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静无为真的是无为吗

作者：朱双顶

        两千多年前的西汉，齐相曹参就要离开齐国到中央政府去任相国了。临别之际，继任者心想曹参一定有非常重要的事需要交代，结果等来的叮嘱让他十分诧异，让他千万不要去惊扰齐国的狱市，说是留着这狱市，就是为了让它藏垢纳污，兼收并蓄，好让那些为非作歹之徒有个容身之处。曹参走马上任之后，人们都寄厚望于他，希望他能够带领大有作为，结果他又令人十分失望，只是日夜饮酒，不问政事，要是有人来劝说，他不让人开口就让喝酒，直到喝醉，不给劝说之人有开口之机，天天如此，还参加小吏们在宿舍里的喝酒，使人万般无奈，也万般无解。

        孝惠帝听说后，很是焦虑，让曹参儿子回去问是怎么回事。结果他将儿子打了二百板。孝惠帝只好亲自问他。在孝惠帝肯定自己不及先帝刘邦、他又不及萧何后，曹参恳切地说道:“陛下言之是也。且高帝与萧何定天下，法令既明，今陛下垂拱，参等守职，尊而勿失，不亦可乎?”孝惠帝说:“善。君休矣！”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萧制曹随”，也是汉初实行的休养生息清静无为治国之道的延续。那么清静无为真的就像曹参这样不作为吗？

        据说这种清静无为治国之道，源于黄老学说的道家思想。道家思想的起源是轩辕黄帝，在战国时期，稷下学宫把黄帝学说与老子学说常常放在一起说，并称“黄老学说”。“黄老学说”以道家《黄帝四经》、《黄帝内经》和《道德经》为主要思想，并且采纳了阴阳学说、儒家、法家、墨家等学派的观点。老子在《道德经》中提出了“无为而治”的思想，说：“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为无为，则无不治。”今天一般译为：有道之人治理天下的方法，是净化人的心灵，满足人的温饱，减损人的争名夺利心志，强健人的体魄；常使百姓没有伪诈的心志与争名夺利的欲念，使那些智巧之人不敢放肆妄为；以无为的心态去处理政事，就没为治理不好的。从此“无为而治”破人们所推崇，而发展到后来的“清静无为”的治国方略。

        道家崇尚的清静无为治国之道，实际上行的是王道，主张的是无为无不为的“道常无为，而无不为”，看似无所作为，实则是无所不为，以达到一种“大言希声”般的境界，有着“不贵治人贵治己”的作为，以因俗简礼，与时迁变，除衍存简，休息生息，要“顺天之时，随地之性，因人之心”，而无主观臆断之为，无人为之作，一切遵循客观规律，是“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被老子又说成是“无之为用”，并作了一个形象的比喻，说车辐穿在车头，中间须留出空处，才能装上车轴，使车轮有转动的作用；建造房屋，有了门窗四壁中空的地方，房屋才能住人。所以，“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就是说“有”给人便利，“无”却发持了作用。因而“无”为本，“有”为末，道家的“无为而治”中的“无为”，实则是有更大的作为、更高的要求、更重要的作用。像上古唐虞夏的中国司法始祖皋陶是个哑吧，做了执掌刑罚的官员，天下却没有了酷刑；先秦乐圣师旷是个盲人，做了太宰后，晋国就没有出现过混乱的政局。

        对无为无不为的说理，道家思想的代表人物列子在其著作《列子•说符》中就讲了一个这样的故事，说他学射箭之术，射中了靶心很是高兴，就请教关尹子（道家著名代表人物，《道德经》得者）怎么样。关尹子就问他：“你知道射中的原因吗？”他如实地回答说：“不知道。”关尹子说：“那你还不可以。”列子就回去继续练习，三年之后又来向关尹子请教，关尹子还是那句问：“你现在知道射中的原因了吗？”他自豪地说：“知道了。”关尹子这才有感地教导他说：“可以了，不过你要牢记这个道理，不要轻易地放弃。不仅学射箭是这样，治国和修身也都要是这样。”这就是道家的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的意蕴，表达的同样是无为无不为的观念。

        列子在《列子•汤问》中还讲了一个学射的故事，说神射手纪昌当初向飞卫学射箭，飞卫告诉他要先学眼睛不眨之功。他就回家仰卧在妻子的织机之下盯着踏板，二年之后练成眼睛即使碰到锥子刺也不眨一下。就是这样，飞卫还是说不行，还要练眼力。他又回来用牦牛尾之毛穿虱子挂在窗上练习，三年之后，看虱子如车轮大，看其它东西如山丘，用箭射虱穿过而线不断。飞卫这时才高兴得手舞足蹈起来，说：“你已经学成了射箭之术了。”这就是道家所倡导的“无为无不为”的精神内核，有了“自然之道本无为，若执无为便有为”之说。

