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名的智慧

作者：朱双顶

        现如今，孩子还未出生，一家人就早早琢磨起给孩子取舍名之事，甚至是一家人齐上阵而争论不休，可见名字之于家庭之重要。等到孩子上学有了主见后，就总想自作主张地为自己取个新名，即使不能如愿，也要取上一个绰号而相互之间叫上。名由此而走向了社会，于是赫赫有名、名扬千里、名垂青史，名人与名星就成了一个人的崇高追求。名由人及物，也不甘落后，小有冲出本地、走向外埠之想，大有冲出中国、走向世界之求，名牌效应更是有了实实在在的广告效应与经济效益，非名牌而不用成了如今人们的一种追逐和时尚。

        这种对名的看重，自古就有之。古代之人，既有名，也有字，还有号，名成了一个人特有的标牌。名为一个人出生时被长辈所取的称谓，赋予一定的期望；字为与名意义相关的别名，一般为男20岁、女15岁时，父母或老师所取；而号则大多为自己所起的别称。古人虽有名、字、号之多，但确有严格的使用之规，否则无意之中就会造成大不敬之为，名只有长辈可以直呼，字是同辈或晚辈交往时必称，号则是文人雅士之间相互使用，而今人称古人就是怎么方便怎么来了。可见古人是很讲究正名的。

        孔子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年已五十六岁的孔子，终于登上了鲁国的大司寇并任命为代理宰相之位，掌政之后仅三个月，就将鲁国治理得路不拾遗，使相邻的齐国感到不安，认为要是让孔子一直执政下去，就会使鲁国走向称霸而威胁到齐国。于是齐景公就贿赂离间鲁国的君臣之间关系，孔子不得已选择了周游列国而来到卫国，得到卫君的欢迎打算使用他。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他的弟子子路就问孔子：“卫国国君要您去治理国家，您打算先从哪些事情做起呢？”只见孔子正色地说道：“必先正名分！”子路很不以为然，不礼貌地说：“有这样做的吗？您真是太迂腐了。这名怎么能正呢？”孔子在责训子路太粗野后，就严肃认真地教育子路说出了历史上有名的“名正言顺”上段话，并强调说：“君子一定要定下一个名分，必须能够说得明白，说出来一定能够行得通。”

        孔子之所以强调“正名”，这与他主张用“仁政”治理天下是一致的，他认为周末春秋时期之所以出现天下大乱，就是因为礼乐崩坏的原因，礼乐崩坏而造成社会失序，根本原因就是名之不存而乱，所以必先正其名而达到“克己复礼”，以恢复周朝的礼乐制度。

        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经受剧烈的动荡变革，新生事物勃发而层出不穷，名实不符已造成人们认识上的混乱，进而发展到影响社会上的各种关系之间的能否依存，以及对国家的治理上来，人们需要弄清楚名与实之间的关系，需要理顺因名而致乱的状况。于是引发了历史上有名的名实之辩哲学思潮。围绕正名这一主题发生了论战，将儒家、道家、墨家和名家等都卷了进来。

        儒家的正名，关心的是社会，看重的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天经地义的关系，无论“实”发生了什么变化，“名”的秩序也不能乱了章法，否则就会导致天下大乱。道家则认为“名者，实之宾也”，实对名有决定作用，便有了老子的“名可名，非常名”的论断。而墨家则从经验主义出发，强调“闻之见之”、“取实于名”，所以有了墨子的“非以其名也，以其取也”的主张，着眼于对事物本身的把握。

        而更为突出的是，在名实之辩中，有一支异军突起，出现了一批像公孙龙、惠施等思想家，他们以人的认识本事为研究对象，不探究名实关系，而是把注意力集中在语言的本身上，从而注重语言的概念，不再关注语言所寓含的内容，致力于论辩中语言本身的逻辑技巧的研究，从而形成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诡辩论，如“白马非马”之辩，最终形成了名家的学派，而自成一家加入到“百家争鸣”中来。

        名家与其它各家的不同在于，其成员仅是集中于“名”号之下，其政治及经济主张并不尽相同，每人都有独有的学术见解和观念，最终以认识上的同与异、合与离为根本对立而分为“合同异”与“离坚白”两派。两者侧重点不同，各持一端，争持不下。合同异派强调合异为同，夸大事物的普遍联系和变动不居的特性，认为一切都是同一的，犯了相对主义错误;离坚白派突出离同为异，夸大事物的相对独立和相对静止的特性，认为一切都是差异，犯了绝对主义错误。

        虽然名实之辩更多的是哲学上的思辩问题，但由此也深入到治国理政上来，尤以法家为代表的定名分问题，更加具体而直接，有着四两拨千斤的意蕴。法家代表人物商鞅说：“一兔走，百人逐之，非以兔可分为百，由名分未定也。卖兔满市，盗不敢取者，由名分之定也。故名分未定，虽尧、舜、禹、汤，且皆加务而逐之；名分已定，则贫、盗不敢取。”就是说，一个兔子在前面跑而百人在后追，并不是兔子可以分成百份，而是兔子的归属名分没有定下来；集市上有很多卖兔子的，但盗贼不敢去拿兔子，是因为兔子各有其主名分。因此，名分没有定下来，即使像尧、舜、禹、汤也可以尽力去追逐；名分定下来，那么即使是穷人、盗贼也不敢随便拿。”商鞅用了这个比喻，就是证明他的“法令者，人之命也，为治之本”之论断，所以他认为：“圣人制定法令，设置官吏，就是为了定名分。”商鞅变法就是这种“定名分”的一场影响中国两千余年的伟大社会改革实践。

        战国时法家另一代表人物申不害在《申子》上说：“君如身，臣如手，君设其本，臣操其末。为人君者，操契以责其名。名者，天地之网，圣人之符。张天地之网，用圣人之符，则万物所无逃矣。”在这里，申子将君臣关系比喻为人的身与手，君是制定根本法规，臣是执行具体事务，做国君的就是拿着法规来检查臣子的言行是否符合他的名分。而这个名分就像天罗地网、圣人的符咒，张开天罗地网，使用圣人的符咒，那么世间万物就都不能逃脱了。这被荀子说成是“明确职能，办事有序，人尽其才，才尽其用，官尽其能，没有什么不能治理好的”。

         申不害又说到：“名自正也，事自定也。是以有道者，因名而正之，随事而定之。”他为此举了两个例子加以说明，说是古代的尧治理天下也凭借名分，名分正了，所以能够治理好国家；而桀治理国家，虽然也用了名分，但他的名分不正，所以国家出现了大乱。因而他得出“圣人贵名之正也”的论断。

        从老子的“名可名，非常名”，到孔子的“名正言顺”；从墨家的“取实为名”，到名家的“白马非马”；从商鞅的百人逐兔的“定名分”之说，到申不害的君臣身手之喻的“贵名之正”论断，一个“正名”主题贯穿亘古，无不展现先人们的智慧，凝聚着先人们认识世界的结晶，体现出先人们哲学思辩思维，更有着先人们治国理政之道与实践，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思想上的一大闪光点，贯越时空而影响至今。

2023.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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