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爱情终有果，他决不能让孩子当“狗崽子”！

在送陈家父子回家的路上，陈满建议陈福：“把陈老汉接到八鱼村的话暂时不要再提，因为陈老汉这一支脉人就剩他一个，如果离开这半截窑就等这一支脉就断了，别人会笑话他的。人是活的，生活条件可以努力改变，只要娃有本事肯努力，大人再帮一下会改变生活条件的。红记还小不要操之过急。事情我看好着哩，我再继续做工作，争取把这桩婚事说成！”

在八鱼村家中等候消息的陈母张静看见丈夫和儿子很沮丧地回来了，感觉不妙，试探着问前去提亲的情况。陈福长叹一声，别的没说，就说了一句话：“没想到这女子家里这么困难，委曲这女子了！这事若是成了，有他艾伦难过的日子哩！”

张静通过询问儿子，知晓了陈红记家中的困难情景。她也很伤感。经过一番思量，她同丈夫商量：“不管事情最终成不成，这红记太可怜了，是否先给红记或做或买几件衣服，不要让人家大姑娘家的穿得太破旧。再给点零花钱......”陈福叹息一声：“你看着办吧！”

正月十五以后，陈艾伦大着胆子又去了一趟上甘沟下沟村，正好陈红记一个人在家，看到他突然出现，恍然如在梦中，激动得哭了起来：“我以为你不会再来了......”陈艾伦的心一下子揪了起来，紧紧地把心中的天使抱在怀中。他告诉红记：“我咋能不来？今天来是要告诉你，我妈要带你去宝鸡市转转！”

“真的？”陈红记惊喜地眼泪抖落了一地。她激动地说：“长这么大我只去过一次宝鸡，就是随宣传队去参加汇演，而且是下午去半夜回来，城市里什么光景也没看着。”陈艾伦说：“以后有机会，我一定带你走遍全国！”

“可是，我伯不让我去咋办？”陈红记还是估计养父的感受。

“你找个理由明天去八鱼村，明早我和我妈在家等你，咱们一块去宝鸡！”

宝鸡之行深深影响了陈红记的人生之路。

图6   1974年，淡家村学校教师合影。第二排中是文教干事陈刚峰，右四为陈满，左四为吴志东，前排右二为陈艾伦母亲张静，后排右二为本文作者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宝鸡市，虽尊为陕西第二大城市，西北工业重镇，但城市建设缓慢，交通很不发达，公路都是石子铺的简易公路，路上走的是胶轮马车、人力架子车，自行车都很少。渭河南岸秦岭北麓的农人进城，无论是到县城虢镇，还是去宝鸡，大都是步行几十里。乡下人有的一生没有出过远门不足为奇。陈红记经未来的婆婆张静老师一收拾打扮，一下变了形象，俨然一个学生知青的模样。一行三人从卧龙寺火车站挤上了一趟慢车后，运行将近半个钟头才到宝鸡。在宝鸡老火车站一出站就是人民街，也叫中山街，电影院、百货公司、饭店及市政机关都在这条街，街道上还有着年味未散的气氛，闲逛的人熙来攘往，陈红记紧紧挎着未来婆婆的胳膊，生怕走丢。首先去百货公司，第一件事就是先买一双棉鞋，換下红记脚上的塑料底单鞋。又看到了“凡立丁”的确良布料，张静让红记挑自已喜欢的颜色，里外扯了三身衣服的布料，还买了袜子、内裤、卫生巾，凡是女孩用的东西一并配置齐全，彻府把她武装起来。百货公司出来后又带她去了金台观，站在金台观极目眺望，无限风光尽收眼底，东南远望竟可以看到八鱼塬！陈红记兴奋地说：“天底下这么大呀！”

游完金台观，陈艾伦领着母亲和红记就去了有名的“三好食堂”，买了四笼蒸饺、三碗馄饨。这些红记都不曾吃过，留了一笼给她养父带回去吃。随后他们又去解放电影院看了场电影京剧《红灯记》。这也是红记第一次进电影院看电影，好奇地張大了嘴巴。陈艾伦明显感到。今天宝鸡一行，给他的未婚妻留下了很深影响。

