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怀明
15、回太行寻老根，《三里湾》意蕴深
1951年2月20日，赵树理离开北京，回到太原，月底前往晋东南。他此行的目的，是深入了解当地正在兴起的农业合作化的情况。随身还带了几本胡乔木让他看的书，准备有空闲时看看。
实在说来，赵树理的新颖独创的大众风格，在文艺界一直并未得到普遍认同。
延安文坛那些自命高雅之士是看不上赵树理的。丁玲曾在太行山区参加过一次农村的骡马大会，看了赵树理编的秧歌《娃娃病了怎么办》，随后她写了篇《记砖窑湾骡马大会》，文中虽然也说这个戏“很吸引人又感动人”，但又说“温习着这个问题‘娃娃病了怎么办？’这就是产生‘问题小说’的土壤，农村中的一些亟需解决的问题，经过赵树理的艺术加工，变成了老百姓希望看到的那样明快、简约、色彩鲜明、充满对比，一边是对，一边是错，再从赵树理个人的主观愿望来看，我们同样没有理由去责备他。他说过，大家都说我是这个家那个家，其实我并不是，假如一定要说成个家，那我只不过是个热心家。这句话确非客套。就其本质而言，赵树理不是个艺术家，而是个热心群众事业的老杨式干部。”话说得相当直露：“就其本质而言，赵树理不是个艺术家”。丁玲的看法，代表了一些延安文化人对赵树理的态度，那是相当的轻蔑、鄙夷与不屑。
进京以后，丁玲等人担任“文协”（后改为中国作家协会）的领导工作，办公地址在东总布胡同。《工人日报》和工人出版社在西总布胡同，赵树理为工人出版社社长，王春为《工人日报》社长、工人出版社副社长兼总编辑，大众文艺研究会也在这里。在申报斯大林文学奖时，东西总布两个胡同意见相左，西总布胡同王春等提议报赵树理，东总布胡同丁玲申报的是她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和另外两部作品。后来在大众文艺研究会成立一周年纪念会上，丁玲时任中宣部文艺处处长到会讲话说：我们不能再给人民吃窝窝头了，要给他们面包吃，暗指西总布胡同是生产窝窝头的，现在大家要吃面包，你们那套不需要了，吃不开了。双方情绪日益对立，甚至发展到组织人马互相攻击。周扬不得不出面召集双方开会，说：“今天参加会议的，都是共产党员吧。不能再这样搞门户之见了。以后你们东总布胡同不要批判赵树理，西总布胡同不要批判丁玲，谁要批判这两位同志，都得经我批准。”
赵树理的儿子赵二湖认为，东西总布胡同之争，“表面看是文学风格表现形式之争，实际上还是在争谁是文学的正统，没有说出的话语是，由谁来掌握革命文学的领导权。”
赵树理对权力和地位一向没有兴趣，他唯一的愿望就是改变文坛的文风：实现通俗化、大众化。说得大一点、高一点，再气壮山河一点，那就是：“统治文风”。
赵树理记得，还是在太行的时候，他就是这个样子，而王春则还夹杂着一些为他争地位的情绪。赵树理不同意王春争领导，他觉得自己的缺点之一就是不会领导，但是完全同意争“文风的统治”。
文艺的天性就爱百花齐放，“文风的统治”，一般来说，也很难做到。赵树理在太行，起先没有几个人支持他，后来情况有所改变，但直到进京以后，就全局而言，也很难说有多大改观。
严文井在《赵树理在北京胡同里》写道：“50年代初的老赵，在北京以至全国，早已是大名鼎鼎的人物了，想不到他在‘大酱缸’却算不上个老几。他在‘作协’没有官职，级别不高；他又不会利用他的艺术成就为自己制造声势，更不会昂着脑袋对人摆架子。他是个地地道道的‘土特产’。不讲究包装的‘土特产’可以令人受用，却不受人尊重。这就是当年‘大酱缸’的一贯‘行情’。‘官儿们’一般都是30年代在上海或北京熏陶过的可以称为‘洋’的有来历的人物，土头土脑的老赵只不过是一个‘乡巴佬’，从没有见过大世面；任他作品在读者中如何吃香，本人在‘大酱’还只能算一个‘二等公民’，没有什么发言权。”
