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父亲

             文/杨讲生

     再过两天，就是父亲三周年的祭日，很早就想写一点关于父亲的文字，但每每提起笔，就心乱如麻，思绪万千，脑子里便没有了语言和文字。前几天，大弟打电话告知有关纪念父亲去世三周年的活动都已安排妥当，主持人提醒我们是否可写一篇关于父亲的祭文，我随口答应。可这几天我的工作实在太忙，昨天才从太白山开会回来，登山时又不小心崴了脚，只好放下工作，卧家休息。于是便有了时间坐在电脑旁用心敲打，饱蘸泪水，书写父亲的故事。

    我的父亲出生于1929年3月5日，农历正月25日，是一个兵荒马乱的年代。父亲是爷爷的第五个孩子，在他的上面是伯父和三个姑姑。但父亲却是奶奶的长子，而且是唯一的儿子，在他之后，奶奶又生了两个姑姑。父亲的出生给爷爷、奶奶和整个家庭都带来了无限的快乐。父亲小时候很听话，又特聪明，加之伯父不大争气，所以，他成了爷爷、奶奶的掌上明珠，成了全家人的唯一希望。

     父亲没有让大人们失望。早年在武功县长宁乡高级小学上学期间，学习就很用功，成绩一直优良。1945年9月，也就是抗战胜利的时候，高小毕业的他以全县状元的成绩考上了全省知名的学府——陕西省凤翔师范学校。直到父亲临去世时还常给我讲起他披红戴花骑着马去凤师求学、和大家一起欢庆抗战胜利的经历，我想，这可能是父亲一生、也是爷爷奶奶一生最荣耀的时刻。

    然而，老天不赏眼，父亲并没有按照他的正常轨道发展。1946年，由于解放战争爆发，加之家境贫寒，父亲的学业不得不提前终断，回家务农，帮爷爷在长宁街道摆摊卖饸饹面，终日辛苦劳作，维持家境生活。

     全国解放以后，我们家的日子也慢慢好了起来。1951年，父亲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56年农村初级社成立，父亲当选为村干部。1958年，人民公社成立，父亲被调到长宁公社畜牧场工作，并全身心地投入到了火热的大跃进运动中。1960年是改变父亲命运的又一次机会，这一年春天，父亲参加了全省统一组织的招干考试，又一次以全县第一名的成绩被组织录取，分配到了陕西省农业厅农业展览馆工作，成了一名令人羡慕的国家干部。

     也许是命运在故意捉弄着父亲，就在父亲踌志满怀、风风火火地为社会主义新中国贡献自己的知识和力量的时候，影响全国乃至整个亚洲的三年自然灾害爆发了，加之大跃进的负面影响，粮食紧缺，农村普遍实行按劳分粮的政策。那个时候，我已经出生了，哥哥、姐姐都在上学，家里十口人靠爷爷一个人养活，一年到头只能分到几斗粮食。实无办法，1962年，父亲只好辞掉工作，从西安回到了农村，挣工分换粮食，帮爷爷养家糊口，从此他再也没有机会跳出农门去实现自己的抱负。每每想到这些，母亲和我们兄弟姐妹就觉得对不起父亲，我常常这样想，如果不是我们连累父亲，靠父亲的才学和能力，他的工作一定会干得很出色，一定会走上更高的领导岗位，为人民、为家庭做出更大的贡献，也使自己的人生更加的顺利和辉煌。

     可是，历史是不能假设的。父亲的一生，注定与苦难、曲折、善良、勤劳、顽强和勇敢连在了一起。好在是金子总会发光，父亲回到家乡后不久，就调到长宁公社企业办工作，并担任企业办的党支部书记。1964年，全国开始大修水利工程，父亲响应党的号召奔赴宝鸡峡引渭工程工地，担任工程指挥部长宁分团副团长，与大家一起同吃、同住、同劳动，佩星戴月、夜以继日地生活在工地上。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父亲的生活就更加的悲惨。从1966年到1976年，父亲在村电磨子、弹花柜房工作了整整十个春秋，终日劳累，不分黑白，为村里的老百姓磨面粉、弹棉花，长期生活、工作在粉尘弥漫、噪音如雷的恶劣环境中，使他的身体受到了极大的伤害，终身落下了难以治愈的气管炎。直到临去世时，他的气管炎已发展为肺气肿，与其它病一起最终要了他的命。在我的记忆里，父亲常常是戴着口罩，浑身沾满面粉和棉絮。我至今都不大明白，在文化人并不多的农村，象父亲这样有知识、有能力、有涵养的人为什么会到电磨房工作？又为什么一干就是十年不能出来？我曾经带着这些疑问问过母亲、姑姑和姨父，他们给出了两个答案：一是文化大革命成了造反派的天下，象父亲这样的人是不会得到重用的；二是在电磨房工作工分高，父亲也乐意牺牲自己，养家糊口。

