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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张伟栋《小诗人时代的忧愁》的回复
编者按（胡先其）：必须坦诚，看到这样的辩论很兴奋。基于“开放、包容、自由”的诗歌精神，南方诗歌鼓励争鸣，认为处于“百年大变局”之中的中国诗人，为诗歌未来厉颜一辩是值得的，相信“诗理”越辩越明。
但同样担忧，语言的变异会演转为谩骂和诅咒等人身攻击。感谢关注和参与这场讨论的每个人，也期待更多人带着诗歌的优雅和风度，带着鲜明的观点参与到这场讨论中来。作为平台，发布的每篇作品并不都代表编者观点，我们尊重每个人表达的权利，但同时弱弱地向参与这场讨论的所有人讨要一个权利：今后将对可能出现人身攻击的稿件，在保留观点的情况下，进行必要删减。
在十一月论坛“未来诗学讨论”的文章发出来以后，我在朋友圈发表了几条回应性的感想，老朋友王东东于是约我正式写篇文章作为呼应。对于这样的邀约，我向来是乐意的，因此我在几天后便向他提交了一篇《历史主义诗学是必要的还是可怕的》的文章，重点回答了一种总体性历史诗学对诗歌写作进行干预的必要性及其后果，认为它将导致一种政治化的操弄。半个月以后，我等到了张伟栋一篇充满了人身攻击的“再回应”，他用一个貌似是对当前诗歌写作特征的概括性称谓——“小诗人时代”，时刻暗示性地按在本人头上，以达到对我的侮辱目的，并且试图对比出他是个“大批评家”的自我认定。
在张伟栋的这篇回应在网上发布的几个小时前，东东给我发来了它的word版本，我当时表示不想回应，因为我认为张伟栋已经陷入在一种强烈的情绪当中，继续回应只会让观念的论争变成意气性的争吵，这是我当时的真实想法。但在看到朋友圈许多人以赞同的姿态转发他的文章时，我无法继续保持这种冷静，因为这将意味着张伟栋对我的歧视被落实了。我敢说，在张伟栋和他最私密的朋友那里，肯定正欢呼着它对我打击。确实，我受到了打击，但不代表他赢了。无论是理论还是道德层面，他都没有赢得我的尊重，并且，我也不认为朋友圈的吃瓜行为是在表示对他的尊重，事实上，已有不少人在转发的时候当面指出了他超出了论辩的礼仪。在我看来，我的《历史主义诗学是必要的还是可怕的》可能具有论战性，但绝没有任何一处对张伟栋的人格侮辱，如果他一定要说有，那么可能是这一句：“如果我们稍微考察一下文学史，就会发现张伟栋的概括有多么荒谬”。但在这句话里，我说的是“张伟栋的概括有多么荒谬”，而没有说他本人荒谬，如果他认为这是对他的一个伤害，可以指出，也可以把这个词还给我，大可不必让整篇文章都弥漫着骂架氛围。张伟栋在他的这篇回应中完全沉浸在情绪里，作为一个敏感的诗人，以及一个不可救药的现实主义者，我深知这种情绪是多么充满敌意，多么庸俗，多么势利，他用一种嬉笑怒骂的语气和故意客气的言辞表达着对我的傲慢和轻视，又在自鸣得意的时刻忍不住“手滑”地对我进行直接的人身攻击。我们暂且放下他那些阴阳怪气的暗示性侮辱不论，来看他在文章中的明示：
“至于‘历史主义诗学’，我猜想楼河可能读了王敖那篇概念异常混乱颠三倒四的‘奇文’。”
“至于‘对未来的操控’的说法，我暗自发笑是何种心智的人能有这种愚蠢发昏的想法呢？”
这只是对文章前一小部分的引用。实际上，在文章的开头两段，张伟栋借着“时代”这个后缀词的伪装壮胆，对我本人的人格攻击可以说是毫无底线的谩骂。张光昕说他这篇文章是篇檄文而不是爽文，他错了，这是篇爽文，因为张伟栋把对我的憎恨在这种谩骂中发泄得十分快意。他爽了，把愤怒和委屈转移到了我身上。我知道，他完全可以辩解说他的那些攻击性言辞是对一个低矮的诗歌时代发出的高屋建瓴的斥责，是种出于道德上的义愤。但我非常清楚，这个“小诗人”的头衔就是为我本人专门发明的。一个卑鄙的出发点只会产生庸俗的观念，为了挽救这点，他加上“时代”二字，可谓一箭双雕，既可以让我在他充满情绪的语气中得知它们是在针对我，又可以让自己站上道德高地指点江山。在给自己贴上道德的金身之后，他还指责我“占据历史的高位”，我不知道他从我的文章的哪一部分能看出这点。