     图7  陈艾伦的影视道具作品

也许是那一笼蒸饺让陈长茂老汉松了口，也许是看到红记穿衣打扮的变化让他动了心，总之陈老汉对陈艾伦不再排斥。经过陈满等人的开导撮合，陈老汉终于认可了陈艾伦。但“上门”到红记家这一条底线不可逾越。

陈艾伦立刻带着两个弟弟，上山伐木，购买门窗，将两间“半拉子”房子变成了门窗齐备、家具全配的崭新住房。万事俱备，只待洞房花烛。可由于陈红记还差一年才到合法婚龄，陈艾伦的两桩心事——一是尽快和心上人完婚，二是尽快离开伤心之地八鱼村，还都需耐心等待。

这颇有夜长梦多的意味。

第一件事是，继父陈福和母亲张静，都应国家政策的变化，即下放回村的公办教师，再次离开原籍农村，返回原先的教书和工作地点。于是陈福回到了宝鸡县教育局，而张静到了八鱼公社淡家村学校。八鱼村家中仅剩下了陈艾伦和妹妹陈爱课，还有一条黄狗。继父陈福和叔父读书后都参加工作在外成家，这在陈氏家族中属于光耀门楣，不免引起本家旁支的眼红仇视。他们恢复工作后“落架凤凰”又插翅飞走，村里人更加羡慕嫉妒恨，不管谁任队長都给他们家“过不去”。这时的陈艾伦处于风口浪尖。

由于陈艾伦“投敌叛国”的罪名还未洗刷，依旧是“戴罪之身”，“袖标王”更有由头刁难他，派他去干脏活重活危险活儿，譬如进山伐木、扛掃把、做山庄（在深山里作务庄稼），他还没有理由拒绝。

1971年4月的一天，“袖标王”要派他去磨盘沟做山庄。这磨盘沟离村子有五六十里地，是在密林边上开垦出的一块坡地，那里常有花豹、黑熊出没，一般人都不愿意去。两个家庭成分不好的老汉和他同去。他一想，这样也清净，免得和村里人打交道。出发前一天他在家闲躺着，却听见有人在门口喊叫。他赶紧出门迎看，原来是八鱼小学校长王子文，教导主任康希斌，他心头不由一紧：这又出了什么事？是不是又要去学校让学生批斗？

王校长的话很快打消了他困惑：我们决定让你去学校任教！”原来，八鱼小学是公办民助的学校，村里要出一半人。现在落实政策，原来的公办教师，譬如张静老师这些人，走的走了，而不合适的民办教师清退了，学校缺人多拉不开拴，村上开会讨论决定，让陈艾伦进学校教书。后来他知道，这是公社文教干事陈刚峰给村上特意打了招呼，指定让陈艾伦担任民办教师的。

这突如其来的变故使陈艾伦不知措。这不是在做梦吧？回家说给妹妹爱课听，妹妹激动得哭了起来。他的弟弟妹妹全都是被“袖标王”以“黑五类”子女为由从学校赶出去而辍学在家的，他一当教师，弟弟妹妹又可以念书了！他想把这天大的喜讯告诉整天替他担惊受怕的母亲，转身撒腿朝塬下淡家村学校飞奔，家中的黄狗也感受到欢快之气，很高兴撒着欢摇着尾巴朝他身上扑，跟着他跑到了淡家村学校，母亲张静吃了一惊，提醒他：“你不要乱跑，小心人家说你！”学校的老师大都认识他，很惊讶地看着他，悄声议论他。他顾不上这些，急忙把今天发生的事情说了一遍。母亲沉思一会儿，充满疑惑地说：“这怎么可能？”

“千真万确！明天就到八鱼小学报到。”

母亲很冷静给了他几块钱，告诉他：“现在天还早，你赶紧去县上教育局，问你爸去！”

