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三秦文学微刊 三秦文学 2023-07-04 23:10 发表于陕西
说实话，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单位到农村帮扶农业生产的事还是挺多的。记得1974年，我所工作的万荣县要搞“引黄灌溉”，即把黄河水引上来，灌溉全县三分之一的农田。县委、政府号召各单位、各公社村队必须抽调人员参加，确保分配的任务按质按量完成。我单位也抽调了30多人组成战斗队，我便是其中之一。隆冬时节，寒风凛冽，在水利工地打涵洞整整一个月，回来时十个指头全都包上了胶布……再后来，零零星星帮扶农村的临时性任务如平田整地、抢收小麦、植树造林等，我都参加过。此外，即便是本单位内部，下班后义务劳动的事也是家常便饭。最关键的是，大家都毫无怨言，完全出于自愿。
虽说是农村出来的，不怕吃苦出力流汗，农田里的活大多也不陌生，只是我的工作比较特殊（无线电台），手指和手腕是吃饭的家伙，每每干完农活，上班前要足足活动一个多小时，否则，僵硬地不能工作。
当然啦，我只是个例。对于大多数人特别是政府机关的人来讲，经常到农村干干农活，一来可以锻炼身体，二来便于了解农村农业农民的情况，第三还可以加深与农民的感情。毕竟，我国是农业大国，农民日子好过了，那就等于全国人民都能过上好日子。这便是我当时以及那个年龄段人的简单理解和朴素的想法。1978年我调到地区做管理工作，本想着再不会有这类事情了吧，其实想的天真啦，地区和县里一样。1979年地委、行署要整修穿城而过的涑水河道，我也参加了一个多月。植树造林的事年年都有，而且要到几十公里外的地方劳动，一次最少一周。
1983年我调任闻喜县某局负责人。当时正值国家正式的第一轮土地承包。故此，我被抽调到县里的“规范农村土地承包第三工作队”担任队长，到某镇开展工作。我们这个工作队，还有商业局、公安局、交通局的三位副局长。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农民以家庭为单位，向集体经济组织承包土地等生产资料和生产任务的农业生产责任制形式。早在1978年，安徽省凤阳县凤梨公社小岗村的18位村民就偷偷开始了包产到户。1980年初邓小平同志公开肯定了小岗村的“大包干”做法。1982年1月1日，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关于农村工作的一号文件正式出台，明确指出“包产到户、包干到户”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从此，全国各地农村普遍实行了“大包干”。起初，包干时间大都是三到五年，而且也不太规范。后来，国家觉得包干时间短不利于农民的长期打算；包干不规范，也不利于充分调动农民的积极性。故此，1983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明确: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采取了统一经营与分散经营相结合的原则，使集体优越性和个人积极性同时得到发挥。这一制度要进一步完善，承包期定为15年。我们的工作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成立的。
我们4个人，白天在田间地头一边劳动，一边了解情况，晚上就住在两个农民家里，也在他们家吃“派饭”。

说起吃“派饭”，五十年代的人，记忆里一定留有深刻地印象。从我记事起，经常有学校老师、公社干部和县上干部派到我家吃饭，而且招待他们的都是当年那个条件下的好饭，比如饺子、旗花子面、南瓜撅片、炒鸡蛋等等。一到吃饭，父母就把我们小屁孩关到另一个屋子里，等人家吃完了，我们才能吃一点残羹剩饭，有时还委屈地哭鼻子。
这次驻村工作，是我27年来第一次作为干部到农民家里吃派饭。热情淳朴的农民兄弟把他家的新被子给我们盖，换着花样给我们做饭，闲的时候一起聊天拉家常。真是令人感动！如今，我已是快奔古稀之年的人了，脑子里时不时就会闪现出一个愿望：如果现在的政府干部还能与老百姓的关系处得融洽祥和、无话不说，该是多好呀！
以上故事，在那个年代基本上是司空见惯的事，但现在讲给年轻人听，估计他们一定会把头摇得像拨浪鼓，以为是天方夜谭……
1991年我调到省局机关工作，单位每年也得抽调人去农村参加社教、扶贫等名目的工作队，一年一换，只是我没有被抽中。
1998年我又调任临汾地区某局负责人。之前的1995年，国家某部委开始派人到特别贫困的两个山区县扶贫，我们作为部委管辖的当地下级单位，全力配合他们的扶贫工作。实事求是讲，部委来的人，一是从京城来到千里之外的小县城，生活工作环境几乎不适应；二是一点也不了解农村工作，所以实际操作的具体事情大多由我们帮着做。我们曾经扶贫过农民种植枣园，也从山东引进过小尾巴寒羊让农户搞养殖业，还做过农业机械、通信设施等扶贫项目。

