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顺学 著

        第八章

     农历十月初一，是当地人祭祀故去亲人、缅怀祖先的日子，它和“中元节”很相似，但这里人却不过“中元节”。

     天气已经很冷。树叶已经脱落了，光溜溜的树枝上孤零零地挑着几片残存的干树叶，随风飘动着。山上的野草已经干枯变黄，靠北山避风的地方，偶尔看见星星点点的野草被霜杀了但还没有完全冻死，泛着一丝青色。河沟里靠岸边的水已经结冰，水洼里没有结冰的面积越来越小，一些水鸟还没有往南迁徙，仍然留恋不舍地守候着尚未结冰的水域。人们已经穿上了厚厚的冬衣，看上去一个个肥胖臃肿，走起路来也没有夏秋季节灵便了。

    这个节气，活着的人穿上了棉衣棉裤，心里也忘不了故去的人如何过冬的事，便用纸剪成棉衣棉裤被褥的样子，再用浆糊粘接起来，等天黑后将沾好的“寒衣”和纸钱烧在十字路口，这就等于给亡人送去了冬衣。这个传统习惯祖祖辈辈已经沿袭了不知多少年了。有人说，送“寒衣”的习俗是从秦朝孟姜女哭长城开始的。虽然这几年破四旧，扫除一切牛鬼蛇神，人们不敢明目张胆地“送寒衣”，但大多数人还是偷偷摸摸地在搞这种祭祀活动。

     今天生产队特意给社员放了半天假，男人去到集市上买做“寒衣”的彩色纸和香蜡纸表以及酒水等祭祀用品，女人在家忙着制作麻腐。麻腐是用大麻中的麻籽制作的。先将麻籽用石磨磨细，再用纱布或萝网将杂质过滤掉，然后将沉淀好的浆液在锅里加热，像点豆腐一样使浆液结块，再挤压掉多余的水分，这样麻腐就做好了。用麻腐做的麻腐馍馍是当地人过“十月一”的特色食品。“十月一”晚上，几乎每家都吃麻腐馍馍。

     周思甬母亲既不会制作麻腐，也不会烙麻腐馍馍，所以将生产队上分的麻籽直接送到何凤治家，让何凤治母亲帮她做。当天吃晚饭时，何凤治用一个木盘子将做好的麻腐馍馍送到了周思甬家。吃过麻腐馍馍后，天色已晚，周思甬的父母亲也学着当地人的风俗习惯，趁着漆黑的夜晚给双方已故的父母亲送了“寒衣”。他们老两口已经好几年没有回过老家了，只能用这种方式来表达对去世的父母和家乡的无比思念。这样的做法，他们还是第一次，经别人指点，偷偷地找了一个并不专业的阴阳先生，写了两个信函封皮，上面盖上了阴阳的朱红大印。上款是浙江宁波老家的地址,收件人是故去的父母的名讳，落款分别是孝男周文录，孝女林颜茹。将沾好的“寒衣”和纸钱装在信函封皮里，用浆糊沾好。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烧在了十字路口。烧的时候用树枝在地上画了一个直径一米左右的圆圈，圆圈里又画了一个十字。等“寒衣”完全燃烧完之后，又祭奠了酒水，泼散了水果、馍馍等祭品。然后磕了三个头，起来后作了揖。这都是当地人的风俗，他们遵循这个程序，完完全全做了，很虔诚。

     生产队给男女社员都放了半天假，但周思甬的父母亲却没有这个待遇。因为生产队从来不给“五类分子”放假的。

     榆树湾是个“五毒俱全”的生产队，地富反坏右一样不差。“五类分子”家庭一共有九家，其中:地主四家，富农两家，反革命家庭一家，坏分子一家，右派一家。这九家的大致情况是:四家地主其实没有一家是真正的地主家庭。这四家地主家庭其实都是半家地主半家贫农组成的，一家人出现了两种成分的情况。

     地主婆王桂兰，解放前婆家是地主，解放后丈夫去世了，她带着一个女儿改嫁到榆树湾贫农刘福全家。王桂兰和带来的女儿是地主成分，她和刘福全生的两个孩子以及刘福全三口人则是贫农成分。

     地主婆徐春花，她解放前的婆家是大地主，解放后丈夫死在劳改农场，她带着前夫的一儿一女改嫁到榆树湾韩富奇家，她与韩富奇又生育一男一女。她和前夫生的两个孩子属于地主成分，韩富奇父子三人则是下中农成分。

