表情我无法理解，直接把我领进车长室，他说了一句：究竟是怎回事啊？我俩俨然成了朋友，我没钱，我落魄。我问他，你不怕我是个坏人吗？他格外严肃问我：你是吗？
这位车长当年也不过四十岁，至今四五十年过去了，他的年龄应该是接近耄耋。
好人好报，但愿他长寿幸福安康。
第二位我要感谢的是中央文革接待站的接待员王再时同志。他是位军人，上尉。第一次我们俩谈话，似乎不太相信我的上访理由，但我说，他听得很认真，于是给我开具一张中央文革信函，要求我们场认真落实，并要把结果反馈给他。他要我到黑龙江省文革站换信到延寿县，结果这次北京不但白跑一趟，还成了我对抗地方运动！又加了一条罪状，王再时让我反馈结果，根本办不到！
两个月后，我决定再上北京。
这次到北京，和上次已大一样！不但上访的人多，而且，各种想不到的的情况都有发生！
我到东北组，看到上访的人已排起长龙，我挤到门口，问接待员是谁，出来的人告诉我，是个胖胖的上尉军官，我知道是王再时，写这个纸条递进去，王再时出来告诉我，要两天以后才可以安排，我只好吃住在天安门广场。
第三天，我把上次进京上访回去的经过和王再时同志说了，他很气愤，说了句真是山高皇帝远！又给我开具信函，让我从省到县不换信只签字盖章。
这次我就按王再时同志说的办了，黑龙江省文革站也很重视，我到县武装部，省里电话也打到了县武装部。
延寿县武装部长丁云华看了我的上访回复信件。两天后，就组织了以武装部科长王佩忠、工代会王宽、贫代会王毓、县革委刘国汉四人组成的调查组，进驻太平川，先后两次调查，摸清了情况，终于召开全场大会，给我平反，我又回到了学校。
1968年，陈伯达煽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全国大乱。在太平川，1966年9月17号开大会斗争我的夜里，场部街道上出现了为刘少奇主席鸣不平的大字块；1968年4月5号在县城又出现了同样内容的大字块，经核对，66.9.17和68.4.5大字块为一人所为，但66.9.17发生在太平川，还是“斗争”我的夜里，所以，县军官组组织了以县武装部副政委张佩福为首的破案组开进太川。在核对笔迹时，有一个辽宁人平时较熟悉，他的字有些相像，军官组一吓乎，他居然承认是我让他写的，于是军官组就抓住我不放，这正中整我的几个人下怀，用各种办法逼我承认。我依理拒争，无果。我又被赶出学校。
五月的一天夜里，我给军官组留下一封信，又想去北京，结果在柳河汽车站，军官组把我抓回来，直接关进了县拘留所。
在这里我要感谢第三个人，他就是县拘留所所长耿德贵同志。
我进去第一天，和轰动全县延寿大桥案xxx关在一个“号”，这个人原是公安局股长，1963年太平川春节失盗，是我发现的，他是破案组组长，我当时写了一份《对失盗案的分析》，对他破案帮了大忙，所以我俩很熟。那天，他说了句：外边局势严重了，太平川的大学生都进来了！（这个人后来平反了，但却失去生命！）
第二天，耿所长叫我出去，换了一个单人“号”，给我笔纸，让我写，我当时情绪激动，并不理解他的好意，拒绝了。后来他告诉我，这个单人“号”，是在挖“三特一叛”中，把伪满洲国延寿最后一任副县长赵畏挖出来了（日本投降以后，赵畏改名赵天佑，在齐齐哈尔开诊所）后来没查出“罪恶”，放了回去。耿所长就让我去住，每天给我报纸看。
又过了几天，（我忘记了），耿所长让我出去“帮厨”。
——直到现在，我仍然佩服这位老公安干警他的勇气和作为。
既然入了国家专政机关，就要走法律程序，记得有一天，县法院李敬信（小个，朝鲜族人）拿个“拘留证”让我签字，我拒绝了，他边走边说，不签字，一样关你！
不久，对我进行了“提审”。我记得很清楚，一下来了20几个人，坐了满满一屋子，各个威襟谨坐，气氛严肃。问我的人不认识，我回答了笔录前几项，让我说话，我说了三点：一，我不反党，不反对毛主席；二，我的问题中央文革已平反；三，如果他们（整我的人）说的，可定罪，我等着。
结果当然是草草收场，后来有人告诉我，那是什么“提审”，都是想看看你！
到了9月份，来了一个人，和我说，你不是拘留，是“政治审查”，你可以回太平川。我回答，我的问题不搞清楚，我不回去！
——到现在，我也没听说谁在拘留群里“政治审查”144天！
那天晚上，耿所长和我说，现在的局势，你能弄明白吗？回去吧。不知是耿所长沟通，还是军官组安排，十月一日那天，场里一个老农工赶个老牛车把我接回太平川。
这天晚上，我住在场部的一个仓库里，那年国庆节中秋节是一天。晚上夜深人静，我刚要睡觉，塑料布糊的窗外，似乎有人走动，还敲了几下，我出去一看，窗台上一碗热腾腾的饺子！我含着泪吃了——只是到今天我也不知是那位孩子家长送的！
