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思想家赵蕤在《长短经》中说：“圣人之理国也，不法古，不修今，当时而立功，在难而能免。”圣人治国，不拘泥于古法，也不拘守现状，而是根据情况进行改革，碰到困难的事情也能解决。古代的先王根据情况来设立法度，根据事务来制定政策，如果时势已变而法规不变，那么法规就会与时势脱轨；如果事务已变而政策不变，那么事务就会与政策相背离。这样的结果只会是，越是建立法规，越是使时势更乱；越是按政策办事，越是事与愿违。所以强调变法为今，就成了赵蕤的观点。

        但要不要变法，自古至今争论就从未停止过。变法也未有从开始时就顺风顺水而一路畅行无阻，总是历经磨难而出，倍受砥砺而行，遭受挫折向前。尤其是在要不要上更是遭受守旧派伪道士们的顽固抵抗与疯狂反扑。历史上就围绕着要不要变法，发生过几次著名的论战，至今读来仍深有余蕴。

        著名的应是战国时的赵威灵王强推的“胡服骑射”改革之争。战国时魏、韩、赵三分晋国后，赵国就成了七个诸侯国之一。经过近五十年传之第三代，到了赵武灵王手中。可此时的赵国，是一个烂摊子，处在四面楚歌之中，与齐、魏交战是连战连败，只得决黄河水以卸敌;与强秦一战，是损将割地。刚继位的赵武灵王，由于年幼连听政都不能，由三位大臣辅佐。赵武灵王在位直到第十九年，也没有摆脱被动挨打的困局。这一年的春正月，他在信宫大会群臣，共商天下大事，以求解困之策，一连会商了五天，才终于明白，唯有推行胡服骑射，才能使赵国强大起来。就这样，一场史上有名的“胡服骑射”变革在赵国拉开了序幕。

        谁成想，就在要拉开序幕之时，就遭到了以他叔父为首的贵族上层人士的顽固阻挡。他们认为：“当世辅俗，古之道也。衣服有常，礼之制也。修法无愆，民之职也。三者，先贤之所以。”就是说适应时势顺从当地民俗，这是自古以来的法则；衣服有一定的款式，这是礼法的规定；遵守法纪不犯错误，这是老百姓的职责，这三个方面，都是古代圣贤的教导。如果丢掉先王的东西，实现胡服骑射，就是因袭落后部落的服装，改变传统教育方法，更新古代的道德准则，违背众人的心意，从而使学习的人背离了先王之道，抛弃了中原的先进文化，即“袭远方之服，变古之教，易古之道，逆人之心，畔学者，离中国。”

        他们振振有词地说：“圣贤之人不去变更民众的习俗去教化他们，聪明的人不改变习俗而治理国家。根据民意进行教化，不费多大力气就能收到成效；根据不同的习俗而治理国家，考虑问题简捷方便，做起来容易见到成效。”一句话，就是先贤之道不可变，遵循以往的法令不会出差错，按照旧有的礼节行事就不会生出邪念，是“循法无过，修礼无邪”。

        对此，赵武灵王毫不退让，登门舌战众人，紧紧围绕着“古今不同俗，何古之法?帝王不相袭，何礼之循”进行反驳。他说：衣服是为了穿用，礼制是为了方便办事，圣贤之人根据具体情况来制定礼法，是为了有利于百姓，也有益于国家。圣贤的君主只制定有利于百姓的政策，而并不统一他们的器物用度，只要行事方便，礼制完全可以不同。儒生虽都师从同一老师，可是传下来的礼法却各不相同；中原地区风俗相同，但各国的政教不同，偏僻山区更应考虑便宜行事。所以说，对于风俗礼制的取舍变化多端，即使聪明人也无法统一；不同地区的服饰，即使圣贤君主也难以使其一致。赵国处在各国围困之中，现在推行“胡服骑射”变革，近可以扼守上党形势险要的地方，远可以报中山侵略先王的仇恨，怎可忘记国家遭受的耻辱而因袭中原的旧俗、憎恶改变服饰的做法呢？用“法度制令，各顺其宜，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来说服他人。

        接着赵武灵王又说道：自古至今，习俗不同，我们要效法那一个时候的呢？帝王的礼法也不是世代相承的，我们要遵循谁的礼法呢？法度政令都因时制宜，衣服器用都方便使用，治国不一定要走同一条路，只要对国家有利，不一定要效法古代，圣人不是因互相承袭才治理天下的，夏商也不是因为改变礼法而灭亡。所以，不沿袭古法，不一定就要斥责，谨守旧礼陋俗也未必值得称赞，有句谚语说：“以书为御者，不尽于马之情。以古制令者，不达于事之变。”按照书本来驾车的人，是不能够充分发挥马的实际能力；采用古代的礼法来治理当今的国家，是不符合现实社会实际的。最后得出“循法之功，不足以高世；法古之学，不足以制今”的论断，而统一思想开展变革。