陈艾伦没有半分钟的迟疑，抄小路过渭河赶到县城，找到继父陈福。陈福好像早已知道此事。事实上，陈福早已知道公社书记索文耀和文教干事陈刚峰在这件事情上的力排众议和坚决主张。令人感慨和沉思的是，国家一直就有“给家庭出身不好的青年以出路”的政策，而缺的是有勇气、有魄力、有责任感将这种好政策落实到人的好干部。索文耀和陈刚峰正是这样的“良心干部”。陈艾伦有幸遇上了这样的贵人。

陈福严肃地叮嘱了继子几句：“你的好多毛病要改，心气高、傲气重，脾气大、性格直，说话不思考，这些毛病不改你会干不长的！”临别时，陈福又给他掏了几块钱，说：“去给买一管好纲笔，好好备课，多请教别的老师。”

陈艾伦很感激继父既严厉又慈祥的教诲。在县城文具店买了一支钢笔后，撒丫子原路跑回家。来回六十多里路他竟然没有感到疲劳，洗了个冷水澡后很快就进入梦乡……

且说陈艾伦带着一股英气走进课堂，很强势地教训了几个冲着他喊“我们不要狗崽子、叛国投敌分子给我们上课”的学生，最后学生家长赶来学校给他道了歉；他强行坚持用普通话教学，一周时间就教会学生用不太熟练的普通话开始读课文了；他很负责任地为一位不懂“一元二次方程”的数学老师“补台”，为自己学过的数学知识为学生释疑解惑，却遭到这位“滥竽充数”者咒骂敌视。最后学生集体请愿，愿望是“让陈艾伦老师给我们教所有的课程！”王子文校长和康希斌主任经过慎重考虑，终于同意陈艾伦承揽这个班除过体育课之外的所有课程，这个班的学生竟全体起立鼓掌！

一眨眼一个月过去，母亲张静听说了儿子在八鱼学校的种种传闻，特意赶回八鱼村提醒他“不要当出头鸟、不要乱出风头、要学会夹着尾巴做人！”并询问他：“你有多长时间没去上甘沟红记家了？”

一语惊醒梦中人。

陈艾伦猛然想起，上甘沟好久没去了！母亲给了他十元钱，叮嘱他：“赶紧去上甘沟红记家那边看看！这几天多去几趟，帮她家干点活儿。”

陈艾伦急匆匆赶往上甘沟村。进入上甘沟村要穿过两个小村落才能到红记家所在的下沟村。因为在上甘沟水库劳动时多次挨批斗，上甘沟大队的社员几乎都认识他，凡碰到的人都是吃惊的表情。有点面熟的人直接问他：“去红记家是吧？听说你当老师了？”他问道：“你怎么知道的？”那人说：“我娃从八鱼学校回来说的！说你教的好！看现在没事了吧？当时批斗你就是胡整哩！当了老师了，你这个好娃娃又活过来了！”也有人告诉他：“你去学校教书的事上村下原都知道了，早都放了花（满城风雨）了！赶紧去红记家吧，去迟了吃不上饭了！”

半个小时后，他又看见了那熟悉的窑洞，又闻到了那熟悉的羊粪味。没看到红记，只看到未来的岳父大人坐在院子里树墩上晒太阳。他恭敬地叫了一声“伯”，陈老汉头也不抬地“嗯”了一声，就把头扭到一边去了。他清楚这是一个多月没有来的“报应”吧。

他看到院子里放了几个很大的老树根，便赶紧去窑洞里拿来斧子，在磨刀石把斧子磨得锋利，脱掉棉衣挥斧开劈。面对这几个老树根，他把好长时间的压抑情绪都发泄在了斧头上，不一会儿就劈了一大堆木柴，大汗淋漓之后觉得好痛快！眼看中午了，生产队还没有散工，他打算下手做饭。先

看缸里没有水，就找水桶准备去挑水。可扁担和桶都不见，估计是红记上工时挑走了，打算回来时捎上一担水。于是他赶紧穿上棉衣就往上甘沟生产队干活的地方寻去。找了几个地方才找到全队人在挖红萝卜，他在地头看到水桶扁担。干活的社员看到陈艾伦后都停下手中的活儿看着他。他们大多都在批判会上认识了他，也知道他的不平凡的经历，更听说了他命运神奇转换的传奇和与陈红记的浪漫，都以复杂的目光盯着他看。一位妇女喊道：“红记！你看谁来啦？”