     地主婆刘玉英解放前的婆家也地主，丈夫1948年被国民党抓了壮丁，以后一直杳无音信，解放后她带前夫的一女儿改嫁给榆树湾的安文汉，与安文汉生育了两男一女。她和前夫生的女儿两人是地主成分，安文汉和三个孩子则是贫农成分。

     地主婆梁玉香解放前婆家是地主，解放后前夫因病去世后，她改嫁到了榆树湾的余进海家，她和余进海生的四个孩子以及余进海五口人是下中农成分，她一个人是地主成分。

    两家富农家庭算是正儿八经的富农成分。

     一家反革命家庭是张宗贵家。今年春天，张宗贵和大队民兵营长卢忠义一起干活闲聊时说了句“叶群像武则天"，被卢忠义举报后，被打成了反革命。

      坏分子家庭康耀杰，是去年秋季被戴上了坏分子帽子的。康耀杰在下雨天给生产队放牲口时，因下雨路滑，将生产队的一头怀孕的草驴掉到悬崖下面跘死了，康耀杰以破坏集体财产被戴上了坏分子帽子。

    右派分子家庭就是周思甬他们家涵。

    这九家“五类分子”是专政的对象，子女也受到了牵连。他们不但要干重活，还要经常受到批判。刮大风的时候，贫下中农可以不出工，但“五类分子”还要在大风地里干活；下雨天，贫下中农可以在家睡懒觉，但“五类分子”还要雨地里改水渠、修路、垫牛圈；下雪天，贫下中农可以在自家炕上暖着，但“五类分子”还得出去在路上、麦场上扫雪。“五类分子”不但要天天出勤，而且要出力，绝不能耍奸溜滑磨洋工。如果发现有消极怠工的现象轻者扣工分，重者挨批斗。

     就象今天“十月一”，生产队仍旧没有给“五类分子”放假，磨麻籽、做麻腐、烙麻腐馍馍的家务活只能放在中午和晚上去做。

     今天，“五类分子”干的农活是摋粪，就是把牛圈里的牛粪用木榔头打碎打细。虽然天气已经很冷了，但这些“五类分子”干得满头大汗，连穿的棉衣都脱掉了。

     周思甬母亲干了一整天活，晚上回到家时已经累得不行了，尤其她患有腰间盘突出，像摋粪这种弯腰的活一干就越加严重了。她躺在炕上动弹不了，腰部连疼带胀，真是钻心的疼。周思甬看见母亲疼痛难忍的样子，就给母亲用手按摩，按摩了大半个小时后关切地问母亲:“妈，腰疼的减轻一点了吗?”

     母亲说:“好一点。你也休息一下吧，别按摩了，我缓一会就好了。”其实，母亲的腰疼并没有减轻，只是怕儿子担心，她只好忍着疼痛假装好一点了。

     周思甬又对母亲说:“您要疼得厉害的话，明天到队长那里请上几天假，好好休息一下，看能不能减轻一点。”

     母亲说:“儿子，算请假了，妈还是带病劳动去吧。不然生产队干部和有些社员会有意见的，说咱们劳动的态度不端正，思想有问题。前段时间，张宗贵得了细菌性痢疾，差点拉脱水了，休息了几天，被人在批判会上揭发说有意不参加劳动，这张宗贵在大会小会上硬是说不清。”

