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本刊中的莫言图片、视频均转自莫言的个人公众号。

莫言获奖了。

讲故事的莫言把小时候从大爷爷等老辈人那里听来的故事加上自己的想象写成小说，卖给读者，有人翻译后又卖给外国人，几个瑞典文学院的外国人一读，喜欢得不得了，就发给莫言一个奖。

2012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像一只鸽子飞到了莫言的肩膀上。

终于认识到这只鸽子不会带来禽流感，诺贝尔文学奖也不是西方特洛伊木马，据说它甚至能体现中国文学的繁荣进步和日渐提升的国力。又终于，莫言系着领结堂而皇之的出现在斯德戈尔摩的瑞典学院，从瑞典国王手上接过了这颗半个多世纪令共和国作家尴尬的酸葡萄。

为什么是莫言？

中国作家多的是千年的狐狸，为什么能玩聊斋的只有莫言？

因为莫言有一颗真实的心，它的农民的良知尚存，这个良知与鲁迅相通。

因为莫言有一支虚幻的笔，以虚幻之笔写真实，它的灵感来自山东老乡蒲松龄。

莫言=鲁迅+蒲松龄。

              真实的心

要把诺奖给中国作家，就只能是莫言，别的人，门都没有。

给莫言颁奖，评委没有看走眼，但是，颁奖词却有点扯。瑞典评委读出的莫言小说种种象征，是一种政治索隐，对中国没有意义。它突出和夸大了莫言作品的社会批判性，而且按照西方逻辑作了过多的意识形态解读。他们还是不了解当下的中国。

中国文学界由于种种原因，对莫言作品的批判性也避而不谈。

他们都背着沉重的意识形态包袱。其实，对莫言作品作意识形态的解读不适合莫言。

毋庸讳言，莫言作品的社会批判性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但是，拿批判性说事，没有说到莫言作品的本质。莫言的批判性仅仅是表面现象，它的根源是文学的真实性。莫言当然是个异数，但他不是异见者。莫言面对的，不是歌德与缺德的问题，是真实与虚假的问题。

离开农村当兵时，莫言已经二十岁了。与别的作家不同，莫言骨子里是个农民，他有一颗农民的心。莫言自己说过：“作为一个农民的儿子，我有一颗农民的良心，不管农民采取了什么方式，但我和农民的观点是一致的。”（《碎语文学》，作家出版社2012年11月第1版，241页）

莫言当兵时，做过政治教员，也进过高等学府深造，后来住到城里做作家协会副主席，万幸的是，他的农民的良知没有因此被洗去。这个良知令他蔑视一切权威，不相信种种理论和讲话，他只相信真实，相信黄土地上的历史真实。

有的作家用脑写作，比如那位新疆回来的著名作家就坦言，“不该说的话不说”，莫言没有那么多顾忌，他用心写作。用心写的东西，比用脑的真实。

他写下他的“心”所看到和听到的，而不是别人希望他看到和听到的，这是他与别的作家的最大区别。用心写作与奉命抄文献是两码事，混为一谈只会显示我们的不成熟。人不能拉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读者你懂的。

莫言不戴发给他的“眼镜”，他是光着眼睛看农村的。莫言看到的历史，是农民眼中的历史，是民间的历史。莫言相信生活远比历史教科书复杂。当书本上的一些知识与他的生活经验完全相反时，他抄书不唯书，他选择相信生活。所以，他的创作能够摆脱阶级观的束缚，能够超越意识形态的局限。

比如，莫言认为，“过去小说里面，阶级教育当中，都是说给地主家干活，吃的是猪狗食，住的是牛马圈，而东家在一旁喝酒吃肉。实际上根本就不是这么一回事。起码不完全是这么一回事。”“其实很多地主都是干活高手，从小劳动出来的。”(《碎语文学》63页。)凡是那个年代在农村生活过的人，都知道这其实是常识。有《白毛女》中黄世仁那样的地主，有《半夜鸡叫》中周扒皮那样的地主，也有《生死疲劳》中西门闹那样的地主。天下乌鸦一般黑，莫言发现了一只白乌鸦。