陈红记装着没看见也没听见，继续闷着头干活儿。陈艾伦明显感觉她故意不理他，生着他的气呢。他尴尬地笑着和众人打招呼：“你们都在起萝卜哩！”正好他上衣口袋里装着一盒“宝成烟”，给每个男人发了一根烟，尴尬氛围算是有所缓解。有男人问：“学校放假了，过来看看？”他寒喧了两句担上桶就走了。他看到从南山水库里引出来的灌溉渠里的水很脏吃不成，就担桶到甘沟河沟底找到泉眼接了一担泉水，半个小时候担回了家。见红记还没回家，他一想红萝卜挖出后就会就地分给各家各户，他就在院子找了个背篓赶紧朝萝卜地走去，果不其然去时正在分萝卜，他急忙去帮忙抬秤，等给红记家分好一堆后，把萝卜装进背篓背上往回走。红记默默地跟在他身后好几步远，好象不愿意跟他走在一起。他意识忙于学校的事冷落了他们父女俩。他连忙好言好语地道歉、发誓，并一番海誓山盟，笑容才慢慢出现在红记脸上，柔美悦耳的声音在他耳边响起了：“人都知道你当教师了，在塬上上学的学生早都说了。”

陈艾伦连忙问“他们怎么说的？”

“学生们说，挨批斗的这个‘反革命分子’弄到学校教书去了！社员们的反应很强烈，好多说把人死光了，弄个‘反革命分子’去教娃娃，还不把娃娃带到沟里去了？听说还要教六年级，他要是教六年级，我就把我娃叫回来，我害怕这个‘反革命’把我娃教成‘反革命’了！”

“还有人说啥了？”

“反正说啥的都有！”陈红记很兴奋地说着她所听到的种种议论，陈艾伦问她：“听到这议论你不气愤？”

“我才不生气哩，高兴还来不急哩！女人们给我说，红记娃你运气来了，但你要把他抓牢，小心这家伙变卦了！”

“你伯好像很生我的气。”

陈红记有些担忧地说：“他害怕你靠不住，整天说‘河南蛋’靠不住。就是将来成了婚，也会把我红记带走的......”

1972年，社会汹涌的波浪渐渐退潮，民间烟火气渐渐浓烈。腊月间鞭炮声中，陈艾伦、陈红记这对在激浪波涛中结下深情的恋人终于走进张灯结彩的婚房。顺便说一句，这婚房是他们结婚前，由陈艾伦带着工匠做门窗、砌炕、垒灶台，由于他具有绘画功底，粉墙不用说是一把好手。不仅粉刷了自己的新房，还顺便帮邻居粉刷了土墙。

为了安慰双方老人，婚礼举办了两次。第一天在上甘沟办，苐二天在八鱼村家里办。热热闹闹、喜气洋洋，向人们宣示了这桩传奇婚姻修成了正果。陈长茂、陈福出席了两场婚礼，脸上都绽放着喜庆的笑容。

       图8  陈艾伦的雕塑作品

当时没有把户口迁往上甘沟，陈艾伦整天两头跑。直到两年后有了女儿，陈老汉又患了脑梗，失去劳动能力，陈红记家中负担陡增，陈艾伦这才将户口迁到了上甘沟。上甘沟学校正缺教师，经公社文教干事陈刚峰协调，陈艾伦就直接去上甘沟学校教书。他到上甘沟学校后，又是搅动了这所偏僻山村小学的一池春水，带动教师整体水平有了质的提髙，在公社所有学校文体活动竞赛中，敢与姬家殿、八鱼、淡家村三所条件优越的学校抗衡，形成了很大的影响。此乃后话。

当女儿陈米咿呀学语、蹒跚学步时，陈艾伦突然陷入沉思：女儿将来怎么办？自己头上顶着的“叛国投敌”的罪名，会对孩子产生怎样的影响？他们将来也要像自己一样由于父辈的历史罪名而成为“狗崽子”吗？不行！自己一定要洗刷莫须有的罪名，还一个清白之身，也给女儿的未来前程营造一个朗朗晴空！

