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周（1427-1509年）与梵高（1853-1889年），两个不同历史时代不同国度的画家扯在一起，如风马牛不相及。然而，正是他们，使东西方文化穿越古今地相联。其纽带，是苏州——阳澄湖。

阳澄湖，古称阳城湖，湖畔有国家级旅游度假区阳澄湖半岛。现正举办为期三个月的“《你，我的缪斯》从梵高到马蒂斯——沉浸式光影艺术大展”。展览通过数字技术，对梵高等五位西方画家名作进行分离、剪贴，配以背景音乐，使融合的投影画面产生动感，令置身六维空间的观众感受视听一新的艺术情境。

线下展览与线上互动，吸引了众多游客光顾体验，尤受青少年观众青睐，有在“梵高的麦田里”留影，有将“梵高的太阳”举过头顶，有的则在“梵高的星空”下遐思。一个多月来，人们为一睹梵高作品趋之若鹜，阳澄湖半岛成了苏州“网红”和打卡热点。

如果来个穿越，500多年前的今天，阳澄湖半岛就是沈周的“网红”和打卡热点。

沈周是明代中期“吴门画派鼻祖”，世代隐居阳澄湖畔，有许多传世佳作，如《晚归阳城湖漫兴》：“薄暮及东泛，眼豁连胸臆。净碧不可睡，百里借秋拭。便以湖作纸，欲写手莫即。舟子无暇情，双橹奋归急。”

吴门画派粉丝无数，沈周则是超级大V十万加，作品对唐寅、文徵明、谢时臣这些学生影响巨大。他早上在阳澄湖畔家里作的画，中午就副本横行，十天不到姑苏全城满天飞。沈周毫不介意，索画者有求必应，甚至给买了赝品找他诉苦的受害者题款盖印。可见，吴门画派是如何的接地气。

宋代，苏州雕版印刷工艺空前繁荣，在绣像图基础上，“桃花坞年画”应运而生。桃花坞木刻年画博物馆技艺传人孙一波说：“用桃花坞年画表现吴门画派的传世名作，当年是时尚的文化消费。”桃花坞鼎盛期曾有50多家木刻年画铺。

“浮世绘”的前身，是日本桃山时期（1573-1612年）至江户初期盛行于京都和大孤的“肉笔风俗画”。1670年左右，菱川师宣将独立的作品以单墨色印成廉价“一折绘”，深受普通民众的欢迎。“町人文化”的盛行，使通俗文学大行其道，带来出版业繁荣。

“墨折绘”揭开“浮世绘”序幕的时候，京都与苏州的贸易进入蓬勃发展期，物美价廉的“桃花坞年画”大量出现在长崎等地，其成熟的画风、精湛的工艺，风头一下子就盖过了艺术创始初期的“浮世绘”。美术史家成濑不二雄说：“江户时代的长崎，输入很多苏州版画。羽川冲信模仿《寿字吉祥图》，制作《寿字江户名胜》（《试论苏州版画》）”。

清初的日本江户，经济繁荣，新兴的“町人文化”与苏州市井文化有许多共通之处，因而，“桃花坞年画”成为民俗消费首选。目前，存世清初至清末民初的“桃花坞年画”作品有八百种左右，日本藏品总数超过中国。“桃花坞年画”对“浮士绘”所产生的巨大影响，日本美术界早已公认。举办古代中国木刻画或苏州木刻画展览，往往与“浮世绘”相联。2000年，日本太田记念美术馆与王舍城美术宝物馆举办“锦绘与中国版画展”，将以“桃花坞年画”为主的中国民间木刻画与日本“浮世绘”版画比较展出，以提示两者的共通之处（周月新《苏州桃花坞年画》）。

带有“桃花坞年画”深刻铬印的“浮世绘”传到巴黎时，深受印象派代表和创始人之一的莫奈热捧。1876年，莫奈让妻子作模特，创作了《穿和服的卡米尔》，女主角身着惊艳的红色和服，手握中国风折扇，背景是十几个带有“浮世绘”图案的姑苏款团扇。在其影响下，艺术家们经常出入的黑猫咖啡馆，将“浮世绘”应用于影戏表演之中。路易·贡斯编辑的《日本艺术》等指南则负责解释这些图像的神秘意义。

1886年前后，“浮世绘”大量出现在荷兰时，处于画风彷徨期的梵高为其新颖的画风所吸引，开始收集研究东方画作。

在巴黎，梵高发现巴黎对“浮世绘”的好感经久不衰。时尚杂志《巴黎插画》，以数十页专题介绍日本的艺术文化。于是，梵高接受好友、年轻艺术家贝尔纳的建议，以前所未有的狂热收集、研究“浮世绘”。在巴黎最大零售品商场齐格菲·宾，梵高发现堆积如山的“浮世绘”和中国画，他利用在古庇尔画廊打工的便利，说服店主赊给他上千张“浮世绘”。还成功说服长期为他提供创作资助的弟弟，共同收藏了六百多种“浮世绘”。