莫言在《生死疲劳》中还塑造了一个农村干部代表洪泰岳的典型形象。这个集村长、书记、公安员三位一体的流氓无产者，这个土改痞子的作为，前可以追溯到二十年代的湖南，后可以在四清、“文革”中看到他的影子。类似《芙蓉镇》中王秋赦那样的货色在共和国大地上无所不在，他们曾经是农民运动的中坚。

农民莫言小说中的共和国农村，没有“半夜鸡叫”，没有“刘文彩”，也没有“高大全”。

《生死疲劳》叙述了共和国前五十年的历史，以文学的形式讲述了土改、农业合作化、四清、文化大革命、以及平反和平反以后商品经济大潮等时代潮流。通过自己的小说，一个农民写下了共和国农民群体的历史，创造了不能多得的文学形象，逼近了历史真相。莫言用小说见证了共和国农村的历史，并对共和国的历史作了补充和修正。莫言的作品告诉我们，阶级斗争。一个阶级胜利了，一个阶级消灭了，这不是历史，至少不是农民眼中的历史。

莫言在《丰乳肥臀》中写了上官鲁氏偷粮食的奇特方式：她给生产队拉磨，下工前将粮食囫囵着吞到胃里，逃过了离开时的搜身检查。回家后，她跪在一个盛满清水的瓦盘前，用筷子探喉催吐，把胃里的粮食吐出来，然后洗静，捣碎，喂养自己的婆婆和孩子。童年刻骨铭心的饥饿是莫言创作的财富，莫言献给读者的，显然不是“千里嘉禾图”。

不了解二十世纪中国的人间惨剧，不了解六十年代农民的生活，就读不懂莫言。莫言的作品源于生活，可贵的是不“高于生活”，而是还原生活，回归生活。据说美化生活是一种浪漫，莫言一点都不浪漫。在真实乃至残酷的历史面前，良知令他不做夜莺唱歌、春燕跳舞。

如果说莫言作品客观上有批判性，那么它是来自真实性。不是莫言在批判社会，是社会自己在批判社会，莫言不过是忠实地记录下这一切而已。莫言作品的社会批判性是内在的，人性的，真实的，与意识形态无关，更与党派政治无涉。

陈云有九字真言：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莫言用他的作品，摆脱种种“上”与“书”的束缚，把“实践”这一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推进到文学领域，延续着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

莫言扛起的是真实性的大旗。他以他的作品支持巴金的说真话的呼吁。

莫言对自己说：“重要的不是写作，而是通过写作把自己跟别人区别开来。”（《碎语文学》217页）他做到了。有莫言的小说在，共和国作家关于农村的作品大多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即便是周立波的《暴风骤雨》、柳青的《创业史》，更不要说浩然的《艳阳天》了。历史的长河大浪淘沙，只有符合历史真相的作品才能成为经典。

莫言用真实的锤子在厚厚的假大空文学冰层上敲出了一个窟窿。

莫言以真实性的文学声音让他的作品汇入了世界文学的队伍。

             虚幻的笔

莫言小时候就与众不同，他的理想是做一个右派，因为他见到的右派个个都很有本事。而他羡慕作家的理由，是因为作家有饺子吃。做右派的理想当然没有实现，但他终于成了一个有本事的作家。有本事的人有饺子吃，他吃到了一只诺贝尔牌的洋饺子。

再好的文章不能面世，只是镜中之花水中之月。莫言的本事，在于他不仅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写什么样的小说，而且他还知道应该怎么写。他能审时度势与时俱进，而不是趋炎附势与时俱烂。

莫言在小学三年级时，就因多嘴而闯祸。他口无遮拦说，学校像监狱，老师像奴隶主，学生像奴隶，差点被扭送公安局，结果给了他一个警告处分。长大后他懂得了祸从口出的道理，他再三叮嘱自己“别说了”，成为作家时，他给自己取笔名“莫言”。

