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史中的漳州华侨

郑来发

在 迎 来 中 国 共 产 党 102 周 年 之 际 ，回 望 百 余 年 ，作 为 中 华 民 族的 一 员 ， 广 大 海 外 侨 胞 在 历 史 进 程 中 选 择 了 中 国 共 产 党 ， 选 择 了 新中 国 ， 选 择 了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 在 第 一 次 国 内 革 命 战 争 、 抗 日 战争 、 解 放 战 争 和 社 会 主 义 建 设 时 期 ， 漳 州 华 侨 从 未 缺 席 。

学 党 史 ， 忆 侨 史 。 本 文 介 绍 几 位 党 史 中 的 漳 州 华 侨 事 迹 ， 以 凝聚 侨 心 向 党 力。

参加长征的印尼华侨张国坚

张国坚（1912－1962），又名张然和，福建省漳州人，印度尼西亚华侨。1912年出身于印度尼西亚爪哇华侨的一个烟厂工人的家庭里，1925 年回国进入上海暨南大学读书，就学期间因参加革命活动停止学业。在校期间，张国坚阅读了大量进步书刊，积极参加和组织学校的进步活动。1927 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历任上海吴淞区委书记，江苏省委组织部干事，福建省委秘书长，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国家保卫局白区工作部部长。1934 年 1 月，张国坚和毕士悌（朝鲜）、洪水（越南）等三位来自海外参加中国革命人士，以少数民族代表身份，参加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当选中央执行委员。

张国坚参加了中央苏区的反“围剿”作战，保卫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1927 年 10 月，张国坚随部队参加了举世无双、艰苦卓绝的二万五千里长征。长征中历任国家保卫局执行部部长，巡视团主任，川陕苏区大金省委民族事务部长。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调红四方面军工作，任红三十军政治部组织部长、保卫部长。

1936 年秋，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结束后，根据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命令，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向西渡过黄河。随后，第九军和红四方面军总部及第五军也渡过黄河，准备执行宁夏战役计划。西征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控制陕甘宁同河西走廊链接苏联的陆地生命线，打通苏联军援的西北通道，策应河东主力安全；后因河东敌情变化，计划终止执行。11 月 11 日，中革军委令过河部队称“西路军”，领导机关称“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在河西走廊，西路军孤军奋战，伏尸盈雪，由于兵力悬殊、粮绝弹尽，穿着单衣草鞋的西路军健儿无后勤、无弹药补助，无任何救援，视死如归，与飞机、重炮、骑兵组成的强悍火力的二三十余万敌军，顽强战斗半年，完成上级给予的所有任务后，宁死不屈，战死 7000 人，歼敌 5.5 万人，在中国革命战争史上写下了悲壮的篇章。

西路军失败后，张国坚被分到干部游击支队。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决定，由西路军总政治部敌工部长曾日三，总部五局侦察科长毕占云组织干部游击支队，就地打游击。干部游击支队成立了军政委员会。张国坚为委员。中国战将欧阳毅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干部游击支队被打散后，张国坚曾和欧阳毅一块逃亡，到一户牧人帐篷讨吃，“帐篷里住着两口子和一个孩子，象是藏民。女的很热情，拿出糌粑和羊肉给我们吃。张然和给了她一点珊瑚、玛瑙作为酬谢，女主人喜出望外，对我们更热情了。张然和是爪哇人，个子矮，脸黑，很像藏民，他利用长相的优势与牧民套近乎，索性认女主人为干妈，为游击支队的残兵败将争得了吃喝和短暂的安全”。后来张国坚和欧阳毅分手，各自流亡。张国坚历经千辛万险到达了陕北延安。

1937 年 11 月，陕北公学在延安正式开学，张国坚任陕北公学政治部副主任。1938 年 7 月，在旬邑看花宫（今属铜川宜君县） 成立了陕公分校。张国坚任分校政治部主任。当时的华侨学员有 100 多人。同年 12 月，陕北公学华侨联谊会在看花宫成 立，张国坚为主任。1939 年 1 月，陕北公学总校由延安迁到旬邑看花宫与分校合并，李维汉调中央干部教育部任副部长，陕北公学校长为成仿吾，党委书记申力生，教务部长江隆基，政治部主任张然和。后又任冀中区党委社会部部长，参加了开辟华北抗日根据地的斗争。

1939 年，张国坚在延安与来自苏州的教师倪淑英相识、相爱并结婚，育有一子。同年底因抗战形势需要，倪淑英奉命随同爱人张国坚从延安来到敌后抗日根据地工作。先后担任冀中和晋察冀边区公安局机要秘书和秘书副主任、主任等职。 1940 年冬，鉴于抗敌斗争的严峻形势，为不影响工作和战斗，倪淑英与爱人张国坚商议后，毅然决然地舍弃对亲生骨肉的眷爱，将他们唯一的、刚出生仅两个月的儿子，托付给当地干部寄养到河北省定县的一位老乡家里。（直到1945 年 1 月，倪淑英牺牲一年后才接回父亲身边）1941 年初，张国坚到解放日报工作。