王春曾对赵树理说过：“好貓坏貓全看捉老鼠捉得怎么样，你最好是抓紧时机多捉老鼠，少和人家那些高级人物去攀谈什么，以免清谈误国。”“文联的作用只是‘开会出席、通电列名’，此外不能再希望有什么成绩。”“不论怎么组织，怎么整顿，结果都是一团糟，恐怕这种团体只能如此，不要再有什么幻想。”（《赵树理全集》第4卷第493页）赵树理对文联的看法与他大体相同，对“捉老鼠”之说，深以为然。
此时，赵树理来到长治“捉老鼠”了。当时，长治市委正根据当地的情况，在试办10个初级农业合作社。赵树理回来后，立即参加了地委拟定办社办法和宣传动员工作。随后，他来到平顺县川底村、武乡县监漳村和窑上沟村协助建社。这些村庄，他抗战时期就很熟悉。他在这些村子了解了不少情况。他发现，一些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年代的先进人物，土改后富裕起来的人，对建社有抵触情绪。他和他们谈心，打通思想，做了不少思想工作。
5月中旬，赵树理在长治写出电影故事《表明态度》。内容是一个老干部纠正他亲家在解放后产生的退坡思想，不能适应集体生产的新变化而产生的痛苦与烦恼。可以说，这是他后来创作《三里湾》的先声。
这次回到长治，只有短短两个月的时间，怎样建立农业社，还很难在他的头脑中形成一个完整的社会生活面貌。
1951年5月下旬他被召回北京。
8、9月月间，党中央在华北局所在地召开农业合作化问题座谈会，赵树理被毛泽东点名参加会议，他在会上发了言，为农民讲真话，实话实说，说农民“并不急着交出土地走合作化道路”。潘小薄在《赵树理活动拾遗》中写道：
毛泽东对主持会议的陈伯达说：“一定要请赵树理同志参加会议，别的人缺席一个两个不要紧，赵树理可千万不能少。他最深入基层，最了解农民，最能反映农民的愿望。”陈伯达遵照毛主席指示，及时通知了赵树理。
会议讨论期间，各方代表基本上唱的是一个调子 ，都说农业合作化好，唯独赵树理唱了反调。他不管上头的精神，也不管会场的气氛，更不管其他发言人的基本倾向，而是如实地、有根有据地、有一般典型地反映了各类农民的心理和愿望：“石（实）打石（实）地”说，老百姓有了土地翻了身，真心感谢救星共产党。但并不愿意急着交出土地走合作化道路，却愿意一家一户、自自在在地好好干几年，然后再走集体化道路。陈伯达听了赵树理的发言，惊而复怒，批评赵树理的观点不仅是右倾保守，简直是对合作化的攻击。
会议结束后，陈伯达向毛主席作了全面汇报，其中特别指出了赵树理言论的不当。毛主席听后点点头说：赵树理的意见，反映了农民的真实思想，摸住了农民的心理状态，有广泛的代表性，有一定的参考意义，很值得参考。后来毛主席在起草中央文件时，采纳了赵树理的意见，说走合作化道路，必须注意调动两个积极性，一个是来自集体生产的积极性，一个是个人劳动的积极性。（《赵树理研究》1990年第3期）
《说说唱唱》改由北京市文联和北京市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联合主办，并组成新的编辑委员会，主编为老舍，赵树理、李伯钊、王亚平任副主编。此时《说说唱唱》已出了24期。1952年1月20日，赵树理写了《我与〈说说唱唱〉》一文，发表于《说说唱唱》1952年一月号，1月29日《光明日报》转载。他再次“趁着这次文艺界整顿思想的机会来检查自己”，检查内容大抵如前所述，这里不再重复。