但他并没有真的“莫言”。 因为莫言不仅是一个农民，而且是“一个有几分血性的农民”（莫言《对话新录》144页）。他甚至很坚定地说，“你选择了作家这个职业，你就选择了一个反叛者的行当。扮演了一个反叛的批判的角色。”（《对话新录》243页）但是，如何表达作家的这种文学敌意，需要技巧。用莫言自己的话说，就是“怎么样最大限度地让你写出来的东西有一点独创性，使你的镣铐舞蹈姿态优美一点。”（《对话新录》216页）

他写共和国农村、写历史中的农民，站在农民的角度。但他用的语言，不是梁漱溟的，也不是李春平的，是他自己的。不是鲁迅时代，用鲁迅笔法只能是自取其祸。既然不能想怎么说就怎么说，莫言就变着法子说，于是就有了所谓的魔幻。为了避免鲁迅在当代的两难尴尬，他不能让自己成为渭南的谢朝平，莫言走封神演义、聊斋的路子。

莫言阅读的第一部小说，就是为石匠女儿拉磨才换得阅读权的带插图的《封神演义》。莫言的家乡高密是聊斋文化圈，莫言从小就是在这样一种聊斋文化中长大，小学生管谟业用耳朵阅读了大量的谈狐说鬼的故事。莫言老家三百里的蒲松龄怀才不遇，对社会强烈不满，既不能畅所欲言，只好托词鬼狐，成就了警世文章。

莫言从中获得了灵感和启迪。有的人在应该真实的记忆文学中胡说八道，而莫言要用胡说八道的手法写出真实。

对重大社会事件，莫言用小说的形式发言。而且是用荒诞的形式，例如《天堂蒜薹之歌》、《酒国》、《生死疲劳》。

《天堂蒜薹之歌》表现了莫言对政治的批判和对农民的同情，《酒国》写了一个侦察员到煤矿侦察一个腐败的吃人案件，中间穿插了很多魔幻的神秘情节。故事充满了种种象征和隐喻，表现了莫言对人类堕落的惋惜和对腐败官僚的痛恨。酒国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金刚钻是一个腐败嫌疑人，侦察员丁钩儿喝下几十杯白酒后说：“这条狼……哇……吃红烧婴儿……哇……狼……！”他醉了。也许没有人知道他在说什么，也许没有人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莫言坦言，《酒国》中“对肉孩和婴儿筵席的描写是继承了先贤鲁迅先生的批判精神”（莫言《对话新录》196页）。与鲁迅一样，莫言从历史中看出“吃人”两个字，它把人肉盛宴放在共和国的历史背景下，振聋发聩。当代中国作家，没有一个敢而且能走得这么远。

莫言还写过一个铁孩因饥饿吃铁的故事。莫言没有直接描写大办钢铁，但他用铁孩的特异功能表明了对大办钢铁的态度：人们因钢铁而挨饿。这类例子在莫言小说中俯拾皆是，莫言是个避实就虚，以虚写实的高手。

如戏剧《蝴蝶梦》的结语“考正史庄子何尝有此事，这都是梨园演戏就荒唐。借荒唐以荒唐笔写荒唐事，欲唤醒今古荒唐梦一场。”

莫言是文学界的马拉多纳，凭他特有的农民的狡黠，以眼花缭乱的魔幻脚法晃过了本不应有的拦截，把真实之球射进了诺贝尔的大门。

莫言没有读过正规的大学，或者竟可以说，幸亏莫言没有读过正规的大学，否则，他可能丢弃农民的良知，他也许不会痴迷那些鬼怪故事，从而就不会有现在的这一个莫言。

在莫言的小说中，充溢着对历史、对现实苦难的揭示，尖锐、深刻、大胆，其尺度之大，中国作家中，没有第二人。莫言坦然承认：“我通过小说的方法，把我对社会现实的态度，对强者的批评，对弱智的同情，已经表现得相当充分了。从《天堂蒜苔之歌》到《十三步》到《酒国》到《丰乳肥臀》已经表现得淋漓尽致了，我的政治观点，历史观点，我对社会的完整看法，已经在小说里暴露无遗了。”（《碎语文学》222页）

