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家语》中说：“昔者明王，必尽知天下良士之名。既知其名，又知其实，又知其数及其所在焉，然后用天下之爵以尊之，此之谓至礼不让而天下治。”这是说贤明的君主一定要对天下名士贤人了如指掌，既知其显赫的名声，更知其优秀的品质，又知他们有多少在哪里，然后授予他们相应的爵位，使其显得尊贵荣耀，那么礼至人来国家就会被治理得井井有条了。可见，孔子将知人尊人用人作为明君的标准之一来考量。这便有了后来的战国政治家尸佼所说的：“人臣者，以进贤为主；人主者，以用贤为功也。”那么古代用人之道有哪些说法呢？

        伊尹说：“智通于大道，应变而不穷，辨于万物之情，其言足以调阴阳、正四时、节风雨，如是者举以三公。”三公者古之宰相，君主之下之人，是古时辅佐国君的三个最高官员，是“坐而论道”之人。三公之才，在于智慧能够与大“道”相通，此“道”应有帝道、王道、霸道之别，是才职责相当。西汉丞相陈平就对汉文帝说有：“宰相者，上佐天子，燮理阴阳，下遂万物之宜，外镇抚四夷，内亲附百姓，使公卿大夫各得其职。”就是说当宰相的职责就是对上辅佐皇上，协和阴阳，对下要把万物都安排妥当，对外要镇抚四方，对内要亲近百姓，要让各级官吏各尽其责。

        唐思想家赵蕤在《长短经》中说：“不失四时，通于地利，能通不通，能利不利，如是者举以为九卿。故九卿之事，常在于德。”九卿宰相之下的中央政府九个高级官员，在中央任职，相当于现时中央政府部门的部长。这于这些人的行事要求是以德服人，做到不违背一年四季的变化，懂得充分利用土地资源，能疏不通的环节，能利用不利的地利。又说：“通于人事，行犹举绳，通于关梁，实于府库，如是者举以为大夫。故大夫之事，常在于仁。”大夫为古代高级官员，一般指地方大员，相当于现时的省市长等。对于这些人的行事要求是用仁爱之心爱护百姓，要了解人情事故，作风正派，使关口和桥梁畅通，府库充实。卿大夫都是“作而行人”做具体工作之人。还说：“忠正强谏，而无有奸诈，去私立公，而言有法度，如是者举为列士。故列士事，常在于义也。”士者就是一般的具体办事人员了，对他们的行事要求就是要用仁义对待人，做到忠诚正直，犯颜直谏，而且没有奸诈之心，大公无私，说话符合国家法律规范。

        西汉博士韩婴在《韩诗外传》中说：“智如源泉，行可以为表仪者，人师也；智可以砥砺，行可以为辅弼者，人友也；据法守职而不敢为非者，人吏也；当前快意，一呼再诺者，人隶也。故上主以师为佐，中主以友为佐，下主以吏为佐，危亡之主以隶为佐。”就是说，做众人导师之人，是智慧如泉涌、德行可作为众人表率的人；做良友之人，是智慧可以磨砺他人、行为可以作为众人辅助的人；做官吏之人，是安分守己、奉公守法、不敢做坏事的人；做奴隶之人，是只图眼前高兴、只要一叫唤他就会连连答应的人。上等国君以导师辅佐自己，中等国君以良友辅佐自己，下等国君以官吏辅佐自己，亡国国君只会用奴隶来辅佐自己。所以，任用什么样的人来辅佐国君，就成了一个国家存亡的关键、得失的根本。

        秦汉著名隐士黄石公说：“使智，使勇，使贪，使愚。智者乐立其功，勇者好行其志，贪者邀趋其利，愚者不顾其死。因其至情而用之，此军之微权也。”就是说，起用有智慧、有勇气，甚至是贪财、愚钝等各种各样的人，各得其所，有智慧的人乐于争相立功，有勇气的人好行展现志向，贪财的人追求自身利益，愚钝的人能够勇于牺牲，根据每人的特点来使用他们，就是用兵时最微妙的权谋。这虽说是用兵之术，又何尝不是用人之道。

        魏文帝曹丕与大臣王朗等人谈道：“昔子产治郑，人不能欺；子贱治单父，人不忍欺；西门豹治邺，人不敢欺。”王朗回答说：“君任德，则臣感义而不忍欺；君任察，则臣畏觉而不能欺；君任刑，则臣畏罪而不敢欺。”在魏文帝心里有这样一个疑问：同样是贤臣，为什么会出现子产治理郑国时而众人欺骗不了他、子贱治理单父时而人们不忍欺骗他、西门豹治理邺城时百姓不敢欺骗他呢？但王朗没有具体的给三人作答，而是借此给出了君王用人治国的三种情况：如果君王以德治天下，那么臣子就会感念君王的仁义，而不忍心欺骗君王；如果君王对臣子的动态能做到了如指掌，那么臣子就会害怕君王觉察，而不能欺骗君王；如果君王靠严刑峻法治天下，那么臣子就会因畏惧被治罪，而不敢欺骗君王。所以，如何使用，就需要君王自己去衡量轻重、权衡利弊了。