尽管赵树理几次三番对他在办《说说唱唱》期间的几个错误进行了检讨，但事情好像还没完。1952年第9期的《文艺报》上发表了陈聪的《提高通俗文艺刊物质量——评北京文艺刊物调整后的〈说说唱唱〉》，对改组后的《说说唱唱》进行了一笔抹杀的严厉批评。文章说：“五期以来《说说唱唱》上所发表的作品，无论是思想内容上和艺术形式上，大多数是没有能达到应有的水平。”“虽然它们也反映了一些政治运动的情况，但却不能令人满意。这使我们想起《我与〈说说唱〉》一文中所说到的一种情况：该刊从前每逢有了重要的政治任务，就临时请人补空，补不起来的时候，就选一些多少与该问题有点关系的来充数。从这几期的《说说唱唱》的配合‘三反’、‘五反’的作品来看，这种情况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改变。”“上面的多种情况，说明了《说说唱唱》编辑部对于人民生活中新鲜事物还缺乏好感，对于自己所负的重大任务的认识还不够明确，而在如何更好地满足群众的要求上，还是缺乏应有努力的。”声色俱厉，一派肃杀之气。 1952年4月，赵树理重返长治，回到川底村。他下定决心深入农村生活，去“捉老鼠”，没有什么事比这更紧要。
川底村党支部书记郭玉恩是太行区著名的劳动模范，还在1943年就响应政府的号召办起了互助组。赵树理这次来了以后，同他一起根据农业社的实际情况，订了几条措施，参加了村里的生产、分配、并社、扩社、修渠等实际工作。因为抗战时期他在这里住过二、三年，不论是村干部还是群众，都把他当作自己人，可谓亲密无间。赵树理文化水平较高，就协助社里搞经济核算，谋划怎么合理分配，怎么建立一套会计制度。
赵树理很注意听取群众意见。听到有人说，“川底村是共产党领导，国民党当家”。经了解，原来是一个原国民党党员担任会计，掌握经济实权。于是，他就向党支部提议从贫苦农民中选拔一位会计。后经专业培训，于次年接任了原先的会计。
赵树理一直协助社里做群众的思想工作，解决工作中遇到的难题。社里要修水渠，必须经过郭大娘的一块地，社里想把这块地买来或者换来，已经同她谈过多次，但郭大娘就是死活不同意。后来，赵树理到郭大娘家去，经过一番有情有理的规劝，总算说通了，社里的水渠终于修成了。
赵树理深知，农民分得土地后，普遍并不急于参加农业合作社，动员农民入社，最难做的思想工作是那些在土改中“翻得高”的翻身户。村里有位老农，土改前家里很穷，土改中分得头份胜利果实，后来还当上了村长，村里人称之为“翻得高”。村支部拿他没办法，赵树理亲自登门，和他谈了几次，想打通他的思想，但终久还是没有打通。他就是后来在《三里湾》中的“范登高”的原型。
1952年4月底，赵树理又奉命回到北京，参加一系列社会活动。5月2日出席文化部举行的招待缅甸文化代表团的酒会；5月3日，出席中国文联举办的欢迎出席我国参加世界四大文化名人（阿维森纳、达·芬奇、雨果、戈果里）纪念活动的各国文艺界贵宾的茶话会；5月4日，出席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的世界四大文化名人纪念大会；5月23日，出席中国文联召开的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0周年座谈会；7月3日，主持北京市文联和天津《进步日报》联合举办的通俗读物问题座谈会；7月14日，出席全国文联常委会与北京市文艺界学习委员会联席会议。
纪念《讲话》10周年，赵树理作为“方向”、““标兵”、“旗帜”，一定得发声。他写了一篇《决心到群众中去》发表在5月20日《人民日报》上，24日《光明日报》、《文汇报》、《大众报》和《新华月报》6月号、《人民周报》第22期纷纷转载。
