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三喜临门”逢“贵人”，跻身影视圈

仅有的两间房子显然太窄小了，必须为孩子打造更大的空间。恰逢上甘沟村为了集中拉电要求社员的庄基地集中规划，他找到公社在社有林区批了一方半木料，他带着自已两个弟弟进山伐木，又请老师朋友及村里关系好的社员步行来回一百余里，扛回木料，弟弟宝生是木工，经过一番艰辛，终于盖起了三间厦房，遗憾的是，老岳父陈老汉还没来得及住进新房，就病故了。

1977年春天，陈艾伦命运的转机，如同春风卷着残雪旋转而来。全国大部分知青已经返城，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运动已经走进历史了，而他这个知青身份还在“待查”中的知青，还在历史的大门外徘徊。按理说，他的城市户口一直跟随着父母，只是由于父母当年由于“中小学下放到大队来办”的荒唐举措而随父母迁回八鱼村，父母离开八鱼村小学后唯独将他的户口滞留农村，村子里——八鱼村和上甘沟村的干部们，只认为西安来的“洋学生”是知青，你陈艾伦回到了家乡，岂能算是“洋学生”？于是，当陈艾伦从公社拿到知青招工表填写好，送到上甘沟大队盖章签字时，干部们理直气壮地填上了“不同意”三个字。

图10 陈红记的编织艺术作品

应当说，此时正义既没有缺席更没有迟到，当时国家出台了一条插队知青清零的政策，曾经担任过陈艾伦绘画老师的张启龙时任县委办公室主任，他和索文耀书记亲去赶赴上甘沟做工作，立即召开大队干部会议，严肃宣示国家政策，大队干部迫于国家政策和两位上级领导的压力，很不情愿但又很无奈地在陈艾伦的招工表上抹去“不”字，盖上了体现大队一级政权的红色公章，而放走陈艾伦，虽然没有割走他们谁身上的肉，但让他们总感到难以名状的失落和挫败。

国家政策的阳光雨露真正洒落在多灾多难的陈艾伦身上。他被招进了宝鸡县机引农具厂，分配到职工食堂当伙夫。不久他被援调到宝鸡车辆厂，成为一名锻造工。后来他回忆到：“这种既需要双臂的力量又需要精准度的工种，对于我后来从事大型雕刻艺术奠定了坚实基础！”新的工作环境，新的政治氛围，他感觉到自己真正成为了一个活生生的人。可是，留在上甘沟的爱人和孩子，生活却是别有一番苦辛。她一人带着两个孩子，还要下地干活，日子过得非常艰难。由于养父已经去世，明显失去了一层保护，陈艾伦每星期只能回来一天，村里的痞子无赖欺负他家中无壮劳力，看笑话不说，有时候还想图谋不轨。

陈艾伦怒不可遏。但他一想，强龙压不过地头蛇，三十六计走为上策，他和母亲商量了一下，决定把红记和孩子带进城里。八十年代初，没有户口进城居住生存不是一件容易事。后来他回忆说：“虽然不易，但我决定要苦苦一块把他们带在身边，虽然生活苦，但没有痞子们的欺负，孩子们能受到好的教育，就是再苦再难，也能承受！当年被打成‘叛国投敌’分子备受煎熬都挺了过来，还有什么不能忍受的？”于是，他在宝鸡车辆厂附近租了一间民房，陈红记在朋友帮助下到处打零工，维持生活。虽然艰难清苦，但苦中有乐。

在各方朋友的指点下，他开始向全国政协统战部写信，诉说自己当年遭受迫害的事件过程。四个月后，国家统战部发函责承陕西省统战部门核查这桩冤案并依法处置。宝鸡市委统战部门郑重其事地要求宝鸡车辆厂查清陈艾伦冤情并予以平反。

图11  当年在上甘沟村插队的知青们，在陈艾伦陈红记夫妇的艺术小院合影

与数年来陈艾伦四处奔走八方碰壁的情况截然不同的是，此次又国家到省市权力部门自上而下的调查干预，简直就是“降维打击”，当宝鸡车辆厂的政工人员带着上级批示的红头文件一脸严肃地进入宝鸡县政府有关部门、八鱼公社以及八鱼村、上甘沟村时，遇到的大都是毕恭毕敬的脸孔，当年生杀予夺的“专案组”虽已解散，但人还在，事未了，经过三查两问，罗织的冤案罪名如朽屋破楼，瞬间崩塌。尽管陈艾伦“罪行”专案的卷宗有半尺厚，但无一句事实和证据。此案件在宝鸡市统战部的责令下，八鱼公社在小范围内宣布给陈艾伦平反昭雪。而落实政策的具体举措，就是烧毁了近半尺厚的案卷。莫名其妙的陈艾伦“投敌叛国”就此画上句号。