        孟子说：“虽有智慧，不如乘势。”势者，时机也。古时用人，强调时机。春秋齐相管仲说：“圣人能辅时，不能违时。”又说：“使贤者食于能，则上尊崇；斗士食于功，则卒轻死。”春秋越国大夫范蠡说：“时不至，不可强生；事不究，不可强成。”所以唐赵蕤在《长短经》中说：“知时者，可立以为长；审于时，察于用，而能备官者，可以奉为君。”一个人的官运或许说的就是他的时运，叫做“时来天地皆给力，运去英雄不自由”，也是常说的时来运转。

        昔时，孔子周游列国，不被纳用而四处碰壁，犹如“丧家之犬”，更有甚者受困于陈蔡两国，他的弟子子路就大怒说：“以前听您说，积善者，天报以福。如今您积攒信义、心怀仁义已经很久了，为什么还处在这么恶劣的环境里？”可孔子却很是泰然，告诉子路说：“一个人能不能遇到发展的机会，是时机的问题，至于是贤明还是无能，这是自己才能的问题。君子博学又深谋远虑，却没有遇到机遇的人太多了，哪里只有我一人呢？”为此，孔子还列举了历史上一系列贤人怀才不遇之事加以佐证，说讲仁义的伯夷和叔齐饿死在首阳山、聪明有才干的王叔比干被挖心、忠心耿耿的关龙逢被诛杀、忠言劝谏的伍子婿被赐死等。连圣人都认为“君子博学深谋而不遇时者众矣”，可见用人要待时机的重要性。

        春秋时的百里奚，先是游历齐国，穷困潦倒，向人乞讨，被蹇叔收留。后到周国以养牛术取悦王子，差点被杀。再到虞国被任为大夫，结果虞国被晋国所灭，成了亡国之臣，被晋国俘虏为奴。最后逃到楚国替人放牛，被秦穆公以五张黑公羊皮赎来，任为大夫治国，助秦国走上称霸。百里奚刚来时就对秦穆公说：“我的才能不如蹇叔，两次听从了他之劝，两次都幸免于难，只有一次未听，就碰了虞国的灭亡。”而秦穆公不这样认为，说：“那是因为虞国国君不重用你，所以他才亡国，这不是你的罪过。”已七十多岁、被迫卖身为奴替人放牛的百里奚，就这样时来运转，得到秦穆公的赏识而重用，以“五羖大夫”而垂名青史。

        《春秋后语》上也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楚国的春申君（战国四公子之一）任命孙子为邑宰，手下人的门人劝阻说：“商汤以亳为根据地，武王以鄗为根据地，都不超方圆百里地，后来他们都夺得了天下。如今，孙子是一个德才兼备的人，然而您却借给他百里的地的势力，我私下认为您有危险。”春申君认为他说得对，就派人去辞退了孙子。孙子只好去了赵国，却被赵国任命为上卿。这时春申君的门客又来说道：“昔时伊尹离开夏朝去了殷商，结果殷商称霸天下而夏朝灭亡；管仲离开鲁国到了齐国，结果鲁国被削弱而齐国却强大起来。德才兼备的人在的地方，他的君王就会受到尊重，他的国家就会感到荣耀。如今，孙子这样一个德才兼备的人，您为什么辞退他？”春申君又认为说得，就派人又请回了孙子。同样一人，用与不用都说得这样有理，表面上看到的是站位角度不一样，实际上是时机变了，才有了不同的认识。

       用人除了时机之外，还有看谁来用、怎么用。东汉未年曹操的手人陈登劝阻曹操使用吕布，说：“养吕布，譬如养虎，常须饱其肉，不饱则噬人。”而曹操却不以为然，认为养吕布“譬如养鹰，饥则为人用，饱则扬去”。东汉末年相争之际，刘备迫不得已来投曹操，被任为豫州牧。有人对曹操说：“刘备有雄心壮志，现在不早早图谋，将来一定会有后患。”曹操问谋臣郭嘉，郭说：“是有道理，但您正在以诚相待，广招天下豪杰，要是现在杀了刘备，其他人也不会来投奔你了，恐怕还要担上杀害贤才的罪名，除掉一个人，天下人都会失望，如此安危之机，不能不谨慎。”曹操认为说得对。可后来，郭嘉又劝曹操除掉刘备，说刘备有雄心壮志且得人心，谋略深不可测，又有关羽和张飞勇将，且誓死效忠刘备，古人有言为“一日纵敌，数世之患”。但曹操考虑到当时正在招揽天下英雄，要向世人表明信义，而没有听从郭嘉的建议，这才让刘备逃过了一劫。所以，用者在人也在时，怎么用更在人也在势。

        孔子说：“凡人心险于山川，难知之于天。天犹有春秋、冬夏、旦暮之期，人者厚貌而深情。”姜太公说：“无使不至，无使不遂。天下所贱，圣人所贵，凡人莫知，非有大明，不见其际。”人心比山川还要险恶，知人比知天还要难。既使他有无所不能、无所不通之才，可天下人却仍看不起他，只有圣人才推崇他。这是因为一般人根本不能够真正了解他，只有非常有智慧的人，才能看清真相。所以用人难，既难在识人，也难在信人，更难在用人对位而不错位、用人适时而不失机。也许这些便是古代用人所求之道。

        我们虽然不是古人，但用人之“道”的需求相通；用人之道内涵虽然不同，但用人之道的德才本性相通；德才的内涵虽然不同，但使用德才兼备的要求相通。所以，古人用人之道，对今人仍有参考借鉴的作用，知古而鉴今，同样适宜于用人之道。

2023.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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