1943 年反日寇秋季大扫荡战斗中，倪淑英，因有孕在身奉命带领战斗小组在太行山北麓的神仙山脉与敌周旋二十多天，于 10 月初来到群山环抱的小山村河北省涞源县桦木沟村待产。桦木沟村当时驻有军区医疗所、后勤仓库、边区银行等。还有八路军 22 团左叶团长率领的两个连战士护卫的 600 多名伤病员，以及留村乡亲共近千人。10 月 12 日凌晨，日军包围了小山村。为掩护近千军民突围，倪淑英带领带领三位战友以大石头为掩体，用手枪手榴弹主动射击，牵制了日本鬼子，并击毙十多个敌人。最后，全部牺牲在恼羞成怒的鬼子机枪口下。怀有 7 个月身孕的倪淑英身中八弹，壮烈牺牲，时年 27 岁。

解放战争期间，历任张家口市委副书记兼社会部长，晋察冀中央局社会部副部长等职，为巩固和发展华北解放区做出了重要贡献。张国坚同志在历次革命斗争中曾经三度被敌人逮捕，在敌人面前都表现了共产党员坚贞不屈的崇高气节。

新中国成立后，张国坚曾任中国科学院直属机关党委书记，历任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处长，中央财委第三办公室副主任，国务院第六办公室副主任，国家经济委员会副主任等职。1962 年 7 月 21 日在北京病逝，享年 50 岁。 

开国中将 苏静将军

苏静是大家熟悉的漳州籍归侨、开国中将，他还是中国解放区新闻摄影事业的开拓者之一。抗日战争时期，他用镜头记录下抗战时期敌后战场的历史瞬间，由此诞生一批战斗性艺术性兼优的摄影佳作。

苏静（1910—1997）是龙海市海澄镇六口碑村人。他初中毕业后在家乡一所小学当教师，后进入师范学校学习。1930 年，因在校积极参加学生运动，受到国民党通缉，苏静便随父到缅甸，在仰光附近的英脉镇华侨小学任教。期间，他经常到镇上漳州同乡开的一家照相馆学习照相与冲洗技术。1931 年，苏静从缅 甸回国，在家乡海澄筹建照相馆。因帮助中国工农红军筹款筹粮、搞宣传，参加革命宣传活动，被国民党登报通缉，并没收了他筹办照相馆的全部摄影器材。苏静只好离开家乡，于 1932 年 4 月底在漳州参加工农红军,在红一军团司令部当侦察参谋。聂荣臻政委将在江西丽川一次战斗中缴获的一架拍摄 8 片的折合式照相机交苏静使用。从此，苏静便在中国工农红军中开始从事摄影活动，成为我军第一位兼职摄影工作者。

抗日战争时期，苏静先后任八路军第 115 师侦察科长，东进支队司令部秘书长兼军法处处长，115 师政治部保卫部部长兼敌工部部长、战时工作委员会公安处副处长，山东军区政治部秘书长。在紧张战斗之余，苏静拍摄了一批战斗性艺术性兼优的摄影佳作。1937 年 9 月 25 日，八路军 115 师在平型关附近伏击日军，取得抗日首胜，这次胜利打破了日本军队不可战胜的神话，增强了全国人民抗战必胜的信念。苏静参加了这次战役，并在火线拍摄了许多伏击战实况的照片。其代表作有《开赴平型关前线》《登山越岭抢占有利地形》《我军机枪阵地》《满载战利品胜利归来》《进抵平型关》等。其中《平型关大战中我军机枪阵地》成功塑造了三名八路军战士的威武形象：机枪手扣动扳机对敌猛烈扫射的勇猛姿态；左右两旁一蹲一卧的两个战士愤怒的神情，充分显示八路军战士胸中燃烧着对敌无比仇恨的烈火和高涨士气。

1937 年 10 月，苏静在山西寿阳拍摄的《八路军医生为日俘医伤》在武汉《新华日报》发表后，引起强烈反响，对日本帝国主义大肆宣扬的“皇军誓死不作俘虏、不投降，永远效忠天皇”的“武士道精神”是一个有力的打击。这是苏静正式发表的第一幅摄影作品。

1937 年 11 月 ，继平型关大战胜利后，第 115 师与第 129 师第 386 旅在山西发起了广阳战斗，毙伤日军千余人，缴获战马 200 余匹、步枪 300 余支，狠狠打击了进攻太原日军的嚣张气焰。苏静随第 115 师主力部队南下，拍摄了一批广阳战斗照片。代表作有《广阳战斗前沿阵地》《广阳战斗缴获日军山炮》等。

1938 年春，八路军 115 师用缴获的照相机举办摄影训练班，由师司令部侦察科长苏静负责。这是中国解放区最早的一期摄影训练班,主要目的是为了军事侦察的需要。

1939 年 3 月，日军进犯晋西，八路军第 115 师先后在隰县五城、井沟等地伏击围歼敌寇 2000 余人，缴获击毁汽车 80 余辆。苏静所拍摄的照片为被我击毁的敌人汽车正起火燃烧。苏静在参加五城战斗的同时，还利用相机记录了这次战役，为我军提供了丰富的历史资料。