        赵国自上而下的“胡服骑射”改革，就这样在赵武灵王身体力行强推下，穿胡服，学骑射，人人为之，很快就立见成效，让赵国走上了称雄七国之途。

        战国时秦国的商鞅变法是影响中国最深最广的一次改革，在实施之前也开展了一次上层之间的辩论。位处西陲之地的秦国，传到秦孝公时，他也想效法其先祖秦穆公的做法，图强恢复秦国的霸主地位，下令广招天下贤才，时称公孙鞅的应招而来。孝公直到听得公孙鞅的富国强兵治国的霸道之后，才热血沸腾，而一连听了几天公孙鞅帮他出的变法图强霸道之策后，大为高兴，就任命他为左庶长负责变法。可秦孝公对此又害怕天下人议论自己，就有了犹豫。

        公孙鞅深知，变法必须首先坚定秦孝公的决心，得到他的坚定支持，才能够力推。于是他进一步游说：“修养操行如果犹豫不定就不能成名，办理事情犹豫不定就不能成功。一个人的操行如果出类拔萃，就会遭到一般人的攻击；一个人的见解如果特别独到，就必然受到一般人的诋毁。愚昧的人当别人把事情办成了，他还在那里迷惑不解；而聪明的人则不用等问题发生，早就已经预见到了。对于老百姓，不论做什么事，在开始时不能和他们一起商量，而只能在办成以后和他们一起共享成果。讲究最高道德的人不会与一般世俗的人合群，要干大事的人不能去征求那些芸芸众生的意见。圣人只要能使国家富强，就不必去效法古代的章法；只要能使百姓得利，就不必遵循旧时的礼教。”秦孝公认为他讲得很好，一下子又信服起来，让他去说服别人。

        果不其然，变法一经提出，便遭到了上层贵族的反对，就有人提出了反对意见：“圣人在教育人的时候从不改变人们旧有的风俗习惯，聪明人在治国的时候从不改变国家原有的法度。按照人们旧有的习俗来进行教化，就能不费劲地获得成功；按照原有的制度来治理国家，就不仅能让官吏们顺手，而且百姓们也能够相安无事。”更有人反对说：“见不到百倍的好处，不能变法；看不准十倍的功效，不能更换旧的器物。按古代的章程做，就绝不会错；按旧的礼法走，就绝不会邪。”

        对这些说法，公孙鞅一一加以驳斥：“庸人们总是安于一套旧的习俗，书呆子们总是迷信书本上的条文。奉公守法地维持旧有秩序是可以的，但不可能和他讨论旧法以外的事情。夏商周三代都称王，但他们奉行的礼教是不同的；五伯都是霸主，但执行的法度也不完全相同。法度是聪明人制订的，而愚蠢的人只知道遵行；礼教是有才干的人改立的，而一些无能的人则只能接受约束。”他再驳道：“治理天下的办法是不一样的，我们要的是方便有利，而不是为了仿效古人。商汤和周武王都没有遵循古法而成就了王业，夏桀和殷纣倒是没有改变旧礼而结果亡国了。可见改变古法的人不能否定，而遵循旧礼的人不值得赞扬。”

         公孙鞅后来因功被秦封于商地，所以史称“商鞅”。他在秦国所行的变法就叫“商鞅变法”了。这一变法以奖励农耕与征战为核心，以严刑峻法为治国方略，按户籍进行编制，确定严厉的尊卑爵禄等级制度等，最终让秦国一霸到底而统一天下，进而影响中国两千余年而至今。

        发生在南北朝时期的北魏汉化改革，则又是以另一种方式开展成功而载入史册。而这场汉化开革，以魏孝文帝拓跋宏迁都洛阳而推向高潮。北魏作为当时一个异军突起、短时间建立的政权，以较为落后的民族一统北方。孝文帝3岁被立为太子，5岁受禅即位，成为北魏王朝的第六个皇帝。他3岁丧母，由祖母冯太后抚养长大。而冯太后是汉人，汉文化造诣很深，对汉族封建帝王的统治有比较深刻的了解。可以说，此时只有5岁的孝文帝仅是一个小孩而已，对于风雨缥缈中的王朝是不能感知的，是冯太后以太皇太后身份临朝称制，开启了北魏一系列汉化改革，才挽北魏王朝于狂澜危局之中，才使北魏政权又向死回生，得以再次走向繁盛。

        冯太后病逝后，孝文帝亲政，雄才大略的他，这时才得以大显身手，坚定地推进冯太后开启的汉化改革。为摒弃重重阻碍，放开手脚易地踢开封闭守旧局面，他毅然决然地迁都洛阳。这场以迁都为核心，实现自上而下的、全盘汉化、使一个落后的少数民族与先进的汉民族逐渐融为一体的改革，刚开始时是遇到重重阻力。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给予了较为详细地记载。大体上说，孝文帝首先争得重臣任城王的支持，精心编导了一幕“外示南讨、意在谋迁”的闹剧，才得以大功告成。