下面这段对“他们”的侮辱性斥责，实际上就是针对我本人的，为避免大家回看的麻烦，我在此大幅引用：“但他们竟然知道什么是好诗，知道如何占据历史的高位而党同伐异，知道如何以大诗人的姿态自以为是。他们口口声声有一个诗歌的内部，有一种诗歌的特权，有一种诗人的妄为，但他们在现实中平庸肤浅，思想错乱，见利忘义。他们空虚至极无聊枯坐而活在他人的目光与赞美之中，无法理解批评是在解救他们的浅薄无知与愚蠢狂妄，批评是通往伟大诗歌的必经之路，但他们爱自己的欲望胜过一切，他们相信凡是与我不同的皆是虚妄荒谬。这是一个小诗人的时代，喧哗躁动着浮夸、造作、争吵、狭隘、盲目与自大。”
上述引用是基于我们的私人恩怨，那我们再来看张伟栋所说的“总体性”是什么：“这就是我谈论的总体性，它基于一种行星思维，一种还在生成的系统论，核心观点参照拉鲁埃的表述，……它痛恨那种基于狭隘而封闭自我的主体诗学，深深根植于某种超越自我的幻象，实际上在培养一种极端的个人主义；它痛恨一种无灵魂的个体偏执于生活的主观经验而拒绝不可见和未来，他们是如此的经验化又是如此的仇视总体性，离开日常生活他们简直无从知道世界为何物；它痛恨那种逃离现实和历史的唯美主义者、浪漫派、波西米亚人、灵修份子，灵知主义者、某某主义的信徒；它痛恨那些投机钻营毫无底线的东西、长袖善舞经营各种诗歌公司的江湖大哥、那些有着道德洁癖的驼背小人、那些身着大师外套姿态万千的侏儒、上串下跳翩翩起舞的驯养动物和学术机器；它痛恨那种不知历史为何物，而妄称诗超越历史，领先于历史的自恋狂……”
在“他们”这个复数指称的遮挡下，张伟栋对我的谩骂可以说是肆无忌惮的。说他肆无忌惮不仅是说他对我缺乏论辩的底线，还有他视他者为蝼蚁的狂妄和野蛮，他自视伟大的“总体性”给他带来的是一系列的“痛恨”，对于他所说“唯美主义者、浪漫派、波西米亚人、灵修份子，灵知主义者、某某主义的信徒””“江湖大哥”“驼背小人”“侏儒”，在他愤怒的情绪里可以说是欲置于死地而后快的。作为他口中的“他们”的一员，我看到的是寒霜凛冽的刀锋。这到底是种怎样的“总体性”，会让一个人内心如此充满了仇恨，以为给对方加上一个形容词就可以肆意践踏和凌辱呢？到底谁才是那个“自恋狂”？这是个充满身份意识的人，他对一部分人的爱，就是对另一个更大部分人的恨。我得感谢自己出生在和平年代，尽管我思想左倾，追求公平，但我同样是个自由主义者，而自由是种伦理学，是对情感的节制，它会告诉我们自身的自由建立在对他人自由的尊重上。因此，在这里，我要说的是，即使张伟栋口中的“唯美主义者、浪漫派、波西米亚人、灵修份子，灵知主义者、某某主义的信徒””“的确是在“逃离现实和历史”，你也无权用仇恨的姿态来对待他们。
我们要反对这种总体性，并且我还要奉劝那些认真读了张伟栋这篇文章还对他的思想表示赞同的朋友，如果这样的总体性观念落实在我们的社会中，你不会是那个掌握了“总体性”解释权的人，而是被总体性审判的人，你，很可能就是总体性眼中的“波西米亚人”“驼背小人”和“侏儒”，至于这些人身上的限定词，在总体性的专断中，那不过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对于这样的仇恨历史，我们还要刻意回忆才能有印象吗？它是怎么发生的我们一无所知吗？仇恨和神化是一对需要消除的双生子。张伟栋那个“斯洛特戴克的‘球体’”——“行星思维”——看起来很高级，在我看来不过就是占星师手中的水晶球转移到了祭司手里，于是玩具就变成了圣物。义正言辞的斥责在小作文里是种爽，但如果得到权力的加持就会变成恶。我们要警惕任何不首先进行自我批判的义愤之言。张伟栋之所以如此自信地将我纳入“波西米亚人”“驼背小人”“侏儒”“灵修分子”之列，是因为我在上一篇文章承认了自己作为人存在了庸俗的方面，于是他就将我的观点极化为我就是一个完全庸俗的人。这种策略他的学生吴虑也用过，他认为我用了经验一词便是个经验主义者。在此，我想对张伟栋说，如果你要让我们的论辩变成一种私人恩怨，就不要把无关的人牵扯进来。
庸俗存在于我们身上，它也是我们人之为人的因素之一，写诗这个行为本身并不能克服它，只有理性的反思才能克服。意识到庸俗本身就是一种反思，这种反思可以促进我们认识到自己身上的道德缺陷。我们来举一个庸俗的缺乏道德的例子。张伟栋在文章里提到了诗人王敖，并且不乏毁谤，但我敢打包票，张伟栋是没有胆量用他在这篇文章里的语气来直接针对王敖的。作为成年人，我们都知道这种胆怯原因在哪里，那不过是对不同人的地位的势利性判断后得出的安全方式罢了。被看人下菜，我并不是第一次遇到，因此，“你敢用对我的态度来对待***吗？”就是我对许多和我发生争执的人（有些现在还是朋友）的诘问，意味着我十分敏感且愤怒于被人歧视的遭遇。老实说，我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也感到心意难平。在这种歧视里，还有一种诗人特有的虚伪，就是他一方面声称自己的清高，但在实际上行为上却做得比非诗人还过分，他们会把对你的侮辱解释为一种鄙视，我仿佛此刻还能听见他们在我背后的笑声。
