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层社会里，文学批评肯定也是被等级化的，这个似乎不用太多论据来证明，大家应该心知肚明。经济社会所培养的发展主义，肇始于商品社会和市场经济的成型，这是长话。往简单里说，发展主义其实是和强势话语贴得很紧的一种世界观、人生观。不见得每一根毛细血管都贲张，但曲里拐弯中，每一根毛细血管一定都仿佛是充血的。应该说，这种力量早已成为主流文学及其批评发展的驱动力了，只不过，起初总还是有藏有掖。等到暴露得比较彻底之时，他们一定率先嗅到了支持层化合理化氛围的到来。因为对于社会，观察其层化现实，首先得从资源的占有者入手，底层反而不是风向标。在阶层版图上，看起来充满道德优越感的底层，正因其事实上可以忽略，人们才愿意给他们一些看似慷慨的话语。如果反过来，理论上就没有必要再无休止纠缠。这一现象看似荒谬，实质却坚硬存在于人们的经验中。

     文学批评的发展主义导致的层化现象，并没有社会分层和经济发展主义那么直接，这首先因为决策者不可能都是文学天才，有源源不断的产品被生产出来供人们学习、拜读，其发展主义只能通过他人来彰显。这个过程同样曲径通幽，既极尽文雅，又极尽粗暴；既极尽情怀，又极尽冷漠。总之，明明是等级化的遴选，却又偏偏从底层的角度来论证和完成，一切符合文学该有的委婉与动听。

      那么，一个被批评权力层挤压到边缘的打酱油者能否对这一高雅行当发表点看法呢？我想，应该能。就像看一台戏，台上的热火朝天抑或蹩脚凑合，总得有台下观众的喝彩或者倒掌，效果才能得以直接折射。否则，要么是白痴，要么是真的脸皮厚，二者必居其一。现在想想，笔者曾以《有“耻感”是文学批评的底线》（《文学自由谈》2022年第1期）为题所提建议，应该有所修正才适应新的形势。因为有无耻感，仅仅是私德问题，基本波及不到公共话语的文学批评。最简单的一个例子是，期刊作品理当是文学生产线上的流水线产品。不管这样的产品日产多少、月产多少、年产多少，在文学批评眼里，它们都是当下文学史的当然内容，应该以文学批评所知经典态度面对。那么，用什么大词，启动什么大概念，乃至说得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对于文学批评来说，的确与私德无关。不但无关，仅从认知而言，可能还是佐证文学批评繁荣发展的有力实例。这既是中国式认知论、进步论逻辑，同时更是中国式私德与公德合二为一的传统使然。所谓“同情之理解”“知人论世”，就是这个道理。最起码，可以有效避免“厚古薄今”“崇洋媚外”“厚此薄彼”。毕竟，干干净净、纯粹果断，不带有任何对比参照的成绩，在他们看来才更有资格代表进步的无可置辩。

     我所知的文学批评，究其实质，应该践行的就是这一条铁律。即是说，只有把“耻感”的问题，转换为要达到预期目标可以不考虑私德才能成立，这里面自然包含不计个人得失而为了什么的献身精神，抑或不管社会思潮作何涌动，只要是“坚守”自己认定——多数则实为只能如此勉为其难坚持的“文学观”，也必然在表彰范围。“精神”和“坚守”就成了中国文学批评，至少是当前文学批评能明确感知到的一个坚硬存在。围绕这两点而展开的实证分析，也才能得到广泛认可，自然也是标志文学批评实绩的两个核心。当然，这两个核心最终还是在为一个理念而奔忙而服务。中国文学批评一直不忘讲“精神”，譬如理想主义精神，人道主义精神，现实主义精神，现代主义精神，批判精神等。说到底，诸多精神背后的统摄性精神，其实就是“发展”的精神，准确说，是证明如何发展了的精神。这“如何”不是方法论，按照中国文学批评的惯性，是主体性。绕一大圈，离不开谈人，这即是中国文学批评的精华所在。在这个意义，就好理解文学批评中集体暴露的一些普遍性现象了。财政出资办文学期刊，单位聘请资深专家论证、审定一批精神产品，各级奖项奖掖精品力作，目的就是以国家代言人的姿态代言什么是文学的发展这个朴素道理。批评家的产品就内在于这个出版传媒流程之中，只要被授权能被读者看到，就不可能外在于这个发展的体系之外。

