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收苦忆
贡发芹
时下江淮地区麦收季节已接近尾声。谈起今年的麦收，大家都直摇头。今年入春以来，风调雨顺，小麦长势喜人，午季普遍丰收，但是农民收益确是严重下降了，广大农民因此纠结不下。
具体到明光市区划内的麦收，是自5月下旬后半段开始的，南部山区麦子成熟早，北部平原麦子成熟迟，麦收时间最早与最迟相差将近20天。关键是今年麦收过程，天公始终不作美。虽然6月13日才到入梅时间，但梅雨已早早光临江淮大地。5月底至现在，晴晴雨雨，断断续续。5月26日至6月15日21天里，阴雨天9天，阴转多云、多云转阴8天，多云转晴、晴朗天气只有4天。这样的天气非常不利于麦收，收割机无法下田作业，收上来的麦子没有烘干条件，得不到及时晾晒，大多数发生霉变，接近80%麦子质量不达标。省里虽下达收购标准，每市斤1.18元，但实际上，每市斤0.60元都卖不掉。面对数量丰收、效益骤降的麦子，农民大多苦眉皱脸。
6月9日端午节，多云转晴，中午温度达到32°C。上午，光辉姨弟开车送我和妻到杨套小学父母处过节，午饭后，我们休息，光辉下田观看麦收景象。下午3点半，光辉喊我们回城。坐在车上，妻看到窗外农民在收割麦子，说：“这些人也不怕热，这么早就下田了。”我说：“你已经不了解农村了，他们不是现在才下田，而是中午就没休息，一直在田间劳作。”光辉证实了这一点。
出身农民，农民世世代代的辛苦，我是深有体会的。虽然农民现在生产大部分机械化了，但农民的辛苦并没有彻底改变。于是，我回忆起了我的一次麦收的辛苦过程。
那是35年前的1981年午季，农村分田单干的第二年麦收。我在明光东南的卞庄山头上读嘉山师范。麦收季节到了，我向班主任华志丰老师请假回家帮助父母收割麦子。华老师当即拒绝，他说你的任务是学习，收割麦子不是你的事。我没有办法，但我必须回家收割麦子。前一年麦收时，我在苏巷中学备战中考，7月15号中考结束，我回苏巷玩两天，7月18日回到家中，稻秧已插完。一天母亲告诉我第一年分田单干，我们家麦收是怎样完成的。父亲腰扭了，不能负重。母亲身体不好，坚持收割，二弟三弟挑不动麦把子，就一抬一抬往场上抬。他们两个读五年级，正在复习考初中，那时乡下没有实行9年制义务教育，升初中需要参加招考，全乡只收两个初中班，110人。但抢收午季慢收秋，麦把子不及时弄上场，会影响到我们全家人的生活。父亲只有叫二弟三弟放弃复习，抬麦把子。每天从早到晚，干上十几个小时，累得他们倒头就睡。参加初中升学考试时，他们两人都在考场睡着了，监考老师把他们喊醒，几分钟又睡着了，可见他们已劳累到什么程度。老师都以为他们考不上初中，结果他们考试成绩在全邵岗乡近600名考生中前20名之列，总算没有因为麦收留下遗憾。
因为全家人为我考取嘉山师范，做出了巨大付出，我端上了铁饭碗，我必须回家帮助他们收麦。班主任不批假，我也得回家，我选择了星期五下午不辞而别。我们家和大伯家都在忧愁时刻，我的到来让他们看到了救星。两家11口人30多亩约10万斤小麦把子，全由我一人挑运上场，历时8天多时间，每天挑运12000斤左右，最短来回距离300米，最远来回距离1500米，远近不一，平均每趟来回距离600—700米，一天100趟来回，60000—70000米，也就是在田埂上和羊肠小道上艰难跋涉60—70公里，其中30多公里需要负重100多斤。开始每趟挑运150斤左右，我恨不能一趟运完，到最后一趟挑运80斤都非常艰难。天气炎热，田野就是一个大蒸笼，到处烫人，热风吹到脸上像火烤一样。从早到晚，我需要不停地补充水分，一天出汗达几公斤，衣服汗透了，很快又干了，干了又汗透了，汗透了又干了，反反复复，上面结满了厚厚的盐霜。脸和膀子晒蜕皮了，肩膀压肿了，原来清瘦的我更瘦了。想一想吧，这种超强度体力劳动，18岁的我，那8天多时间是怎么度过来的。父亲、母亲则是更加辛苦，每天凌晨3时就起床割麦子。5时半，母亲准时回来喊我起床，并给我打四个荷包蛋；中午我休息个把小时，母亲下午2时准时回来喊我，晚上基本上是9点半结束。回到家我浑身早已散了架，脖子像是已经硬掉，腰已弯不下来，腿早已肿胀麻木，没有知觉，脚早已不听使唤。倒在床上10秒就会睡着，直到母亲次日早上把我喊醒，一夜中间基本上就没起来过。母亲比我劳累得多，但她还坚持烧水给我展澡、烫脚，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啊！第9天星期天，快到中午时，我终于把大伯家的最后一挑麦把子挑运上场了，满心欢喜，却被大伯迎头斥责了一顿：“怎么搞的？慢慢腾腾的，怎么大半天才挑过来？！”