坦率地说，尽管我的诗路走并不是很顺利（当然比我更加不顺的人大有人在，有人死了才能获得短暂的关心，就像许立志），但我从不怀疑怀疑自己是个好诗人，张伟栋对我侮辱会让我感到恼怒，但并不会让我对自己产生否定。在某些瞬间，我甚至会对他感到同情，因为他在我的文章里只看了同行之间的竞争，而完全没有看到这里面还留有同行之间的情义。他不认为这是一个更好地展示和深化自己观点的机会，更不会认为，当我在对他的观点进行反驳时，内在着一种尊重的可能。或许他认为我的学识不配和他交谈，或者认为我不可能尊重他，因此在他这篇“小诗人”的文章里只有一种愤怒被傲慢包装出来的对我的谩骂，以及视我不配的轻慢用他那种虚假客气的语气对我进行的嘲弄。但这种心态在张伟栋对“总体性”的崇拜中是可以窥见一二的，他只有对“强”的占据，缺乏了对“弱”的感知，他不会想要空出一个位置留给渴望它的人，他只觉得自己的座位占得还不够多，因此才会将任何一种反驳都视为对他的挑衅，并且在对反驳者作出势利性的判断后激发出恼怒。在我看来，张伟栋可能认为自己已经被知识填充得十分丰盈了，因此不需要通过虚心的体验和交流来获得真理，他已经把真理吃饱了，变成了真理本身，所以他才喜欢用概括和指点的方式对待他的批评事业，视诗人为需要矫正的对象，更在对我毫不了解的情况下谩骂我为驼背小人。
事实上，不是总体性这个概念赋予了狂妄，而是狂妄的他发现了总体性这个宝贝愈加放肆无度。张伟栋在文章里是愤怒的，此刻我在回应之中也是怒气难消，但这是两种愤怒。在利用“时代”这个后缀掩护的“小诗人”概念对我的人格极尽侮辱之后，张伟栋的愤怒变成了骄傲，他开始得意地自卖自夸，炫耀他的见识不仅多，而且早，列举了数十个名人，似乎要衬托我的无知，就差说出一句“楼河是个文盲”了。知识优势似乎变成了道德优势，但这里明显有种认知的谬误被傲慢的偏见蒙蔽了双眼：我们没有发生过其他交流，只有这一文之会，你怎么就断定自己读的书比我多？此其一；其二，就算你读的书比我多，这些书本知识便能保证你的真理优势吗？
当我说自己的诗歌之路走得并不顺利的时候，便意味着我的挫折经验更多，所以张伟栋的知识傲慢对我来说是十分可笑的。在与诗歌的关系上，如果我们同时处于一种反思的状态中，我依然认为行动会比阅读带来更加切实的认知。但张伟栋显然被骄傲和恼怒冲昏了头脑，不但要强调自己读书多（用愤恨的语气），还要炫耀他的见识早，仿佛要争取一个知识上的专利，在这点上，我不得不也要炫耀一下，我在诗坛出道的时候，张伟栋你还不知道是在哪里呢，2011这样的时间点就没有必要拿出来秀了。你的诗歌之路走得比我顺，是因为你的诗写得比我好吗？还是因为你进入了更具优势的体制呢？中国社会一直都有两套话语，场面话和真话，我希望张伟栋愿意接受真话。因此我劝张伟栋真诚一点，作为一个独立的现代人，你瞧不起我，可以直接说，不用拐弯抹角，以为你不指名道姓就可以让我被你的歧视踩得没有招架之力，这是自欺欺人；指桑骂槐的低劣行为更是要少干点。你瞧不起我，我还未必瞧得起你！
张伟栋站在海子的肩膀上就像站上了真理的基座，大加讨伐“小诗人时代”里的诗人的斑斑劣迹和猥琐期望：“小诗人时代更在意大诗人的身份，他们自恋地在自己的简历上写下，非常著名诗人，xxx代表诗人，xxx十大诗人，作品入选xxx课本，受邀参加xxx等国际诗歌节，并被翻译成英法德意奥美俄日等xxx国文字出版。”一言以蔽之，在他定义的这个小时代——我觉得它的庸俗趣味还没有郭敬明的电影那么有想象力——里，诗人都是执着于显示自己身份的名利之徒，但我们来看他自己的行为，他的每一个对自己的引文都要附上它的身份性待遇，什么时间，在哪里发表，背后有个什么事件，以及标准版的自我介绍，那可是注释得极其详尽、一丝不苟，丝毫看不出他对名利有任何超脱的心态。真是缺什么说什么。“历史”这个词在他这里就是个人编年史，以备后世史家探源稽考，未来粉丝含泪崇拜。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他有一张巨细无遗的创作年表，清楚地说明他是多么地看重自己。这种文人的虚荣心我们其实见得多了，他们一方面拼了命地申明自己什么都不在乎，但却随时随地要抓住任何机会表现自己的重要性。