解放战争时期，历任山东军区参谋处副处长兼情报处处长、东北民主联军司令部情报处处长、东北野战军司令部作战处处长兼教育处处长等职，参加了开辟东北根据地的斗争和辽沈、平津、渡江等战役。在平津战役中，作为我军代表进入北平同傅作义的代表及傅本人进行谈判，为和平解放北平做出了特殊贡献。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南军区副参谋长，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军务部部长，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等职。在任总参军务部部长期间，为加强军队正规化建设作出了卓越贡献。“文革”期间调到铁道部、国家经委、国家计委做领导工作。苏静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第九、第十、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代表，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常委。1955 年授予中将军衔。曾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97 年 11 月 28 日因病在北京逝世。

从仰光到延安：马寒冰的抗日之路

马寒冰（1916－1957），原名马国良，1916 年出生于福建海澄县霞阳村（今厦门市海沧管辖）。少时在鼓浪屿英华中学就读，后赴浙江金华商业学校选修银行会计，1932 年转入上海沪江大学就读。曾组织“天竹文艺社”，主编《天竹月刊》和厦门《华侨日报》的《天竹》文艺副刊。

1937 年 5 月，应缅甸英文《仰光日报》之约，他从鼓浪屿去了缅甸，任《仰光日报》编辑。不久，因撰文抨击缅英当局（当时缅甸为英国殖民地）压迫华侨而被解雇，但也因此名声大噪，被《兴商日报》聘为总编辑。“七七事变”爆发后,缅甸华侨文艺界救国后援会成立，马寒冰参加了该会并承担宣传工作。他投入到抗日宣传演讲活动中，经常在仰光福建观音亭前举行抗日演讲。每次演讲，观音亭的庭院里挤满了听众。他在演讲中呼吁侨胞“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团结一致，共御外侮，抗战必定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华侨的爱国热情。

缅华文艺界救国后援会还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歌咏和文艺演出活动，进行抗日宣传。为了筹募救国捐，马寒冰发动戏剧界义演，并奔走筹备，终于在仰光大金字塔路“银禧大厦”如期演出。观众爆满，座无虚席，盛况空前。义演时，马寒冰扮演的角色别看生面，当他由台下观众中跳到舞台上大喊“放下你的鞭子”而慷概陈词时，观众的掌声雷动，情绪激昂。马寒冰的精彩表演，振奋了观众的心，认为必须抗战到底，若投降退却，必将遭受到屈辱的亡国奴之苦。演出散场后，观众久久不离去，围拢着他再一次鼓掌，祝贺他义演成功。

抗战爆发后，马寒冰立志回国参加抗战。当他向国民党驻仰光总领事馆请求签发回国护照时，却遭到拒绝。总领事对他说：“祖国现在需要的是钱，不是人，人多得很。你回去干什么？”这对马寒冰来说，是极大的侮辱。

马寒冰并不因此而气妥。但他从报上得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改编为八路军，还在延安创办了抗日军政大学和陕北公学，广招国内有志抗战青年入学，决心离开缅甸。马寒冰毅然放弃总编辑职务，以《兴商日报》特约记者的名义申请护照，毅然决然地返回祖国，来到抗战中心汉口。在汉口他见到了董必武同志。董必武同意他到陕北。在 10 月，他随一作家访问团从西安辗转到延安，正式参加八路军，踏上革命道路，以普通一兵的姿态出现在西北黄土高原上，毅然决然地投身于伟大的抗日洪流之中。

他在陕北公学接受短期培训期间，1938 年 1 月参加了共产党，以惊人的速度完成了从爱国主义者到共产主义战士的历史性转变。不久，担任了陕北公学的宣传干事。但他感到一个热血青年、革命战士，应该到敌人后方去，到抗日战场去，去经受战火的洗礼，接二连三地向组织提出申请。正巧印度援华医疗队也急着要到前方去，缺英文翻译，寒冰的英文程度和会话水平是很高的，组织上满足了他的要求，派他做翻译接待工作。从此他陪同印度援华医疗队出没于烽火连天的冀南、冀中、豫北、豫西、晋察冀、晋西北等抗日战场，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由于在协助印度援华医疗队的工作中有优异表现，当马寒冰从前线回到延安后，就被调到军委卫生部担任当秘书。他服从安排，努力完成组织上分配的任务，但终因不是医疗专业出身，不太熟识业务，总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王震得知后，把他调到三五九旅，担任司令部四科副官处处长和王震的秘书。马寒冰随三五九旅南征北战，从延安到广东，又从广东到中原，工作完成得十分出色，成为王震的一员爱将。