我一下子诧异了！我自记事起，对大伯从未有过欠缺，大伯今天怎么会这样啊？他家10多亩地小麦没有收割挑运。大伯双手痉挛症残疾20多年，不能收割，不能挑运。大妈身体病弱，不能挑运，只能参与部分收割，其余是母亲、大妹帮助收割的；大伯女儿秀妹不足10岁，大伯次子祥弟才4、5岁，三子迅弟还在襁褓之中，需要看护，不能收割挑运。是我帮助把大伯家10多亩地麦把子挑运上场的。最后一挑麦秸太青，也就很重，我开始想做两趟的，但后来一咬牙就做一趟了，明显超过160斤，我实在没有力气了，就在路上歇了几下，结果耽误了大伯抖场磙压脱粒。我当时很委屈，就说：“你不知道挑麦把子多累人吗？”大伯火气更大：“你累你活该！谁叫你叫S念书的？！”
我一下子明白了。S就是G弟乳名，是大伯长子，比我小一岁，正在苏巷中学备战中考，没有回家收麦子，大伯因此迁怒于我，对我帮助他家把10多亩地麦把子挑运上场不但未给予丝毫肯定，还对我满肚子怨气，实在令我伤感。
但我没有时间计较此事，也未告诉父母。我以最快速度吃完中饭，步行12里至邵岗，赶上一天只有两班往来女山湖经过邵岗的汽车中的最后一班，傍晚时分达到县城明光，再赶火车，晚上7时许赶到学校，上了20多分钟晚自习，因太疲惫，实在坚持不下去，就回寝室休息。次日周一，早自习没有起来，上午想去上课，但太困太疲惫起不来，没有去。上午课间时间，班长来通知我，班主任华老师叫我停课检讨，不用去上课了。班长还叫我小心，说华老师火气很大，要开除我。这对我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我感到前所未有的压力，心情糟糕透了。但我太累了，事已至此，只能听天由命了，我索性多时歇过来多时再去上课。我一连睡了3天多，饭全是同学帮我打的，我吃过就睡。华老师更加生气，找我谈话。他不容我辩解，只要我听他训话。他说我无组织无纪律，擅自离校，旷课一周多时间，胆敢犯如此自由主义错误，性质极其严重，在班级和学校都造成了极端恶劣影响，身为班里生活委员，置班里50多人生活于不顾，严重失职（其实，我走时班里生活是安排好的，已请人代劳）。他要我写出检查，先在班里做深刻检讨，然后视情节报学校给予严厉处分，要全校学生引以为戒。等他火发完以后，我说：“华老师，你批评得都对，我接受。至于处分问题，我想把我回家这些天的经过和感受写出来给您看一下，您看过以后，您给我什么处分我都接受。”华老师勉强同意。
我知道华老师是上海人，但他曾告诉我们他16岁就下放内蒙，因病返回上海，后来又下放安徽，直到恢复高考制度后考取学校，他在农村艰辛备尝，应当了解农村情况。于是我把我为什么回家，回家做了什么，这些天我是怎么艰难度过的，一五一十地写了出来，然后交给他。他第二天跟我说，检讨、处分都免了，但下不为例。我当时不知说什么好，我从内心里感激华老师对农村对我的理解和同情，想到危机这么快就得以化解，我舒心的笑了。
1982年麦收时，我只能把我们家的三分之二麦把子挑上场，已经累得承受不住了，另外三分之一是父亲等人做的。大伯家的麦把子已由G弟负责了。1983年，我们两家购置了板车，一板车可以堆上1500—2000斤麦把子，用牛拉上场就可以了，几年后，购置了一辆八匹手扶拖拉机，从此，我们两家告别了挑运历史。
我后来的体力劳动能力愈来愈差，几年后，不要说30多亩，就是将3亩地麦把子挑运上场也做不到了。现在农村已大部分机械化，但农民的体力劳动依然非常辛苦。
但我一直认为大伯不该责备我。历史证明我支持鼓励G弟读书是正确的，大伯的选择是错误的。我在苏巷中学考取师范后，G弟也转到苏巷中学读初三，那时资料紧张，没有钱买，有钱也买不到。我把我所有的资料都给了他，我又向班里同学借取了许多中考复习资料邮寄给G弟，我每两周都要写一份信给他，教给他学习方法，鼓励他战胜困难，刻苦学习，不惜一切代价，考取中专，跳出农门。另外，我还想方设法节省一些粮票和钱寄给他，虽然数量有限，但已竭尽所能。支持帮助他好好学习。可是招来的是大伯的责备，我很不理解。但是那时，苏巷中学初中每年只能考取中专两三个人，G弟落选，但他考取了苏巷高中，读下去仍有希望。G弟以高分考进高一，成绩在班级前三名，读完高中很可能考取大学或大专、高中中专，即使考不取大学或大专、高中中专，以后财政、金融、民师、农经、计生、团委、治安、经管、农机、农技、经委等众多社会招考也有机会，他们班里坚持读完高中没有考取大学的人绝大多数后来都走上乡镇岗位成了公务员、科级干部，不少是乡镇长、党委书记、科局长。