        在实施迁都改革之前，孝文帝是与众大臣斗智斗勇，他明知会遭到众人的反对，就采用商议大规模进攻南齐为名来胁迫众人。他先是斋戒占卜得《革》卦，以此公开宣示说：“商汤讨伐夏，周武王讨伐商，是适应上天之命，顺应百姓之心的，没有比这更吉祥的了。”尽管如此，还是遭到了身为尚书的任城王拓跋澄的反对，说：“陛下继承几代累积下来的大业，并使之发扬光大，在中原称帝，现在却出兵征伐还未臣服的对象，恐怕这并不全是吉利之兆。”孝文帝厉声说：“繇辞说：‘身居高位的人行动就像老虎身上的斑纹那样变化莫测，你为何说这不吉利呢？”任城王也不甘示弱地答道：“陛下作为飞龙兴起已经很久了，怎么今天又要实施如虎一般的变革呢？”孝文孝怒道：“国家是我的国家，任城王是想阻止我发兵吗？”任城王也毫不退让地说：“国家虽然是陛下所有，而我是国家的臣属，怎么可以明知危险而不说呢！”

        回宫之后，孝文帝立即将任城王召见来，对他说：“刚才明堂上我之所以发怒，是因为害怕大家争先恐后地说话，阻挠我的大计，故意疾言厉色以吓唬那些文武官员罢了。”接着又开诚布公地说：“今天我所要做的这件事确实很不容易。但我们国家是在北方疆土上兴起的，后来迁都到平城；平城是适合打仗的地方，不适合推行文治。如今我打算进行改变风俗习惯的重大变革，这条路实在艰难，朕因此想迁都中原。可北方人习惯留恋于旧有的生活方式，知道要迁都之后，必定要惊恐骚动起来，你说怎么办？”这才打动了任城王，转而支持说：“陛下想迁都中原，用以扩大疆土，征服四海，这一想法正是以前周王朝和汉王朝兴盛不衰的愿因。不平凡的事，本身就不是平凡的人所能做得了的。陛下的决断，是出您圣明的内心，反对的人又能做什么呢！”这让孝文帝大为高兴，一场迁都全盘汉化变革就这样拉开序幕。

        公元493年的秋天，孝文帝冲破重重阻碍，借南伐之名行迁都之实，以准备大举南征之名，亲率30万大军渡过黄河，进驻洛阳，是“魏主自发平城至洛阳，霖雨不止”。在秋雨绵绵之中，让军队疲惫不堪，使众大臣纷纷跪在御马前，叩头哭劝，请求停止南征。这时孝文帝适时提出：“今者兴发不小，动而无成，何以示后？朕世居幽朔，欲南迁中土；苟不南迁，当迁都于此，王公以为何如？”意思说，现南征这么大的动作，劳而无成，怎么向世人交待？我世居平城，受尽寒风之苦，本就想南迁中原，可你们都反对，如果现在不南征，可以呀，那就迁都于洛阳，你们选择吧！面对迁都为活、南征为死的二选一处境，一场均遭到众人反对的迁都之为就这样搞定。“时旧人虽不愿内徙，而惮于南伐，无敢言者，遂定迁都之计”。在百官宁愿迁都也不愿冒险南征之中，孝文帝于公元494年，成功迁都洛阳。

        由此开始，孝文帝大刀阔斧地深入进行了一系列的汉化改革。他“变风易俗”，学习汉族王朝的各种礼仪，采取了“传之百世”的“必当改作”，以“不得违也”的铁腕手段推行：一是“断诸北语、一从正音”，就是禁止说鲜卑语，以汉语为正音，全部改说汉话，三十岁以下现在朝为官的，不许再说鲜卑语，否则就降职免官；二是改籍，“代人迁洛者悉为河南洛阳人”，“迁洛之民死，葬河南，不得还北”，就是凡迁入的鲜卑人一律改为洛阳人，死后葬洛阳；三是改穿汉服，妇女不得再穿“夹领小袖”之胡服；四是胡汉通婚，改汉姓，孝文帝带头树榜样将自己改为“元”姓，改“拓跋宏”为“元宏”，并娶了四个汉族女子为后妃，又为五个弟弟娶汉女为妻，并把公主们嫁给汉人；五是改用度量衡，将长尺、大斗按《汉书》记载的度量法度制定等等。

        孝文帝这些汉化改革无疑是成功的，它缓解了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巩固了北魏在北方的统治，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融合。对后世的影响已大大超出了北魏王朝的本身，隋唐王朝的大一统建立就留有他的印痕，为中华多民族的统一作出了载入史册的贡献。

        中国历史上的三次变革，无疑都是非常成功的，都是由君主主导的自上而下的重大改革，这些都与主导者与执行者的坚定决心分不开的。变法之难，难在反对者以前事为成见而阻，有守正之前事相鉴；变法者以后事为要而起步，有创新之后事难料。所以守正创新就成了今日之兼容并蓄。在实施变法之前，变法者的自辩至今读来，仍是光彩夺目，发人深省。

2023.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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