国共和谈期间，马寒冰随王震到武汉，参加国、共、美三方组成的联合军事调处小组工作。1946 年 1 月 23 日，军调处设立的负责调处中原战事的第九执行小组（汉口小组）前往罗山县城，召集国共双方代表进行谈判。当时我方代表为王震和马寒冰等人，国民党代表为陈鼎勋和宋瑞珂等人。此时国民党 30 万大军“围剿”我中原军区的大局已定，罗山谈判当然是针锋相对、无果而终。当中共代表团休会离开会场时，在旅馆走廊的国民党代表中，有人指着王震对同伴说：“前边就是共匪头子王震！”话音还没落，马寒冰的巴掌就在此人脸上一阵开花，然后不依不饶地指着围观的国民党代表大声痛斥：“作为抗战名将的王震将军是不允许任何人肆意诬蔑的！”马寒冰的这一举动，让所有人都没有料到，此后国民党代表再也不敢当众对中共代表有不尊重的言行。

后来马寒冰撤回晋察冀边区，在《晋察冀日报》编辑部当副主任。三五九旅完成中原突围返回延安转入吕梁山区后，马寒冰又回到三五九旅（后发展为绥军区野战第二纵队）。他担任纵队后勤部副部长，随部队参加了吕梁战役和汾孝战役。

1949 年，王震任解放军第一兵团司令兼政委，马寒冰任第一兵团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参加了解放大西北战役。同年冬天，马寒冰作为和平解放新疆的先谴官，为我党我军进疆做准备工作。在新疆，马寒冰先后担任中共新疆分局秘书长、新疆军区宣传部部长兼文化部部长等。

1953 年，马寒冰调到北京，担任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编审出版处处长文艺处第三处长、《解放军战士》半月刊主编。

马寒冰在民族危亡之际，南征北战，保卫祖国，在戎马生涯中创作了很多脍炙人口的歌曲。如《戈壁滩上盖花园》、《我骑马儿过草原》等，他作词的歌曲《新疆好》（现名为《我们新疆好地方》）唱响大江南北，广泛流传，是一首深受人们喜爱的经典歌曲。同时，他还是著名的军中记者、作家、编辑，著有纪实文学《王震南征记》、《中原突围》等。

1957 年 6 月 28 日，马寒冰死于错案，后来得到平反。1986 年 6 月 22 日，由解放军总政治部重新安葬八宝山革命公墓。

马寒冰是一名在人民解放军部队成长起来的文化干部，他对祖国的热爱、对艺术的执著、对人才的倍加爱护、对部队文化工作的热忱，都令人敬佩和难忘。王震曾为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马寒冰文集》题写书名。

抗日女英雄李林

李林（1915--1940 年），原名李秀若，福建龙溪县人，出生于贫苦农民家庭。1915 年农历十一月的一天，龙溪县城（今漳州市芗城区）塔口庵，许多香客来到佛祖庵上香。一对农民夫妇手提一个竹篮也来到塔口庵，竹篮里放的并非上香的食物，也非衣物，而是他们刚出生 40 天的亲身骨肉，还未取名的女儿。他们把竹篮放在石塔附近显眼的地方，希望有行善的人将竹篮拾去，让女儿有条生路，因为他们实在是养活不了这孩子。过了一会儿，一个香客从小孩面前经过，惊呼起来：“这是谁家的孩子？”这一惊叫引来不少香客，大家议论纷纷，却没人打算收养这孩子，只是惋叹、怜惜。这时一个年轻女子从庙里走出来，她叫陈茶，家住石码，和丈夫李瑞奇结婚多年，未曾生育。她是来塔口庵求子嗣的，虽然已求多次，但观音菩萨未曾送子给她。她的丈夫已去南洋经商，久无信息，听说又在南洋另娶了。陈茶求子心切，在进庙前，她已听到弃婴的议论。进庙后，陈茶向观音求示，可否收养这孩子。虔诚礼拜后，又抽了根签。签文的内容正合自己收养弃婴的心意，便疾步走出庙里，把弃婴抱起来，生怕被别人抱走。她大声说道：“这孩子我收养了，不管是谁家的孩子，我一定把她当亲生女儿一样对待。”

回到家里，陈茶急忙在孩子身上寻找，只找到一张红纸片，上面只写着“出生在民国四年十一月十五日”，再也找不到孩子亲生父母留下的片言只语。陈茶叹道：“真是苦命的孩子。”陈茶为孩子取名翠英，精心抚育她。可是到了三岁时，漳州天花流行，小翠英不幸染上了。陈茶急得四处求神拜佛，又去塔口庵一次。尽管日夜尽力看护，无奈当时医疗条件差，加上陈茶缺乏卫生常识，小翠英的命保住了，但脸上却留下疤痕。陈茶常常流泪对翠英说：“妈妈对不起你啊！”

小翠英的养父在南洋另娶的消息越传越广，陈茶万分焦急，可是万里迢迢，音讯难通，陈茶不得不下决心带着小翠英远赴南洋寻找丈夫。

1919 年，四岁的小翠英随着养母登上远洋轮船向南洋出发。陈茶母女到了爪哇岛外南梦，找到丈夫。但李瑞奇分给陈茶一份财产，让她分居另住。陈茶在一位表兄（泗水华人官员）帮助下，开设了一间瑞林号杂货铺，经营食杂为主，兼营药材和书籍。由于陈茶不识字，女儿又小，所以雇了两个伙计帮她记账并经营业务。母女的生活总算安顿下来。