     其实，文化大革命带给我父亲的绝不仅仅是身体的的伤害，更是心灵的煎熬与创伤。我清楚地记得，有一天下午，我放学回家，看见全家人坐在院子里大哭，家里除了厨房和小房子还可以继续住外，其余房门全贴上了封条。那时我还不大懂事，长大后才知道，有人想给我们家戴地主的帽子，原因是我爷爷临解放时雇了一个人帮着卖饸饹，有剥削他人的行为。尽管后来这地主的帽子没有戴成，但却给我们家定上了上中农的成分，全家人整整一年没地方住，只好席地而睡，望月兴叹。恰巧就在那一年，在西安上学的大哥要毕业分配，身为校学生会主席的他，为了能够分得一个好的工作，只好和家里断绝关系，晚上偷偷跑回家看看父母，天明前又回到学校，这样坚持了一年多，才如愿以偿地分到了兰州一个造原子弹的绝密国防厂。现在想起来，那个时候的父亲，有房不能住，有儿不得见，心里该是多么的难受！

     粉碎“四人帮”以后，父亲的日子开始有了好转，最让人欣慰的是他终于离开了那个生产力特别低下、环境非常恶劣的电磨房，来到了书声朗朗的校园，并担任镇东小学的校长，从事教书育人的工作。父亲不仅文章写得好，算盘也打得好，还有一手漂亮的好字，而且口才非常好，加上他很敬业，又是学师范出身的，所以工作起来得心应手，很受学生们的欢迎。按我现在的想法，他应该在教师的岗位上一直呆下去，也许会桃李满天下。可令我不解的是，他在学校干了不到两年，又走上了镇东村的领导岗位，先是任村会计，到了1979年，就当上了村党支部书记，一直干到1984年届满退休。

     父亲担任村书记的这五年，是我们村发展较快、群众拍手叫好的五年。这五年，父亲领导三个自然村的上千户村民实行了土地承包责任制，粮食产量翻了一番，基本解决了农民的吃饭问题；这五年，我们村创办了两个村办企业，农民们开始一手抓粮，一手抓钱；这五年，我们村有一半以上的农户翻新了房子，有包括我在内的30多人在当时升学率还不到百分之十的情况下考上了大学和中专；这五年，我们村没有一个村干部贪污村里一分钱，也没有一个村干部为自己家谋取过一件见不得人的事情。

     1984年，按照上级干部年轻化的要求，55岁的父亲从领导岗位上退了下来。但父亲人退心不退，一边关注着村上的发展，一边带头响应党的号召，自己借钱投资在街道公路十字办起了农药种子店，既当老板，又当员工，在气味刺鼻的农药店一站就是十多个小时，一干又是整整十年。由于他卖的农药和种子价格低廉，质量可靠，加上父亲周到热情的服务，方圆几十公里的人们都相互传颂，都愿意来我们家的商店购货，以至于我们家商店里常常是门庭若市，水泄不通。不过，有一年夏天，父亲的商店不小心从礼泉县进了一批劣质玉米种子，卖出后第二天就有人找上门来，父亲在得知这批货质量有问题后立即停止了销售，并且到处寻找前一天的来买种子的人，直到一个个找见退货为止。第二天，他又马不停蹄地跑到礼泉县，将批发商告到了工商局，此后多少年，任凭这个批发商怎么游说，父亲也绝不再进他的货。父亲就是这样的人，他说，这样挣钱睡着才踏实。