我认为，作为不健全的人格形态，自恋和自我矮化是种一体两面的存在。自恋的人不停强调自己的重要性，鄙视他周围的人，但却易于投入对某个特殊人物的无限崇拜中。在我看来，无论是海子还是骆一禾，都只是无数优秀诗人中的一个，我从不视其中任何一个为完美的诗歌形象而对其不能自已。只要你投入性的阅读，就会发现我们的好诗人何其多哉。我会认为好诗人可能也有程度之分，但我绝不会对任何一个诗人五体投地、全盘认可，他们的身上都存留着人的庸俗，他们的作品同样可以挑剔出瑕疵。但张伟栋显然和我不一样，他视海子等人为一种具有普遍性的诗歌标准，让他们接近了神的地位，于是他自己便成为了神的信徒。因其信仰的高尚性，即使他匍匐在海子的脚下，甘愿将自己矮化为一个小小的崇拜者，也比绝大多数的“小诗人”更加伟大，因为他将在自己的崇拜中获得一种神性的光辉。在这里，我必须反思自己，我不应该与他辩论，我对他的教徒心态了解得太晚了，一个诗人是没有可能和一个将诗歌视为宗教的人展开真正的辩论的。
在解决私人恩怨的同时，我顺便理解了张伟栋的“总体性”。从他对唯美主义者、驼背小人、侏儒、波西米亚人的咒骂中，我们可以归纳出他的总体性是些什么：它是“一种还在生成的系统论”；它反对主体诗学导致的个人主义；它痛恨没有灵魂的个体，痛恨对未来的拒绝，痛恨对总体性的仇视，痛恨对现实和历史的逃离，痛恨钻营，痛恨对历史的无知，痛恨上蹿下跳。张伟栋用省略号表示这个名单可以一直开下去的，但我们完全却可以把握到他的总体性是一种道德优越论和种族主义，历史、未来、现在、灵魂、生成、系统只是在对这种优越论进行修辞。在自我指涉的——总体性痛恨对总体性的仇视——表述中，我们能够清楚地感受到一个自我中心主义者的论调。
我不会对这种总体性有任何期待，这个总体性观念只是放大了持有者内心深处的仇恨心理，没有给他带来丝毫的宽容和友爱，因此张伟栋才会用戏谑而嘲弄的口气挖苦那些想要被他批评（赞扬）的诗人，斥其为“弱小动物”。请注意，这里张伟栋可能会反击说他是在复述我的原意，但我的原文意思是说诗人处于体制化诗歌界的弱势地位，批评家作为占据强势地位的人更有责任改变这种体制的不公。这是个缺乏从弱势的处境去领受友爱的人，他满脑子的对理想的建构都伴随着怒火，所以他斥责我们这个时代是个小诗人时代，而所有影响他建构伟大总体性的诗人——也是除了海子、骆一禾以外的绝大多数诗人——都是小诗人，仿佛纳粹眼里的“寄生虫”。
张伟栋辩解说，他说的是历史，不是历史主义；说的是总体，不是总体化。老实说，我真看不出一个“总体性的历史”和一个“总体化的历史主义”有什么深刻的区别，并且，你说它不是黑格尔的，它就不是了吗？是谁要把“历史”这个概念崇高化，并且以目的性方式来介入诗歌写作和评价的？张伟栋否定自己是在拾黑格尔的边角料，在对我表现出极度的傲慢和不屑的同时，却处处彰显着对各种“伟大”的五体投地。在张伟栋这里，有两种表现值得注意，一是对绝大部分诗人的否定，二是对个别诗人的无限崇拜。在他那里，海子、骆一禾等人就是诗歌的试金石。借着这块试金石，他便大胆地表达了对其余诗人的不屑和失望。在这里，让我也大胆地猜测一下，他崇拜的海子应当是《太阳七部书》里的海子，而不是写了《日记》的海子，因为只有在《七部书》这种宏伟中，才能让一种喜爱之情升华为崇拜的颤栗。这实际上也在他的言论中得到印证：“（要）将海子的未完成性生长为一种普遍诗学”。因此，张伟栋的历史会是什么样的历史其实是可想而知的。他引用海子的著名文章《我热爱的诗人——荷尔德林》来分析他的大诗人和小诗人之别：““第一种诗人，他们停留在既定的自我之内，以狭隘的自我趣味和执念去认识和评判一切，他们的诗歌依赖于既定的经验，以及经验构成的表象，他们需要反复学习修辞才得以表达这些经验与表象，因为这些经验与表象是贫乏的，并不能自动生成崭新的修辞，这一切都是因为这类诗人的主体是僵化的，并无超越的实体。”“另一类则是热爱人类秘密的诗人。”看起来都是极其深刻的表述，但这种深刻不过是在滥用形容词罢了，他承认，如果“自我趣味”不是被“狭隘”这个否定性的形容词限定了，其实是可行的。