赵树理在文章中首先对自己近几年来深入生活不够作了检查。他说：“我近三年来没有多写东西，常常引起关心我的同志们、朋友们口头的和书面的询问，问得我除了感谢之外无话可答。我之不写作，客观的理由找出一百个也有，可是都不算理由；真正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脱离实际，脱离群众。”他回顾了自己走过的人生道路和创作道路，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从群众的实际生活中来，渐渐以至完全脱离群众的实际生活，如不彻底改变这一现状，自己的写作历史是会从此停止的。”因此，必须“立即排除一切客观的理由，长期地、无条件地、全身心地到群众中去吸取养料，写出作品来，用作品来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发表讲话的十周年。”
1952年9月，赵树理又回到了川底村。在这里，他不是客人，而是主人。现在，他又一次回到家里来了。
在打谷场上，他跟社员们一起干活，放下杈子，拿起扫帚，样样活儿都是行家里手。没人记账了，他来记。没人打算盘了，他来打。歇息时，大家欢迎他唱一段上党戏，他就扯开嗓子喊上几句，逗得大家一片欢笑。
社里的事，就是他的事。不管大事小事，有多琐细，他都要操心。社里开什么会，不管大会小会，只是研究社里的工作，他都要参加。哪家有什么事，不管是公事私事，家务事，儿女情，人们都爱跟他说，他也都爱管，样样管，管得宽，人们都把他当作自己的贴心人。
这期间，他写了《郭玉恩小传》，记叙了郭玉恩在领导互助组合作化中所取得的成绩，并分析了其取得成功的原因，认为他有四个特长：一是他善于分析群众思想；二是他能耐心说服群众；三是他计划性强；四是他接受新事物快。
来川底村三个多月的生活和工作，使赵树理深深地感到，做农村工作，对农民不能说假话。农民是最老实的，也是最讲实际的。搞农业合作化，必须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只要农业生产发展了，农民真正得到了好处，得到了实际利益，他们就会拥护，就会齐心协力拧成一股绳，为集体出力。这是大道理，没有比这个大道理更大的道理。
1952年年底，赵树理要离开川底村回北京了。临别前，正在这里拍纪录片的北影厂的同志给赵树理和村干部们拍了一张照片。赵树理十分珍惜这张照片，还写了《一张临别的照片》一文，称他们是“一群英雄”。他们从抗日战争年代一路走来，“他们在为公众服务的时候，都能既不抱怨，也不居功，不言不语，若无其事”，现在已经成为从互助合作中锻炼出来的足以胜任的各种干部。“新生产组织，新的前途观念，推动着他们接受新的事物。” “我能和这样一群英雄们共处三个多月，自然是使我满意的事。只可惜这张照片还没有把他们照全。”
1953年1月，赵树理调入全国文协，任驻会委员，仍然担任《人民文学》杂志编委。
3月开始长篇小说《三里湾》的创作，直到次年完成。期间，社会活动太多，写作只能利用零碎时间进行。
2月22日至4月6日，参加以董必武为团长，茅盾、许广平、梅兰芳为副团长，由各界著名人士28人组成的慰问解放军代表团，在广东随团进行慰问活动和参观。
4月下旬，参加全国文协组织的40多名作家、批评家和主管文艺领导人学习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活动，至6月20日结束，长达两个月之久。学习规定必读的马恩列斯和毛主席等关于文艺问题的著作22种，参加每周两次讨论会。
9月25日，出席全国文协会员代表大会。全国文协从此改称中国作家协会。
11月28日，出席中国文联第二届全国委员会主席团扩大会议。会议强调宣传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是文艺界的首要任务。