     1994年，65岁的父亲身体开始明显不如从前。在母亲和我们儿女们的强烈要求下，他终于把经营农药种子商店的重担交给了大弟。移交那天，看得出，父亲着实有些伤感。因为，这是他亲手创业的摊子，是他苦心经营了十年的摊子，如今，它已是整个长宁镇经营额最大的农药种子店，他舍不得离开它呀！大弟似乎看出了父亲的心思，便铿锵有力地向父亲保证：“爸，你放心，儿子绝不会给你丢脸，一定会把它发展得更大更强！”

     从1994年起一直到2006年父亲去世，这十二年是父亲退休在家、颐享天年的十二年；是勤劳的母亲代我们儿女在家精心照料父亲的十二年；也是我们儿女们努力尽孝的十二年。在这十二年里，父亲是村里最享福、最令人羡慕的老人，想吃什么有什么，想穿什么我们给买什么。村里的老伙伴们都喜欢来我家聊天，一边聊着，一边品着我们带给父亲最好的茶叶。为了让父亲和母亲能有一个更加舒适的环境，我给家里安装了暖气、空调和澡堂，让父亲用上了电视、冰箱和微波炉等农村人大多还没用上城里人几乎能用到的所有东西。哥哥带父亲专门去了趟北京和天津，登上了天安门，见到了他老人家从未见到的大海；我和弟弟也曾经带父亲看兵马俑、华清池、法门寺和乾陵，抬着父亲登上了秦岭主峰太白山。后几年，为了让患气管炎的父亲更好过一些，每到冬天，我们都会把父亲和母亲接到西安、咸阳小住，有病时到西安、咸阳最好的医院接受最好的治疗，甚至好几个春节都没能回农村老家过年。每每想起这些，我愧疚的心灵多少会得到一些慰藉和安宁，尽管这其中有好多是一生节俭惯了的父母并不愿意的，但作为儿女为劳苦功高的父亲尽孝则是天经地义的。

      回顾、了解父亲艰难、曲折的一生经历，我突然惊异地发现，他老人家的跌宕起伏与我们伟大祖国的命运息息相关，唯独不同的是，如今我们伟大的祖国正在蒸蒸日上，而他老人家却与世长辞与我们天各一方了。难怪父亲在世时经常给我讲：有了国家，才有大家；有了大家，才有小家。今天，我终于明白了其中的道理。

     父亲的一生是追求光明的一生，是积极进取的一生；是勤奋好学的一生，是不屈不挠的一生；是扎实干事的一生，是实事求是的一生；是乐于助人的一生，是严于律己的一生；是勤俭持家的一生，是创业奋斗的一生；是正直忠诚的一生，是清正廉洁的一生；是与人为善的一生，是光明磊落的一生。

      父亲政治上要求进步，信仰上忠诚不二。解放战争时，他和村里的几个同伴赶着马车把解放军拉到了咸阳。全国解放后不久，他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年仅22岁，就成了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此后，他一直心系党的事业，为党、国家和人民鞠躬尽瘁，忘我工作，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他也没有失去对党的信心，他为党的事业贡献了自己的全部力量。

      父亲早年求学的时候，用功读书，发奋努力。从初小到高小；从高小到中师，他的学习成绩一直优良，从而奠定了他厚实的文化功底，为他日后能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得心应手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父亲活到老，学到老，在任何时期，任何岗位上，他都能够继续坚持学习，读书看报，使他的文化知识、思想觉悟都能够跟上时代的步伐。他是我们村乃至方圆几十里乡村有名的文化人。

      父亲经常利用自己的知识为村里人服务。村里有很多人家的兄弟姐妹或是子女侄孙在外工作或求学，都争着来找父亲给他们的亲人写信。父亲有求必应，用自己的笔和纸为一家家、一户户书写了一封封充满亲情、报送平安的信件，写完后还大声给人家朗读，征求人家的意见。我就是在这样的氛围中长大的，因此也练就了我日后对文科的喜欢。父亲一直都是义务服务，贴本服务，几十年如一日，常常加班到深夜，从来不收人家一分钱。这对现在我孩子这辈来说，似乎有些不可思议，可父亲就是那样的人，他那辈很多人都这样。这许许多多的书信为一户户远在千里之外的游子们与自己的家人架起了亲情交流的桥梁，温暖了千百个家庭，传递了无数次平安。