他担忧的是种过度，但这说了等于没说，任何一个被界定为过度的事物，我们都会共认它不是一种好的事物。他的小诗人是过度化的诗人，我们无需纠缠于这点，他对大诗人的定义同样看起来是种诗歌正确——“热爱人类秘密的诗人”。这是他具有独创性和解释力的所谓“诗学”吗？这难道不是每个期望着自己变得伟大的“小诗人”内心的妄念式自白吗？请注意，这里的主语是诗人，而不是诗，实际上正应和我在《历史主义诗学是必要的还是可怕的》一文中对后朦胧诗神化个人身份的批评。在我看来，“热爱人类”就够了，“热爱人类秘密”就是要把这种普遍的人之常情专断地归属于诗人身上，让诗人有别于非诗人。实际上这就是对诗人身份的特殊化，它作为一个妄念颇为适合许多自恋诗人的遐思。时至今日，仍有许多人认为诗人在人格与能力上超越了普通人。
然后我们来说“秘密”这个词。世界会不时向我们展示偶然的秘密，我承认这点，并且承认自己对此充满兴趣，但我要解释三点：第一，这个秘密是世界的秘密，而不是指人类的秘密，人类秘密是世界秘密之一；第二，对秘密的兴趣是每个人都会有的兴趣，不同人对这种兴趣会有不同的表达方式，诗歌方式是其中一种；第三，最重要的是，秘密这个词的偶然性意味着它具有一种否定的意味。对于最后一点，我愿意尝试讨论一下，在张伟栋这里，他的信仰姿态表明，“秘密”是种可能性，因此也是肯定的；但我认为秘密是偶然的，因此是否定的。这可能是我们最大的观念分歧。在肯定中，总体性的建构当然是可行的，它其实就是海德格尔的筹划（具有目的性），但张伟栋在这里缺乏了对“被抛”的悲剧性领悟，因此没有“畏”，而徒有“解蔽”的勃然自信。在可能性中，我们强调的是未来，而在偶然性里，我们重视的是现在。所以，如果张伟栋的历史诗学与总体观念内涵了这种对可能性的筹划，它其实就是从未来向现在的流动，说它是黑格尔式的有什么问题？这是一种强力哲学，但并不新鲜。
张伟栋说我对他的历史观充满了误解，并且之所以误解是因为我的愚蠢、自大和无知（没读过书），因此“完全不得要领”。以下是张伟栋在《当代诗歌的困境与危机》中的观点摘录，大家可以评价我是否对他的观点进行了巨大的扭曲（当然是否误读我不能保证）。
①“在这里，今天的当代诗最重要的是将诗作为一种方法论，即一套制造文本的方法，而这种方法论和认知是分离的，它不提供认知，只提供诗的制作。”
②“转向问题中很重要的一处就在于，如何从单纯个体的诗歌转向历史的诗歌，我把这种转向称为‘历史诗学的转向’”。
③“我认为‘现代主义的贫困’包含四个层面。第一个层面：历史的消解。总体性的历史消解了，普遍的历史不再可能。……历史消解带来的巨大困境导致了虚无主义的与个人主义的盛行。……第二个层面：个人写作的盛行。诗的写作开始强调个人体验的真理，这种真理以个人私密化的、主观化的、内在化的、审美化的东西作为文学的原则。……现代主义贫困的第三个层面：语言的本体论意识。这也是我不断批评的那种文本化的东西。语言的本体论意识不是真正认同语言为本体，而是强调写作的文本有效性。”（第四个层面是什么我没看到）
④“没有总体历史的个人写作特别容易产生倦怠感，一种被剥夺感，甚至产生一种恐怖感。”
抛开我们之前的分析，我们再来专注以上几条作出解读。我们的问题是，这个历史是事实意义上的历史还是目的意义上的历史。在第一条里，他要求诗歌提供一种认识，这个观点我不反对，但他的判断——“它不提供认知，只提供诗的制作”——以及这个判断背后的心理我要质疑。一个“没有认识、只有制作”的写作方式意味着诗是自动发生的，里面缺乏主体的介入，但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如果它可能，就表明写作要么是在无意识的梦游状态中进行（主体缺席），要么是在不断地复制（主体自弃）。如果是前者，写作便不能命名为“制作”，因为“制作”这个词包含了主体的观察；如果是后者，那我们今天将看到千篇一律的作品，同样有违常识。因此我只能说，张伟栋认为“当下诗”（我已经无法对他使用“当代诗”这个命名）缺乏他想要的那种认知。他想要的认知表现在第二条：“转向问题中很重要的一处就在于，如何从单纯个体的诗歌转向历史的诗歌，我把这种转向称为‘历史诗学的转向’”。对于这一点，他需要证明“历史诗学”的优越性，如此才能排除掉其他的诗歌方案的合法性。