1887年整个冬天，梵高都专注于一件事——将喜欢的三十多幅“浮世绘”转录成油画。他先在纸上打格子，临摹一朵花、一条树枝，再在画布打上更大的格子，将形象临摹、转录。但有的预制画布与日本木刻画长长的比例不吻合，转录后在画布两侧空出大片的竖条。如歌川广重《大桥骤雨》《梅花园》原作，没有红竖条色块和日文。对此，梵高倾注了对原始色彩与装饰效果的热情，对新艺术大胆而艰难地鼓吹探索。也许，他从中国“中堂画”、“月份牌”和“春联”中得到灵感，用刚从布兰克那里学的补色理论，将空白的竖条填满红色，画上源于中国书法意象的日本汉字、对联及红色的篆刻图案。

梵高对“浮世绘”和“桃花坞年画”的研究，是囫囵吞枣式的学习借鉴。由《大桥骤雨》转成的《雨中桥》，画蛇添足的对联是“大黑屋锦木江户町一丁目，新吉原大丁耳屋木”。“吉原”是日本江户时代的红灯区，这两行字是某个妓院的地址。对联完全没有“对仗工整，平仄协调”的影子，让人啼笑皆非。其它作品里，也有“浮世绘”的影子。《铃鼓咖啡馆桌前的女人》的背景里，有他临摹过的《花魁》；《自画像》的背景里，有佐藤虎清的《艺者与富士山》；《唐吉老爷》的主角，是经营“浮世绘”的老板，墙上挂满了“浮世绘”。

可见，梵高狂热学习模仿“浮世绘”的作品，是一种被情感所浮夸了的图像。从喜欢到大量购买、收藏研究，再到临摹、转录，二度创作时掺进个人的理解与情感，折射出梵高对“浮世绘”的喜欢和对印象派的好感，也预示着他的艺术创作将有新的突破。

从席凡宁根偏远小镇走出的梵高，经海牙、德伦斯、纽南、安特卫普，抵达巴黎，历经坎坷，作品无人问津。在巴黎，梵高受中国“桃花坞年画”、日本“浮世绘”等东方艺术的深刻影响，使灵感像火山一样喷涌而出。由此再出发，走向法南充满阳光的阿尔、圣·雷米、奥维，画风蝶变，由暗淡的深沉厚重转为明亮的艳丽缤纷，由婉约而狂放，由精致而写意，从而走向艺术创作的顶峰。

任何艺术风格的成熟，无不经历探索突破的艰辛、超越自我的困惑与犹豫不绝的彷徨。歌川广重等为代表的受“桃花坞年画”影响而形成的“浮世绘”是这样；梵高由《雨中桥》系列作品至“麦田”系列等后印象派画风形成亦是如此。

梵高的《雨中桥》《梅花园》，画面布局均衡、构图左右对称、对联式书法与边款、大红大绿的设色，都是中国传统元素。对这些元素的表达，完全是“杂烩”式堆就的“四不像”。正是这种“四不像”，蕴含了作者复杂情感、时代印记，以前所未有的形式将荷兰、中国、日本、法国的传统文化跨越时空地融于一体，成为梵高向后印象派画风转变的标志。

以此为分水岭，梵高“通过色彩语言本身”直抵心灵，表达思想的深度。几个月后，《向日葵》《麦田》等系列作品喷涌而出，他写信告诉弟弟：“我所有的作品在某种程度上都是以日本版画为基础的。”不久，梵高成为后印象派代表，风靡画坛，影响至今。

五百多年前“桃花坞年画”艺术从阳澄湖畔萌芽，由苏州出发，东渡日本，深深影响了“浮世绘”；抵达巴黎的“浮世绘”，给予新兴的“印象派”艺术灵感，催生了“后印象派”。一百多年后，“后印象派”无法预知地抵达“桃花坞年画”萌芽地——阳澄湖畔，成为苏州网红。

中国传统文化的别样回归证明——艺术创作的无束和自由的灵魂才是艺术创新的本质，她在发展进程中相互碰撞、交融汇合才能创造出新的艺术形式，促进全球文明进化。

所有艺术，都属于人类命运共同体！

作家简介：

冯雁军，祖籍山东齐和，生于盐城，现居苏州。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出版有《大地的福祉》《盐渎》等著作9部。数百万字多类作品散见于国内外各种媒体和网络平台。曾任《中华浙商》《走遍世界》等杂志执行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