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大姐一一黄依红

                  作者：饶晓辉(江西)

   “红姐，几十年没见，现在可好？”“哇，是你呀！谢谢你这么多年了，还记得我。”这是我拨通几经周折找来的，与远在上海的，原知青大姐黄依红电话后的一段对话。

   六十年代初期，国家为了缓解当时社会的就业和供给压力，组织大批的城市青年上山下乡，到广阔的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这其中，尤为上海知青下放人数最多。直到一九七三年至一九七七年间，这些从大城市下放的知青，都先后因国家落实返城政策，回到了他（她）们的亲人身边。但其中也有两部分人，因为某种原因，暂缓回城，甚至都没有回城，一直在所下放的地方“生根开花”。一是同为知青的夫妻俩，在当地已有相对稳定、体面工作的；二是知青下放到当地后，与所在地的男（女）结婚成家的。我认识的依红大姐，就属于第二种。依红大姐本来也是可以享受政策，回到上海的，正是因为她在插队时与我们当地的一名男子成了家，便只能在此成家立户了。

  认识知青大姐黄依红，纯属一个机缘巧合的原因。那是一九八六年的初春时节，一直在公社电影队工作的父亲，因为电影业的萧条冷清，几乎是处于半下岗的状态。当时公社的“一把手”，因和父亲是中学时的同学，便将公社木竹市场内的一家饭店门市（乡办企业）免租给父亲打理。那时我刚从部队退伍回来没多久，就在父亲的门店帮忙料理一些事。与我们门店几步开外，是当时公社原知青点的宿舍，依红大姐和他的丈夫带着一个小儿子，就住在这里。如此一来，我们也算是成了邻居。闲暇之余，与其聊天才得知她的一些基本情况。原来，她们还有一个大女儿，打小就一直放在上海娘家。原本依红大姐夫妇都在公社供销合作社上班，后来因为体制改革，原来集体所有制的供销部门被取消了，他们夫妇二人也就因此成了下岗失业一族。但没过多久，精明能干的依红大姐，瞅准了当时十分热闹的农村集贸市场，夫妻二人便扯起了干个体经商的大旗，专做服装布匹生意。由于我们所在的东源公社（今岗上积镇），地处金（溪）临（川）东（乡）三县交界处，地理位置十分优越。加上他们夫妻能吃苦耐劳，风雨无阻每天赶集出摊，生意是做得十分的红火。然而，尽管他们的生意是得心应手，但有一件事，令其很棘手：那就是照顾年幼的儿子。因他们出摊赶集都是早出晚归，再加上那时的交通工具只有自行车或拉板车，带上儿子出摊多有不便。后来，我主动跟依红大姐说，只要你放心，儿子就放在我店里看着。“哪能不放心，只是太麻烦你们。”起初，依红大姐说什么也不愿麻烦我，后在我的一再坚持下，才同意将儿子放在我这里。直到次年的中秋节后，我和朋友去外地跑木竹生意，便也和依红大姐一家分开了。后来听父亲说，因为忙于生意，实在无暇照顾好儿子，她便把儿子送到乡下婆婆家去住了。

  九十年代初，我离开家乡南下广东发展，每年也只是春节假期会回到家乡。那时，我和依红大姐还常有来往，再后来的几年时间，却没有碰到过她。经打听得知，依红大姐已经回上海去了。当时，有关她回上海的事，在家里这边有两种版本的传言。一是说她的丈夫因移情别恋，依红大姐很是伤心，夫妻二人分道扬镳；二是说她娘家人叫她们夫妻搞假离婚，这样依红大姐及子女的户口就能落户上海。待回城手续办好后，他们夫妻再办理复婚。无论何种传言是真是假，但依红大姐回到上海后，再也没回我们老家这边来是真。且他们夫妻二人，也的的确确办理了离婚，这是我亲眼目睹其前夫已和她人结婚，得到的证实。

  一晃，这些事就过去了三十多年。前时我在整理物品时，看见当年依红大姐送给我的一件东西时，脑子里迅速搜集她的记忆，并通过和她同为上海知青的，我中学时的一位英语老师（该老师在我中学时代的某班级群里）这才寻到她的电话。

    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讲，“知青”是一个远去的传说，但对“知青”和我们这一代而言，那是一段无法抹去的真实记忆。回顾与憧憬，诉说与倾听知青的故事，不仅是为了铭记历史，更是一种发自内心深处的怀念。就好比我和依红大姐，虽说我们相处的时间并不是很长，但过去人与人之间的那种真诚相待，可以说是叫人永生难忘。

  愿已过花甲之年的依红大姐（按辈论我应该喊她婶婶）晚年幸福，快乐永相随。

(文中图片选自网络)

作者简介:饶晓辉，笔名:筱野，网名:竹林听雨，江西抚州东乡区人。1981年10月至1985年10月在福建厦门某部服役。1982年开始文学写作，先后在《解放军报》、福州军区《前线报》以及厦门、泉州等新闻媒介发表稿件。1992年南下广东汕头，就职于一家工艺进出口公司，任公司中层管理。期间，在《羊城晚报》、《汕头日报》、《特区晚报》等发表各类稿件千余篇，并被南方报业集团《汕头特区晚报》聘为特约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