这引出了他的第三条判断，但在此之前，我们先来看第二条内部的表述：“转向问题中很重要的一处就在于，如何从单纯个体的诗歌转向历史的诗歌”。很明显，张伟栋认为“从单纯个体的诗歌转向历史的诗歌”是“很重要的”，这便足以构成“历史诗学”优越性的证据。但它其实是个循环论证，只能表明作者的立场，缺乏对他人的说服力。并且我要再次指出，“单纯”对个体的消极性限定会让他对肯定性结论的转向变得无效。我们再来看第三条。它是对“现代主义的贫困”的论述，实际上，只要是“贫困”的（或说消极的）限定，都能导致一致性的否定态度。这一“贫困”据说有四点，但我只看到了三点，分别是：总体性的历史消解、个人（主义）写作的盛行、语言的本体论意识。翻译过来其实很简单，即当下诗缺乏了一种总体性，只聚焦于个人主体的展示。这三点不是并列关系，而是一种总分关系，第一点其实是原因，二三点是现象。换句话说，如果要反对第二三点，那么我们就必须在第一点身上找到方案。在当代写作中，个人写作以及语言意识早已经合法化了，因此作者用“盛行”和“本体论”这样的限定词指责其过度状态，以达到对其进行否定的目的。但这个否定显得太弱了，于是他提出了第四条加强版的证据：“没有总体历史的个人写作特别容易产生倦怠感，一种被剥夺感，甚至产生一种恐怖感。”这句话不够完整，它没有把语言本体论意识加入进去。但这个证据并没有在逻辑上强化总体性历史写作的必要性，反而弱化了它，因为对于任何稍有现代历史常识的人来说，正是“总体性”和“历史主义”本身给这个世界带来了最真切的恐怖灾难，而不是恐怖本身将促进总体化的形成。
在“历史消解带来的巨大困境导致了虚无主义与个人主义的盛行”这句判断里，以及“总体性的历史消解了”的表述中，我们不难获得这样的认识：这里的历史是指一种目的性的历史，而不是事实性的过去的历史；它是从后者那里幻想出来的面对未来建构的历史主义意识。如果没有“目的”概念，实际上也不会有“总体性的历史”这样的概念，因为一个事实性的历史倘若缺乏朝向未来的预言，它就会处于分散状态，难以获得“总体性”，并且让这种“总体性的历史”成为我们行动的指导。换句话说，如果张伟栋认为这个历史只是事实上的历史，它对我们的写作便不能是个约束，而只是一种底限性的必然，即，写作无法脱离历史语境这个事实——这种历史语境是自动附着在作品身上的。只要我们认为人是历史化的人，那么作品也必然是历史化的作品，但这是作品内涵的成分，而不是写作必须实现的目的。
显然，这个事实意义上的历史对批评的价值十分有限，它不构成对写作发生时刻的指示性条件，因此张伟栋需要转化它。我们再来看他在这篇《小诗人》里对“历史诗学作出的”普及性注解：
“（历史诗学）完全不是黑格尔的，也不是历史决定论的，更强调差异与生成，更相信一切必然的都是偶然的，而且来源非常复杂，它首先是一个批判的概念，针对那种非历史化，去历史化、超历史化的奇思怪想，以及那种原子论的，主观经验主义的，绝对个体化的，脱离总体性的虚假历史意识等等，其次着眼于困境对以往历史意识、主体观念、诗学命题以及写作实践展开反思与批判，试图重构一种诗与时代、诗与历史的普遍关联，以期待打开未来的通道。”
这段话前面几句充满了当代诗歌写作中的正确性——“差异与生成”，“必然的都是偶然的”，其实都不复杂。听起来这个“历史”不是黑格尔的，而是本雅明的，因为他说他的“历史”是个“批判的概念”，但如此的话，我们需要做的是重述历史让它崛起为一种革命，而在此之下，所谓的“非历史化，去历史化、超历史化”就不失为一种重述历史的策略。换句话说，如果张伟栋的历史是本雅明的历史，那么他就应该接受个体化、主观经验主义对统治性历史的抗拒，而不是否定它们。我们来看本雅明自己是怎么看待“历史主义”的：“如果有人想问，历史主义的支持者实际上与谁息息相通……答案千篇一律是：胜利者。所有的统治者都是在他们之前的征服者的继承人。因此，与胜利者息息相通总是有益于统治者。”在这里，我们似乎能够理解张伟栋为什么那么傲慢了，并不仅仅因为他认为自己比我更处于诗歌体制的中心，更因为他以为自己站在胜利者一边。这可能也是他为什么崇拜海子、骆一禾等后朦胧时代的诗人之原因。海子的《太阳七部书》被他认为是当代诗人必须予以完成的事业。我不妨引用本人6月10日的一条朋友圈作为回应：“我非常讨厌海子的长诗，这种对宏大的幻想是代入式的，就像他写太阳自己就会变成太阳王。所以我这种讨厌里有立场上的原因，即，我清楚地知道，一个如此宏大的世界被建构起来，我不会是和他同升宝座上的人，而是祭坛上的牺牲品。因此我也讨厌任何的对‘家园’进行神话叙述的诗，比如骆一禾的诗，因为在宏大叙述的建构中，是以血的代价为祭品的。这些诗都是对无情统治的神化，它的美学背景是猩红的血泊。”