如今让我看来，这卷宗烧得可惜。想想看吧，就凭几个青年在一起议论了“到越南去抗美援越”的几句话，就洋洋洒洒地整出半尺厚的“罪行材料”，那其中要动用多少智慧、挖空多少心思、损失多少脑细胞、耗费多少人力物力？这就像曹雪芹把玩了一块顽石，写出了一部百万字的悲红悼玉的《红楼梦》，这半尺厚材料，也应当看作一部极有功力的文学作品。我恨我自己这辈子文学上无所成就，检讨起来，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想象能力太差，如果能早日看到这材料中善于罗织编造、想象虚构、夸大其词的思维功夫，无中生有、树上开花、打草惊蛇等等谋略技巧，学习之、借鉴之，模仿之，当个成功的探案推理作家也是妥妥的。可惜了，如果能完整保存这半尺厚的卷宗，让后人鉴赏一下，总是有益的。可惜了！

灾难过后，好运接连。陈艾伦的不白之冤平反后，夫妻双双又有“三喜临门”。何为“三喜”？一是全家户口落户宝鸡市。二是车辆厂为他们解决住房，虽为斗室，却足为一家四口安身。三是安排子女在城市入学。

有人要问，这幸运的“馅饼”是怎样从天而降，砸到他们头上的呢？这就要从大环境变化说起了。且说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大陆与台湾关系松动，国家统战部门对台释放极大善意，首先拿出的诚意就是落实一部分台湾髙级人士在大陆的亲属政策的落实，也就是说，对于这些人士的大陆亲属的生活困境予以照顾。宝鸡市选中三家，其中就有陈艾伦。据说是他那在台的生父和舅父，官职都挺高的，而这种照顾的意义和影响也是较为重大的。正所谓“悲也台属、喜也台属”！而更令陈红记欣慰的是，她还被安排到车辆厂厂劳动服务公司工作，直到退休，不仅彻底跳出农门，而且结束了过去四处打零工的漂泊状态。

图12  西班牙皇室宫庭御用珠宝大师文森特向陈艾伦赠送礼品

陈红记这位出身贫寒、童年悲惨的农村姑娘，从当年的冒险一“赌”赢得的爱情到最终能结出饱满的果实，感受到了人间的大爱。她除了深爱自己那来之不易的丈夫之外，还由衷感激对自己比亲娘还亲的婆婆张静。从婆婆第一次领着自己逛宝鸡到促成这桩婚姻，整个过程彰显出了一个母亲博大的爱心善意和宽广的胸襟境界。张静豁达包容的处事方式，和山村的婆婆们有着天壤之别。庆幸之中，她一直想弄清这其中的奥秘，终于有个机会，让她惊讶地得知，婆婆原来是解放前一位富豪的女儿，真正的大家闺秀，受过良好的教育，见过大的世面。

就在陈艾伦“三喜临门”的前一年，陈艾伦的舅父将要回大陆探亲。一封辗转而来的、要到宝鸡县寻找失散多年的姐姐张静的来信，打破了他们平静的生活。张静在县城城关小学退休之后，丈夫陈福已经过世近十年，她孤身一身租住在一间简陋的农民院落中，很是凄凉。听说弟弟要回来探寻她很是为难。在台的弟弟已是台北荣民总院副院长，听说姐姐晚景凄凉，连个像样的住所也没有，来信中忿忿地扔出一句分量极重的话：“去找孔从洲嘛！”

“孔从洲”三个字，唤醒了尘封在张静心底深处的记忆。

孔从洲何许人也？读者朋友可以“百度”。我只说他的儿媳叫李敏，他的孙女叫孔冬梅，孔冬梅写过两本书，名为《翻开我家老影集——我心中的外公毛泽东》和《听外婆讲那过去的事情——毛泽东与贺子珍》。

言归正传。咱说说张静的父亲，也就是陈艾伦的外公张魁耀与孔从洲的交往。张魁耀先生曾在省城西安经商，和杨虎城将军交往甚密。后为杨虎城将军的管家兼军需处长。全程参与了“西安事变”，与孔从洲为“结拜兄弟”。孔从洲为杨虎城爱将，与张魁耀常打交道。当时党中央刚到延安，医疗条件很差，一些干部伤病治疗都暗中委托杨虎城在西安设法疗养。杨虎城便把此事交付张魁耀办理。“西安事变”后，楊虎城被迫出国、被关押直至杀害这十多年间，张先生一直靠生意赚来的钱暗中资助养活杨虎城将军家人及部下家人。孔从洲在“西安事变”后为躲避军统的追杀，还在张家隐蔽了一段时间。后来孔从洲的子女在张家生活到西安解放。

解放后不久，张魁耀先生将家搬到宝鸡县城虢镇火车站附近，开办了西凤酒厂运输社、倒锅厂、煤碳公司、贸易货棧、剧院、当铺等私人企业，养活了大量河南逃难来的难民。还帮助张学良将军的贴身军医在虢镇落脚生存。重庆解放后，张魁耀先生被军管会接去重庆，到歌乐山戴公祠辨认认杨虎城将军的尸骨，并参与处理丧事，扶灵北归西安，葬到烈士陵园。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对国家民族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的商人，在工商业改造中，把全部资产合营奉公，曾出任宝鸡县公商联主席。岂料1957年被定成右派，“社教”中被补定为资本家，没收了住房，被驱赶到农村住半截窑洞。更让陈艾伦不可思议的是，“文哥”开始后，在“找呀找呀找敌人”的风潮中，竟然是他高中同班同学中的“红袖标”们瞄准了他的外公，两次带人冲进他外公家，抄家打砸抢不说，还给他的外婆剃“阴阳头”，极尽羞辱之能事。

