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艺的教化在哪

作者：朱双顶

        六艺，孔子的称法，后来叫六经直到今。这是指经过孔子整理而传授的六部先秦典籍，即《诗经》《尚书》《礼经》《易经》《乐经》《春秋》，其中《春秋》为孔子所作，有“仲尼厄而作《春秋》”之说。这六部经典虽然内容各异，但整理者的目的却是相同的，都有用来教化的用意，只是教化的重点不同，何以为证？

        整理者孔子自己说：“六艺于治一也。《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神化，《春秋》以义。”意思是说，六艺于教化治理国家的道理是一致的，《礼经》是用来约束人的言行，《乐经》是促人们之间的和睦，《尚书》是记载政事供人借鉴，《诗经》是表达人的情意，《易经》是用来预测神妙变化，《春秋》是用来告诉人怎样为人做事。这是司马迁在《史记•滑稽列传》中的记载，应为信史。它不但表明了六艺的教化目的，更是指出了教化所在。

        为此，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作了进一步的阐发：“《易经》阐述天地、阴阳、四季、五行的变化，因此擅长研究变化；《礼经》阐述伦理道德，因此擅长于指导行动；《尚书》记载先王的事迹，因此擅长于政治；《诗经》记载山川、溪谷、禽兽、草木、鸟兽雌雄，因此擅长于风土人情；《乐经》阐述音乐，因此擅长于用音乐抒发感情；《春秋》辨别是非，因此擅长于引导众人。”由此可见，以六艺治国理政是借鉴前朝而各有所重，是统在教化而各有所成。综合先人们的论述，六艺的教化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对民风的教化，《诗经》的影响为广。一部《诗经》虽只有305篇，但其所函盖的内容却十分丰富，按风、雅、颂分为三类。“风”，为各诸侯国的乐调，含十五国风160篇；“雅”，为朝廷正乐，分为大雅和小雅，共105篇；“颂”，为宗庙祭祀之乐，共40篇。其之“风”，或泼辣，或蕴藉，或直率，或含蓄，纯朴真挚，沁人心脾；其之“雅”，或幽怨，或喜乐，或清雅，或柔润，言简意远，荡涤心灵；其之“颂”，或肃穆，或雄健，或虔诚，或谦恭，回旋跌岩，意蕴宏大。这些无不体现出孔子编定时教化的用意，尤以《雅》为重。

        司马迁说：“《大雅》言王公大人，而德逮黎庶；《小雅》讥小己之得失，其流及上。”意思为《大雅》讲述王公大臣，但它的道德教化却惠及黎民百姓；《小雅》是从个人的忧思得失讲起，却达到了对上讽谏的目的。《诗经》内容虽各不相同而各有侧重，但以德化人却无处不在而有相同。孔子的弟子子夏说：“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经》。”就是说纠正得失，惊天动地，感动鬼神，没有比《诗经》更接近的了。可见《诗经》教化作用对后世的影响。

        《诗经》收集了周初至春秋中叶五百多年间的作品，跨度时间和地域，在当时都是空前的。最初作为教化的工具，主要用于典礼、讽谏和娱乐，成为周代礼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成文后广泛流传于诸侯各国，用于政治、外交活动中。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在著术中大量引用《诗经》，而孔子更加重视，亲手整理制乐，并以此教授弟子。被孔子说成是“不学诗，无以言”，可见《诗经》在孔子心目中的地位。到汉代，《诗经》流传甚广，由鲁人毛亨和赵人毛苌编成俗称“毛诗”的今本《诗经》流传。汉儒传《诗》经学化，使《诗经》之名因此而得，形成了诗教传统和说诗体系，其教化作用影响至今。

        二是对治国理政的引导，《尚书》的影响为大。《尚书》写的是帝王的治国之道，《史记》中说为孔子晚年所编，他将上古时期的尧舜一直到春秋秦穆公时期的各种重要文献资料汇集一起，经过认真编选而成，作为教材精心地传授给自己的三千弟子，可见其传道之广之深之影响。即使到了秦始皇焚书坑儒之时，他的后人也不顾家族生命危险，而将《尚书》私藏于墙壁之中。唐代思想家赵蕤在《长短经》中说：“疏通至远，《书》教也。”就是说进入一个国家，如果民风盛传通晓古今，并且有远见，那么定是通过《尚书》的教化。

        《尚书》，最早书名为《书》，是一部追述古代事迹著作的汇编。分为《虞书》《夏书》《商书》《周书》。因是儒家五经之一，又称《书经》，被列为重要核心儒家经典之一，历代儒家研习之基本书籍。《尚书》所录，为虞、夏、商、周各代典、谟、训、诰、誓、命等文献。其中虞、夏及商代部分文献是据传闻而写成，不尽可靠。“典”是重要史实或专题史实的记载；“谟”是记君臣谋略的；“训”是臣开导君主的话；“诰”是勉励的文告；“誓”是君主训诫士众的誓词；“命”是君主的命令。