他写了，而且发表了，甚至还得了奖，居然能领回来。莫言式写作为什么在中国能够存在？评论家应该研究其中的奥秘，找出一条真正的文学繁荣之路。

其实，这世界上许多好东西都是逼出来的。所谓穷则变，变则通。

莫言和王尧有过这样一段对话：

王尧：你对小说的叙事学已经钻研得很深。

莫言：过奖！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逼出来的。对社会极端黑暗和丑恶的现象，如果不用这种方式来处理的话，写出来也难以发表。这实际上是一种戴着镣铐的舞蹈，反而逼出了一种新的结构方式，从这个意义上看，结构也是一种政治。

（莫言：《碎语文学》，142页）

莫言的镣铐舞是如此精彩，不仅国内外文学界，连那些逼他跳舞的人也鼓掌了。

农民莫言，不仅勇敢，而且睿智。

            莫言的意义

莫言的意义，在于没有意义，没有传统意义下的意义。

诺贝尔文学奖不是奥运金牌，它不是举国体制的产物。莫言获奖是他个人的成功，这个金贴不到中国文学的脸上。它与中国其它作家无关，与国家GDP更是风马牛。加西尔·马尔克斯的获奖，难道体现了哥伦比亚的国力？莫言也不是中国作家的代表，因为没有一个中国作家，当得起他去代表。中国每年几千部长篇小说，貌似繁荣，其实基本上都是垃圾。

莫言获奖，不是某种政治的胜利，也不是某种意识形态的胜利。莫言的成功，是文学真实性的成功，是中国文学观念进步的体现，是文学回归人学的成功。

继四十年代文学被关进政治的笼子以后，又发明了“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对小说作政治的或者意识形态的解读成为常态。应该是还文学本来面目的时候了。

文学就是文学。文学只是文学。文学没有阶级性，只有人性。文学不是宣传党派政治的工具，文学不该有这样的功能。

当社会倡导以民为本，文学理应回归人学的本位。

我认同莫言的观点：“小说家是社会中人，他自然有自己的立场和观点，但小说家在写作时，必须站在人的立场上，把所有的人都当做人来写，只有这样，文学才能发端事件但超越事件，关心政治但大于政治。”

他还说：“我认为一个好的作家，是超阶级的，因之也应该是超越了狭隘的党派政治的。他应该站在人类的高度，而不是站在党派的立场上来写作。”（《对话新录》248页）

饥饿、孤独、恐惧、欲望、生命与死亡是莫言小说最常见的主题和元素，莫言关注的是人的命运，维护的是人的尊严。

不能超越意识形态与时代束缚的作品不能成为经典，不能超越时代局限的作品不能成为时代的史诗。

从这个意义上说，把茅盾文学奖给了莫言的《蛙》，是一种双赢。茅盾文学奖甚至赢得更多，它终于为自己争回了一些颜面。就文学而言，西方的诺贝尔奖其实没有那么重要，把中国自己的文学奖办好，才是正路。

文学不回归人学，文学复兴就只能是梦想。

什么时候作家能跳舞而不戴镣铐呢？这是一个问题。

我们应该寻求一种文学自由发展之路。

             期待莫言

莫言已经成名，自然不会被“默杀”；他获奖，说明他没有被“棒杀”；相信他也不会被“捧杀”。

据报载：新晋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拒绝政府为其修缮故居，并称是劳民伤财。莫言没有像某作家急着去找“自己出生的床”，甚至他奶奶的床，他不傻。

有记者问莫言，“如果《百家讲坛》邀请你做讲座，你会去吗？”莫言回答：“我长得太丑了，还是不去为好。”（《对话新录》325页）莫言的话，我最喜欢这一句。会说这句话的人，是个诚恳的人、坦荡的人、不“装”的人。自诩“美男子”的人，才会满口谎言。