      有了这样一个基本背景，讨论文学批评，如果还纠缠于所评作品太“新”，以至于为未曾经历起码的阅读检验而懊恼，或者还纠结于所阐释对象是哥儿们弟兄饭后茶余忧国忧民的附属品而倍感轻佻，肯定是一种思维错位。这两项东西，除了是文学批评的当然工作对象之外，更重要的在于这两项东西本身所代表的符号象征意义。经常阅读文学批评文本的读者大概都有一个差不多的印象，所谓“新”，在它标志新出产这个本意外，真正的象征性内涵其实是，它是批评家阐释其“新”理解、“新”意蕴的绝佳载体。作家写作过程中是否真植入了“新”元素，或者“新”元素究竟占比较多还是旧素材较多，倒在其次。至于哥儿们弟兄之间的拍拍打打，评者与被评者之间的亲密关系，索性说是对文学资源的一种巧妙分享，鬼才相信一部铅墨尚未干尽的作品是“经典”呢！除非作家中真有什么百年不遇的天才。在这一块，与其说恩格斯意义的文学理论典型论在文学批评中褪去了昔日光环，不如说其典型论精髓早已转换成了“经典”作家诞生论或突出论了。悉心观察近年来的文坛，这一点秘密就不难被发现。如果某个作家被预定为下一届什么大奖的候选人，在备选档期，某人作品一定会经历一个遍地开花的发表“井喷”过程，然后是频频举办高档次高规格高人参与的研讨会，紧随其后的不用多说，便是一帮批评跟班的批评文章应运而生。我不愿把这个现象叫“造势”的原因是，“造势”还多少带有那么一点朝中无人的盲目性，而此种打造则从开始就带着明确而果决的量身定制属性。其突出表现是能恰如其分利用文学批评的话语构造和价值模式行事，能让文学批评自能其事地去说话。就是说，在作家诞生论或突出论的生产流程中，这个时代几乎所有文学应当首先关注的话题和概念，都会被自然而然组织进批评结构的逻辑链条中去，进而使其成为一批作品中的“珠穆朗玛峰”。在《流动的社会》一书中，鲍曼把知识技术主义带节奏的现象，称之为专家主宰的世界。几年前，我曾借用这一视野分析过文学批评的分层现象，但那时并未自觉意识到专家主宰，有一天会真的成为改变文学批评本质属性的地步。现在看来，它不但成功改变了批评方向，而且还进一步篡改了批评本身。

      至于文学“专家”，是不是像近年来网上网下揶揄的“砖家”那样，只凭政治立场和商业利益发表对专业的看法，那就不得而知了，我也不愿如此往更差处想问题。当然，退一步说，即使因着文学本身便是修辞术的集大成者，如此“遴选”很可能隐藏了更多垃圾，最坏的后果，那也不至于贻误生命乃至导致财产蒙受多么致命损失。文学建构的是一种可能性生活，大不了可能性没有多少可能而已。不过，这也够阴毒的。一旦“经典化”意识形态形成，被动的读者恐怕很难从思维定势中撤出，到那时，人们所认同的经典就不再是深入介入现实结构和文化程式的思想叙事，而是本雅明所谓机械复制时代的赝品。如果按照鲍曼《流动的社会》里的另一观点，专家主宰的世界更容易变成庸人世界来说，文学“专家”所裁决的文学经典，势必更难摆脱庸人标准。因为所谓庸人世界，在鲍曼的意义上，究其实质指的是政治动物的世界。那么，除了政治正确，剩下的能对标对表经典的似乎只剩下真正的经典曾有的情节、细节和人物形象了。倘若世界上没有两片一模一样的树叶是个真命题，显然，某某某第二肯定是伪命题，像某某某充其量是准伪命题，按照某某某或像某某某的品相组装的若干条款，应该接近笑话了。这还只是就对比作品符合起码的时间差、时代差来说，更遑论时人给时人作品下结论了。

      仅此一端，文学批评所显示出的“智慧”和“机智”，就值得我辈好好望洋兴叹一番，打死你也不会相信如此聪明的文学批评，发现不了这个时代真正需要怎样的批评形式？不明白这个时代真正需要的文学样态？当然，任何事情都不能一棒子打死，例外不是没有。只是此例外抑或看走眼之处是，久而久之，难免入戏太深。固化在“发展主义”获奖候补作家阶层，忽忽悠悠，一叶障目，也就不再怎么在乎网民或真读者的民意罢了。即使如此，如此运作的逻辑并无什么破绽，因为读者只读经典都未必有足够时间，这是他们相当笃定，并且相当有把握如此做的强悍逻辑支撑。那么，冲着“经典”品相而去的一系列一条龙服务还能有多大问题呢？反正阅读早已成了一项被动的文化事业，塞给什么并不重要，也没人真正上心。真正重要和真正上心的，是谁塞的，以什么方式塞的，全仰赖以权威名义传输的“得体”二字。

      唯名论打的正是这一张牌，背后的消费逻辑正在于，他们掌握了自媒体时代文学阅读乃至一切纸质阅读的软肋。知道没有多少人撇下手头要紧的活儿，去阅读什么“无用之学”。或者，即使文学圈内的常客及想挤进该圈的傻瓜，也不都是为着表达精神困惑和价值输出，很有可能多半怀揣不可告人的秘密，像玩抖音、小视频、公众号一样，通过文学形式刷刷存在感而已。这样的语境，对于文学，实在更适合别人喂着吃，而不是主动挑选好吃的。如此一来，“专家”主宰的文学，便成了人们实际阅读的文学，“正确”的“发展主义”方向之外的文学，事实上仅是该主义文学的陪衬。其结局有两种，一种是慢慢进化到符合“发展”的风格并等待征用；另一种是出无数书、发无数作品，持续表达着“绿叶”对“红花”的深情眷顾。