12月上旬，由中国作协组织，赵树理和康濯、严辰等一起赴河北定县参加宣传总路线和粮食定购工作。他们在郝白土村住了两个多月，于春节前夕返京。这里是抗日根据地，党支书郝庆山是著名的抗日英雄，他们几位就住在他家。他们既看到了农民对总路线和粮食统购统销的热情拥护，同时也看到了农民对刚刚露头的浮夸风的抵制。郝庆山说，余粮要卖5万斤，卖过了还要挖潜，我答应3万，还说我保守。我想，你们能完成任务，我也能完成，就开会动员。结果，还是只完成了1万多斤。这件事，给一向注重实事求是的赵树理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回到北京后，在周扬家开会，与会的有丁玲、陈荒煤、康濯、苗培时、章容等，议题是帮助赵树理找找写不出好作品的原因。陈荒煤说他对旧的农民、落后的农民了解得深，写得很活，对新人物了解得不深，刻画得不那么深透。赵树理觉得有道理，发人思考。对其他人的意见，他是不怎么接受的。奇怪的是周扬也给赵树理开了一个外国名著书目，让他读。赵树理从来就不认为他在作品中加点“洋”味就提高了，就“深”了，就“振奋人心”了。他就是他，他就是独特的这一个。这头来自太行山的倔“驴”，就只会打造“驴打滚”文化，很难再造，不论谁来帮助，都难以见效。
1954年10月，长篇小说《三里湾》完成。《人民文学》杂志从1954年1月开始连载。恰逢农业合作化运动高潮掀起，于是，洛阳纸贵，竞相改编，陆续搬上银幕和舞台。
这是赵树理在建国以后第一部长篇小说，也是我国第一部反映农业合作化的长篇小说。小说以三户农家为核心，一家是一心一意走合作化道路的支部书记王金生，一家是在土改中“翻得高”的范登高，一心想着通过雇工经商而飞黄腾达，一家是中农马多寿，一心想着靠诚实劳动，成为新富农。作品围绕着秋收、扩社、开渠这样一个线索展开，通过农民的家庭生活、劳动生活、经济文化生活、婚姻恋爱生活以及党内生活等广阔的社会生活的描绘，反映合作化运动乃是时代的潮流，不可阻挡，社会主义新生力量必定战胜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和小农经济习惯势力，必定改变农村的生产方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改变农民的精神面貌。
还是赵树理的“问题小说”的套路，很难确定谁是作品的主人公，所有的人物都是围绕着问题而设置的。还是他一贯的新颖独创的大众风格，热情、明朗、简洁、隽永、幽默，而且运用得更加纯熟老道。
傅雷发表在《文艺月报》1956年7月号上《谈〈三里湾〉在情节处理上的特色》一文中盛赞道：“以农业合作化为题材的创作近来出现不少，《三里湾》无疑是最受欢迎作品之一。任何读者一上手就放不下，觉得非一口气读完不可。一部小说没有惊险的故事，没有紧张的场面，居然能这样的引人入胜，自然不能不归功于作者的艺术手腕。唯有具备了这种引人入胜的魔力，文艺作品才能完成它的政治使命，使读者不知不觉的，因而是很深刻的，接受书中的教育。农民的日常生活和家庭琐事写得那么生动，真切；他们的劳动热情写得那么朴素而富有诗意；不但先进人物的蓬勃的朝气和敦厚的性格特别可爱，便是落后分子的面貌也由于他们的喜剧性而加强了现实感：这都是同类作品中少有的成就。”（载《赵树理专集》福建人民出版社，第436页）