      父亲为人处事，高风亮节，与人为善，光明磊落，在村里享有崇高的声望。因而，无论他当领导与否，都是村里出了名的义务调解员。村里人家有的夫妻不和，有的父子反目，有的兄弟打架，有的婆媳吵嘴，几乎都来找父亲评理。父亲得知后，不管白天黑夜，无论刮风下雨，他都不辞劳苦，尽力劝说，公正评理，有时还会对错误的一方严肃的批评，从而让夫妻和睦，父子和顺，兄弟互谅，婆媳和气，家庭团结，重归于好。用现在一句时髦话来说，父亲为创建和谐社会、和谐村庄、和谐家庭做出了重大贡献。

     父亲一向都是严于律己，宽于待人，他总是以大家的利益为重，从不以权谋私。在他当村支部书记期间，给好多人家划了庄基地，有的位置距镇上很近，很适合做生意，母亲试探着对父亲说：“咱娃多，应该再划一院庄子，将来他们回来也有个住处。”可父亲说啥也没有答应。改革开放以后，我们村几乎家家都扩大了庄基，可我们家仍旧还住在爷爷手里留下的院子。院子虽然较大，但比较偏，加上兄弟多，每个兄弟还不到一间宽。更重要的是，我们家现在是全村地基最低的人家。我记得很清楚，当年我们家盖房时，母亲提出把地基垫高一些，可父亲坚决反对。可后来他不当村干部后，村里的街道便没有个章法，后盖房者一家比一家地基高，导致我们家成了低洼地带，遇到暴雨，大家都有些担心。

     父亲一生有五男三女八个孩子，加上伯父伯母去世时留下的堂哥，九个孩子都是在他的严格教育下长大成人。父亲经常教育我们要公公正正做人，勤勤恳恳做事，在任何时候都不要占公家的便宜。我们家几个孩子没有一个占父亲的便宜，都是靠自己的刻苦努力走出了农家，只有大弟留在了农村，是我们村儿女在外工作最多的一户。其实有一年大弟完全可以当上铁道兵，按当时部队的政策最终转成铁道工人或是考上军校。可是那一年村里的名额有限，许多人都争着去，父亲硬是把已经体检合格的大弟挡了回去。直到现在，我的大弟对这件处理很不公道的事情还耿耿于怀。父亲的言传身教不仅影响着我们，也影响着我们的儿女。父亲谢世前，在他的膝下有内孙十人，外孙十人。他常常对我们说，他是十全十美。在这二十个孙辈中，有的考上了重点大学，有的当上了军官，有的做了教师，还有的在企业工作。

     看着儿女们一个个成才，孙辈们一个个出息，父亲打心眼里高兴。是呀!晚年的父亲，几乎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了儿女和儿女的儿女们身上。可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祸福旦夕。正当我们家的日子如日中天向前发展的时候，1994年5月13日，一件突如其来的意外事故发生了，在宝鸡市政府机关工作的大哥在西安出差时不幸遇难，年仅47岁。大哥是我们兄弟姐妹中最聪明的一个，学校毕业后就做了兰州某国防大厂的厂长秘书，后来这个厂长调到北京当上了部长，可他却阴差阳错地回到了宝鸡。由于工作上的不得志，理工科出身的他喜欢上了法律，以超常的智商仅自学了两个月便考上了律师，做起了兼职律师的工作。谁能料到，就在他来西安办案时，他所住的宾馆突然起火，熟睡的他没能跑出来。大哥是父亲最最疼爱的一个儿子，大哥的英年早逝，给年迈父亲的心灵深处造成了永久的无法弥补的伤痛。至今，我都无法想象我的父亲是如何度过那个黑色的五月。我只知道，从那以后，父亲明显的变老了，不久，就把经营农药种子的生意交给了大弟，开始在家安渡晚年了。