        《尚书》的教化目的，是明仁君治民之道，为救危世而感化后世人君，阐述仁君治民之道就成了它的第一要旨。所以《尚书》记录了各代帝王言行，提出了“德治”的治国主张，深刻影响了后世。虽然它以唯心的天命观来解释历史的兴亡，但毫不遮掩其敬德与重民的思想光辉。同时明贤臣事君之道，为后世提供效法之参考。其中《尧典》上说：“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彰）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意思说，公正能发扬才智美德，使家族亲仁和睦；家族和睦之后，百姓辨明百官的善恶；百官的善恶明辨了，又使各诸侯国协调和顺。而这一切都产生于德，可见德治的重要。

        所以自汉以来，《尚书》一直被视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哲学经典，既是帝王的教科书，又是贵族子弟及士大夫们必修的“大经大法”，汉儒学家更是加以发扬光大，对其“德治”观念发展为“德力并重”主张。其中《大禹谟》上说：“克勤于邦，克俭于家。”要求上下都能做到为国家而不辞劳苦、为家庭而生活俭朴。《国官》上更是说：“以公灭私，民其允怀。”要用公正消灭私欲，这样百姓才会信任而归向执政者。这些，对后世的教化治国都影响巨大。

        三是对社会秩序的规范，《礼经》的影响为最。孔子说：“安上治人，莫善于礼；移风易俗，莫善于乐。揖让而治天下者，礼乐之谓也。”所以，他提出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治国主张。汉班固也说道：“故象天地而制礼乐，所以通神明、立人伦、正情性、节万事也。”所以司马迁就说有：“我到大行令官署，考察夏商周三代礼仪的优劣之势，才明白根据人情制定礼仪，依据人性制定各种法规制度。”他认为通过礼仪制度来统一海内，管理百姓，上至朝廷君臣尊卑贵贱的秩序，下至黎民百姓的车马、衣服、住宅、饮食、嫁娶、丧祭的名分，都需要用礼制来规范。所以《礼经》是对封建伦理秩序的守护，是对人们社会行为规范的一种教化。

        《礼经》又称《仪礼》、《礼》，为儒家十三经之一，是中国春秋战国时代的礼制汇编。共十七篇。内容记载周代的各种礼仪，以记载士大夫的礼仪为主。秦之前篇目不详，汉初高堂生传仪礼。《礼经》中记载的有关冠、婚、丧、祭、乡、射、朝、聘等礼仪制度，用来教化约束世道人心，告诉人们在何种场合下应该遵守何个种礼制，是一套维护社会秩序的总章程。孔子面对礼崩乐坏的周王朝衰微，他要人们“克己复礼”，因此编辑《礼经》以教育学生，并亲自带领演习，就是颠沛流离之时也不忘礼。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就记有“子去曹适宋，与弟子习礼于大树下”之事。还说他“适周而问礼”，特别留意各代各国的礼，十分注意采辑收访。《论语》上也说，“子入太庙每事问”。可见编辑《礼经》成了孔子自定重要的责任，用《礼经》教育弟子成了他的核心教学内容，目的就是想挽救周王朝的颓势。

        等到了刘邦建立汉朝时，由于失去礼制的规范，朝廷之上出现了一片混乱，大声喧闹而争吵不休，毫无皇权之威严，也毫无君臣尊卑之秩序。是儒学博士叔孙通，带领一帮儒生，拾起儒家的礼仪加以修订，并进行演练，从而为汉朝廷建立起一套礼仪制度，这才解决了刘邦失序头痛的难题，对稳固刘氏江山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让刘邦由衷地感叹：“今天我才真正体会到做皇帝的尊贵！”可见，礼制对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重要性，《礼经》的教化作用就源人们对秩序的遵守。

        四是对未来的预测，《易经》的影响为显。由于对科学文化知识的缺乏，社会文明程度的低下，占卜问卦预测未来就成了统治的需求。所以《易经》就适时而出，并大肆风行，凡有重大事项，都要占卜求卦取得祥瑞之兆，以决定是否行事就成了一种必经的规则。所以让百姓心思洁净，见解精微却不狡诈，就成了《易经》教化的用心。赵蕤就说：“《易经》的精微之处在于喜恶互相攻击，远近相互吸取，就不会使人太过亲近而互相伤害。”

        《易经》原是上古卜筮之著述，商周之际经周文王整理，将它引入了“天人之际”学术领域，再经孔子的传述，又加上历代众多学者的精心研究，成为中国人文文化的基础。儒家尊之为“群经之首”，道家崇之为“三玄之一”。它仰观天文，俯察地理，中通万物之情；究天人之际，探索自然与人生易变的法则；启示事物发生的微妙契机，指引趋吉避凶之法；运用哲学的智慧，积极地指引人们采取正确的措施。它是将人与自然看做是一个互相感应的“天人合一”有机整体，用“变易”、“简易”与“不易”之说，解释万事万物发展有“定数”与“变数”之规律，是一部古老的智慧之书、教化百姓生活之书。