另外，我们单位本身也承担这扶贫任务，记得还给某村捐建了一所小学校，从此，这个村里的孩子再也不用到几里外的其他村里上学了。我的毛笔字一般般，印像还应邀给他们村的学校题了校名。
总的来讲，扶贫还是很有成效的，毕竟上级部委每年都会拨出300万左右的资金用于这两个贫困县。
余秋雨先生说过：“在农业社会里人们都归之于千篇一律的生产命题，因此虽然分散却思维同一。”在扶贫过程中，也常常出现一个项目反复做的糟心事，比如好不容易种植的枣园，由于农户管理不当，当年就死了一大半，第二年还得花钱补栽。养殖山东引进的优质品种小尾寒羊，对于这两个县的农民来讲，肯定是缓解贫困的一个好方式，但个别好吃懒做的农民兄弟，硬是把即将出栏的羊活生生地给吃了，你说这种糗事气不气人？唉！现实生活真是与电视剧《山河锦绣》中懒汉兄弟俩吃“扶贫猪”的可笑故事一模一样。所以说，迄今为止的辽阔的华夏大地，从根子上仍然浸润着一种散落的而且是相对落后的农业文明。
2000年，我作为交流干部到天津某央企任负责人，虽然这期间没有参加过正儿八经的农村扶贫工作，但实实在在给一个农村学校援建过40多万的电教化教室，还派计算机人员给他们老师详细地培训讲解。这也算是扶贫吧。
退休后到了协会，反而真正做了些扶贫工作。
天津市与甘肃省是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的省市，我们协会被指定到甘肃南部地区的村庄扶贫。疫情前扶贫的是天水市的甘谷县和甘南藏族自治州的临潭县，主要围绕农村中小学校扶贫，先后组织会员企业捐赠科普教学设施和远程互动教学设备以及部分资金，效果挺好。
今年，扶贫的是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王格尔塘（镇）的纳合特贡玛村。这个村属于高原牧场，海拔3200多米，牧草长得很低，村民是祖祖辈辈的放牧民族。虽然村子里蓝天白云，空气清新，绿草茵茵，夜晚的月亮更是特别漂亮，北斗星也看的清清楚楚，但牧民的生活水平仍然较低，有的确实还很困难。而且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自己家庭生活已经很拮据了，但还是义无反顾地“事佛求福”，挤出一多半的钱捐到寺庙里。询问村干部，说是藏民对佛教十分地虔诚，谁也不好说服他们，相反还得尊重他们的宗教自由。
针对这些情况，我们计划与县、镇、村的领导们认真商议，想办法从旅游角度开展扶贫。一是夏河县城边的村子已经开始了观光旅游，有的村搞得还很好。二是纳合特贡玛村也具备旅游条件，把已经搞过旅游的村子里的经验复制过来即可学用。三是村里的牧民全部入股旅游项目，年年滚动、投资分红。相信连续坚持下去，牧民的生活水平一定能够逐年提高。资金来源，我们协会捐助一部分，县镇投资一部分，村委会具体组织管理经营，牧民只管大量的繁殖喂养牦牛和山羊就是了……
“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前面说过，我是地地道道农村出来的，浓浓的乡情乡结，就像一杯醇香的美酒，一直陪伴着我。新中国成立已经74年啦，我参与过的农村工作队前后相继也几十年，但内心深处时不时依然有些隐隐作痛，觉得农村的经济条件和环境虽然有所改善，但仍然很贫穷，农民的日子大多很艰难，这么多年的扶贫，也仅仅只是解决了农民兄弟的绝对贫困（以2011年人均年收入2300元为基数）。城乡生活差距依然判若鸿沟，与发达国家相比，那差距就是天地之别了。
究其原因，我觉得除了国情、政策、农业人口多、工业反哺农业力度不大外，恐怕农业机械化和农村城镇化的欠缺，也是影响农村发展的两个现实问题。
前几年去过一次黑龙江的友谊县，这个县的原底子就是1956年前苏联援建的友谊农场。参观时，令人震惊的是：那个时期的机械化农具就有1000多种，其中大多数中大型自动化机械，至今听都没听过，更别说见了。想一想已经处在21世纪的广大农村，又有几个村民见过人家1956年就使用的大型机械化设备？没有农业的机械化，又何谈农业现代化生产呢？
由于工作的原因，过去到国外考察学习的机会多一些，所看到的欧、美、亚、大洋洲一些发达国家的农业机械化水平，是我们难以望其项背的。而且他们现在大搞智慧农业（农业互联网、物联网）、垂直农业（高楼无土栽培）、白色农业（纯绿色，无公害）、可视农业（从种植到销售全过程均可追溯）、休闲娱乐农业等等，小麦、玉米和大豆的亩产量远高于我们，农民个人的经济收入比我们高的不是一丁半点。除此而外，乡镇村落已经城镇化了，所到之处，让人感觉不到与城市生活有太大的区别。
因此，我衷心地建议国家要解决农村穷、农业弱、农民苦以及农民增收、农业增长、农村稳定的大问题；要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农业科学发展，真的需要在农业机械化和农村城镇化上下大力气，下大功夫。同时，坚持多予少取、惜用民力的灵活政策，加大强农惠民的资金支持力度，夯实农业发展基础，提高农业现代化水平，全力建设农民幸福生活的美好家园。
当然，国家要解决这些问题，绝对不是个简单的事情，而是一项既复杂又艰巨甚至是打持久战的系统工程。不过，我坚信党和政府只要始终把解决“三农”问题作为工作的重中之重，时时处处真正地体现人民至上，就一定能够实现农业发展、农村美丽、农民富裕的宏伟目标。

何况，一大批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已经在乡村振兴的星光大道上躬身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