      儿子看到母亲疼痛难忍的样子，不由得潸然泪下。幸好今晚的饭不用做了，何凤治母亲帮他们家烙好了麻腐馍馍。天黑下来后，她忍着疼痛，强打着精神去十字路口送了“寒衣”。

     周思甬的父母亲自去年下放到榆树湾，吃了不少苦，生活的艰辛难以想象。在城里生活了几十年，突然来到了农村，各方面适应不了。

     首先是吃饭问题适应不了。在城里时，吃的主食除了白面就是大米。农村基本上吃不到白面，大米根本就见不到，吃的全是玉米、糜子、谷子、豌豆、扁豆、荞麦、莜麦磨的面，主食还有洋芋。蔬菜除了萝卜、白菜，其余都是苜蓿、苦苦菜、芸芥、蒲公英、灰条、马齿苋、驴耳朵等野菜。一年吃不了五斤食用油。最大的问题是，这些杂粮面和野菜不知道如何吃，根本不会做。如当地人吃的熍馍馍、干捂饭、懒疙瘩、馓饭、搅团、浆水面等和各种杂粮面馍馍，就不知道如何做。刚开始，他们只好熟一顿生一顿的凑合着吃，有时候干脆煮囫囵粮食吃。起先，拔野菜时分不清紫花苜蓿和草木犀，剜苦苦菜时分不清苦苦菜和刺芥，采茵陈时分不清茵陈和青蒿，铲蒲公英时分不清蒲公英和驴耳朵草。这些野菜如果分不清楚，人误食后会中毒的。

     其次是重体力劳动适应不了。他们两口子从来没有干过农活，像担粪、犁地、拉架子车、背粮食、翻地这些重活从来都没有干过。就连推磨、吊水这样的家务活也没有干过。起初干各种农活时，腰酸背痛腿抽筋，两只手磨起水泡、血泡，肩膀和后背磨破了皮。劳动一整天后，浑身疼得半夜睡不着觉，第二天又挣扎着爬起来又接着去干。

     缺粮缺水更不必说了。生产队分的粮食根本不够吃，主要靠瓜菜来充饥。每天吃两顿稀粥，又干重体力活，肚皮饿的贴到后背上了，四肢无力，浑身打颤，一旦发生低血糖就头晕眼黑，天旋地转。周思甬的父亲担粪时曾几次晕倒了，被人送到了家里。周思甬的母亲也出现过低血糖的症状，脸色发黄，嘴唇发白，浑身无力，两腿发软，好大一会儿才慢慢缓过来了。 因为缺水，连刷牙洗脸洗脚都办不到。冬天没有煨炕的燃料，自己要扫茅衣和树叶。没有做饭的柴火，自己挖草根，捡干树枝。而最让他们难熬的是，因为周思甬的父母亲是右派分子，是贫下中农专政的对象，只有老老实实的劳动改造，连多说一句话的权利也没有。走路不敢抬头，更不敢和别人随便交流。所以周思甬的父母亲始终觉得低人好几等，他们俩像惊弓之鸟，整天提心吊胆，生怕做错了什么事，说错了什么话……

     就在周思甬一家人准备睡觉的时候，曹庆儿来了。他来周思甬家倒没有什么要紧的事，只是找周思甬闲聊。曹庆儿刚坐在炕沿上，就看见周思甬母亲爬在炕上，一只手抚摸着腰，在痛苦地呻吟着，便急忙问:“干娘，您咋了？哪儿不舒服？”

     周思甬说:“我妈的腰间盘突出病又犯了，这次疼得厉害。”

     曹庆儿又问:“你给干娘请假了没有？”

     “我妈不让请假，怕别人说闲话。”周思甬说。

     曹庆儿高声说道:“怕狼连羊都不敢养了?怕什么?缓病要紧，我明天替干娘请假去！”

     “庆儿，你听干娘的话，别请假了，我缓上一晚上明早就不疼了。你知道，我们和别人不一样，有病自己忍着，活儿还得干。”周思甬母亲说。

     曹庆儿提高嗓门说:“干娘，这几天您就放心地缓着，我明天给您把病假一定要请上，如果病情不减轻的话，我和我思甬哥把您拉到公社医院看病去。”曹庆儿执意要给干娘请假，气哼哼地背手走了。

     第二天早上，周思甬母亲的腰疼病果然越加严重了，自己无法下床，由丈夫搀扶着上了一趟厕所。由于腰间盘突出压迫坐骨神经，一条右腿伸不直，也动弹不了。正在周思甬和他父亲爷俩不知所措的时候，曹庆儿来了。曹庆儿一进门就高兴地说道:“周大哥，我给干娘把病假请上了，队长说让她休息，等腰疼的慢了再参加劳动。”

     周思甬感激地说道:“这又麻烦老弟帮我妈请病假了，可是我妈早上起来纯粹动弹不了了，现在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曹庆儿看到干娘痛苦的样子，便对周思甬说:“那咱们两个用架子车把干娘拉到公社医院看一趟吧。”

      周思甬点头同意了，但又对曹庆儿说:“我也想去公社医院给我妈看看，但我们家现在没有钱，人家医院恐怕不赊欠医疗费。”