        所以道家的清静无为的核心，就是要遵循自然规律行事，少干扰，多作为，看是虚而行却实，说是无却胜有，被称作是大乱之后的最佳急救包。汉初之时，由于经历多年战乱，民生凋敝，百姓处在水深火热煎熬之中，迫切希望有一个安定的生活，所以恢复生产、发展经济，就成了稳固统治最核心的要求。因而统治者上下就达成了一个修养生息的清静无为治国方略，并积极地去推行，最终形成了“文景之治”。曹参是继萧何之后为相国，积极实施该国策之人，他看似整天喝酒无所作为，实则是进一步落实强化了萧何时制定的一系列修养生息之策。《史记》上说他一到任相国之后，立马就选拔那些不善于言辞的老实人来充当自己的丞相史，裁掉那些善于上纲上线而又沽名钓誉华而不实的人，来执行萧何的清静无为治理国家之主张，一切事情都遵照着萧何旧有的规章办，没有一点变更。这才有了历史有名的“萧制曹随”之说。司马迁评“曹参使百姓休养生息，无为而治，所以天下都称赞他”。

        但是，道家的这种清静无为思想，不知从何时起被人刻意起“无为”来，有了另一种曲解，认为“无为”就是什么也不作为，从而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被发展到虚无主义，尤以魏晋时期的玄学为最。魏晋时期，中国历史上出现了一个奇特的现象：政治上混乱、社会上痛苦，而人们精神上却追求率性、珍惜自我、张扬个性自由；皇帝登基独揽朝政，却又邀请臣子并坐清谈；士族掌权主政，却又以过问政事为耻。于是就有了刘伶纵酒、嵇康锻铁、阮籍狂啸等“魏晋风度”的形象演绎，更有了清谈玄学之风的盛行。所以便有了君臣的荒诞行径，有了乱国之为而最终被灭国。

        据《世语新语》记载，东晋桓温召集很多名士在一起讲解《周易》，每天讲解一卦，连简文帝司马昱也去听了，不过是去了一次就回来了，是很不满意，说：“玄理本应当有困难与容易之分，怎么能以一卦为限呢？”从中可以看出，连至高无上的皇帝都去听玄学之讲，而且还不满意以“一卦为限”，可见其对玄学的喜好程度。权重位高已身为宰相的桓温，本依靠战功步入仕途生涯，对于清谈玄理并不见长，却也乐于开设讲坛，且“每天一讲”，可见当时追逐清谈玄学的潮流有多盛行，连桓温这样的人也不甘落后。又说东晋清谈名家许玄度，有一次拜访简文帝，正值风清月朗之夜，与简文帝清谈，中途简文帝不知不觉地坐到了许玄度的旁边，握着他的手交谈，竟然一直到天明。

         上行下效，于是在士族阶层形成了一种新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产生了玄学，以老庄思想为基调，后又吸取了佛学中的成份，形成了一种哲学名辩思潮。以经学家王弼、太尉王夷甫为代表的一派，主张“贵无论”，从《老子》“以无为本”与“以有为末”中提炼出“贵无论”，认为“无”是世界的本源，世界上所有的事物只是暂时的存在，也就是所谓的“有”。当时，在他们的大力倡导下，“贵无论”得以大行其道，社会上出现了崇尚老庄的风气。在这种思潮影响下，东晋的执政者倡导起无为而治。很多名人纷纷反对自汉武帝以来倡导的儒家礼教，表现出桀骜不驯、不谙世俗的处世态度。这种风气发展到后来，竟演变成颓废狂放、不问实务的玄学。魏晋王朝的短暂生命，恐怕就与此执政理念和治国之道有很大的关系。

        在现实生活中，也很有一些人，一旦无所作为之时，就捡起“清静无为”作挡箭牌，把虚无缥缈的无，当成沾沾自喜的有，当别人辛苦打拼作为之时，他却躺平在自己美丽的幻想之中，指望天上掉馅饼，结果是害己害人。人生中的“无为”，应是有功而不自居、有才而不自傲、有志而不幻想、有欲而不失控、有为而不乱作，这样才能达到“以无为有”的境界，才是真正的“无为而治”，才有“清静无为”之得。

2023.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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