第二天，场里决定让我去星火大队劳动。于是我开始我本来的农工生活。
多年以后，我调进县里，耿所长已退休，老两口开个蔬菜店，关于我在拘留所那些事，有人问他，他淡淡一笑，说我忘记了！但我每每路过他的蔬菜店，他总是向我微微一笑。
我从本溪下放到牧场，根本没有打算求什么名禄，只想按照那些老作家（如舒群先生）教导深入生活，积累素材，写点什么。我城市里生，城市里长，吃过大米白面，真没看过水稻小麦种产收！所以到星火大队我主动申请到水田组。
那些农工对我很好，手把手教我农活。但我是个堂堂正正的人，不能稀里糊涂的活着，我要的是结论，我不是非要去学校！为此我几次找场领导申述，结果是搪托，（后来我理解了他们！）
怎么办？我想了很长时间。写上访信，根本不可能，检查这一关就过不去。
那时，中央有两报一刊，我灵机一动，办法有了！
上访信用给红旗杂志社投稿方式寄中央文革领导小组。
我的信写的很长，标题是《与刘、张、胡等领导谈对文革中几个问题的认识》（这几个人都是当时各级领导），一共有十个是我经历的我见，信写完了，俨严像一本书。先用信封封好，写上“中央文革领导小组收”，外边再套上大信封，写《红旗杂志社》编辑部收。这样寄出去，顺利安全。因为收稿单位，要登记归档，只要不退回来，就是成功！果然没有退稿，但很长时间没信息！我有些着急，于是在秋收之前，我买了车票，又去了北京。
我见了王再时同志，告诉他为什么又来了，他只是笑，和我的谈话，没有像接待来访那样，谈了对文革运动的理解和看法。我忽然觉得在这场运动中每个人心里都有自己的认识！谈话中间，他出去打了个电话，不一会近来一位高个子军官，上校军衔，王再时告诉我：窦继平上校，中央文革接待站东北组组长。
他仔细的打量我，和王再时说，来了，先住下吧。
那天，这位上校军人开着吉普车把我送到住处——北京南大红门外。那时是一片新楼，好像没有完工，水、电看出是新接入的。这些楼全是上访的人吃住处。我二年三进北京，这次看到的是那么些人上访，男的女的，老的少的，携家带眷的，这片楼几乎住满了。
我不知道窦上校王上尉为什么安排我住下？我只好等待。头两天我去天安门广场，竟见到惊呆的一幕：一辆大卡车从我身边来回开着，车上显然是红卫兵喊着：打倒王光英！而挂着大牌子王光英看去是的小老头，在车后几个小伙子牵着，不一会儿，有人像抓小鸡一样，把王光英“拎”到卡车上，开走了。
我回到住处，心里很不平静，偏偏又有人找我，我以为是王再时同志。看到来人，自称是齐齐哈尔的，一只眼睛，拉着我就去了另一个楼层，我看到门口挂着“东北受迫害联络站”牌子。他和我说要出版小报，让我编稿子，开始我不同意，后来他说，这个联络站和北京大专院校有联系，可以搞到批判会的入场券，我同意帮他。
这家伙没瞎说，有一天真有车接我俩和几个人去了好像是是北航的大礼堂，看到的竟是批斗北京市委书记彭真！那些像失去理智的年轻人狂喊着“打倒彭真”的口号，肆意侮辱、推搡年龄和他们爷爷一样彭真同志！真不知道这些上了大学的年轻人是否记得今天的幸福生活是彭真一代老革命家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我一下想到了我给学生讲过东北解放初期彭真就是东北局的一把手！我看到台上的彭真已被折磨的变了形，但他还是坚强的站着不倒！
另一次也是卡车把我们几个拉到大会场，好像也是一个大学，会场上被折磨的人竟然是罗瑞卿！这㝠㝠中的巧合，又让我想起太平川整我的几个人有一条“罪状”就是我给学生讲过公安部长罗瑞卿抓特务保卫毛主席的故事！这时罗瑞卿双腿已被打断，他架着双拐，怒视着呼喊狂叫的年轻人，仍然坚强的站在台上，两眼依然有神！
以后这样会我找个理由再也不去了，但王再时窦继平两位那里还没有消息！
有一天晚上已经很晚了，上校开着吉普车拉着我，在北京大街上穿行在北京的大街上，在一个大门口停下，让我跟着他走。我的印象是一个地下长廊，右拐右拐进了一个大厅，屋里已经坐着十几个人。上校让我坐下，他出去了。不一会大厅里的灯变得柔和起来，有一个紫红色门帘掀开，进来几位领导，我一看，原来是在报纸上经常看到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的几位领导，他们用目光扫了一下我们十几个人，然后坐下来，报上常见到的领导说：你们的上访信，都已经看过了，所提的问题，会按党的政策做出处理的。
灯亮了，几位领导又从那门离开。
