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1965年2月由天津市的一家工厂入伍,1965年10月9日我随所在的铁道兵58团出国参加援越抗美战争。1969年3月我在越南的谅山复员归津,在到主管局报到并接洽组织关系后,我又被分配至那阔别四年的老厂。 回厂上班后,我发现原先熟悉的领导、师傅、师兄弟姐妹们在动乱的大风大浪中已淬炼的今非昔比,物是人非。有些原本熟悉的人,已改头换面,变的不认识了。同事之间的亲情、友情已荡然无存,人们之间正忙着划清界线,拉开距离。生存的基本法则告诉我要重新认识这个世界。我当年听到、看到了一些故事、事件,至今想来,心中仍不是滋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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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年,我们厂半工半读学校的学生们群起造反,他们自封为革命左派,以自己的好恶为政策,变着法儿的整人、捉弄人。一次,他们在值夜班时,突发奇想,叫醒了被关押的大五金库一位小业主出身,胆子很小的下料工张麟趾师傅。他们发给老人一面铜锣,让他独自一人敲着铜锣,到刚发生过坠亡事故的电梯试验塔前的大字报墙下,呼喊坠亡工友的名字。这位老人不从,就遭到了他们的拳打脚踢。当两腿发软,战战兢兢地老人敲响铜锣来到大字报墙下,呼喊坠亡工友的名字时,早已埋伏在大字报墙后的一名头戴大头舞头套的学生,怪声怪调儿地应了一声,随后猛地在墙头上探出那颗硕大的头,吓的张麟趾师傅“啊呀!”一声瘫到在地。事后,好多正直的根红苗正的老工人挺身而出严肃批评了造反学生的整人害人的恶劣行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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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这帮学生,一天早晨他们要出厂到红霞里早点部吃早点。几个人走着去嫌累,于是他们找来一辆平板车,从牛棚中喚出正在关押的二车间李桐师傅,他们让李师傅拉车,他们几人坐上车去吃早点。李师傅当年嘴没把门儿的,说话尖酸刻薄,比如他拿“穿制服”说事儿,说:“你们知道上面为什么要我们穿制服吗?就是要制服我们。我就不穿,不制我都服啦!”,他因这类话太多,惹祸上身,被抓现行,关进牛棚。到早点部后,小将们下车进屋用餐。李桐师傅挺直腰杆向为首的小将报告到:“报告!我也想吃早点。”小将回曰:“你他妈的一个现行反革命吃什么早点!一边老实站着去!”。李师傅无奈,只好低头站在一边。小将们狼吞虎嚥地吃完早点,跳上车让李师傅再拉他们回厂。路上几个人又憋坏招儿,进厂后他们逮了只“屎克郎儿”,送到李师傅嘴边让他进餐,李师傅不从,他们几人唿哨一声窜了上来,搬倒李师傅将“屎克郎儿”硬塞进他的嘴中。事后,李桐师傅找驻厂军代表反映情况,他惊魂未定地说:“小将们嘛都好,就是让吃屎克郎儿受不了!”说着说着两行热泪从他那削廋的脸颊上流了下来。 那年,那牛棚也不知关了多少人?被关押的师傅们都要小心翼翼地遵守牛棚纪律。一次被关押在一起的张子方夫妇悄悄地说了几句体己话,被一位訾姓师傅听到后举报,结果訾师傅当即被放出牛棚,而张子方夫妇则被勒令连夜写出检查。那些年,这家仅有500余名员工的工厂,就有三人因被批斗自杀 ( 其中一人虽被抢救过来,但声带被自己持刀砍毁、致哑 ),还有一名女工因犯流氓罪,被判重刑入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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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年,没有世外桃园。我同年入厂的师兄弟师姐妹们,在我参军入伍后,他们大多被分配至外地军工企业。我有几名要好的师兄弟被分配到太原大众机械厂,这是一间国内有名的有7000多名员工的军工大厂。进厂后,有几个哥们儿想逃避运动,闲着没事儿就相约在员工宿舍里打扑克。一天,几个人牌兴正浓,突然一个炸药包丢进屋内,炸药包上的导火索滋滋拉拉地吐着火舌,冒着火星,一屋人“妈呀!”一声四散卧倒,心咚咚地跳着,流着冷汗等待着那轰燃炸响的一刻。眼见导火索烧进了炸药包,但炸药包没响。一屋人又等了会儿,还是没动静。有位胆儿大的哥们儿爬向炸药包,用手一摸,怎么这么软乎儿呢?!原来不知是同楼的那位哥们儿搞恶作剧,捆了床小棉被,塞上导火索,点燃后扔进屋来,把一屋的弟兄们吓的屁滚尿流。大家爬起来后,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半天儿才醒过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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