      如果说父亲对大哥的爱是因为大哥小时候听话，那么，父亲对我的爱则是在我长大以后。因为，我小的时候在兄弟姐妹中是最不听话的一个，父母都不大喜欢，只有奶奶是我的“坚强后盾。”说实在的，在我最早的记忆里，父亲是一个很凶的形象，我考试不好或是与别的孩子打架，父亲知道后轻则严厉训斥，重则拳打脚踢。我甚至曾经发誓：长大后一定要和父亲断绝关系。然而，上高中以后，我开始不再恨父亲了，随着年龄的增长，父亲在我脑海里的形象逐渐高大起来。我上师范时有一次父亲来看我，给我带了一大包母亲做的干饼，临走时红着眼对我说：“爸对不起你，在公交车上把给你带的20元钱让小偷偷了，等过几天爸给你再送吧。”说完头也不回就走了。望着父亲远去的背影，我的眼睛湿润了，心里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好好学习，早一点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

      我走上工作岗位以后，父亲倍加关心我的工作和学习。我在宝鸡电台做记者时，父亲为了在家乡能收到宝鸡台的节目，专门破例买了台较贵的收音机，一有空就收听宝鸡台的节目。一年下来，他把台上的每个记者的名字都能叫上来，还经常让我向某某某学习，说人家的稿子写得又多又好等等。我有时嘴上说让他不要操这些闲心，可心里真佩服父亲评价的到位，那些年，父亲成了宝鸡电台最忠实的听众。可是，当我从宝鸡调到省人大报刊社工作后，父亲就不大听宝鸡台了，全身心地关心起了我主编的《民声报》和《法治与社会》杂志，每一期，他都会把报刊中的错误找出来打电话告诉我，把好文章找出来鼓励我。说实在的，自从我当上总编以后，每次开编务会，父亲的话成了我发言的主要素材。我甚至习惯了父亲的指教，父亲成了我工作中必不可少的帮手，成了我生命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可是，公元2006年11月2日，农历丙戌年9月12日下午4时50分，我敬爱的父亲却撒手人寰，乘鹤西去，不再管我的工作，永远地离开了我们。我永远都不会忘记那个让我至今想起来都撕心裂肺的下午，那个永远铭刻在我心灵深处的二十二个小时。

      我是先一天下午下班的路上接到大弟电话的，当时已经是晚上近7点钟。大弟让我赶快回家，说父亲已经不行了。快到家的我顾不上回家，只是匆匆地给爱人打了个电话，便掉转车头，向武功老家奔去。但是，心急马不快。晚上七、八点钟正是城市里交通拥挤的时刻，从北稍门到三桥，我整整开了一个小时。这一个小时，我焦急万分，归心似箭，脑子一片混乱；这一个小时，我幻想搞一个发明，给汽车装上翅膀，遇到堵车时象直升飞机一样电钮一按在空中飞行；这一个小时，我不断地给家里打电话询问父亲的病情，虽然，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但我坚信父亲一定会等我回来。车到三桥才终于驶入了快车道，可夜幕已经完全降临了，很少开夜车的我顾不了那么多，一路鸣笛疾驰，从三桥到武功，平时一个半小时的车程我开了一个小时便回到了家。

     哥哥、姐姐、妹妹、表哥等都已经先期赶来了，他们和母亲、堂哥、堂嫂等已经给父亲穿好了老衣，围坐在父亲旁等我和弟弟的到来，也等那个不祥时刻的降临。我冲进人群，抱住父亲，失声痛哭。父亲似乎听见了我的声音，拼力地睁开双眼，抬起他那颤抖的双手抚摸我泪水纵横的脸颊。也许是我回家带给他力量的缘故，农历9月11日，父亲终于没有走开，并且还等回了弟弟。12日凌晨，父亲又奇迹般地会说话了。他摆手示意让别人离开，给我一个人做最后的交代。他问到了我的女儿，问到了我的儿子，也问到了我的工作。他放心不下他身后的我和我的年迈的母亲，他叮咛我把之前我曾经告诉过他为他准备的那一万元看病钱存好留给母亲用，他担心平日过于节省的哥哥会让母亲手紧。我一一答应，不停地点头，父子俩一直谈到了鸡叫，他才昏昏睡去。