翠英九岁时改名秀若，进了养父李瑞奇创办的外南梦中华学校。那时荷兰殖民者统治着爪哇，华侨和印尼百姓一样遭受欺凌。殖民者规定，华侨学校只准教授英文，不准教授中文。热爱祖国的华侨教师只能瞒着殖民者用中文讲述祖国的壮丽山河和悠久的历史。寄人篱下的生活，深深刺痛了李林的自尊心，也渐渐萌生出朦胧的民族意识和爱国精神。

1929 年，14 岁的李秀若岁养母回到了中国，定居在龙溪县（今龙海市）石码镇。1930 年，李秀若考进了陈嘉庚创办的集美学校的幼师班。在这里，她勤奋好学，刻苦专研，还阅读了大量的文学名著，并参加体育活动。在学校中，她的多种爱好和才能得到了发挥。

1931 年“九·一八”事变的炮声，激起了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潮，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席卷全国，也冲击着集美学校的宁静气氛。李林的抗日救国热情迅速增长。她参加了学校组织的“抗日救国义勇队”，带领同学走上街头演出和演讲，宣传抗日。

1933 年，李秀若从集美学校毕业后，进入杭州女中读高中。1935 年春，李秀若慕名来到上海，进入蔡元培创办的爱国女中----也就是今天的爱国学校就读。

当时的上海是中国资本主义最发达的城市，也是受外国列强殖民统治最严重的地方。巨大的贫富差距和外国人与中国人地位的不平等给了李秀若极大的震撼。在爱国学校的校史室里陈列着一封李林后来写给中央妇委会的信：……（在上海）可以看到洋房大厦也可以看到烂污、狭窄的小土房；可以看到许多穿着西装绸缎长袍在马路上大摇大摆的银行经理或某公司的老板，也可以看到裸着体、赤着脚颤栗在道边的行人；可以看到富人们逍遥自在坐着汽车在柏油的马路上兜风，也可以看到汗流满面在街巷到处奔跑、有时还要挨打挨骂为了挣几个钱的黄包车夫……”这样鲜明的对比，更让怀着一腔报国壮志的李秀若急于寻找一条拯救民族危亡的途径。不久，她成为地下党的外围组织成员。

1935 年 12 月，北京爆发了震动全国的“一二·九”运动。根据党的指示，李秀若组织并领导了爱国女中的学生投入上海学生声援“一二·九”运动的运动。

1936 年 2 月，她加入了上海的“抗日救国青年团”。

同年暑假，李秀若参加了上海学联组织的大中学生暑假抗日宣传团，沿着沪杭线南下，到农村、工厂向群众宣传抗日。当宣传团来到松江县。国民党松江县党部和县政府下令禁止宣传活动。李秀若跳上台阶，高声向群众宣传：“同胞们，老乡们！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了我们的东北，我们的国家面临灭亡的危险，为什么政府还不准宣传抗日？为什么卖国有赏，爱国有罪？”台上台下群情激奋，国民党当局见状，只能把李秀若等人用武力强行拉上火车，押回上海。李秀若积极宣传抗日的行动引起学校方面的恐慌，扬言要开除李秀若和其他几名学生。

上海无法生存下去，李秀若决定到“五四”运动和“一二·九”运动的发源地北平去求学。临行前，她问好友高慧芳：“这个秀若名字不符合我的个性，你看改个什么名字为好？”高慧芳想了想，说：“你那么敬佩列宁，就用列宁的中文译名——李林吧！”从此这个光辉的名字就一直伴随着她，直到她的生命终结。

同年秋，李林离开上海，来到全国青年学生运动中心----北平，考入北平民国大学政治经济系。北平中共地下党组织负责人吕光，发现李林这位爱国侨生的进步思想和抱负，介绍她参加青年进步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从此，她如饥似渴地阅读马列主义著作。这一年的 12 月 12 日，北平学联为抗议国民党政府在上海逮捕救国会“七君子”，组织了一次大规模的示威游行。李林担负起学生游行队伍的旗手，引导队伍行进。李林以红旗为引导，指挥队伍时而化整为零，时而聚集前进。后来军警发现了红旗的指挥作用，就组织人马向旗手扑来。李林奋起反击，保护红旗，头部被军警击伤，献血滴落在红旗上。在同学的支援下，李林坚持高举红旗引导队伍前进。经受了这场斗争考验，李林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立志为民族和阶级的解放奋斗终身。

后来，李林响应中共北平市委的号召，怀着抗日救国的满腔热情，从北平来到太原，参加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举办的国民师范学校军政训练班，接受军事训练。李林担任训练班党的临时指挥---特委宣传委员兼女子 11 连党支部书记。在军政训练中，她顽强地、刻苦地练习射击和骑马技术，并学会了许多工作方法，是一位文武双全的军事指挥员。