周扬1956年2月27日所作《建设社会主义文学的任务—在中国作家协会第二次理事会议（扩大）上的报告》中肯定《三里湾》是反映农业合作化的“一个优秀成果”。“在这篇小说中，作者以他特有的关于农村的丰富知识，热情和幽默，真实地描写了农村中社会主义先进力量和落后力量之间的斗争，农民在生产关系、家庭关系和恋爱关系上的种种矛盾冲突，显示了农村新生活的风光。作者成功地创作了‘糊涂涂’‘常有理’等几个老中农的典型形象，同时描写了农民中的新人物。我们在《李有才板话》中见过的那些小字号的人物已经随着时代大大地成长了，他们已经成为农村中实现社会主义改革和建设社会主义的战士。作者在专心钻研技术的王玉生这个诚实而聪明的人物身上，在体现了农村知识分子和和农民相结合的两对青年男女在恋爱上——虽然人们也指出了这是‘缺乏爱情’的恋爱描写——正寄托了他的热烈的理想，同时也真实地反映了农民在合作化以后对文化、技术和知识的渴望。”说到本书的缺点，他认为，我国农民“不但能够推翻几千年来的地主土地所有制，而且能够抛弃他们对已经取得的土地的个体所有制而坚决地走上集体主义道路。作者对于农民的力量的这一方面似乎看得比较少，至少没有能够把这个方面充分地真实地表现出来。就是在他所描写的农民中的先进人物的形象上也显然染上一些作者主观的理想的色彩，而并没有完全表现出人物的实在力量。因此，在他作品中所展开的农民内部或他们内心中的矛盾就都不是很严重，很尖锐，矛盾解决得都比较容易。作品中的许多情节都没有得到充分展开的机会，而故事就匆匆地结束了。这样，就影响了主题的鲜明性和尖锐性，影响了结构的完整和集中，使作品在思想上和艺术上没有能够取得更大的成就。”就在这个报告中，周扬把赵树理同茅盾、巴金、老舍和曹禺并列在一起，称他们为当代语言艺术的大师。
俞林在《评〈三里湾〉的人物形象处理》一文中也认为，“小说的优点在于广阔地提出了农村社会主义改造的复杂性和艰巨性，但是小说在展开这个斗争时，并没有达到应有的深度，而用不够真实的大团圆的结尾把斗争简单地做了解决。这不能不成为小说最大的弱点。”（《赵树理专集》第431页）
再来看赵树理自己是怎么说的。他在1955年10月4日很快就写了《〈三里湾〉写作前后》一文发表在《文艺报》1955年第19期。他在文中首先讲了他为什么要写《三里湾》。他说，他在山西长治参加了当地从互助组到合作社的试验，参加了他们拟定的办法和动员工作，认为“这次新的试验，果然给领导生产的县区级干部开辟了新道路，给附近农村增加了发展生产的新刺激力——虽然生产劳动力和土地所有制没有变动，但以统一经营的方式增加了土地、劳力、投资等的生产效率，以土地、劳力按比例分红的办法照顾了土地私有制，保证了增加产量和增加每个社员的收入——试验的结果良好，附近农民愿意接受，中央也批准推广。”这一点，从在他帮助下制定的《川底初级农业合作社章程》也可以得到证实，这个章程明确规定：“社员将私有的土地、耕畜、农具等生产资料交社统一经营、使用，仍然保持所有权、并取得合理的报酬。社员的生产资料转归全社公有时，必须经过本人同意，并给予合理补偿。”这个章程如今立在川底村赵树理当年的住处，供游人参观。由此可见，赵树理决定写农业合作化是有条件的，有前提的，如果当时就明定消灭农民的个体劳动所有制，农民的合法权利和利益不能得到应有的保障，那么，农民愿不愿意接受，合作社能否搞得起来，合作化能否实现，都大可怀疑，赵树理会不会写这本小说亦未可知。后来，由初级社发展到高级社，又发展到人民公社，把农民的土地所有权收归集体所有，给中国带来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破坏最烈的灾难性后果，那是赵树理不曾想到也不愿意看到的。
赵树理在这篇文章中还详细讲了为什么写了那样几个人和写法问题，最后讲到几个缺点：一、重事轻人。二、旧的多，新的少。对旧人旧事了解得深，对新人新事了解得浅，所以写旧人旧事容易生活化，而写新人新事有些免不了概念化——现在较前好一些，但还是努力不够。三、有多少写多少。写马多寿等人仍比金生、玉生等人突出。富农在农村中的坏作用，因为我自己见到的不具体就根本没有提。赵树理的“夫子自道”，也可以视为他为自己设的一道防线。
