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的岁末年初，总会想起二哥。二哥正月初二出生，属猴，聪慧过人。但小时很调皮，小学五、六年级上晚自习时，常与三、五同学溜出教室，跑到采茶剧院，没钱买票，便爬院墙跳下去偷戏看。一次隆冬，跳墙骨折了，同学们把他送回家。父亲很生气，下雪天把他绑在天井楼梯以示惩罚。小学毕业便失学。上世纪五十年代，十三岁的少年便同街巷邻里的无业青年一起砍柴为生。从城里到山区约有15公里，其中三分之二是山路。凌晨二点起床，年过七旬的祖母、母亲已炒好隔夜饭，并盛在草编的饭馕里，束好袋口与砍柴刀一起绑在腰间，穿好草鞋，左边是饭袋，右边是柴刀，大家在巷口集合，象一群武士般消失在茫茫黑夜。漆黑的夜伸手不见五指，凭着感觉往前走，脚下一块光洁的“石板”，踩下去草鞋便湿透了，刺骨的冰冷传导上来，身子直发抖。爬过了几座大山，东方才露出鱼肚白。大伙便紧握砍柴刀分头钻进大山，不畏惧不时传来的狼豹嗷叫，象侦察兵一样搜寻枯死的树木。遇到坚硬的檵木、梨木、松脂木，高举的砍刀一次只能砍进约1公分，震得虎口发麻，但心里却很高兴：这种木柴肯定能卖个好价钱！星期天或寒暑假时，读小学的我和弟弟也要跟二哥一起去砍柴卖。这时二哥更辛苦了，他挑柴上了一座高高的山顶，其他伙伴在山顶迎着南风歇凉，他要走下山来挑我的担子，我挑弟弟的担子。二哥喘着粗气上山边走边对我说：“明子，你们要珍惜时间好好学习，努力争取扔掉这把砍柴刀（意思不要以砍柴为生）”。

      二哥在砍柴那几年，自订了一张课程表贴在墙上，把大哥大姐初中高中的课本都找来，晚上自学，雨雪天全天苦读。功夫不负有心人，二哥利用砍柴之余，三年学完了中学六年的功课，以同等学历的身份参加高考，并且以较好的成绩被南昌一所大学录取。他小学的同学才初中毕业。砍柴佬中出了大学生，这是一件令人震惊的新闻，街巷邻里砍柴的伙伴高兴极了，卖好喜炮凑了份子一起热热闹闹地庆贺。二哥在省会南昌上大学时，大哥大姐都在南昌读大学，三兄妹相互鼓励力争上游，高兴极了。

上世纪六十年代全家福照片：后排右一为二哥

      二哥命交华盖，上大学时逢六十年代初大饥荒，食堂里粗盐炒冬瓜皮、油星都没有，生活的艰辛早已难不倒二哥。但随着国家政策的调整，不少工厂关闭、人员遣散，二哥所在的大学也下马停学，年轻的同学们来自天南海北，大家相互留言励志，依依不舍告别。二哥回来到建筑干过小工、搬运工，由于二哥有文化，参加粮食局招聘助征员，农忙收购公购粮要到乡下粮站收粮食，从早忙到晚很辛苦。后来参加地区金融部门考试，考录为农信社正式职员。二嫂是街巷邻里公认的贤惠美女，她看上了好学上进又英俊的二哥，拉着她老爸指认二哥，算是自由结婚了。当年大学下马各奔东西的同学，虽然分别多年，听闻二哥结婚，很高兴，寄来红包祝贺。

      七十年代全民大下放的年月，二哥全家也下放到赣南山区同我们在一起。这里山水虽好，但饮水缺碘，常见大脖子，特别是发育中的青年男女。我们下乡前特意买过医药卫生方面的书和药品，帮助他们在饮食中加碘，非常有效。年轻人天生喜欢交朋友，加上知识互补，很快我就和民兵排长为首的后生们成为莫逆之交。由于在校时爱好数学几何，对农活有悟性，又虔诚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在劳动中很卖力，特别是插秧又快又直。下乡第二年我被团部评为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五好战士”(当年知青和下放干部统称“五.七大军”，县级为团部，公社为连，大队为排，半军事化管理)，队里民兵排长还任命我为基干民兵班长，下田劳动时就把步枪架在田埂旁。