      这里，我不妨多延展几句。首先申明，我并未做过大数据分析，并不能准确统计和定位当前这类文学批评的关键词。然而凭借大致目测，便发现“经典化”的论断后面，蛰伏着的一系列指涉，并非论评对象与现实社会的深入互动，也并非论评对象与当前时代的积极沟通。一言以蔽之，折腾半天，其哲学之邈远，其用词之宏富，其形容之繁复，其描述之错综，其判断之暧昧，实际是对“大”的取消，基本指向某种抽象的却又好像是具体的人的内心。我不知道把文学收缩到“心学”，是不是集体领受了王阳明的教诲或暗示，但如果有兴趣，对照《传习录》，套用郭德纲相声段子，从两个此类批评家中，揪出来一个判他为“心学大师”，肯定不算冤枉。

      话说到这份儿上，会意的读者估计不难推知，其实这类文学批评家无论仰观天空还是俯视旷野，无论体察草木还是谛听虫鱼，其天才般隐喻之下的文学实质，并非心灵的广阔和精神的辽远，是小“大”且虚“小”，虚“实”且空“有”的空洞的能指。说是浪漫主义，却不知为何而浪漫；说是现实主义，却不知所指现实在哪个坐标；说是现代主义，更不知是什么价值羁绊人以及人何以遭此困窘。说是现代性，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只知人内心是“柔软”和“美好”的寄存，但不知这柔软和美好是被谁强行毁弃和破坏的；说是后现代性，可一系列“后学”特征又不明显，即是说现代性理性都无以建立，颠覆理性霸权不是更荒谬吗？唯一确知的是貌似“打通”古今中外的“人心”，不管长袍马褂，还是西装革履，最终回归的总还是双脚着地的人，以及人的内心修炼。

      问题是，这真是一个很合适心静如水地坐下来，效仿林妹妹的模样，自顾自醉心于月缺花残黯然神伤的时代吗？

      当然，文学批评的“发展主义”既是一个连续性，“学术”层面的知识梳理非但不可或缺，而且总是那么后继有人。“十七年文学”在这时候就会充当精神传统，成为人们拉出拉进比较的一个当然范本。我记得复旦大学的郜元宝教授有多篇类似文章谈过这个问题，他把之所以只能看见“十七年文学”这一唯一经验的文学批评，归结为“乃师”的耳提面命所致。当时读郜教授文章，还颇觉尖刻。现在重温，细细品味，不能不为他的睿智而叫好。人类习得经验乃至于成为自己脑组织之有机部分，最重要的几个阶段，无非童年记忆、高中题海战和大学乃至硕博专业储备。这三个阶段中的重要片断，甚至到了耄耋之年做回忆，恐怕仍铭记在心无法忘怀，这是我读无数学者、作家的从学从文文本留下的印象。看来，郜氏批评家早已深得其中奥妙。他没有把新锐批评家的“左”元素，上溯到“西马”或“中马”那里去。在他看来根本不存在那种子虚乌有的东西——再说，消化、转化那种哲学，还需要大容量的大脑和长期双脚插入泥土的肉身体悟。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他们抬脚入门的那一天起，就遭遇了人生的第一次正规文学启蒙，它们是“十七年”这一段“当代文学”的文本细读式学习和积累。郜氏批评家这一发现，可谓切中当前数量最多、最有潜力的中国文学批评知识和价值源头的要害，实在深刻。

      顺着郜氏批评家的思路，不难判断当今新锐文学批评家为什么更愿意从“真诚”和“真实性”的角度，指陈当下芸芸众生所产无数无名文学的“虚伪”和“虚假”了。因为“十七年文学”的“真诚”，建立在某种绝对忠诚之上，“十七年文学”的“真实性”，建立在一五一十图解具体政策的基础之上。正是文本细读使他们看到了这一点，而文本细读又是“乃学”使其成为在当代文学场域指点江山的不二方法论利器，非发展主义文学也就长期充当着批评的反面论据。

      这使得当前文学批评，看起来异常繁复以致于知识无限增长，然定睛仔细解剖，则实多为书评的原因之所在。因为他们信赖的“发展主义”，要获得绝对发展，必然需要有个恰当的边界保障。文本细读，或者慧能的“原本无一物”，德里达的“文本之外空无一物”，所起关键性作用，就是避免比较和参照对发展逻辑或体系的致命瓦解。

      行文至此，从内心而言，我想由衷地说声洗洗睡吧，但文学批评的发展主义，和别的行业的发展主义并无本质不同，犹如车上了高速，发展是硬道理，岂是说停就能停下来的，更何况方向盘掌握在他们手里。                                                             2023.02.12银川

      牛学智，宁夏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所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