1937 年夏天，李林结束了军训生活，来到抗日前线大同，任牺盟会大同中心区委宣传部长，同时兼任中共雁北工作委员会宣传委员。它运用各种方式宣传抗日形势、政策和方针，组织学生抗日宣传队，在工人中发展牺盟会员。这年 9月，日军侵占张家口，不久大同也失陷了。中共山西省委调李林回太原，她奉命撤回太原，仍然眷念雁北的壮丽山河和群众。途中，李林恰遇省委派来组建雁北特委的赵仲池、连雷等同志，坚决要求重返雁北。在阎锡山部队向关内溃逃的时候，李林又跨出雁门关，日夜奔波在雁北一带，宣传发动群众，培养地方干部，组织游击队。

同年 11 月，雁北抗日游击队第八支队成立，王零余任支队长，李林担任支队政治部主任。她和王零余带领部队深入敌后建立抗日根据地，与敌、伪军展开殊死的斗争。在田城村歼敌、偏关锄奸、胡图关破敌等战斗中，杀出了军威，壮大了革命队伍。

1938 年 2 月，李林改任整编后的独立大队骑兵营教导员，率部驰聘雁北、绥南一带，横扫敌寇，屡次粉碎敌人的扫荡。李林的威名，使日、伪军闻之散胆，曾以五千银元重金悬赏李林的头颅。

1938 年 7 月，牺盟会晋绥边区工作委员会成立，李林为宣传委员和边区干训班负责人，兼管地方武装。在敌人频繁扫荡、物质条件极其困难条件下，李林为培养抗日骨干，日夜操劳，一年间就举办了四期训练班，培养了二百多名学员。

1939 年 3 月，李林出席了阎锡山召开的“晋绥军政民高级干部会议”，她以铁的事实和亲身的经历，讲述八路军和山西新军军深入敌后抗战的事实，驳斥国民党污蔑八路军和牺盟会的谣言。阎锡山曾亲自派人向她施以威逼和利诱，李林不为所动，表现了共产党人的凛然正气。

1940 年 1 月，晋绥边区人民召开全区人民代表大会，成立第十一行政专员公署，李林被选为专署的秘书主任。后又受雁北人民的委托，参加了晋西北人民代表大会，被选为晋西北行政公署委员。这次她受到贺龙的接见，贺龙亲切地对她说：“我们的女英雄，鬼子听了你的名字都害怕，了不起！”

1940 年 4 月，日寇集中 1.2 万兵力，发起第九次扫荡。晋绥边区特委、十一专署机关、群众团体和几个训练班共 500 多人，在平鲁县平台村被敌人包围，情况十分危急。为掩护领导机关和群众突围，李林率领骑兵营两个排向东冲杀，机智地与敌人周旋，使机关人员向西撤退。敌人误认李林的部队是主力，于是调集大量兵力向李林部四面突击。李林身边两个战友相继牺牲，李林也多处受伤，但仍英勇抵抗，击毙日伪军 6 人。在敌人狂叫“抓活的”的声浪中，李林见子弹已将打光，负伤的身体也支持不住了，为了不被敌人生俘，李林将最后一个子弹，从容地射进自己的喉部……

1942 年 4 月 26 日下午两点多钟，年仅 24 岁，刚刚新婚不久已怀孕的李林倒在了她最热爱的祖国的土地上，倒在了她曾经纵横驰聘的抗日战场上。

李林的牺牲换来了大部分机关人员和群众的安全转移，保存了一支重要的抗日力量。晋绥边区为她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中共中央妇女委员会从延安发来唁电，称赞她“不仅是女共产党员的光辉模范，而且是全国同胞所敬爱的女英雄。”

延安的《中国妇女》杂志、《新中华报》，重庆的《新华日报》、晋西北的《新西北报》等报刊，多登载了李林为国捐躯的英雄事迹。《新西北报》发表的《悼李林同志》的社论这样写道：“在晋绥边区群众认她为自己真正的领袖。有不少民族女英雄……但能指挥武装部队，领导工农群众与敌人冲锋陷阵、血肉相拼，一直坚持三年之久，创造了辉煌永远不可磨灭战绩的，恐怕只有李林同志了。这种伟大壮举，真可动天地而泣鬼神，造成中华民族英雄的最光荣典型！”抗日战争时期，她与赵一曼一同被誉为中国两位率兵作战的女英雄，令敌寇闻风丧胆。

1952 年，平鲁县人民政府在李林烈士陵墓前立了一块大石碑，写着：浩气贯洪涛，碧血染桑乾，忠勇报国志，永活在人间，”“李林烈士永垂不朽！”1985年又雕塑一尊李林跃马提枪、飒爽英姿的塑像。

周恩来总理生前也曾谈到“要多多宣传李林”。1973 年，时任法国总统乔治·让·蓬皮杜访华，周恩来总理陪同蓬皮杜总统前往大同。期间，周恩来与蓬皮杜谈到两国各有一个民族女英雄——法国有 15 世纪的“圣女”贞德，中国则有殉国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李林。

2009 年，李林入选“100 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在中国民政部公布的“第一批著名抗战英烈名录”的中，南洋归侨李林是 8 位女英烈之一。2014 年，李林入选全国“300 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