     第二天，二姐刚起床就流着眼泪对我说：“人家老的下世都糊里糊涂，咱爸一生明白，咋下世还不糊涂。”我对姐姐说：“你放心，咱爸是个乐观主义者，他就知道死也不会怕的。”从零晨到中午，父亲的病情一直都很平稳，我甚至动员母亲和哥哥把父亲拉到西安再继续住院做最后的努力。可是到了下午4点半左右，父亲的病情急剧恶化，脸色苍白，手脚冰冷，眼神呆滞，浑身麻木，20分钟后便没有了气息。全家人哭声四起，撕心裂肺。我抱住父亲的头，哥哥抱住父亲的双脚，姐姐、弟弟则拉着父亲的手，似乎要挡住死神带父亲走的去路。然而，我们的力量在死神面前微不足道，最终还是让父亲在78岁的坎上没能过去。

     父亲的去世，是我人生最大的悲伤，以至于半年多时间我都无法振作。父亲的老病是气管炎，我真傻，总以为父亲会在冬天去世。然而，没想到父亲却在夏天得病秋天离开了我们。父亲在病床上躺了三个多月，吃不下饭。先后在西安、咸阳和秦岭医院住院治疗，有的说是胃溃疡，有的说是肺气肿，总之没有一个定论。之前，父亲又得了白内障，我们本打算在秋天给他做眼睛手术，没想到他最终还是心里明白却看不清楚地离开了人间。我恨自己没能说服家人让父亲去更好的医院诊治，也恨医院最终也没能给我们一个信服的说法。父亲去世的前一年，我在北郊龙首村找到了父亲在西安曾经工作过的陕西省农业展览馆，本打算等父亲病好以后带父亲去看一看，可没想到父亲就这样过早地离开了我们，我恨自己没能早早地实现自己的愿望让父亲遗憾地离开了人世。父亲去世前一个月，我带着正在高三紧张应考的女儿回老家看望爷爷，也带着还不到半岁的小儿子与爷爷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面，并让爷孙俩留下了唯一一张最最珍贵的照片。

     父亲病重弥留之际，亲朋好友、邻里乡亲，大家络绎不绝地前来探视和慰问，用不同的方式表达对我父亲的敬重和爱戴。父亲去世以后，村党支部为他们的老书记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送葬那天，父亲的花圈几乎从村头排到了一公里以外的墓地。父亲的人生是辉煌的，他走的时候。我们也以辉煌的方式为他送行，衷心地祝福他一路走好！

     时间过得真快，一晃三年过去了。我们已经逐渐习惯了没有父亲的日子，但我们从心里却永远忘不了父亲。父亲，你在那边过得好吗？我要告诉你的是，母亲身体很好，你生前挂念的晨晨、曦曦、欣欣、伟伟都已经考上了大学，您最小的孙子天天也已经长大了，只是他和我小时候一样很不听话，说啥也不上幼儿园，我们没办法，已经依了他，等明年春天再上，您就放心好了。最后，我还想告诉您的是，我们在您去世三周年之际，叫了台大戏，想热闹热闹，一来为您祝福，二来也感谢乡亲们对您的关照，想来，您会同意的。

     敬爱的父亲，您安息吧！

作者简介:

杨讲生，陕西武功人，1960年12月生，三级编审/教授，汉语语言文学专业本科，获工商管理硕士学位，中国新闻奖得住，陕西省十佳优秀新闻工作者，陕西省宣传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特别奉献奖唯一获得者；曾任陕西省人大常委会报刊社社长、新闻中心主任等职；多次出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陕西团新闻联络官、中国人大新闻奖评委、陕西人大新闻奖评委、陕西融媒体新闻奖评委、陕西省报纸质量检测专家组组长等；现任陕西省新闻传播学会副会长、西安翻译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教授、新闻传播系学科带头人。编著有《脚印》《辉煌的历程》《代表风采》《陕西人大报刊20年》《聚焦盛会》《迈向新世纪》《陕西十二五规划汇编》等10多部图书。发表了《从评委的角度看新闻的创优》《试论新闻与宣传、舆论的关系》《谈谈新闻敏感》《论新闻发现》《我看记者这行道》《如何化解疫情防控中的负面舆论》等50多篇学术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