  他开始在洗刷自身罪名的路途上奔走。想当初为了“抢”他这个“敌人”，东边的英雄村“抢”他，八鱼村的“红袖标”们“抢”他，都想在他身上摘取大的精神胜利成果，可是，此时哪个村哪个人都不愿承担为他洗刷罪名的责任，把责任都一推六二五，让他找县公检法。八鱼村的“袖标王”此时已被社会冷落好几年了，当初批斗殴打他时的威风也不复存在，嘴上的话软了许多：“你的罪行又不是我给你定的，找我有啥用？”顺便说一句，在1976年春季爆发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袖标王”犹如蛰伏的动物一样又活跃起来，穿上已经破旧的绿色“红卫服”，戴上“红袖标”招摇过市，居然以“革命派”的身份参加了县上举行的什么会议，更有戏剧性的是和公社书记索文耀晚上住在招待所的同一个房间。第二天早上他便向组织者报告，说索文耀半夜说梦话，梦话中大骂“文哥”运动是胡整！那架势如同饥饿的猛兽要从猎物身上撕扯下一块血淋淋的肉！索文耀自然否认。毕竟当时已不是凭着喊口号胡指认就把一个正常人任意变为“敌人”的时代了。此事因查无实据而不了了之，但却被八鱼人传为历史笑谈。半年后的金秋十月，占据中国政治舞台十年的“四人帮”倒台，“袖标王”在恓惶落寞中默默老去。

身处1973年的陈艾伦无法预料到三年后的历史巨变。他当时继续为自己的不白之冤奔走，找到县公安局，县公安局说这是当时的“革命造反指挥部成立的专案组给你定得罪名，和现在的公安局没有关系”。“那这明明是莫须有的罪名，你们给我洗刷了这虚假罪名不就得了？”

“那这上级没有政策！”公安局斩钉截铁。

他很无奈地走进八鱼公社大院，向公社书记索文耀、文件干事陈刚峰求助。按理说，这两位贵人已经几次为他雪中送炭，他实在不好意思再打扰他们了。可是，实在是走投无路啊！为了孩子，他硬着头皮找到了这二位领导。如今想来，当时的大环境依旧没有大的改变，二位领导也是爱莫能助。只能勉励他埋头工作，多做奉献，人生道路是曲折的，但前途一定是光明的！

        图9 陈艾伦和他的学生们

茫然无助，孤独彷徨，他独自一人在黄昏时分登上高处，时而向西北遥望着远方宝鸡市区的灯光，时而抬头仰望着浩空的星星，内心嗟叹道，这渺茫的空间何时能看到光明的尽头？回想自己二十年的人生，从“社教”运动开始在在中学生中划分阶级阵线，他就被列为“可教子女”，初三时就因为在同学中的争论中，说了一句“地主也有好坏之分”的话，在班就遭批斗过几次，因此而患上抑抑郁症，长时间失眠，头发白了许多。他在心底不时地吟诵李白的《将进酒》，感悟了“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的含义，也感叹“古来圣贤皆寂寞，”坚信“天生我材必有用”！如今看来，这些磨难都是命运安排给他“屈原放逐、左丘失明、孙子膑脚”式的历练，而助于他日后的历练成器。

陈红记又怀上了孩子。陈艾伦感到身上的担子更重了。

        (未完待续……)

董惠安，男，汉族，祖籍辽宁海城，出生于陕西宝鸡，毕业于西北大学中文系毕业。2000年以来在网络上发表纪实文学《一个东北军后代的回忆》、长篇小说《书生沦落半官场》《谁主公平》，在报刊发表大量针砭时弊之杂文，并公开发表历史政论专题片脚本《追寻盛唐雄风》、社会调查纪实《大创启示录——陕西大学生创业与就业的现实与思考》、长篇小说《神泉》《斜谷》、以陈忠实生平为题材的20集广播剧《呦呦鹿鸣》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