李林的祖籍地人民没有忘记她！龙海双第华侨农场是印尼归侨聚居地，现有归侨、侨眷 2500 多人。农场为印尼归侨出现李林这样的女英雄而感到骄傲。该农场鹭凯农庄深为李林的事迹所感动，投资 380 多万元兴建纪念馆，让女英雄李林“魂归故里”。 

与党同龄的火箭专家杨南生

1921 年 12 月 29 日，杨南生出生于缅甸仰光一个华侨家庭，两岁时随父母回国。青年时期的杨南生，醉心于数理化，成绩一直拔尖。1939 年，他以优异的成绩从北师大附中高中毕业。在父亲和舅舅崇尚科学报国的思想浸染下，杨南生的心中埋下了要以科学求真、求善、求美的种子，并立下“此生为国家做点实事”的志向。后来，杨南生考入由当时的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及私立南开大学共同组成的“西南联合大学”读书。

1947 年，杨南生考取庚子赔款公费留学，受钱伟长先生的指点，选取塑性力学为研究方向。1950 年，29 岁的他以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博士身份，甘愿放弃国外高薪聘请，冲破国民党的重重阻挠，辗转回国。

回国后，杨南生在力学所担任钱学森先生的助手，同时任副研究员、课题组组长，从事高温塑性材料理论的研究。此后，他参与了我国第一辆“解放”牌汽车的研制，主持建立了我国第一个火箭发射场。

1956 年 9 月，杨南生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实现了自己人生最美好的愿望。同年国庆，他受邀登上天安门城楼，观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10 周年庆典。

1964 年 8 月，杨南生受命离开上海赴四川泸州，前往固体火箭发动机研制基地——四川泸州高坝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第四分院（当时是总字 750 部队，今为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四院），任四分院副院长，担负固体火箭发动机研制的技术指挥重任。后因条件限制，四院从四川泸州整建制搬迁到了内蒙古的戈壁荒漠。

1967 年，四院接受国家任务，负责研制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运载火箭“长征一号”的第三级发动机。此任务代号“651 工程”，随后，四院成立了以杨南生为首的“651 工程”领导小组。杨南生凭借深厚的理论功底，渊博的学识和研制中国第一代探空火箭以及几年来研制固体火箭发动机积累的实践经验，指导设计人员很快制定出了发动机的总体技术方案。方案论证时，他提出指导思想：力求先进而不盲目追求先进。即：要适应我国目前的技术水平和已有的技术成果，保证切实可行；又要力求先进，研制出尽可能高质量的发动机。

遵循这一思想，方案确定采用新型壳体材料，新型推进剂，大膨胀比高空喷管，火箭式高空点火器，以及发动机捆绑小火箭自旋技术。这些技术大都是第一次使用，杨南生和他的队伍担着不小的风险。完成设计图纸后，杨南生带队立即投入试制。为方便工作，杨南生吃住在厂区，睡单人硬板床，吃集体大“食堂”，骑自行车在厂所站之间穿梭。哪里有难题，他就出现在哪里；哪道工序是关键，他就陪在哪里；哪个岗位空岗了，他就登门去请。每逢发动机装药，他必定到现场；每次试车，他尽可能近地靠前观察，只为获取最真实的状况，以利于试后分析。

受政治因素影响，研制工作几近瘫痪。为此，杨南生于房源几十公里的厂区、家属区来回奔波，敲开一家家、敲开一家家紧闭的房门，苦口婆心劝导科技人员和工人回到工作岗位。

当时，他年近 50 岁，却依然不顾刮风下雨、顶着酷暑严寒，兢兢业业地工作。研制基地位于边疆，供应不丰，粗粮是主食，土豆白菜是常年菜，研制人员不仅要闯技术难关，还要闯生活难关。在工作、生活的双重压力下，杨南生患上了坐骨神经痛。但他坚持“轻伤不下火线”，奔波在研制一线，单脚蹬车穿梭不歇。研制过程中，难题接踵而来。1968 年，一台发动机装药固化出炉后，发动机头部位置药柱出现许多裂纹。为解决这一问题，主管工艺质量工作的陈明义结合研制单位意见，提议：挖药修补发动机。在发动机里挖药无异于老虎嘴里拔牙，万一发生爆炸，后果不堪设想。杨南生运用粘弹力学理论，结合试验数据，认为可以尝试挖药修补法。他说：“我们的大胆来自于大量的科学试验。我与研制人员已经论证过，这的确是一步险棋，但国家急需，时不待人，值得出手。”会后，杨南生主动报名参与挖药工作。第一天挖药，他们挖出不足一斤药，用实践证明了固体发动机装药安全挖药新工艺的可行性。杨南生按捺不住内心的喜悦，第二天早上不到八点钟，就赶到了现场开始工作。

挖药完成后，研制人员采用新工艺对药柱缺失处进行了灌补、固化，出炉后检查确定药柱完全符合试车要求，随后进行了地面试车，获得圆满成功，按时向卫星总体提供了数据。挖药中，陈明义因操作时间过长而轻微中毒，在病床上躺了半个月。杨南生十分关心，前去看望和慰问，并与他探讨如何保证发动机不脱粘、药柱的整体性无裂纹，力求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不再出现需要挖药的状况。