但是，还是需要提醒莫言，不被“捧杀”的办法，是尽快撤出文坛远离喧闹回到书桌：

农村和农民，是莫言的自留地；话剧和戏曲，不是莫言的责任田。

把莫言的作品统统发表重印，是准备毁掉莫言。

出没文化堂会是小说家的创造力已经枯竭的表现。

还有，既然莫言懂得“文学院里培养的更多是一些懂得如何写作但永远也不会写作的人”（莫言《我的高密》252页），那为什么还要接受北京师范大学的聘请？到那里教“小说作法”吗？这可是鲁迅当年不愿干的活。

最重要的是，现在的莫言需要批评。应该鼓励和开展对莫言作品进行切实的、结实的讨论和批评。莫言可不能像有的人那样，用“文学是分等级的”，“你得一个奖我看看”，“我是大师我怕谁”来堵塞批评。

评论莫言的作品需要专文论述，在此仅约略说几句。

在莫言获奖的喧闹中，一时间洛阳纸贵，莫言作品在书店图书馆全都告罄，许多人以拥有莫言的小说为荣。但是，这些人真的看过莫言的书吗？阅读莫言需要勇气，坚持看完需要毅力。许多人是从电影《红高粱》才顺带知道莫言的，这对小说家莫言是一个悲剧。相信莫言对自己小说的可读性会有一个恰当的评估。

这不仅仅是一个当代读者浅阅读的问题，小说家自己也要反思。太多的意识流，过量的蒙太奇，无节制的闪进闪出的描写，故事不好好讲，西方小说的作法不符合中国读者的阅读习惯。应该汲取西方优秀文学的营养，但是西方的技法未必就是灵丹妙药，应该有度的把握。中国古典文学名著能千百年流传至今，自有其可以发扬光大的奥秘。世界的不一定就是中国的。走不进本民族民间的作品，注定成不了能够流传的经典。

诺贝尔奖自有其特定的标准。莫言的写作当然不是奔这个奖去的，但是其获奖确有在某些方面正中评委下怀的讨巧因素。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所以真正的文学作品本质上是不能翻译的。能翻译的只是文字，最多不过是故事。从这个意义上说，西方人看懂的不过是故事，获得诺奖恰恰说明获奖者作品的艺术性未必是本民族出类拔萃者。

就莫言小说的艺术性而言，缺陷是明显的。它没有创造出性格足够鲜明的典型人物，语言还不够精炼，经得起反复咀嚼的语言也不多。他的小说虽然触及了共和国历史的各个时期，但没有对历史全景式的反映。

其以虚为表，以实为里的融合也不够完美。莫言的虚幻只是获得了一个叙事便利的角度，是一种可以剥离的虚幻，一种眩人耳目的权宜之招，不像《西游记》、《封神演义》那样真正的融入故事。西门闹变驴变牛变猪变狗，西方人看了很新鲜，中国人看了很老套。

批评莫言是因为期待莫言。如巴尔扎克所说，小说是一个民族的秘史。我们的时代也需要为后人与历史留下史诗般的作品。能完成这个使命者，非莫言莫属。

没有长篇小说的作家算不得真正的作家，作家的经典作品一般只有一两部，能流传下去的才是经典。莫言有写出经典作品的潜质，但必须是下一部。

末了，我要引顾城的一句诗，表明我对莫言的期待：

我要唱 /一支人类的歌曲，千百年后 /在宇宙中共鸣。

（2013年4月24日）    

吴拯修，祖籍徽州，1944年出生于浙江江山。1962年考入浙江大学数学力学系，1968年毕业分配到浙江金华。当过工人，做过会计，做过工程师，当过厂长。1984年进入金华市政府工作，历任市商业局局长、外经贸局局长、贸促会会长等职。2004年退休后，进入文坛，专业问教余秋雨。著有《问教余秋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