张魁耀先生实在经不住打击，含恨而亡。无奈葬于乱坟岗。而他曾经“曾出任宝鸡县公商联主席”的史实，早已被人遗忘，只留下一小段无声地铅字，默默尘封在《宝鸡县志》的某个篇章中。而曾接受过他帮助的孔从洲，1946年率部起义，并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国家功臣。解放后，他从张家接走了他寄养了十多年的子女家人。据张静回忆，当时孔从洲骑着一匹大白马，身后跟着几位骑马的随从，对她父亲千感万谢，临别还同张家人合影留念。这合影照片以及几封孔从洲的亲笔信，张静一直珍藏着，可惜“文哥”初被八鱼村的“袖标王”带人抄家时劫掠而去，还包括大量的书籍和旗袍、首饰等物，后来均不知去向。

如今要“去找孔从洲”，退休后在虢镇城关小学门口临时当小卖铺售货员的张静，到哪儿去找？如何去找？远在台湾的弟弟来信说：“我来办！”

很快地，一封在信封上赫然写明“中共中央军委转孔从洲先生收”的信件，从海峡对岸直飞北京。

这封信能让收信人收到吗？收到后能起到什么作用吗？

一时没有答案。陈艾伦和母亲唯有耐心等待。

当时国内普遍实施“尊重知识分子和教师”的政策，宝鸡县教育局给教师盖了一些住房，分配过程还是很透明的，规定分三次张榜公示，根据教师的资历、贡献、学历、现有住房困难程度等等条件，予以分配，以示公平。

第一榜公示了，张静榜上无名。

第二榜公示了，张静依旧无名。

陈艾伦母子心头罩满愁云，看来是没有希望了，“尊重知识分子”的阳光雨露播撒不到张静这个默默无闻的退休老太太身上了。看来他舅父从台湾写给孔从洲的信，如同泥牛入海了。

第三榜出来了，人们惊讶地发现，张静的名字赫然题名在上！

许多人并不知道这张静何许人也，有何来头！

真实的状况是，势头来自孔从洲给陕西省军区的一封信。信中要求尽快找到“张静”女士，并协助解决其住房问题。省军区找到，仅仅能说明张静是一个教师，大概住在虢镇。教育厅将信转到宝鸡市，市上又转到宝鸡县，时任宝鸡县县委书记的刘忠良，对此事极为重视，亲自督促宝鸡县教育局寻找张静，落实对台属的优惠政策。宝鸡县教育局废了极大周折，终于在第三榜公布前，从城关小学退休人员的名册中，找到了张静。看来，“付出必有回报”“善有善报”这类醒世格言，还是颠扑不灭的。

很快住进新房的张静，终于见到了久违的从台湾飞回来的弟弟。遗憾地是，父亲张魁耀的乱坟岗已被铲平，姐弟俩想为父亲修墓立碑的愿望未能实现。

张静老师去世于2015年。她在有生之年有幸看到了社会的巨变和繁荣，看到了满堂的儿孙，以及长子陈艾伦成为艺术大师的荣耀。还有就连儿媳陈红记也在大学的讲台上工作了十年！

图12  西班牙皇室宫庭御用珠宝大师文森特向陈艾伦赠送礼品

母亲去世时，已经过了耳顺之年的陈艾伦，回首往事，深深感悟到自己年轻时的倔强和固执，给母亲带来了太多的麻烦甚至灾难，多少次自己挨批斗，是母亲自愿陪斗，有时替他挡拳头耳光，替他分担了多少压力和屈辱！包括自己的婚姻，也多亏了母亲的支持和理解。唉，厚重的母恩何以报答？他觉得，唯有在艺术探索的路上走得更远，才能让母亲笑慰在九泉之下......

图13 陈刚峰夫妇在陈红记的编织艺术品《壶口瀑布》前留影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社会出现下岗潮，陈艾伦所在的车辆厂也效益不佳，他便开始出外闯荡。此时，他艺术生涯中的一位贵人出现了，此人便是后来成为国内外电影节大名鼎鼎的编剧芦苇。芦苇把他拽进了中国影视圈.....

  (未完待续……)

董惠安，男，汉族，祖籍辽宁海城，出生于陕西宝鸡，毕业于西北大学中文系毕业。2000年以来在网络上发表纪实文学《一个东北军后代的回忆》、长篇小说《书生沦落半官场》《谁主公平》，在报刊发表大量针砭时弊之杂文，并公开发表历史政论专题片脚本《追寻盛唐雄风》、社会调查纪实《大创启示录——陕西大学生创业与就业的现实与思考》、长篇小说《神泉》《斜谷》、以陈忠实生平为题材的20集广播剧《呦呦鹿鸣》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