张伟栋借西渡之口再次确认了他的历史主义是个什么内容：“海子特别是骆一禾是真正对国家、民族和文化的未来深怀忧心，并以他们的写作‘真正地为他的民族谋求真理’的诗人。其宏大的诗歌抱负完全是从这一目标出发的。不幸的是，这一忧心，这一为民族未来谋求真理的承担，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某些诗歌写作中消失殆尽。”
这种对伟大的痴迷和崇拜我们是多么熟悉啊！在他这里，民族感情和家国情怀是所有诗人写作的试金石，缺乏这些宏大内容，我们的写作将毫无价值。作为一个思想上不无左倾的诗人，我承认自己同样有种爱国感情，但我不会认为这种感情就是超越一切的感情。对我来说，所有的爱都应该有个具体的出发，在人与人、人与世界的亲切中，我们的爱才是坚实的。我们的民族认同在很大程度上也来源于这种亲切，就像我和你——张伟栋——之间，因为有诗歌这个亲切，才会多有一份手足之情。
张伟栋不会承认我对他的上述判断。在我看来，张伟栋的历史意识其实是个既简单化又充满了矛盾的概念，他大概认为今天的经验主义诗歌中的经验表现已经个人化和主观化，因此处于相互离散的所谓原子状态。他为此不满，因为他害怕这种混乱（他称之为恐怖），需要用一种总体性予以控制，为此他提出的药方是“历史诗学”。他要用这个诗学来规范诗人的写作，让诗歌显得不那么技术主义、个人主义、文本主义。我认为，张伟栋所说的历史首先只是一种历史感而已。他既害怕个人化和主观化带来的“原子”般的混乱，但同时又担心我们会认为他是个纳粹，因此只能采用“历史”的弱版本——即基于对事实性历史的概括而生出的一种对人性及其命运的普遍感怀——所谓的生命感便在这里。这是我认为的简单化。但这种弱版本的历史并不能带来他需要的规范性，因为我们会质疑，历史感中如果没有朝向未来、蕴含着对某种可能性的筹划，它将如何从一种宿命般的消极性感受中“重构一种诗与时代、诗与历史的普遍关联”？所谓的“普遍关联”显然是理性的，然而在感受变成理性的过程中需要一个中介，那就是朝向未来的期望（目的）——休谟所说的意志。由此，弱版本的历史升级为强版本的历史。实际上这才是张伟栋真实持有的历史观念，但他的好胜心误会了自己的初心，以为自己仍然在坚持一种基于生命体验的历史。如果他的历史诗学真的在强调“差异与生成”，他为何如此厌恶个人化和主观化？这是我认为的矛盾性。
我们需要这样一个强版本的目的性历史吗？我认为不需要。我们需要的是对事实性历史进行再解释，进而突破目的性历史强加在我们身上的桎梏，这就是臧棣所说的“历史的个人化和语言的欢乐”。这是语言通过“享受”达成的对“历史”的抵制。因为在对历史的回看中，我们总是想要在它的趋势里发现一个应然，于此设计未来以指示我们的现在，说服耽于生活的人放弃他的权力。诗在历史语境中的生成是种自然的结果，这一语境性的历史在写作中并不预设它的规划，但目的性的历史却是种规划性的预设。没有人会否认诗歌具有历史性（成分）——这是任何事物都会具有的属性，因此指出诗歌需要具有历史性不过是句多余的废话，为了避免它不是一句废话，我们只能说张伟栋所谓的历史不是基于过去，而是基于未来，由此，当它变成一种诗学主张就必须予以质疑，它不过是又一种让诗（作为自由）进入一种规训场景的狂想。
张伟栋在贬损我的诗歌观点时是这么说的：“他所谓的‘感兴诗学’ ‘动力诗学 ‘，对个人真实性的冲动与探索，虽然是新的提法，仍然是在‘个人化写作’的框子之内，对他个人的写作可能是有效，但缺少一种真正的诗学自觉”，可见他多么反感“个人化”，但他自己却无时无刻不在炫耀自己的能力、学识和成就。这种炫耀当然有打击我本人的目的，但假如一个人真的持有反对个人化的态度，也不至于用自己的行为来否定自己的观点吧？借此机会我重新解释我所说的“感兴的诗歌动力学”，它是想说明诗歌的发生阶段是应该如何获得真实的，指出的是，诗歌的真实发生主要基于切身的感受，当这种感受具有一定的强度将促使诗的出现，这便是我的观点。中国的感兴诗学有气感和物感两说，因此它既可以发生于伟大的自然，也可以发生在可及的社会和生存状态。如果要硬扯，我们还可以说它可能发生于历史，怀古诗就是一例。张伟栋说这种诗歌观点“缺少一种真正的诗学自觉”，因为它“仍然是在‘个人化写作’的框子之内”，那么我只能认为，他所说的“诗学自觉”是一种具有普遍性、目的性以及真理性的观念，而这，不过是黑格尔历史观的另一个变种而已。但诗显然不愿接受这种规训，因为即使对于事实性的历史，诗人也想要冲破它，正如帕斯所说：“诗并不阻挡时间——它将其否定并使其变形。”