上校进来，向我招手，我们又回到大红门外住处。
第二天，我去接待站，两位军官都在，上校说：回去吧。
上尉说：你这次北京没白来。他向上校努努嘴：都是窦政委一路安排的。
——原来，上校是政委，只是不知道是那个部队那个军区的政委！
在那个十年文革的岁月里，有幸结识了两位富有正义感的军官，是我一生难以忘怀福分，多少年来，一直没有再看到二位军人的消息。
回程车票，几天食宿我一分钱没花。两位军官和我说的最多的是，相信党，相信党的政策！只是我明白这个“政策”在那个十年里的含义！
至于那个大厅，我回忆起来，是人民大会堂，是那个省厅？文革领导小组几位领导的话有无记录存档？我一直没有看到报上报道的通稿！
回到场里，我就以劳动为乐趣，真正的吃到了自己参加播种收获的大米白面，摘掉了五谷不分的帽子！
但，心里放不下的是那封上访信的结果。
9.13事件后，人们都舒了口气，生活舒坦多了，似乎人鬼不分的日子已经过去，各项工作都走向正规。这时我由星火大队转到新建的畜牧队，在这个集体里，我成了民兵连的“文书”，这个民兵连是县、市、省的先进连队，材料都出自我手。
也就在这个时候，我和那个武装部副政委张佩福成了好朋友。 说来有趣，我去县里修改民兵连上报材料，在大街上和他走个对面，我听传说，这个老当兵的好骂人，我真的领教了，他看见我，老远的第一句是：康俊峰，你他妈的上中央文革小组去告我，我在县常委会检讨……
我也回他一句：你他妈的，不整我，我能告你吗？
结果那天，他居然搂过我说：今天我老伴休息，走，上我家喝酒。我说不行，我来改民兵连上报材料。他说，材料我看啦，你快去改吧，等着上报。
这顿酒没喝成。
后来我听说，这位副政委去太平川所谓“破案”，承受着很大压力，那个时代，所做的工作任务完不成，是……大问题。当年延寿县出现“66.9.17”和“68.4.5”两个案件，破不了，那就上升为原则性问题了！偏偏在太平川居然有人和这位副政委对着干，可见他的压力有多大！
不过他的一句话，解开了我的日夜盼望的结果：上访信批转到县里，这位副政委做了检讨！
他家的酒后来真的没少喝，谈起往事，他只是说：别提了，……后来他调到五常一个军工厂，再没有了联系。几年后我任县档案局副局长，想到了那封上访信批件，老馆长辛若石先生告诉我：那封上访信批转县里已存档，批示写在信封上，毛笔字，没属名，有公章——属于文革材料全销毁了。
1971年，场里办中学，领导决定我回学校，我提出“落实政策我回去”，场里无法答复，我没去，第二年又和我谈，我提出xxx是整我的几个人的后台，没多久，那个人所有职务全免了。同时，场书记在县里开会，传回来县委副书记刘忠林的口信，让我回学校。
这是我第三次返回学校，教高中语文。
刘中林副书记，曾是原黑龙江省政协主席于天放秘书，因为在抗联史料方面多有交往，他对我很好，支持我写电影剧本。 1975年，邹安正任县文化科长，抽了几个人准备办个刊物，我是抽调人员之一。后来因故没办成，人员要留下几个，其中有我，，我因有病，又回太平川。不久，中林书记调去呼兰任农科所长，他还想让我去呼兰。后来他任地区司法局局长，我们又得了联系。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县里重修县志，原计划人员县直机关抽调，后在安排分卷业务时，军事部分没人接手。时，县委宣传部秘书张承元调任县志办领导，他力主把我调进县里，开始了我几十年的史志研究，直到退休。
我本是一株小草，一介蕤葭蔬芜，谁的一脚都可以把我踩进泥土里，然而，却在风雨中不少人在我身上高高抬起脚，给我生存空间，让我融入春天的季节，随着万紫千红百花生长！
我感谢本文里提到的这些人，终生感恩是他们在那黑白颠倒的十年里给我“存活”的力量。
我没有倒下！更没有自绝于社会！
感谢党和政府培养教育下那些正直、正义敢担风险的人！
祝他们健康！长寿！
作者简介：康俊峰，笔名萧索
原籍辽宁省兴城市人。《世界文学》优秀签约作家，史志工作者，哈尔滨作家协会会员，新闻出版副编审。曾参编志书、党史专集多部，并主编地方党史专著及有关党史专题研究多篇均由国家审定结辑出版。
文艺创作为业余爱好。
早年是开发北大荒生涯成员，在牧场开荒，放牧，得以锻炼成长。后在县党委政府部门工作多年。
“白鹭杯”首届文学作品大赛暨纸刊征稿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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