G弟成绩班级前三名，坚持到毕业，参加招考，谋个职位肯定没有问题。可是G弟没能坚持到最后，一是家中贫困，二是大伯不支持，三是自己没信心。我个人认为，父母要饭也要给子女读书，读书人自己要饭也要坚持读书，读书必须考取。我读书时，没有想过考不取，我是只能考取，必须考取，唯有考取，我绝对没有第二种选择。我当然也希望G弟是这样。G弟后来一再写信向我诉苦，在苏巷读书生后太艰难，没有米换饭票，没有钱买菜，没有衣服穿。我也在读书，二弟三弟在读初中，我无能为力，他只能靠自己毅力坚持了。再后来，他来信说不想念了，实在坚持不下去了，他想听听我的意见。我无力帮他，又被大伯责备，于是我选择沉默，没有回信表态。G弟承受不住生活和心理的压力，第一学期没有结束就选择辍学了。
G弟辍学后非常后悔，仍坚持自学，多年之后获得了中文大专文凭、本科文凭，很不容易，但社会各种招考都已基本结束，他已失去改变身份的机会。他虽取得了教师资格，担任过代课教师，私立学校聘任教师，许多正式老师学历、能力、教学成绩都不如他，但他无法享受到正式教师的权益，同样的付出，享受不到别人三分之一的权益，不付出就一无所有。他又没有其他谋生技能，所以这些年来他生活很不如意，其生活质量远远低于一个普通教师，低于我、二弟和祥弟，但造成今天的局面主要还是这个社会体制的责任，也有大伯和G弟自己的责任，这个社会体制，设定了初始的门槛，你初始没有进入就决定你无法享受到正式工作人员的权益，以后你再有能力也没有机会，与我、二弟和祥弟都没有关联，但G弟却认与我、二弟和祥弟相比，太不公平，于是就把所有的怨气都撒到我、二弟和祥弟上，再次让人无法理解。说心里话，我、二弟和G弟享有的，G弟没有享有到，确实不公平，但这是这个社会体制造成的，我、二弟和祥弟享有的是社会给予的，与G弟不享有之间没有因果关系，不是因为G弟没有享有才使我们得以享有；G弟没有享有完全是是社会原因，与我们享有没有不存在任何瓜葛，不是因为我们享有才导致他不享有。我们享有，丝毫不影响G弟享有；我们全部放弃，G弟也丝毫享有不到。可是G弟看不到矛盾的实质，坚持认为社会给予我、二弟和祥弟的，他也应当享有；社会没有让他享有，也就不应当让我、二弟和祥弟享有。否则，就是不公平，不公平就是我、二弟和祥弟的责任。他把社会体制的责任归罪于我、二弟和祥弟，把自己对社会的不满凝聚成对我、二弟和祥弟的不满，这样的是非观念，实在令人匪夷所思，这与35年前麦收大伯对我无端的责备如出一辙，或者说也是那次责备的延续，我不知道这叫什么道理？今生今世，我是无法理解了。
35年前的麦收，不仅仅是一次麦收，具有很深的内涵。我对这次艰苦的麦收始终记忆犹新，因为它对我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还将继续影响下去，让我纠结不下。
2016年6月15日至17日初稿于市政协文史委办公室
贡发芹，笔名亚鲁、贡晖。安徽省文史馆特约研究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诗歌、报告文学、中华诗词学会会员，中国现当代史料学学会理事，省民协、散协、报协理事，省作协、评协会员，省历史学会、文史资料学会会员。出版有散文集《故园乡愁》、诗集《轻描淡写》、文艺评论集《管见孔识》、文史随笔《明光史话》等书二十三部，作品入选《2010我最喜爱的散文》、《中国诗歌年编》等30余种选集，其中散文《举人巧对朱元璋》收入河北少儿出版社《小学语文同步阅读》（五年级A版）课外教材，散文《寻找芦苇地》入选全国性高中语文试卷阅读题，《史林拾荒》、《轻描淡写》等5部书收入百度百科词条。获安徽省金穗文学奖、安徽省社科通俗读物奖、中国散文年会奖、屈原诗歌奖、明光市政府文学奖等奖项十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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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稿体裁：现代诗、散文诗、散文、诗歌评论、古诗词赋、报告文学、闪小说、中短篇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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