    曹庆儿说:“这好办，我家里还有点钱，你先去队上借架子车，我回家取钱去。”

    很快，周思甬借来了架子车，曹庆儿也带着钱来了，两人拉着病人急急忙忙往医院赶。架子车在崎岖不平的土路上颠簸着，周思甬母亲每被架子车颠簸一下，就疼的叫唤一声。当遇到了一个陡坡时，周思甬和曹庆儿使出了浑身的力量，一步步地蹒跚着往前走。

     正在他们艰难行走的时候，生产队队长张余粮骑着自行车从后面赶上来了。张余粮问周思甬:“你娘病的严重了吗？今天一大早庆儿替你娘请病假来了，光说腰疼，没有说要去医院看病的事呀！”

    周思甬说:“去医院看病是临时决定的，那时庆儿还不知道要去医院的事。”

    曹庆儿插话说:“张队长，我林姨腰疼病这么严重，一时半会恐怕好不了，您就多请上几天假吧，腰疼病不能干重活，以后你给分配个轻一点的活儿，不然即就是恢复了，一干重活又犯了。”

    张余粮说:“你们先去医院看了再说吧，如果真的不能干重活的话，那咱们以后再考虑。你们慢慢走，我要去公社开会，不然迟到了。”张余粮右腿一撇跨上了自行车，一溜烟地走了。

     到了医院，医生详细地询问了周思甬母亲的病情后，做了认真检查，又看了一年前在县医院拍的X光片，最后得出的诊断结果是腰椎间盘突出，并且压迫坐骨神经。大夫说:“这种病不能干重活，要注意休息，吃药打针按摩只能缓解一下症状，不能解决问题。如果实在疼得受不了，生活不能自理，就要手术治疗，但县级医院做不了，要去省医院做手术，治疗费用数额也不少。”随后大夫开处方取了几块钱的药，说是止疼的，再没有什么好的治疗方法和特效药物。

     回到家后，周思甬母亲按照医院大夫安顿的话，静静地在炕上躺了一个星期。由于没有劳累，腰疼的症状明显好转，腰也能前后弯曲，腿也有劲儿了，也能伸直了。病情明显好转，一家人感到很高兴，曹庆儿也很高兴。曹庆儿给周思甬悄悄地说:“我现在要去队长那里活动活动，让他给干娘想办法安排一个轻活干，不然腰疼好不容易好点了，如果干重活恐怕又犯了。”

     曹庆儿真的去活动了。他给队长张余粮买了一条“大前门”香烟，要求给周思甬母亲安排个轻活儿。这下把张余粮给难住了，他心想:生产队的各种农活没有一样是轻松的，让我上哪儿安排一个轻活干呢。要想安排一个既能挣工分，又不是重体力的活，还要防止别人说闲话，这真是太难了。张队长思谋了两天，总算给周思甬母亲安排了一个比较适合的活儿。

     张余粮考虑成熟后，这天中午来到了周思甬家。对周思甬说:“给你妈安排轻活的事真让我犯难了，你想想看，农民干的活哪一样不是重活？我再三考虑后，最后决定让你妈去当羊官。咱们队的羊现在由两个小伙放，再增加一个人也能说得过去。这放羊的确是个轻活，把羊赶到山上之后，人就可以坐下缓着了。如果需要跑路，就让那两个小伙多辛苦一下。再一个，放羊一年三百六十天每天都有工分。这样，既干的是轻活，又挣的是高工分，还能让别的社员也无话可说。”

     听了张队长的一席话，周思甬一家人感到十分高兴，内心也很感动。周思甬激动地说:“难得张队长想的这么周全，让您为难了，太感谢队长了！我们永远都会记着您的这份恩情！”周思甬说话时，嗓子有些哽咽，眼眶里也似乎有了一层水雾。

      是啊，对周思勇一家人来说，这份情意实在是太珍贵了。

       作者简介

    董顺学，汉族，宁夏西吉县人，生于1955年10月10日。毕业于西北大学经济系。先后在西吉县工交局、统计局、计划委员会、计经局、震湖乡政府工作，担任过国营企业厂长。长期从事文字工作，喜欢读书，热爱文学，积累了大量的读书笔记和丰厚的生活实录，创作过中短篇小说。退休后，用近五年时间完成了这部五十多万字的长篇小说《狼毒草》，终以抒怀于文学为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