赵树理最了解农村和农民，他深深地懂得，个体劳动农民，为了发展生产，兴修水利，抗御自然灾害，为了将来采用农业机械和其它新技术，确有走互助合作的要求。同时，他也深深地懂得，从农村和农民当时的实际状况来看，他们并不急于搞合作化，更不想改变土地所有权，因此合作化不宜要求过急，不能变化过快。过急，过快，灾难无穷，农民难以接受，一向坚持实事求是的他也难以接受。这一切，都不能不忽隐忽现地体现在《三里湾》中。
《三里湾》中有这样一个情节，来源于郭玉恩的本本上记的16个字，赵树理把它移植到书中来了：
原来他们村里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有个大缺点是人多、地少、地不好。金生和几个干部研究这缺点的原因时候记了这么五个字——“高、大、好、剥、拆”。上边四个字代表四种户——“高”是土改时候得利过高的户，“大”是好几股头的大家庭，“好”是土地质量特别好的户，“剥”是还有点轻微剥削的户。这些户，第一种是翻身户，第二、三、四种也有翻身户，也有老中农，不过他们有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对农业生产合作社不热心——多数没有参加，少数参加了也不积极。地多、地好的户既然参加社的不多，那么按全村人口计算土地和产量的平均数，社里自然要显得人多、 地少、地不好了。这些户虽说还不愿入社，可是大部分都参加在常年的互助组里，有些还是组长、副组长。他们为了怕担落后之名，有些人除自己不愿入社不算，还劝他们组里的组员们也不要入社。为着改变这种情况，村干部们有两个极不相同的意见，一种意见，主张尽量动员各互助组的进步社员入社，让给那四种户捧场的人少一点，才容易叫他们的心里有点活动；四种户中的“大”户，要因为入社问题闹分家，最好是打打气让他们分，不要让落后的拖住进步的不得进步。另一种意见，主张好好领导互助组，每一个组进步到一定的时候，要入社集体入，个别不愿入的退出去再组新组或者单干；要是把积极分子一齐集中到社里，社外的生产便没人领导；至于“大”户因入社有了分家的问题，最好是劝他们不分，不要让村里人说合作社把人家的家搅散了。这两种意见完全相反——前一种主张拆散组、拆散户，后一种主张什么也不要拆散。金生自己的想法，原来和第一种意见差不多，可是听了第二种意见，觉着也有道理，一时也判断不清究竟拆好还是不拆好，所以只记了个“拆”字，准备以后再研究。“高大好剥拆”五个字是这样凑成的，三两句话自然说不清楚，况且跟玉梅说这个也不合适，所以金生不愿说。（《赵树理全集》第4卷第174、175页）
作者在这里含而不露，虽然没有把话挑明，但言下之意，就是说合作化要搞，可是千万不可要求过急过快。
《三里湾》中的农民，都是活生生的人，个个都在维护着自己的权利和利益，都在追求着自由、平等、公平、正义、人权、民主和幸福。请看这段描写老中农对合作化的真实心态吧：
王申也是个心灵手巧的人，和万宝全差不多，不过他家是老中农，十五亩地种了两辈子，也没有买过也没有卖过，直到现在还是那十五亩地。他一个人做惯了活，活儿做得又好，所以不愿和别人合伙，到活儿拥住了的时候，偶然雇个短工；人家做过的活儿，他总得再修理修理，一边修理着一边说“使不得，使不得”，因此人们给他送了个外号叫“使不得”。按做活儿说，在三里湾，使不得只赞成万宝全一个人，万宝全也很看重使不得，所以碰上个巧活儿，他们俩人常好合作。