      这一年插秧季节，全国开展“一打三反”运动，上级派来“毛泽东思想宣传组”，那时林彪正红，军代表最吃香，组长虽只是位退伍军人，但派头十足。一天上午，二哥到秧田挑秧，看到那个组长在秧田里紧挨着妇女嬉笑讲荤段子，失口说“流浪（土话流氓）”。组长恼怒地跳上田埂，捞过一支步枪，对准二哥大叫“我枪毙你这个反革命！”。我刚好插完一长垄秧，站在田埂上伸懒腰。看到情况紧急，我把秧盆贴着水面往组长摔过去，溅起的水花糊了他的眼睛，民兵排长顺手收了他手中枪“小心走火！”。我指着组长“你是共产党的宣传组还是国民党的宣传组？”，组长气急了“你敢骂我是国民党的宣传组，你也是反革命！一打三反就是要枪毙你们反革命！”。劳动中的人们都放下手中活，紧张地看着我。我看着大家一字一句地说“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对广大人民群众是保护还是镇压，这是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根本区别！”。组长虽然语塞但凶狠地瞪着我。一会，组长和队书记耳语后，带领干部回村里开会，只留下副队长带大家劳动。

      午饭时，民兵排长跑来告诉我：他们在祠堂大门左墙贴了批判我们的大字报。我赶过去看，是组长和队书记、还有一个下放干部、一个村里“说话人（农民对干部尾子社员头子的绰号）”共4张大字报。回到家，我找来一踏旧报纸，选了几张没有政治敏感图文的报纸，一口气写了4张反击的大字报，贴到祠堂大门右墙，我指出组长和队书记发动2个“四不清下台干部”对革命群众进行大批判，忘记了毛主席关于“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的重要指示，在生产大忙季节，让他们坐在办公室舒舒服服的坐山观虎斗！

      下午收工还没有吃晚饭，民兵排长悄悄对我说：组长下午到公社告状，请来公社温副书记，晚上全体干部社员开大会。我说：温书记认识我，去年“双抢（农忙抢收抢种）”下来视察，看到我光着膀子踩打谷机，还特意下田表扬我呢。民兵排长善意地提醒：还来了公安特派员，是不是暂时躲一躲？年轻的我血气方刚，说：“我吃完饭就来参加大会”。

      我走进办公室时，上方长条桌上搁了盏煤油灯，温书记等公社、大队领导已经坐在长条桌左边，组长和小队干部还没有来。我走到温书记对面大声打招呼，顺势坐下，将“红宝书”（64K袖珍精装本毛主席语录）和笔记本、钢笔摆在桌上。组长和队书记进来时，恼怒地看着我，见我同温书记聊天，无奈只得挨着我坐下。一会儿，屋里人塞得满满的。会议开始，组长和队书记对我上午和中午的“反动”言行上纲上线揭批分析，并叫那2个写大字报的积极分子发言。我感觉公安特派员正向这边蠕动，我耐心听完他们火药味十足批判，细声问温书记：能让我说说吗？温书记点点头。我手举红宝书站起来，高声朗颂“首先让我们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霎时间领导们、社员们都站起来跟着我朗颂。接着，我简要介绍事情的来龙去脉，检讨自己态度冲动，向宣传组的同志道歉。紧接着我说“伟大领袖毛主席高度评价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优越性，可是队书记上任不到一年，就带头搞满产私分，抹杀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优越性！” 队书记急了“你放屁！特派员赶快来把他抓起来！”。温书记看着会计“真的吗？”，会计颔首，特派员停住脚。当年满产私分是基层干部最忌讳的高压线，会场顿时静下来。温书记条理清楚地作总结“小青年对自己的冲动行为作了检讨，也当场向宣传组道歉，那就还是人民内部矛盾。他们是响应毛主席号召来到我们这里的，我们要多给以关心帮助。并且他们学习毛主席著作好，思想觉悟比我们有的干部还高，这一点我们还要向青年们学习。” 散会后温书记把干部们留下来再开会。

      走出会场，繁星满天，二哥边走边吟唱主席诗词“小小寰球，有几个苍蝇碰壁。嗡嗡叫，几声凄厉，几声抽泣…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二哥后来全家迁到离县城更近的公社农村。在那个“造反有理”“读书无用”的时代，二哥从新华书店买来服装剪裁的教材书自学，3个月后便挑着缝纫机走村上户为村民做衣服。开初也受尽白眼，甚至赔工赔钱。二哥不泄气，从书本到实践反复求索。后来，我们穿上二哥精心缝制的，在当年非常流行时尚的时装：草绿色四个兜军装（自己染的布）、工厂小西装领深蓝工作服、立领的“五四”青年装去赶圩、参加知青大会时，竟能吸引不少俊美村姑英俊后生的注目。二哥在“接受再教育”的劳动改造中赢得了有尊严的生活。

      上世纪八十年代，拨乱反正落实政策，二哥重返农信社工作，非常珍惜来之不易的工作，兢兢业业不断学习，从基层员工到主办会计再到主任。

      “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二哥虽然逝去多年，但二哥当年的教诲和身体力行始终是激励我们上进的源泉。艰难困苦玉尔以成，难忘的岁月，难忘的人，二哥处于逆境而自强好学的赣南客家人精神乃在我们当中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