裂纹是发动机装药不允许出现的缺陷，一旦出现就必须解决，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为此，杨南生指导设计人员引入了粘弹性理论，分析装药产生裂纹的内在原因，逐渐解开了这个谜团。经过整整三年多艰苦卓绝的奋战，杨南生主持进行了近二十次试车，几十次修改，最终解决了地面旋转试车、高空模拟旋转试车、高空点火，以及推进剂配方调整、装药、裂纹、脱粘、高空喷管结构等等重大技术难题。1970 年 1 月，发动机顺利通过了鉴定试车，各项指标完全达到了“长征一号”运载火箭总体设计提出的要求，可以交付总体参加卫星发射。但杨南生没有丝毫放松，他明白，发射成功才是真正的考验。

1970 年 3 月 27 日，杨南生率队到基地参加卫星发射。四院 18 人的试验队在风雪中出发，前往酒泉卫星发射基地。到达目的地后，杨南生进行了战前动员。

他在给大家鼓气加油的同时，要求全体参试人员一定要搞好内外团结，顾全大局，服从命令听从指挥，质量第一，安全操作，严格按计划要求认真负责地把每一项工作都做好。之后，试验队建立了严格的双岗制，每一道工序是谁操作的都必须留下姓名，谁检验、谁记录都要有明确分工。同时，每一个阶段都要求进行质量复查和“双想”（即，回想和预想）活动。这些措施确保了“三无”的落实到位，即：无误操作、无错漏检、无多余物，以便确保“东方红一号”成功发射。

4 月 14 日，钱学森率领任新民、杨南生、戚发轫等 15 人组成的汇报团乘飞机到了北京进行汇报。连夜，各路技术专家向周总理等中央首长汇报了卫星、运载火箭在技术阵地总装测试的情况。同时，把与三级发动机有关的“过载开关”问题、航区安全问题也作了详细汇报。周恩来总理指示：“如果这次试验成功的话，你们不要骄傲自满，还要继续前进。这次试验也可能搞不成，这不要紧，失败是成功之母嘛！”听了总理的话，大家深受鼓舞，极为感动。当天午夜 12 点，汇报完毕。15 日，周总理要求写出正式的书面报告及保证书，第二天提交政治局讨论。于是，负责运载火箭一、二级发动机的任新民、负责第三级发动机的杨南生、负责卫星的戚发轫，被请到国防部大楼，连夜赶写各自部分的报告。杨南生知道，这实际上是签署军令状，责任就重如泰山。这一夜，他怀着紧张的心情着手起草四院人负责的运载火箭第三级发动机的报告。一夜未眠，当他在报告上郑重地签下“杨南生”三个字样时，已是东方破晓。

这份重要的报告，与任新民起草的运载火箭第一、二级报告和戚发轫起草的卫星部分的报告，经国防科委汇总后，被呈送到周总理的案头。4 月 16 日，周总理代表党中央批准：我国的第一颗人造卫星可以上天了。杨南生等专家随同钱学森急忙赶回发射基地，投入发射前严密而紧张的准备工作。

1970 年 4 月 24 日，这是一个令中国人自豪和振奋的日子，也是我国航天发展史上富有历史意义的一天。当天 21 时 36 分，一声令下，“长征一号”运载火箭载着“东方红一号”卫星，直冲云霄。在最后一刻，杨南生和他的团队交付的第三级固体火箭发动机点火，给出强力的一推，圆满地完成了末级助推任务，把东方红一号卫星送入预定轨道，环绕着地球运转起来，巡游九天，雄壮欢快的“东方红”乐曲响彻宇宙。“东方红”乐曲向全世界庄严地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了太空时代；向全世界证明：外国人能够做到的，中国人也一定能够做到！卫星发射成功的消息传到北京，处处欢欣鼓舞，平时严肃的专家们也轻松幽默起来。

被杨南生尊称先生的屠守锷打趣道：“你为卫星准备了很多饭嘛！”意指杨南生的第三级发动机实际推力远远大于提供给卫星总体的数据。计算的卫星轨道原本是近圆形的，由于第三级发动机发射时的推力大了不少，使卫星实际进入了一个近似椭圆的轨道，这是非常有利的运行。

1999 年，电视播放“两弹一星”功勋授奖大会，杨南生不在其列。晚上，他家电话被打爆。电话这头，杨南生笑道：“一生能为国家发达做一点实实在在的事，天上飞的有我亲手摸过的，对我来讲，足够啦！”在 2012 年举办的航天固体动力事业 50 年“十大感动人物”评选中，杨南生以第一高票荣登榜首。他不计名利，刚正不阿；他坚持真理，勇于创新。人们从他身上看到了科学的光辉，更看到了科学家背后所放射出的人性光芒！在他的身后，一座是“事业”高峰，一座是“人性”高峰。而这两座高峰，值得我们用一生去攀登！

作者简介：

  郑来发，  漳州市退休老干部 ，漳州华侨史研究专家，著名文化名仕，自号'老顽童'，被誉为福建的'梁漱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