        所以，从《易经》中，哲学家看到的是辩证思维，史学家看到的是历史兴衰，政治家看到的是治世方略，军事家看到的是参悟兵法，如此等等，芸芸众生将其视为为人处世、提高修养的不二法宝。可以说，《易经》的影响，从古到今、从中国走向世界，从未停止过。它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教育人要效法天象健于运行，以坚韧的毅力永不停息地发奋图强；它的“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提醒人要像大地一样具有宽广精神，载养万物而不止；它的“云雷屯，君子以经纶”，更是要求人们在谋化之时，要有以天下为己任的胸襟与责任感；它的“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德育”，指出人修身养性要像山下流出泉水及启蒙的幼童样，以果敢的行动来培养品德。如此等等，振聋发聩。

        五是对民心的净化，《乐经》的影响为深。孔子认为周室之所以走向衰微，关键是礼乐废驰。所以他说：“我从卫国返回鲁国后，就开始对乐典进行审定，使《雅》乐和《颂》乐都各自发挥了它们应发挥的作用。”音乐对人的影响，是抵于心、发于情、见于行。孔子周游列国时，在齐国听到演奏的“韶”乐之后，竟然是“三月不知肉味”，说是“不图乐之至于斯也。”所以音乐的教化作用是深入人心而影响人情，进而导至国风之变，有着潜够黙化的神奇，可以“移风易俗”而“以善民心”。

        虽然如此，但古今人对《乐经》是否存在、以何种载体形式存在，一直争论不休而无定论，只因至今为此，谁也没有见过《乐经》为何样。然而《乐经》在古籍上屡被提及，并被儒家定为核心经典六艺之一，却是不争的事实。更有唐代思想家赵蕤在《长短经•正论》长文叙述《乐经》之内容，让人可见一斑，只是不知来源何处，但却系统地论述了音乐的教化作用。主要有如下内容：

      强调感染教化作用。他说《乐经》上说：凡是音乐都是从人的心底产生的，感情在音乐中波动，所以就形成了声调，声调组成乐章，就成了音乐。盛世的音乐安祥而快乐，表现政局一定是平和的；乱世的音乐仇怨且愤怒，表明政局一定是动荡的；亡国的音乐哀伤却思念，表示国家百姓一定是困苦的。所以汉史学家班固说：“乐者，圣人之所以乐也，而可以善人心，其感人也深。故先王著其教焉。”

        突出音乐与治国的关系。他说《乐经》上说：声音的原理和治国的道理是相通的，五音中的宫音就是君王，商音就是臣子，角音就是百姓，徵音就是事务，羽音就是万物。五音不乱，就不会有杂乱的噪音。宫调乱而音乐废，说明国君骄纵；商调乱而音乐不稳，说明臣子败坏；角调乱而音乐忧郁，说明百姓怨愤；徵调乱而音乐哀伤，说明国家事务太过频繁；羽调乱而音乐亡，说明国家财政匮乏。圣明的君王让人听雅、颂这类高雅的音乐，学习威严的礼仪。所以司马迁说孔子作雅颂之乐，并要求掌握音乐的演奏规律，“开始时各种音响要非常协调，随着音调的展开声音要和谐悦耳，要顿挫鲜明，要悠扬回荡，一直到结束”。这应该就是《乐经》上所说的“治世之音安以乐”。   

        六是对历史的借鉴，《春秋》的影响为透。《春秋》为孔子所编，司马迁在《史记》中，将孔子作《春秋》说成是“当时周朝的国势衰微，孔子担任鲁国的司寇，想振兴鲁国，却遭到了各诸侯国的嫉恨，害怕鲁国强了对他们不利，而鲁国的大夫们也千方百计地压制他。孔子知道自己的话没人听，自己的主张无法实行，于是就写了一部《春秋》，以褒贬、评定二百四十二年中的各国大事，来给天下树立一个如何治国理政的、具有正反两个方面意义的榜样。他批评那些无道的天子，贬斥那些不守礼法的诸侯，声讨那些犯上作乱的大夫，以此来表达自己王道的思想。”所以《春秋》的教化作用在鉴示，是一部讲礼义的大著作。

        《春秋》作为儒家典籍“六经”之一，是中国第一部编年体史书，也是周朝时期鲁国的国史。《春秋》这部书，用孔子自己的话说，就是要往上阐明夏商周三代开国的王朝，往下分辨人与人之间的伦理纲常，给人以消除怀疑，明辨是非而下定决心，教给人们要赞美善良，贬斥丑恶，颂扬好人，谴责坏人，要把那些行将灭亡的国家再振兴起来，把那些行将断绝的世系再继续下去，修补残缺而振兴衰废，实行理想中的王道。

       《春秋》用于记事的语言极为简练，然而几乎每个句子都暗含褒贬之意，被后人称为“春秋笔法”、“微言大义”。《左传》说：“《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非圣人，谁能修之？”所以《春秋》的教化作用，在于以史为鉴而警世，圣人虽萎，而《春秋》不老，《春秋三传》使之更加灿烂。因此《春秋》传之不绝，喜读不乏其人，而关羽挑灯清夜读《春秋》，更是留下“孔夫子，关夫子，万世两夫子；修春秋，读春秋，千古一春秋”的一段佳话。这就是《春秋》的魅力与教化作用所在。

        历史已过，圣人虽去，但留下的六艺中的五经，依旧光辉灿烂，其教化功能永不磨灭！

2023.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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