玉梅见他们打的是钻尖，问他们断什么，宝全老汉说：“洗场磙！”（“场磙！”就是打粮食场上用的碌碡磙，“洗”是把大的石头去小的意思）玉梅问：“为什么洗场磙？”王申老汉和她开玩笑说：“因为不够大!”“还能越洗越大？”“你问你爹是不是!”玉梅又问宝全老汉：“爹！是能越洗越大吗？”宝全老汉笑。宝全老汉说：“是倒也是，可惜你伯伯没有给你说全!‘不够大’是说场磙在场上转的圈子不够大。咱们成立了合作社，把小场子并成大场子了，可是场磙原是小场上用的，只能转小圈子；强要它转大圈子，套绳就要擦磨牲口的右后腿，所以得洗一洗！”玉梅又问：“洗一洗怎么就能转大圈子？”宝全老汉说：“傻闺女！把大头洗小了，转的圈子不就大了吗？”玉梅笑了笑说：“知道了！只洗一头啊！”王申老汉又和她开玩笑说：“谁教你们成立合作社哩？要不是成立合社，哪有这些事？”玉梅说：“为了多打粮食呀。我说申伯伯！你怎么不参加我们的合作社？难道你不愿意多打粮食？”宝全老汉说：“你伯伯的地每年都是数着垄种的。他还怕人家把他的垄沟种错了哩！”王申老汉向宝全老汉说：“老弟！你说的对！咱老弟兄俩，再加上你玉生，怎么合作都行；要说别人呀，我实在不愿意跟他们搅在一块儿做活！”（《赵树理全集》第4卷第170-172页
在赵树理的笔下，这些中农和种田能手还是想单干，对合作化既不热心，也不积极。不仅这些一心想着通过诚实劳动致富的中农，就是一些有点资历的老党员也不愿意走合作化道路。范登高说：“在当初，党要我当干部我就当干部，要我和地主算账我就和地主算账。那时候算出地主的土地没有人敢要，党要我带头我就带头。后来大家说我分的地多了，党要我退我就退。土改过了，党要我努力生产我就努力生产。如今生产得多了一点了，大家又说我是资本主义思想。我受的教育不多，自己不知道该怎么办，最好还是请党说话！党又要我怎么办呢？”他在支部会上众人的批评下讲的这番牢骚话，可谓发自肺腑之言，把他对合作化的不满情绪表达得淋漓尽致。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个一贯跟党走的人，也还堂堂正正，像个“人”样，他的话也不能说毫无道理。
《三里湾》反映了合作化运动的必然趋势，大势所趋，势不可挡，同时也透露出合作化的条件实际上尚不成熟，行事确乎有点仓促。初级社的成功建立，与当时采取的正确办法，特别是保护土地和财产的私有权直接有关，也同民族传统文化中的均贫富思想、大同思想、和合思想等等密切相连。作品生动地反映了农村社会各色人等在这场大变革中的真实的心态、人性人情、社会家庭，方方面面、角角落落的生活面貌，可谓包罗万象，一切尽在其中，博弈、协商、造势、成事，内容复杂而又丰富，意蕴极其深厚，其广度和深度都很难得。作品最后以“花好月圆”大团圆的结局收场，也可以说是农村在特定时期社会生活的真实写照。那时，我们党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认识还不是很清楚，还存在很大的盲目性，如果在《三里湾》中，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这一被认为是农村中的“最主要的矛盾”更加充分、更加突出、更加严重、更加尖锐、更加激烈、更加有力地展示出来，那将会是个什么情景？在后人看来，结果又将如何？很难说清。如此看来，《三里湾》的“弱点”，说不定还正是它的“强点”；它的缺点，或许还正是它的优点；它的模糊之处，说不定还正是它的高明之处和深刻之处。赵树理忠于现实，忠于生活，真实地全面地反映了初级农业合作社建立时的农村社会生活面貌，这正是作者非凡的卓越的贡献，正是清醒的现实主义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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