张伟栋对当下诗歌写作“小诗人时代”的贬损，建立在对90年代诗歌写作的否定基础上。他一方面强烈反对我对90年代写作真正进入成熟阶段的评价，推崇他的80年代；另一方面将我认为当代写作主要是对90年代而非80年代的延续的观点，扭曲为我认为当代写作是对90年代写作的复制，因此得出了当代写作是90年代写作的近亲结婚、以至于基因不断劣化的结论。对于他的这种否定，我需要重申自己的看法。我认为90年代诗歌之所以是新诗真正成熟的标志，是因为它破除了诗人的主题迷信和身份自恋，让写作变得更加日常化（常规化）——谁都可以写，写什么都可以。在这个解放的情境中，80年代的写作不是被否定了，而是被涵盖了，海子长诗式的写作形态在90年代以后依然存在，只是不再构成主流。换句话说，90年代诗歌带来的解放瓦解了张伟栋想要建立一种中心化的一元主义诗歌观念的企图。是的，历史诗学依然活在我们今天的诗歌写作中，但它只是无数写作形式中的一个已经不具有竞争力的诗歌主张。张伟栋如果认为它是一种“解救”性的诗学，首先要证明我们已经是个病人，其次要证明它是唯一的灵药。当然他有另外一个办法，就是用自己的诗歌写作来证明他的历史诗学的优越性。但我并不看好这点。
一种真正具有未来性的诗学，首先需要建立在对未来的想象上，而不是试图以历史之名设计未来，这种设计心态实际上正是超级性的个人主义。而在对未来的有限想象中，我们已经看到了今天人的生存境况与90年代的巨大不同。在90年代那里，人的异化体现在个人与集体化体制的关系中，说到底仍是人与人的关系，是种能力危机；而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人的异化体现在机器的拟人性对存在价值的侵蚀，是一种主体性的危机。今天的诗歌主题和形式的多样性远远超过了90年代，遑论80年代。如果认为这种多样性是种混乱，那我倒要认为它是一种丰富。我要再次强调，我们遇到的危机是人的危机，而不是诗歌的危机。
最后我要提醒张伟栋，如果你认为我的《历史主义诗学是必要的还是可怕的》一文便足以构成对你的挑衅，因此你认为用“小诗人”来攻击我是合情合理的，那么我是否应该在你的弟子吴虑回应我的《“绝境”，或曰一次换轨》文章以后同样感到气急败坏？但我不仅转发了吴虑的文章，并且对一个朋友说过我很欣赏他的才华，也对这个年轻的同乡和本家感到亲切。不要辩解你的文章和吴虑的文章毫无关系，他在《绝境》中说我对你的诸多批评“可能不得要领”，你在《小诗人》中将它升级为“完全不得要领”，这不会是巧合。
（感谢诗人王敖提供的观点资料）
楼河，1979年生，江西南城人。诗人，兼事评论与小说创作。曾与友人创办野外诗社，获第二届“《诗建设》新锐诗人奖”。
附：近期重点关注专题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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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5月，活跃在中国当代诗歌现场的诗人、诗歌评论家、学者，展开了一场关于“当代诗歌困境和危机”的专题研讨，这场研讨会上提出的观点和诗学理论，引起了极大关注。根据这场讨论的主要参与者一行、王东东、张伟栋等人的建议，南方诗歌开设“未来诗学”专栏，用以刊发关于这一主题的有关作品。
这是一个特别需要诗歌的时代，南方诗歌秉持“开放、包容、自由”的诗歌精神，欢迎争鸣，并希望为中国新诗的未来，找到更多的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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